民国时期国际妇女节功能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妇女节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功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0）05－0105－05
20世纪初，在世界妇女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国际妇女节。①[1]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际妇女节传入中国。作为一个舶来品，国际妇女节之所以能被中国社会接受并延续下来，重要原因在于其节日意蕴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并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据第一次妇女节庆祝的组织者何香凝回忆，妇女节是顺应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宣传妇女解放而传入中国的。作为女性的节日，她在中国从出现到普及，以一种形象直观的方式，渐被广大女性所了解，对于女性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国共分立后，国际妇女节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性质和面貌，没有统一的妇女组织领导，也没有形成制度化。但是，基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作为中国妇女共同的节日，妇女节在宏观层面上可以超越这些障碍。这种相通之处为我们探讨妇女节的实际功能提供了可能。
一、两种面貌迥异的节日景观
1924年3月8日，广州市第一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活动，何香凝认为，“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对全国妇女有很大影响，为以后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2](P902)国共分裂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城市和农村举行了节日庆祝。由于妇女政策的差异，妇女节庆祝在中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国统区，妇女节是中上层妇女的一个欢庆休闲节；而对于解放区的妇女而言，妇女节更像是一个战斗的节日。
随着国共分裂，中国的妇女运动一分为二。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妇女运动朝着改良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女权运动方向发展，中上层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陈三井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有如下评价：“抗战以前的妇女运动大多局限于中上层社会的知识妇女，颇有与广大妇女群众脱节的现象。对日抗战爆发后，不论上、中、下层的妇女，或是为了救国，或是为了逃命，或是为了生活，走入社会，直接、间接都参与了妇女运动。”[3](P400)由此可以看出，下层妇女参与妇女运动，多属环境所迫。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妇女节，参加的主体是城市知识妇女，包括女学生、妇女团体、机关职业妇女，节日当天通常会放假半天或者一天。女工偶尔也会参加，放假情况各时各地不同，特殊时刻被禁止参加。尽管某些地方有少量家庭妇女、农妇和女仆加入到节庆中，但从总体上而言，国统区妇女节的参与者还没有普及到普通妇女。批评之声，时常可闻。1939年，桂林庆祝妇女节时，一位炸年糕的老太太说：“我晓得‘三八’节是妇女节，可是我不懂得是什么意思……我看今天来开会的都是你们有学问的人，我想这都是你们的事，所以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敢来参加！”[4]1948年妇女节当天，《申报》发表的名为《走向民主之路》的社论对以往的妇女节庆祝作出反思，认为妇女节参与者局限在都市女性，大多数的乡村妇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八妇女节”。
节日的庆祝方式主要是开纪念大会，会后通常有娱乐节目表演。以1926年上海妇女节庆祝为例。3月9日《申报》对妇女节庆祝大会的定位是“女界同乐会”。会议事项如下：“先报告开会宗旨，次上海大学附中女生唱歌，次景平中学女生舞蹈，次郭沫若演讲女子应经济独立，次余兴，有国乐、拳术、双簧、钢琴独奏、火棍、新剧（寡妇的悲哀）等多种，六时始尽欢而散。”[5]当然，除娱乐外，纪念大会也会通过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提案，有时还会围绕目前存在的妇女问题进行动员和斗争。如，1925年妇女界借助妇女节庆，表达对国民会议组织条例将妇女摈弃在外的不满，及抗日战争期间，妇女界在节日期间往往举行募捐及慰劳伤兵抗属的活动。尽管如此，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国统区妇女节庆祝高低潮交错，基本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这使得妇女节的实际意义受到怀疑。1946年有人批评说：“到了这天，有智识的人站在台上高呼，没有智识的人跟在后面狂喊，忙了一天，一觉醒来，头一天的事全忘了”。[6]罗苏文在《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所谓纪念‘三八’节的初衷和成果，不过是使一小部分女性得以参与女界社交活动的机会，分享群体的休闲而已”。[7](P636)作者完全忽略国统区节庆的积极作用固然有失偏颇，但将节庆参加者定位为一小部分女性，目的是为了参与社交活动，分享群体休闲的看法则与本文结论相符，也是符合事实的。
共产党最早在1932年独立庆祝妇女节，庆祝方式灵活多样。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对妇女节给予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给当时人造成妇女节是共产党人节日的印象。与国统区的刻板程式相比，解放区的妇女节庆祝活泼紧张，充满了战斗气息。
邓颖超在1938年妇女节庆祝时发表文章，提出：“‘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表示自己团结力量，检阅自己力量，检阅过去一年工作，提出新的奋斗任务的日子”。[8]综合共产党中央针对妇女节发表的通告和工作决议，以及解放区各地报刊发表的社论及报道，可以这样认为，在解放区，妇女节成为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的标志性节日。中央和各地在这一天，大都会检阅过去的妇女工作，总结经验和不足，结合当前和当地的形势，提出具体并适宜的工作任务。1939年山东庆祝妇女节时，要求检查妇女工作，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纠正缺点和错误，“作为将来妇女工作的准绳”。其他各地，如华北、晋东南也在节日期间，提出当前妇运面临的主要工作任务。妇女节时发表的其他文章，有的是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有的是关于妇女各种权利的争取和保护，但更多的是就目前面临的形势，提出工作建议，号召妇女付出和奉献。
解放区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庆祝节日。节日前，节日筹备组通常会组织下乡队进行宣传，区、县、乡、村、工厂和学校均为庆祝单位。1940年，边区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盛大纪念活动。活动的内容主要有演讲、举办妇女生活展览会、开运动会、示威游行、举行自卫军检阅、举办晚会等。但是，在解放区，妇女节日远不止举行庆祝活动这么简单。更多时候，解放区妇女通过自身的工作和生产来庆祝这个节日。中央和各地往往以节日为契机，发动一个新的妇女工作高潮。以1934年为例，“三八”节前，各地大都举行工作突击，内容包括发展女党员和团员、做草鞋、建立托儿所、扩大赤少队、推销公债等。见珍（李坚贞）对此给予总结，认为“三八”节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动员，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完成了制作15万双草鞋的任务，但发展一倍的女党员及动员妇女参加春耕等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在总结原因之后，她提出要以“三八”工作经验来准备“五一”工作。[9](P385－390)可见，在解放区，妇女节的意义超越了三月八日这一天，成为妇女日常工作的一个时间段。
自1943年开始，经济工作成为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该年妇女节，蔡畅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论。社论称：“最近中央清算了过去妇女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正确指出了今后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新作风。要求每个妇女工作者，深刻认识经济建设对于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重要。而经济工作正是今天妇女对于抗战贡献最大与最适宜的工作”。从该年开始，解放区妇女往往以生产突击的形式来表达对节日的庆祝，展示妇女生产成绩、交流生产经验、奖励劳动英雄成为妇女节日的主要内容。1943年，延安妇女节举行盛大集会，到会五千妇女，一边开会一边生产。劳动英雄马杏儿得到奖励并被广泛宣传。1947年，太行区妇女为迎接和庆祝妇女节，进行生产突击，总结生产成绩，交流生产经验，奖励生产英雄，提出生产竞赛。在政府的宣传号召下，解放区的广大妇女积极生产，用这种奉献付出的方式纪念自己的节日。对其而言，妇女节不是一个喜庆的休闲的节日，而是伴随着紧张的工作、生产和战斗。通过这种方式，妇女们加强了责任感，为自身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二、妇女节与妇女团结
自戊戌维新时起，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股“群学”思潮。这股思潮发展到20世纪初，更加活跃，“合群”之说广为流行，一部分进步女性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妇女节的出现，顺应了这种思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将妇女团结起来，以群体的面貌参与社会生活。节日所独具的凝聚力，将女性同胞聚集在一起，催生巨大的情感认同和一致的政治追求。
从妇女节传入中国那天起，中国的政党和妇女团体都或深或浅地意识到了妇女节与妇女团结之间的关系。1924年，中国第一次庆祝妇女节时发布的传单开头，即为“是日也，所有妇女，当为一大同团结”。1925年，天津庆祝妇女节时，主席在开幕词中称：“今天是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开始团结的纪念日，也是我们没组织、素无团结的中国妇女，应该实行开始团结的一天。”[10](P332)1939年，延安庆祝妇女节时，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演说，第一次全面阐释了妇女节和妇女团结之间的关系。演说中明确提出，“纪念‘三八’，开大会，干什么呢？就是要结团体”。演说在肯定了妇女的力量后，提出“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11](P285－287)
妇女通过参加节日庆祝，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彼此的团结。1924年，在广州举行首次庆祝妇女节，人数并不多。次年，节日庆祝扩大为广州和北京两地。1926年，不但各大城市的知识女性，就连城市女工和少数乡村妇女，也参加到节日中来。为吸引女性前来，节日庆祝常常伴随游艺活动。1938年，武汉庆祝妇女节时，在汉口和武昌布置了两个游艺会。由于宣传到位，节日当天虽然大雪纷飞，仍吸引了众多妇女前来参加。一位工作者认为：“看见平常不参加救亡工作的妇女大众对抗战表示热烈的情绪，真是最令人愉快的一件事，因为这就是他们参加抗战工作的先兆。”[12]尽管妇女前来多受游艺活动吸引，但由此走出家门，进入到节日庆祝中，便是一大进步。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了妇女节的动员和庆祝，农村妇女参与到节日中。1940年，晋察冀边区行唐县举办的庆祝活动，参加者有“穿花鞋子的大闺女，有穿红裤子的新媳妇，有的牵着两三岁的孩子，有的抱着刚出世的小妮，还有七岁的小女孩背着背包参加，白发的老太婆扶拐棍到会”。[13](P293)1941年，参加延安妇女节庆祝的，不但有知识妇女，还有来自几十里外抱娃牵孩的农村妇女。《新中华报》在报道中写到：“他们被招待坐在最前面一排，与带着荣誉花的模范妇女、模范妇孺工作者、医务和保育工作妇女同志在一起。好多女同志都插杂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谈话，给他们抱娃，分给他们馒头做午饭，他们之间亲昵得没有一点隔阂，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要求汇合在共同事业的交流中，每个人都掬起了一阵阵兴奋和愉快。”[14]报道固然有美饰夸大的成分，却可以看出当时的融洽气氛。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妇女节的庆祝使妇女走出各自独立的家庭，进入到女性集体当中，在群体中汲取新文化，寻找新的认同。
妇女同胞结团体，为的是什么？综合民国时期各种报刊杂志对妇女节下的定义，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一是求得解放。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警醒自己与集合自己的力量，以参加革命运动，求妇女解放的日子。[15]此处“解放”，随政治环境有具体内容的变化。另一则是团结示威，检阅力量。什么叫“三八纪念”？这是我们不受压迫、痛苦的妇女同胞举行示威、检阅战斗力的国际日。[10](P594)妇女同胞结成团体为解放作出努力，是妇女节的精神号召。而在节日当天，广大妇女通过庆祝节日，结成群体，可以实现团结示威、检阅力量的目的，还可以藉由节日，提出自己的要求。国共合作期间，妇女节的庆祝常常伴随着向政府请愿。1927年，武汉庆祝妇女节时，湖北劳动妇女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内容涉及女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共分裂后，解放区各地庆祝节日时，通常会检阅妇女武装。1940年，延安妇女节的庆祝共进行了7天。其中，第2天和第3天是妇女运动会。运动会的内容分为球类比赛、集体舞、脚踏车比赛、女自卫军检阅、骑兵队。通过这些方式，从体力上检阅妇女，增强了妇女的战斗力、凝聚力和自信心。
蔡特金在其起草的《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中，指出妇女节必须有国际性。“三八”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实行联合的节日。中国的妇女节庆组织者对此也给予重视，节日当天向许多国家的妇女致电，表示希望亲密合作的意愿。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性别压迫被社会危机、民族矛盾所掩盖，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对立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际妇女节，这个最初具有女权意义的节日，在中国，是女性和男性均可参加的节日。妇女节日团结的不仅仅是广大女同胞，还有男性同胞。
三、妇女节与文化传播
在民国社会，妇女节具有向妇女进行文化传播的功能。这种文化包括妇女解放理念和政党的政治文化。妇女节作为一个节日，必定承载特定的节日意蕴。如前所述，妇女节传入中国，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妇女解放理念。按照节日引入者的预想，这应该是妇女节的首要功能。但是，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妇女解放与国家、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政党利用妇女节，向妇女进行政治文化传播，而妇女本身的解放则退居次要地位。国共两党采取的文化传播方式大致相同，共产党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主要方式有：节日前，通常会进行沿街或下乡宣传，张贴口号、标语和油画；纪念大会当天，社会名流或妇女运动领导人发表演说，有时利用电台广播；节日期间，各大报刊发表社论，有时会出妇女专刊，妇女运动家利用报纸发表自己的看法。妇女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集中发表妇女问题的公开合法途径。从广义上而言，妇女节的娱乐活动，如观看新剧和免费电影等，以及会后的游行，都可看做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女权运动与国民革命合流。“国民革命”成为妇女解放的前提。国共两党对此达成共识。因此，妇女节的政治宣传将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号召妇女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到国民革命中。第一次庆祝妇女节时，国民党散发的传单中即写到：“而欲求妇女解放，则必于一国革命党经奋斗构成之社会秩序中乃能得之。故在中国，此妇女日之遵守甚为重要。盖是日也乃借以警醒妇女群众，使了然于中国国民党所倡导之革命运动之目的，而图其实现也。”[16]国共分裂后，两党互相攻击，妇女节的宣传也不例外。1928年，国民党庆祝妇女节时，南京妇女运动委员会散发的传单中攻击共产党的妇女节“想利用机会煽惑一般无识的流氓”。共产党关于妇女节发布的工作决议明确规定了政治宣传的内容，宣传手段具体多样。如1932年的工作决议，要求“党在三八节中要将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阶级的罪恶，与白区、苏区劳动妇女的生活，印刷各种简单清楚的宣言、传单、歌谣、画报、小册子等刊物，向劳动妇女群众做广大宣传”。[17](P102)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成为节日宣传的主题。例如，《新中华报》关于妇女节的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在国家、民族的命运面临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来谈妇女解放是梦想，号召妇女配合抗战，为新中国而斗争。共产党在1939年的节日工作决议中，要求“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8]抗战胜利后不到一年，国共内战爆发。由于政治目的明确，开展社会政治运动的方法熟练，在此阶段妇女节的传播竞赛中，共产党明显占据优势。而国民党在前期未能有效地利用这一传播工具，面临后期的军事颓势，使它无暇顾及妇女宣传及动员工作。
妇女节成为文化传播的方式，至于这种文化传播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为妇女所接受，则不易评判。首先，国统区妇女运动的参与者集中在中上层妇女，这是局限之一；其次，解放区恶劣的生存和斗争环境，使得这种传播在多大范围进行成为疑问；再次，民国时期妇女教育虽有进步，但文盲仍占绝大多数。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妇女是文盲，这种情况降低了报刊杂志的传播功效。另外，与前两种节日功能相比，这种文化传播在节日之外依旧进行。这些均对妇女节的文化传播功能打上折扣。尽管如此，妇女节成为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妇女节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信息传播的对象是女性同胞。将妇女组织起来参与节日庆祝，节日之前的宣传以及与节日伴随的演讲、游行、游艺、观看新剧电影以及运动竞赛等，都以一种易于接受的方式行使了文化传播的功能。对共产党而言，妇女节的宣传始终处在政党的严格指导下，从宣传内容到方法都作了详细规定。尽管没有明确资料显示这种传播的功效，但广大女性，尤其是解放区妇女的实际表现，可以看做对此问题最好的诠释。通过对妇女的政治文化传播和动员，妇女生活融入时代主旋律。
收稿日期：2010－07－21
注释：
①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专著，见孔寒冰和许宝友合著的《国际妇女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论文见陈雁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国妇女运动的特殊场域与公共文化空间》（《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魏建克的《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三八”妇女节纪念及其历史价值》（《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都对这个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国际妇女节在民国时期承担的节日功能进行探析。
标签：中国节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