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阵、精骑与陌刀——隋唐与突厥战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厥论文,方阵论文,隋唐论文,战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3)04-0041-11
大统六年(540)，突厥与西魏的军事战争见于中文史籍①。实际上，可能在更早一些年，突厥已经每年在河水结冰后侵扰西魏的北部边界，通过劫掠来补充游牧经济之不足，满足日常生活之用②。时人称突厥“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③。可见突厥在历史舞台甫一登场，即显出了弓强马壮、精于骑射、迅猛快捷的骑马游牧民族特点。
突厥人“重兵死而耻病终”④，以军事、战争为日常生活[1]。突厥汗国从立国伊始，即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在不断征战中走过了几个世纪。突厥所恃者，弓马也。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⑤。在古代战场上，战马相当于飞机坦克之效力⑥。因此，突厥骑士骁勇无比，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北周大定元年(581)，杨坚废周自立，建立隋政权。隋建国伊始，即引发突厥大举进攻。之后，隋与突厥的战争持续不断。隋末，东突厥控弦之士百万，兵强马壮，为北亚霸主。武德元年(618)，隋朝覆灭，唐取而代之。新兴的唐王朝立国未稳，突厥部落已逼近唐首都长安。突厥为隋唐帝国的主要威胁。
作为中原国家，骑射远远逊于突厥的隋唐帝国，如何阻挡突厥南下牧马的铁蹄?易言之，隋与唐采用了何种战略战术与突厥较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只从军事技术的层面，探讨隋唐与突厥作战方法的演变，以期推进隋唐与突厥关系的研究。
一、方阵
虽然开皇二年(582) 突厥沙钵略(Il külüg 
bagha 
qagan)发五可汗之兵40万，大规模南下攻隋⑦，但史书中对隋与突厥的作战方法很少记载。十几年后，因杨素独树一帜，改变隋惯用战法，隋代战术才见诸文字。
《隋书》卷四八《杨素传》云：
(开皇)十八年(598)⑧，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赐物二千段，黄金百斤。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⑨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⑩，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
《隋书·杨素传》所记虽然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但从“先是”二字可知，隋与突厥交战，隋军将领均采用“方阵”这种作战方法。所谓“方阵”，即由步兵、车及骑兵三部分组成，战时步兵与战车交错，将抬着的鹿角(即削尖的带枝树木，形如鹿角，又称“拒马”)半插入地，构成方阵，骑兵位于阵中央。步兵与车夹杂鹿角组成的方阵，是为了限制和阻止突厥骑兵的冲击。故而《资治通鉴》胡注概括说：“此古法也，虽卫青、刘裕未之能易也，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也。”
关于隋与突厥作战方法，还有一条记载可供参考。《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大业三年(607)条(11)云：
法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钩陈，曲阵如钩，象天之钩陈星)。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
周法尚虽然是针对如何保护出行的天子所说的，但他的“结为方阵”云云，还是隋对付突厥的战术，正可补充上引《杨素传》一段记载的不足。据此可知，隋步兵与车组成的方阵，要充当壁垒，“四面外拒”，即针对防范来自外面的冲击，步兵要与车配合，车弯曲排列，间以鹿角，交错形成钩状，这样可以减小突厥骑兵的冲击力，限制骑兵的奔突活动。随着车和鹿角对突厥骑兵的阻拦，破坏了突厥骑兵的阵型，这样步兵可以冲到车外作战。如果步兵击败敌兵，在阵中间的骑兵再出来追击。这是一种保存骑兵力量的作战方法，是典型的消极防守之法。杨素抨击这种战术为“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正是对其特点的准确概括。
这种战法的消极作用，还可以举唐代一次战败的军事行动为例。《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12)云：
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13)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师还，文度坐处死，后得除名。显庆元年(656)唐遣程知节征讨贺鲁。当时的军事力量，尤其是骑兵力量，与隋开皇大业时期有天壤之别，故而苏定方能够“率五百骑驰往击之”，驰骋逐北，横扫千军。但因王文度嫉贤妒能，在敌弱我强的局势下却采用了消极防御的方阵法，致使唐损马疲军，出师无功。王文度所用的方阵，与隋方阵法不完全相同，但同样是不求进取、避免主动出击的胆怯保守战法。这种战法在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保之策，而在唐远征贺鲁时，则成为荒唐可笑之法。王文度“结为方阵”的结果，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隋方阵之法的弊端也于此不难想见。
中古战场上，骑兵的多少、强弱往往成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力量。当游牧民族骑兵多时，定居民众无力抵抗，就多用车布阵，以期缓解敌方骑兵的冲击。距隋与突厥方阵战一百多年后，哥舒翰对阵安禄山，也使用了车阵。《安禄山事迹》卷下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条注云：
初，(哥舒)翰造毡车，以毡蒙其车，以马驾之，画以龙虎之状，五色相宣，复以金银饰其画兽之目及爪，将冲战，马因惊骇，从而攒戈逐之[2]。
哥舒翰的毡车战法，是以画以猛兽的毡车惊吓安禄山的战马，阻挡并破坏安禄山骑兵的进攻，从而趁敌人混乱时形成反攻。现在看来，此法近乎儿戏，但是哥舒翰仓促应对从范阳直冲西进的安禄山而采取的无可奈何之策。安禄山不但“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3]，而且“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4]。范阳战马精兵无敌于天下，这支以骑兵为主力的精锐蕃胡军队成为安禄山起兵的基础，给唐以沉重打击[5]。哥舒翰率领匆忙招募的乌合之众，自然不敌兵强马壮的安禄山蕃兵，因此，毡车法虽是下策，但哥舒翰用之，也是情非得已。由于骑兵力量对比悬殊，哥舒翰兵败，毡车法土崩瓦解，也是必然的结局了。
与哥舒翰以毡车应对安禄山相似，隋代的方阵法也是在骑兵无力抗衡突厥的形势下采取的战术。隋方阵法只想保存微弱的骑兵力量，骑兵藏匿不出，让车与鹿角、步兵组成的方阵直接面对突厥骑兵，消耗突厥力量，迫使突厥败退。这种消极防守的战术，与隋修长城异曲同工。
关于隋代修缮构筑长城，学界研究较多，一般认为隋大举修筑长城有开皇元年四月、年末、开皇五年(585)、开皇六年(586)、开皇七年(587)、大业三年(607)、大业四年(608)等7次(14)。实际上隋修筑长城的次数可能超过史籍中的记录。如《崔仲方墓志》记载：“随(隋)文作相，令公巡行长城五千余里，废置城镇”(15)。崔仲方是隋文帝夺取帝位的功臣，深得信任(16)。杨坚在大象二年(580)五月任左丞相，至大定元年二月取周代之，其间数月，即派亲信“巡行长城五千余里”，表明隋文帝还未正式登基，既已开始加强长城修缮及周围城镇建设(17)。崔仲方巡行长城，成为隋文帝建国的必要条件，长城在隋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此后，隋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如开皇五年，“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18)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19)。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6]。大业“三年七月丙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7]。隋构筑长城，目的在于防御突厥。隋代对修筑长城的重视，修筑长城之频繁，表明修筑长城已成为隋代国策。长城为军事防御工程，隋以修长城为国策，体现了隋对突厥的战略，即：设置守备，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
隋与突厥作战中的方阵法，并不是孤立的战阵法，而是与修筑长城一样，都是隋对突厥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防御。开皇年间，梁睿因突厥强盛而上书，“陈镇守之策”，他指出，突厥“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因而他上奏只能“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的计划(20)。梁睿的“镇守之策”，即防守战略。这一战略得到隋文帝首肯，隋炀帝仍执行不改。隋代实行这种战略，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力量不足以和突厥对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突厥“倏来忽往，云屯雾散”的游牧民族战术，使隋找不到进攻或反击的有效方法。
“自固之道”的方阵战法，充分体现了隋的军事防御战略。关于方阵战法的应用，我们可略举一例。《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四年十二月条(21)云：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
这是隋与突厥作战最英勇壮烈的一次。达奚长儒面对强敌，采用的是移动的方阵法，即：在激战时，四面抗拒，设鹿角阻挡突厥骑兵，步兵拼死血战；而方阵被冲破后，则逃散再聚，重组方阵。这样长期间与突厥硬拼，顽强而惨烈地四面抗拒对抗突厥铁骑，不屈不挠，终于压住了突厥的气焰，使突厥退缩。达奚长儒把隋方阵战术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是隋与突厥战争中极少的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故而隋史大书特书，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动容。
胡三省在达奚长儒殊死决斗之后，写了一段清醒的注释，其文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五兵咸尽，士卒奋拳击虏，以言死斗则可；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观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达奚长儒手下将士赤手空拳的拼搏，自然无法战胜突厥精兵，突厥的撤退，是败给了达奚长儒苦战不屈的气势。正如胡三省所言，“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达奚长儒必全军覆没。达奚长儒的勇气可以暂时震慑突厥，但战场上的胜负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其实不只是达奚长儒，整个隋朝都无法在战场上阻止突厥锐不可当的攻势。方阵战法，只是对突厥的凌厉攻势起到一点缓解作用而已。
我们再回到上引《杨素传》上来。隋代的方阵，是无法与“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的突厥抗衡的，而且行军时运载战车、抬着鹿角，既沉重笨拙，又缓慢，与迅猛快捷的骑马游牧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杨素抛开战车和方阵，“令诸军为骑阵”，即直接使用骑兵，趁敌阵未整，与之逆战，攻其不备，因而获胜。
杨素大胆使用骑兵与突厥作战，还有一例，《资治通鉴》卷一七九仁寿二年(602)条云(22)：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帅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
杨素率领骑兵追击，“转战六十余里”，显然已经抛弃了战车和鹿角。杨素这次之所以能取胜，除以骑兵追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突厥思力俟斤带着大量掠夺的人口、牲畜而行，显然处于劣势，杨素的胜利有侥幸成分。在整个隋代，杨素这种以骑兵对战突厥因而取胜的例子十分罕见，可能杨素是唯一的一个。而方阵法，才是隋对抗突厥的主要战术。
杨素的“悉除旧法”的创新，表明隋方阵不足以应对突厥，方阵之法必须改革，否则只有失败，最多也只能做到自保。但隋代并未完成这种作战方法的改革，因为像杨素这样以骑兵对阵骑兵，必须两军旗鼓相当。如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则不能持久，必败无疑。而事实上，隋并无足够的骑兵与突厥抗衡。若想最终战胜突厥，必须另择战术，使用新的军事方法。
虽然隋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处于劣势，但终隋之世，突厥对隋的打击并不甚严重，甚至突厥本身反而由强变弱，一度启民可汗附属于隋。隋与突厥的势力消长，除陈寅恪先生所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8]因素外，隋文帝采用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军事方针[9]，有效地分化瓦解了突厥的军事力量[10]，是隋削弱突厥的根本原因。但在对突厥的军事上，隋极少建树，长城和方阵，只是防守和自保而已，对突厥，隋并无一套行之有效的积极战术。
对突厥的新战术，只能留给唐朝来发展完善了。
二、精骑
大业十一年(615)四月，“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选补官员，发河东兵征讨盗贼(23)。李渊父子因之到太原。八月，隋炀帝在雁门，为突厥始毕所围。李渊于河东征兵，“声势继进，故得解围”[11]。这是李渊首次利用太原兵马与突厥交锋。十二年(616)十二月，李渊为太原留守(24)，全权统领河东兵马，防御突厥。
太原为隋军事重镇。《隋书》卷四五《庶人谅传》(25)略云：
(开皇)十七年(597)，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遂讽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高祖从之。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贮纳于并州，招佣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
汉王杨谅之所以能在太原广招兵马，大修武备，作为谋反之资，就是因为“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可见太原在防御突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屯兵太原，其使命就是防御突厥。
在这种政治、军事背景下，李渊父子到太原赴任。这不但直接导致了唐朝的建立，而且在突厥与中原王朝战争史上，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太原时刻面对突厥的进攻，到太原，就等于站到了与突厥交锋的前线。李渊之职，即“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面对强敌和重任，李渊曰：“匈奴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汉魏，历代所不能攘，相为勍敌者也。今上甚惮塞虏，远适江滨……以此击胡，将求以济。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惠，在兹一举。”[11]据此，李渊成竹在胸，自有驭敌长策。
李渊是如何应对连隋炀帝都退避三舍的突厥呢?易言之，李渊以何种力量、以什么战术与突厥交战呢?《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了李渊练兵的详情。其文云(26)：
既至马邑，帝与(王)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仁恭以兵少，甚惧。帝知其意，因谓之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廵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当今圣主在远，孤城绝援，若不决战，难以图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亲，言而诣理，听帝所为，不敢违异。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尝卒与突厥相遇，骁锐者为别队，皆令持满，以伺其便。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以其所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战者，常不敢当，辟易而去。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帝知众欲决战，突厥畏威，后与相逢，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由于久在太原接触突厥，李渊对突厥所长及生活习惯有清楚认识。他对突厥的策略，即“同其所为，习其所好”，不但在骑射上向突厥学习，师突厥长技，而且使士兵完全突厥化。他“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是一个大胆而有创意、有魄力的尝试，即：不仅以突厥的作战方式训练兵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如突厥，逐水草而居，驰骋射猎，使士兵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变隋兵的面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李渊部下精兵彻底突厥化，甚至突厥遇到这些兵士时，也都无法辨伪，认为是突厥部落，真正做到了以假乱真。因此说，李渊的长策与战略，即完全取法突厥。之后与突厥作战，李渊使用的就是这些善于骑射、与突厥不辨真伪的精骑。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和征服突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作战有两大特色，一是深入敌阵，二是出奇兵。《旧唐书》卷六〇《淮阳王道玄传》略云(27)：
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始终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太宗也认为“深入敌阵”为其作战特色。其具体事例，如武德元年(618)攻打薛仁果，《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十一月条(28)云：
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阵，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睺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
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在与罗睺的对峙中，李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阵”，是制胜的关键。正因为李世民带领的精骑深入敌阵内部，“唐兵表里奋击”，才转败为胜。不仅如此，在对薛仁果的致命一击中，李世民更是冒险深入。观李世民和诸将的对话，可知他抛弃步兵，放弃攻城的工具，轻装前进，轻骑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一直深入到敌方城下。这种深入敌阵的作战方法，使秦王最终讨平了薛仁果。
李世民出奇兵的作战方法，更是不胜枚举。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617)八月条(29)云：
(李)渊与数百骑先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渊使殷开山趣召后军。后军至，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阵于城东，世民阵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阵，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振……遂克之。
又如上论李世民与薛仁果部将罗睺酣战时，李世民“以劲兵捣其背”[12]，“出贼不意，奋击大破之”[13]。再如《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620)四月条(30)云：
(宋)金刚尚有众二万，〔戊午〕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世民遣总管李世勣与战，小却，为贼所乘，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阵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
据上引可知，李世民用兵，常出其不意，率领骑兵或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后，或在侧面迂回奋击，或正面直接冲击。面对这种迅捷的奇兵，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李世民也因此大获全胜。
不论深入敌阵还是出奇兵，仰赖的都是风驰电掣的骑兵，即《通鉴》所记的“精骑”。也就是说，灵活机动地运用精锐骑兵，是李世民的战略战术，也是唐平定隋末割据势力、直至横扫塞北的基础。追根溯源，李世民所使用的战术，正是突厥的作战方法。李世民在太原身先士卒地学习突厥战法，驰骋射猎，一同突厥，因而能够建立赫赫战功。从这种意义上说，突厥的作战方法，直接影响了唐帝国的建立。
李世民受突厥影响，还不只是停留在师法突厥战术的层面，尚有更为深刻的内容有待发掘。终其一生，李世民都对骑射游猎情有独钟，欲罢不能，以致长孙皇后临终前谆谆劝诫太宗要“止游畋”(31)。群臣对“畋猎”的进谏，更是史不绝书(32)。以下略引两段史料进行说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627)条云：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赡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
孙伏伽明确指出，太宗之好骑射，是“少年为诸王时所为”。这也正如太宗自己坦言的，“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33)。究其原因，当是李世民在太原时，“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结果。游畋、骑射，是突厥主要生活方式，李世民受其熏染，又刻意学习，骑射之好，沦肌浃髓。同书卷一九五贞观十一年(637)条[14]6131云：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这段太宗君臣的对话，值得细究(34)。从初即位时孙伏伽进谏，到十多年后群臣上封事，太宗游猎之好，一直未能改变。太宗喜好游猎，认为其与武备有关，而群臣认为游猎不符合帝王行为规范。这实际上体现了两种观念和文化的冲突。突厥等游牧民族，频繁游猎，认为游猎是军事教育，是国家武备的保证；而在中原华夏文化中，游猎是荒淫之举，是帝王的过失，应力戒之。魏征深知华夷观念之矛盾，因而不置可否，令太宗自行抉择。从太宗对游猎与武备的认识上，可以看到，突厥对太宗的影响，不只是在风俗、习俗上，而是深入了太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中，使太宗在思想上认同了突厥的观念。游猎之辩，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太宗处在文化的两难之境，虽贵为天子，仍无可奈何。
太宗与突利的香火盟，更能说明问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世民用突厥法，与突利结为香火兄弟(35)，“故突厥可视太宗为其共一部落之人，是太宗虽为中国人，亦同时为突厥人矣!其与突厥之关系，深可惊讶者也。”(36)也正是因为太宗深受突厥文化浸染，认同突厥观念，才能接受北方民族“天可汗”的尊号，才能视华夷如一，形成唐朝博大恢宏的气势、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李世民通过香火盟将自己突厥化，与其作战方式上师法突厥，都是唐起兵前“饮食居止，一同突厥”的必然结果(37)。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很早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经过北朝与突厥的频繁战争和贸易，中原文化与突厥文化已开始互相融合，彼此影响。李渊的精骑军队与突厥难分彼此，唐朝使用精骑战术，只是这种交流影响的一个侧面。唐朝师法突厥的战术，丰富了唐代军事文化，改变了隋代方阵作战的不利局面，完善了唐朝的战略战术。也正因为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师法突厥长技，唐才能统一全国，称雄亚洲，声势远播西域，成为真正的大唐帝国。因此，突厥对唐朝历史影响之深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由于研究者多注意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文化的吸收，忽略北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影响，因而枝蔓论述如上。
除了用突厥的作战方法与突厥作战之外，唐朝还直接使用突厥兵。李渊在太原起兵，称臣于突厥，得到突厥兵马之助。关于唐初李渊用突厥兵马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八月条记载：
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据此，似唐借突厥兵500人，马2000匹。实际上，唐使用的突厥兵远远超过500这个数字。《执失善光墓志》(38)记载：
曾祖淹，本蕃颉利发，皇初起太原，令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隆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新昌县树功德碑。爰从缔构之初，即应义旗之始。功陪造化，德赞开天。
在李渊初起兵时，执失淹领数千骑援接至京。执失家族之所以在唐备享荣宠，正是因为执失淹带部落兵参加了唐建国大业。从颉利发执失淹带“数千骑”看，唐在起兵前后，大量使用了突厥兵。
无独有偶，《阿史那勿施墓志》也记载了唐用突厥兵事。其文云：
祖奚纯，单于处罗可汗，隋拜左光禄大夫，赐婚李夫人。属隋季版荡，鹿走秦郊；大唐开运，龙飞晋野。太上破宋金刚，处罗可汗遣弟步利设帅师来与□会，其后，处罗可汗率兵马助起义，至并州，留兵助镇而去[15]。
唐破宋金刚在武德三年，墓志称此时突厥又增派兵马助唐。墓志文字夸张，但也具体反映了当时唐与突厥的复杂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隋末战乱时期，并不只有唐用突厥兵，各路诸侯多称臣突厥，得到突厥兵马援助。如李密队伍中，有“胡骑千群，长戟百万”(39)，这里的“胡骑”，即突厥兵。隋末逐鹿中原的群雄多借突厥兵马，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根据新出土墓志，我们可以知道，突厥兵马在唐军中的实际数量以千万计。大量的突厥兵参战，推动了唐兵的进一步突厥化；而唐兵饮食起居“一同突厥”，又吸引更多的突厥兵为唐所用。随着唐在长安根基立稳，突厥部落逐渐归顺，可供唐利用的突厥及其他部族蕃兵就更为增多了。
使用蕃兵，不但在唐初帮助唐完成统一大业，而且在唐代数百年的历史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详细深刻论说[16]，本文不赘述。
汪篯先生指出，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正是由于运用精骑[17]。而唐之所以能有精锐骑兵，一方面是突厥兵马直接参与；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则是唐同化于突厥，直接师法了突厥的精骑战术。
唐初的精骑战术，是积极进攻、主动出击的战术。从李渊师法突厥开始，骑兵就不再是躲在战车、鹿角之间的被保护者，而是横刀跃马、冲锋陷阵的生力军，是进攻的主要力量。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而唐不用借助天险防御突厥，不再修筑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二年(628)九月条云：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云：
李勣……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40)
唐太宗“扫清沙漠”的豪言壮语，气吞山河，体现了唐朝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唐不再修筑长城，与精骑战术密切相关，是唐初抛弃隋消极防御北方战略的体现。从方阵到精骑，唐不但实现了对突厥战术的转变，而且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也完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改变。唐太宗称李世勣在并州为国之长城，固然是对李世勣镇守之功的肯定，也回应了本段开篇所论太原在与突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陌刀
能否掌握骑射技术并拥有迅速、便捷且能冲锋陷阵的骑兵，是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但唐毕竟不同于突厥，步兵始终是唐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何能让步兵与骑马游牧民族作战?唐君臣也一直在探索寻求不用战车而有效阻挡突厥骑兵的方法。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唐军队中普遍使用陌刀(41)，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唐六典》卷一六“武库令丞职掌”条[18]记载：
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障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陌刀为步兵所持类似斩马剑的武器。在疆场上，步骑对峙中，骑兵的优势不必多论，步兵要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必须先瓦解对方的骑兵攻势，而陌刀，正好可以充当完成这种任务的兵器。
史籍中所记杜伏威军中善用陌刀(42)。可见与陌刀类似的武器(长刀)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因为南方更缺乏战马，南方骑兵总处于劣势。在唐统一战争中，杰出的军事家李靖负责在南方作战，他借鉴南方作战的长处，吸收了长刀的战术，创造了新型武器陌刀，并创立了完善的陌刀使用法。
关于陌刀的使用，《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略云：
《卫公李靖兵法》曰：诸军弩手，随多少只，人各络膊，将陌刀、棒一具，各于本军战队前雁行分立，调弩上牙，去贼一百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
陌刀不但为弩手所执，弓手也执之拚杀陷阵。同书同卷又云：
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援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后可乘马追趁。
这是《卫公兵法》所记录的作战方法。陌刀战术是：诸军按其职能分为弓手、弩手、驻队、战锋队、马军、跳荡、奇兵等多种，每次作战，弓弩手发箭后执刀棒(即陌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步兵稍败后，奇兵、马军、跳荡才冲入腾击，步兵准备再援，步骑兼用，攻守有职。步兵为先锋，骑兵为侧辅，步兵配以弓弩、陌刀，骑兵负责步兵战后的突击与追击。陌刀作为断马剑的特殊功用，为先锋步兵冲阵的主要兵器，与马军、奇兵一起构成唐作战的主要特色。李靖创造了步骑兼用、善用陌刀的作战方法，则在唐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多见陌刀的记载，此不具引。1976年天山阿拉沟峡谷东口石砌古堡中出土唐代文书残纸中，其三号文书为“唐残甲仗牒”，残存3行，今引之如下：
1.□甲□□头牟拾具 副膊拾具(数内壹具去六月内付子〔将〕曹暕将趁逆贼失)
2.弩伍具 弩〔弦〕□具 弩箭贰佰伍拾具
3.陌刀伍口据王炳华先生研究，阿拉沟峡谷古堡是唐鸜鹆镇址，此甲仗是鸜鹆镇兵的武器装备，文书的时间在开元二十六年(738)至大历十一年(776)之间[19]。文书虽残，但对研究唐代甲仗制度，意义重大。李筌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第四十一”记载，每军“弩二分，弦六分，副箭一百分……陌刀二分”[20]。此文书弩5具，弩箭250具，陌刀5口，与《太白阴经》所记诸军器械配置比率相同，则这里的弩弦应为15具。文书记载的铠甲中，头牟即头甲；“副膊”应即敦煌P.3841V文书中的“覆膊”，即臂甲[21]。鸜鹆镇兵配置的武器有弩和陌刀，应是步兵的武器。弩与陌刀放在一起，与《卫公兵法》记录的弩手发箭后持陌刀杀敌的战法是相符的。鸜鹆镇文书中的陌刀，展示了唐陌刀战法的普遍应用。
关于陌刀的使用，我们以李嗣业在西北战场为例。《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43)略云：
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步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天宝七载，安西都知生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征勃律，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禄山之乱……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刃而出，如墙而进。
观李嗣业与李归仁之战，仍未出《卫公兵法》所记战法，“攒矢而逐之”即弩手、弓手先发箭射敌，“追骑”则指继步兵之后“迎前腾击”的马军。此打法被大量敌军破坏后，李嗣业独刀奋击，力挽狂澜，执陌刀的步兵“如墙而进”，再行《卫公兵法》所记的战术，可见与用陌刀相行的仍是《卫公兵法》所记的步骑兼用的战法。
唐在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步兵使用的进攻性武器陌刀构成了主要原因之一。陌刀是定居民族与善骑射的游牧族战争中，改变自己马少不精的劣势、发挥步兵多优势的关键兵器，陌刀伴随着唐帝国的建立、昌盛、荣辱悲欢。
综上所论，隋唐与突厥作战方式主要经历了从方阵，到精骑，再到陌刀的演变。从方阵到陌刀，都是适合中原定居民族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这种演变经历了“正、反、合”的历程。陌刀战法，开启了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战争的新局面。如宋代用斩马刀破倏忽往来、驰骋中原的“铁鹞子”者[22]，正是唐陌刀制的延续和发展。
注释：
①《隋书》卷四〇《宇文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165-1166页，《北史》卷六〇《宇文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40页。相关研究见罗新本：《突厥活动初见于史籍在大统六年考》，《文史》第36辑，1992年，第124页。
②《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云：“(大统)八年(542)，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54页，参《北史》卷五七《广川公测传》，第2071页；《通典》卷一五三《兵六·示强》，中华书局，1988年，第3927页)大统八年，宇文测行绥州事后，改变从前入城堡躲避突厥的战略，以火攻战胜突厥，阻止了突厥的每年入侵。据此可知，在宇文测行绥州事之前，突厥作为一个富有杂畜和兵器辎重且能独立出征的部落，冬季入侵绥州已是常态。《宇文测传》中的“每岁”，显然早于542年，据常情推测，也可能早于540年。详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页；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1-2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3页。
③《隋书》卷五六《宇文
传》，第1389页；《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60年，第4343页。
④《隋书》卷八四《突厥传》，第1864页。参见《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3289页；《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风三》，第11311页。但《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1730页)、《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西戎·吐蕃》(第5172页)、《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220页)均记载：吐蕃“重兵死，恶病终”。
⑤《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7页。参见罗丰：《规矩或率意而为?——唐帝国的马印》，《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149页
⑥见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4-276页。
⑦《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四年四月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第5456页。
⑧按《隋书·杨素传》作“十八年”(第1285-1286页)，误，应从《隋书》卷六五《周罗睺传》(第1525页)、《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一九年(599)五月条(第5563-5564页)，改为开皇十九年。
⑨“舆”，《北史》卷四一《杨素传》(第1513页)作“与”；但《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励士决战》(4092页)、《太平御览》卷三一〇《兵部四一·战下》(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年，第1426页)、《册府元龟》卷三九五下《将帅部·勇敢二下》(第4694页)均作“舁”，可见《北史》“与”字误。《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一九年五月条(第5564页)作“设”。《通鉴》更为准确。因为在行军布阵途中，士兵要“舆鹿角”，但战阵列好后，鹿角要插入地下，形成阻挡骑兵的屏障。《通鉴》用“设”字，更准确地体现了方阵的结构特点。
⑩《隋书》卷六五《周罗睺传》云：“十九年，突厥逹头可汗犯塞，从杨素击之。虏众甚盛，罗睺白素曰：‘贼阵未整，请击之。’素许焉。与轻勇二十骑直冲虏阵，从申至酉，短兵屡接，大破之。”《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一九年五月条亦记载：“上仪同三司周罗睺曰：‘贼阵未整，请击之。’帅精骑逆战，素以大兵继之。”(第5564页)可知《隋书·杨素传》有省略。周罗睺“与轻勇二十骑直冲虏阵”，即直接用精锐的轻骑兵冲锋陷阵，与突厥短兵相接。杨素布“诸军为骑阵”，而周罗睺所率领的二十余名骑兵，即骑阵的先锋。
(11)《资治通鉴》，第5631页。《隋书》卷六五《周法尚传》作：“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第1528页)《太平御览》卷三〇一《兵部三二·阵》(第1385页)引《隋书》同，《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第4346页)亦略同于《隋书》。《通鉴》所记，更为清晰，兼有胡注，故引之。
(12)《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778页；参《册府元龟》卷四五六《将帅部·不和》，第5405页；《资治通鉴》卷二○○显庆元年(656)十二月条，第6299页；《新唐书》卷一一一《苏定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137页。
(13)《资治通鉴》卷二○○显庆元年十二月条作：“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第6299页)较《旧传》更为清楚明白。
(14)详见李孝聪《隋长城》，罗哲文主编：《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83页；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1-66页；李鸿宾：《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收入其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38页。
(15)《隋故礼部尚书固安崔公(仲方)墓志铭并序》，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8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7-259页。
(16)崔仲方在《隋书》有传，记载：“高祖为丞相，与仲方相见，握手极欢，仲方亦归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并嘉纳之。又见众望有归，阴劝高祖应天受命，高祖从之。”见《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第1448页。
(17)开皇元年年末，突厥入侵，“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太建十一年十二月条，第5450页)。崔仲方巡行长城，应也是修保障，峻长城。
(18)按：“十五万”，诸书记载不一：《北史》卷三二《崔仲方传》作“十万”(第1177页)，《隋书》卷一《高祖纪》作“十一万”(第23页)，《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作“十万”(第11631页)，《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至德四年(586)二月丁亥条作“十五万”。
(19)《隋书》卷六〇《崔仲方传》，第1448页。参《北史·崔仲方传》、《隋书·高祖纪》、《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三》及《资治通鉴·陈纪》至德四年条。
(20)《隋书》卷三七《梁睿传》，第1127-1128页，参见《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第4344页。
(21)《资治通鉴》，第5458页。《隋书》卷五三《达奚长儒传》(第1350页)、《北史》卷七三《达奚长儒传》(第2521页)、《册府元龟》卷三九五下《将帅部·勇敢二下》(第4694页)均记载此事，但无“四面抗拒”4字，这是体现方阵战法最关键的一句。故引《通鉴》。
(22)《资治通鉴》第5590页，《隋书》卷四八《杨素传》(第1286页)、《北史》卷四一《杨素传》(第1513页)、《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第4345页)记载简略。
(23)《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一年条，第5698页。李渊任使时间，温大雅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页)记为大业十二年，《通鉴考异》有所辨正，今从之。《旧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页)亦作十一年；《新唐书》卷一《高祖纪》作“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页)。
(24)《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第5712页。关于李渊任太原留守的时间，《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页)、《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均作大业十三年(617)，今从《通鉴》。
(25)《隋书》，第1244-1245页，参见《北史》卷七一《庶人谅传》，第2471页；《资治通鉴》卷一八〇仁寿四年(604)条，第5605页。
(26)《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2页。参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条，第5717页；《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
(27)《旧唐书》，第2353页。参《新唐书》卷七八《淮阳壮王道玄传》，第3518页。
(28)《资治通鉴》，第5822页。参《旧唐书》卷五五《薛仁杲传》，第2248页；《新唐书》卷八六《薛仁杲传》，第3707-3708页。
(29)《资治通鉴》，第5748页。但《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8页)记载不同，未记载李世民冲阵、转危为安事。
(30)《资治通鉴》，第5881页。参《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第2254页；《新唐书》卷八六《刘武周传》，第3713页。
(31)《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十年(626)条，第6121页。
(32)吴兢撰《贞观政要》，卷一〇单独有“论畋猎”一篇，记录了虞世南、谷那律、魏徵、刘仁轨对太宗“游猎”的劝谏。见〔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514-520页。
(33)《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贞观政要集校》，第26页。
(34)类似的对话还见于《贞观政要》卷二“直言谏诤附”。见《贞观政要集校》，第140页。
(35)《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第5156页；《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第11525页。
(36)《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7-108页，esp.108。
(37)不只是唐太宗一人，李唐皇族均突厥化严重，参见那波利贞：《唐代の長安城內の朝野人の生活に浸潤したる突厥風俗に就きての小攷》，《甲南大學文學會論集》27号，1965年，第1-53页。此文承日本学者中田裕子女史帮助复印，谨致谢忱!关于李渊子孙的突厥化问题，拙著《李渊子孙与突厥》(待刊稿)有详细论述，此不赘引。
(38)《大唐故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朔方郡开国公兼尚食内供奉执失府君(善光)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452-453页。
(39)《唐上柱国刑国公李君(密)墓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武德00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
(40)《贞观政要集校》，第77-78页；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条，第6170页。
(41)关于陌刀的功能、性质和使用推广等，详见拙著：《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学人》第7辑，1995年，收入拙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5-308页。
(42)《旧唐书》卷五六《阚稜传》，第2270页；《新唐书》卷九二《阚稜传》，第3801页。
(43)《旧唐书》，第3297-3298页。参《新唐书》卷一三八《李嗣业传》，第4615-4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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