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异端”研究史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异端论文,史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3－0031－07
一般皆认为“异端”一词最早出自孔子，《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然在先秦典籍中，它并非仅此一见。与孔子同时代的邓析就用过此词，《邓析子·无厚篇》：“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① 尽管《邓析子》的真伪难定，但此言与列子所谓“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② 评价相符合。另据刘向《别录》记载，比孟子稍晚的邹衍云：“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③ （《史记》裴骃注）两者是属于同一段话的不同版本，疑为邹氏引用《邓析子》。至于究竟是孔子还是邓析先使用它，因文献不足，现已难以确考。
然“异端”一词真正引起后世重视并不断引发争鸣的，毫无疑问是源自对《论语》的不同解读。纵观历代学者的“异端”研究，或据训诂，或从义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为论语学史上一个见仁见智、异说蜂起的热门课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严密的综述。本文拟通过对《论语》中“异端”研究史的回顾和思考，力求拨开其被曲解的迷雾，抹去其被追加的油彩，进而探寻其研究史背后每一时代所独特的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概而言之，大致有六说。
一、他技
此说最早出现于东汉。何休在解诂《春秋公羊传》时，直接引用《论语》中“异端”来解释“他技”，并指出其“奇巧”的特点，云：“他技，奇巧异端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④ 郑玄在注解《礼记·大学》“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句时也持此说，云：“他技，异端之技也。”⑤ 那么，此说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呢？《后汉书·郑玄传》：“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⑥ 由此推知，郑氏曾看过何氏之书，并可能受其说启发。不管谁先谁后，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异端”即“他技”。
何、郑为何会作此解说？这当然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时代背景分不开。此说若再往前追溯，当来自扬雄的“他道”说，《扬子法言·问道篇》：“或曰：可以适他欤？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宋代吴秘注：“他，异端也。”⑦ 此注颇切合荀子的原意。何、郑作为汉代著名的儒学家，自然标举“尧舜文王者”的“正道”，而批判“非尧舜文王者”的“他道”。于是“异端”就成为“他道”（“他技”）的代名词。当然，更重要的是此说迎合当时文化思潮的需要。东汉时儒学虽尚独尊，然诸儒亦滞固所禀，各守一家，互相诡激，后生皆疑而无所适从。更何况，其他诸子百家也大有复兴之态势。故何、郑所谓的“他技”不仅包括“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还包括儒学内部那些“非尧舜文王者”的学说。兹举两例，《后汉书·范升传》：“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⑧《后汉书·延笃传》：“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⑨ 可见，后人将“异端”仅仅理解为“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实非汉儒本意。焦循对此已有所辨析，认为汉儒将“异端”理解为“异己者”，云：“汉世儒者，以异己者为异端。”⑩ 实际上，“异己者”就是指“他技”，所谓“名不同而义相近”。
到了近代，社会日趋动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党同伐异现象泛滥而起。于是，“他技”说又重新得到重视。王闽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若必攻去其异己者，既妨学又增敌忌，故有害也。”(11) 尽管王氏反对攻击“异己者”与汉儒批判“他技”各自内涵有所不同，但他们对“异端”本身的解释却是相近的。在当代，此说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李宗长云：“我们得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当解释为‘攻击驳杂的技能或学术，那就有害了’的结论，这反映出孔子注重技能、博学兼收的学术思想。”(12) 朱去非云：“‘异端’应解为‘不同的意见’，才比较符合孔子原意。”(13) 李泽厚云：“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这可以表现儒家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14)。井海明等云：“孔子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讲，学者如果向外驰求，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攻击，这是十分有害的。”(15) 吴丕云：“‘异端’一词在《论语》中只是指不同意见而已”，“孔子这句话的真正思想是：对于不同意见进行攻击，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16)。可见，诸家虽将“异端”解作“不同学说”，或“异端学说”，而其源头仍可推溯到汉儒“他技”说。显然，这种诠释与当代人追求“和而不同”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成为建构当代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小道
此说最早出自魏晋何晏。在《论语集解》的注解中，他共三次提及“异端”，依次为“善道者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17)（《为政》），“虽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道者也”(18)（《子罕》），“小道，谓异端也”(19)（《子张》）。从语义上看，第一处将“异端”与“善道”相对立而言，显然加以完全否定；而第二处和第三处皆未完全否定“异端”，第三处更是将它解作“小道”，强调其“必有可观”。那么，此书为何会出现这种注解不一乃至相悖的情况？孔颖达疏解《春秋左传序》时一语中的，准确地解开了其中的奥秘，云：“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20) 事实上，第一处原为汉儒之说，何氏引用时却未加说明或深辩，而第三处最能代表他本人的真实观点。
“小道”一词出自子夏，《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其源头或许来自孔子的启发，《大戴礼记·小辨》：“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21) 然而，何晏为何借“小道”释“异端”呢？其原因除了他欲引用《论语》中语词来达到“以孔解孔”之目的外，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学术思想和时代背景来考察。朱熹云：“晏，老氏清净之学也。”(22) 焦循云：“何晏以老庄之学说经。”(23) 的确，何氏是著名的玄学家，且身处在玄学勃兴的魏晋时期，在解说《论语》时自然会流露出其以道释儒的习气。此处他就是借用老庄“小大之辩”的道理来诠释“异端”，强调“异端”虽“小”但也“可观”，力图对魏晋时期党同伐异的风气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此说明显带有其“重大不忽小”的玄学色彩。
在论语学史上，何氏把孔丘玄学化的做法直接开启魏晋时期以玄解儒的风气，并提出“异端即小道”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它进行较为翔实严密的论证，终究没能自圆其说；且子夏所谓的“小道”当与“大道”相对而言，而何晏将它与“异端”相等更属无谓。正由于此，宋理学家极力反对和驳斥此说，如朱熹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异端，则是邪道，虽至近亦行不得。”(24) 程勿斋（若庸）云：“百家众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说诚行戾乎王道，是曰异端。”(25) 然“小道”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钱坫云：“异端即他技，所谓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观，致远则泥，故夫子以为不可攻，言人务小致失大道。”(26) 戴震云：“异端，谓小道也。虽有可观而不能致远，执其一则为害。”(27) 程树德云：“所谓索隐行怪，所谓小道，即异端也。”(28) 可见，诸家均持此说，或稍加引申。
三、诸子百家
最早明确提出此说的是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异端”一词，皇氏疏：“云‘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者。‘善道’，即五经正典也。‘有统’，‘统’本也，谓皆以善道为本也。‘殊途’，谓《诗》、《书》、《礼》、《乐》为教之途不同也。‘同归’，谓虽所明各异而同归于善道也。云‘异端，不同归者也’者。诸子百家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归也。”(29)在这里，他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指出其特点是“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
那么，皇氏是如何得出“异端”即“诸子百家”的结论？从论语学史上看，这是由于他善于吸收前人成果。郑玄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30)（《后汉书》李贤注）何晏注：“小道，谓异端也。”皇氏将他们两人的观点融通起来，由此得出“异端”即“小道”，而“小道”即“诸子百家”，三者原同属一义。然他作此解说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背后实乃由其学术立场和时代思潮双重推动所致。就学术立场而言，他是梁代著名的经学家，师事贺瑒，“尤明《三礼》、《孝经》、《论语》”(31)。从时代思潮来看，魏正始以来世风崇尚玄虚之风日炽，为谈经说儒之声日稀，至梁代时社会已迫切需要借复兴儒学来矫正时弊，“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32)。为此，皇氏深感“当仁不让”，并认真思考儒家那种经世致用的哲学，并冀望于它来改变那浮夸空谈的学风和动荡不安的环境。故他自然而然地将“儒家”归为“善道”，而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归为“异端”。值得注意的是，他仍没有完全抹杀作为“异端”的“诸子百家”的价值，疏：“小道，谓诸子百家之书也。一往看览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观者焉。”(33) 此说得到邢昺的认可和发挥，云：“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34)，“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观览者焉。”(35)
皇氏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这为宋理学家猛烈抨击“诸子百家”提供了学理依据。但他将“小道”释为“诸子百家”，却没被他们所接受。如朱熹已辨明“小道”非“异端”，自然也非“诸子百家”。又如黄氏（榦）云：“或曰：‘安知所谓小道者不指杨墨佛老之类而言邪？’曰：‘小道，合圣人之道而小者也。异端，违圣人之道而异者也。小者犹可以施之近，异者则不可顷刻而施也。杨墨、佛老之无父无君，又何致远而后不通哉？所谓正墙面而立跬步不可行者也。’”(36) 殊不知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其实，在孔子之时不闻有诸子百家之说，虽有老子然其说尚未盛行，且孔子曾学礼于老子，自不曾视老子为异端，更遑论其它诸子。
四、邪说
梁武帝虽设置五经博士，但仍沉迷佛学；唐太宗虽命令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然又极力推崇老庄。到了宋代，理学家基于对那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社会恶习深感忧虑，企图通过提倡那重实践求功利的儒学来排斥那重空谈求清净的佛老，以达到拯弊救衰的效果。在《论语》中，他们如获至宝般地发现孔子就曾批判过“异端”。于是，被皇侃解作“必有可观”的“异端”——诸子百家，在他们眼里已渐变成一无是处的“邪说”——杨墨佛老，而备受严词抨击。范氏（祖禹）云：“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37) 朱熹云：“异端，不是天生出来。天下只是这一个道理，缘人心不正，则流于邪说。习于彼，必害于此；既人于邪，必害于正。异端不止是杨墨佛老，这个是异端之大者。”(38) 从所引语句中“如”、“不止是”等语气词来看，后人认为范、朱将“异端”仅释作“杨墨”或“杨墨佛老”，实乃误解其意。对此，赵杏根有所阐发，云：“以正统儒学观之，其他学说，都是异端，如先秦的扬朱之学、墨家之学、法家之学，以及后来的佛学等。孔子认为，研究异端邪说，易受其蛊惑而堕其中，故为害甚大。”(39)
在宋代，理学家之所以将“异端”释为“邪说”，由泛指“诸子百家”渐变为特指“杨墨佛老”，这除了时代思潮所致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并发挥孟子和韩愈的观点，即孟子视“杨墨”为“邪说”，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40) 而韩愈视“佛老”为“异端”，云：“抵排异端，攘斥佛老。”(41) 朱熹认为若欲显扬先王之道惟有深闢“杨墨佛老”此等“邪说”，非拨本不能塞源，云：“儒之不闢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不必治。”(42) 然孔子时未有“杨墨佛老”之说，且未见孔子自言为谁而发，宋代理学家仅因“异端”之字与今义偶同而将其视为“邪说”，故不免犯了“以后世之事反上释古人之言”的弊病。对此，心学家陆九渊深表不屑，并采用“以孔解孔”的方法来明辨其非，云：“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况‘异端’之说出于孔子。今人卤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固未见佛老。虽有老子，其说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恶乡原，《论》、《孟》中皆见之，独未见排其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明矣。”(43) 而朱门弟子真德秀就替理学家曲为回护，力辩其是，云：“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臣按异端之名始见于此。……或疑是时异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为谁。臣谓老聃、杨朱、墨翟皆与孔子同时，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说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为而发。”(44)
此后，“异端”即被赋予一种新的涵义，成为“邪说”——杨墨佛老的代名词。张居正云：“非圣人之道而别为异端者，叫做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害，是伤害。”(45) 来可泓云：“在孔子看来异端是背离正道的歪门邪道。”(46) 林觥顺云：“异端是不同于此正直之道的邪说。”(47) 诸家均秉承此说，可见其对后世学者影响之巨大。
五、两端
到了清代，朴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清儒力图以求实的精神和辩证的眼光，客观地探讨《论语》中“异端”的原始涵义。然考据学的发展终究离不开义理学的推动。
戴震认为将“异端”解作“邪说”实非孔意，甚为不妥，于是提出“异端”即“两端”的新解，《东原集》：“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言业精于专，兼攻两头，则为害耳。”(48) 尽管朱熹早已提出“两端”即“两头”的观点，云：“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49) 但他却没有将“两端”与“异端”等同起来。实际上，戴氏此说不仅有其训诂学的根据，而且还有其义理学的依据。从现存的文献看，孔子本人就曾两次提到“两端”，即《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和《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0)。此处，戴氏将“攻乎异端”理解为治学要术业专攻，不可一心两用，避免庞杂混乱而无端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戴氏注论语》书中又将“异端”释为“小道”，但没有说明“小道”与“两端”之间的关系，其实两者有所矛盾，缺乏圆通。然其开创之功不可谓不大，后世持此说者无不受其影响。
其后，宋翔凤就明显受到此说的启发，引用《中庸》中郑玄的“两端”注，来论证其“异端即两端”的观点，云：“《中庸》记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注云：‘两端，过与不及。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谓执者，度之也。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过或不及，即谓之异端。”(51)
真正能让“异端即两端”的观点具有深远影响的，还当归功于焦循。事实上，他对戴震推崇备至，并受其思想的影响，认为“异端犹云两端”，即互异的一端，云：“异端犹云两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此即发明《论语》之义。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52) 程石泉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云：“焦氏深得此章之旨矣。惟前贤每以异乎孔门之教者为异端，殊舛误。”(53) 在此处，焦循引用《韩诗外传》中“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一句作为其立论的根据，然此句疑又出自“操两可之说”的邓析之口。所谓的“序异端”就是指不执一端，相观相摩，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故他不仅反对汉儒以“异己者”为“异端”的说法，而且还指出唐宋以后学者“斥二氏为异端”未能达孔子本意，云：“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闢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惟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异端反是。孟子以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为执一而贼道。执一即为异端，贼道即‘斯害’之谓。杨墨执一，故为异端。孟子犹恐其不明也，而举一执中之子莫。然则凡执一者皆能贼道，不必杨墨也。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54) 此处，他又将“异端”释为“小道”。由此可见，焦循尚未完全摆脱前人的窠臼，以致无法理清“异端”、“两端”、“小道”三者之间的关系。然他毕竟对传统说法进行摧枯拉朽式地批判，才使“异端即两端”的说法得以完全确立。对此，刘宝楠引用焦说时肯定其“尤有至理”，云：“焦氏此说，谓攻治异端，而不为举一废百之道，则善与人同，而害自止。二说（按：指宋翔凤、焦循二人之说）与《集解》不同，而焦说尤有至理，故并箸之。”(55)
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学术界变得更加自由活跃，显示兼容并包的良好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即两端”的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共鸣。20世纪30年代，王缁尘对“异端即两端”说大发感慨，云：“自来学者，解释此章，都未免弄错。‘异端’都解作异道。——如杨墨佛老。——惟予兄子馀述今人马一浮之言，颇适合于本义。马氏云：‘四书言［端］者凡数见：一曰［执其两端］，一曰［我叩其两端］，一即［攻乎异端］。盖［端］必有两，若攻其异之一端，是有害的。专治与攻击皆非。’此说的‘端’，是一物两头都称端。今譬如一双筷，筷头是一端，筷尾也是一端。”(56) 可见，他虽极为赞同“异端即两端”说，但将其开创和奠基之功全归于马一浮，不仅有夸大失实之嫌，而且还有“盲人摸象”之陋。归根结底，其主要原因乃是他对“异端”研究史缺乏足够的了解。
而后，钱穆做了更加严密的论证，深得孔子的思想精髓，极具说服力，云：“异端者，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及彼。若专就此端而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于一端，而相视如水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57) 又云：“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8) 可见，他认为在孔子看来治学当兼举两端，不可专向一端，否则就难以融会贯通而偏离道术。
即使在当代，此说仍有较大影响。赵纪彬就运用唯物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来诠释“异端即两端”的思想，云：“所谓‘异端’与‘两端’只是字面不同，实质上皆指事物的内部矛盾，逻辑的自论相违。”(59) 可见，赵氏将“异端”、“两端”解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对此，谭承耕批判赵氏有拔高之嫌，并另作新解，云：“这句话的‘异端’，的确应解作‘两端’，因为‘异’与‘两’通，这正如戴震所说：‘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皇清经解续编》卷九）也正如宋祥凤所说：‘异端即两端’（《论语集释》卷四）。那么，‘两端’又是甚么呢？这里并非明确地指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是指一般事物的两个方面，联系上文，就是指学与思两个方面。”(60) 谭氏虽肯定“异端即两端”，然他用《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句来阐释“两端”，其所指的内涵不免过于偏狭，似乎设想太过。近来，刘海滨释“异端”为“另一端”(61)，宋金兰认为“孔子使用‘异端’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说明‘别为一端’与‘我为一端’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为了表明‘别为一端’的非真理性，乃至邪恶性”(62)。这些观点实际上仍是“两端”说的延续或变身。
六、不正确的议论
持此说并有较大影响的莫过于当代杨伯峻，云：“异端：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63) 在这里，他将“异端”释为“不正确的议论”，其训诂依据是什么，其义理内涵指什么？对此，他均未加以展开说明。故其说难以服众。
那么，杨氏为何有如此一说？实际上，这跟他所处的时代思潮分不开。从大跃进到20世纪80年代前基本上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往往夸大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其“对立”的一面，而忽视其“同一”的一面。如此一来，政治斗争的现实就延伸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杨氏身处其时，也难免卷入其中。杨氏此说得到金良年的认可和引用，云：“异端，不正确的议论。”(64) 相反，李泽厚则予以驳斥，认为历来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释有三种，杨氏即为第二种，云：“第二种解释说，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危害了，如杨译本。这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传统的旧注中也有主此说的。”(65) 在这里，李氏将杨伯峻的“不正确的议论”与旧注的“异端邪说”完全混同，应该说这是他对“异端”研究史缺乏细致考辨而产生的误解。然他毕竟非等闲之辈，其目光之敏锐也非常人所能及，在这里他就准确地指出杨译本的“异端”句注“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
对于李氏的批判，陈红映又予以极力反驳，而高度肯定杨氏，云：“杨译本准确无误，符合孔子愿意”(66)，“孔子是一位十分讲‘原则’、且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人，为了儒学纯而又纯并圆自己的周公梦，攻击所谓异端邪说，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67)。同样，陈氏也误将杨伯峻的“不正确的议论”等同于旧注的“异端邪说”。
总之，《论语》作为经典，总是让人常读常新，这由其“异端”研究史可窥一斑。“异端”研究，在论语学史上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课题。概而言之，“异端”主要有“他技”、“小道”、“诸子百家”、“邪说”、“两端”、“不正确的议论”等六种不同解释。这六种不同解释分别代表着汉代、魏晋、南北朝、宋代、清代、当代等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异端”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两端”说更为接近孔子本意。可以说，围绕“异端”而形成的争鸣乃是各个时代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的缩影，亦是历代研究者探索真理、改造社会和安顿自身的结果。
注释：
① 邓析：《邓析子》，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
②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01－202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0页。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2页。
⑤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5页。
⑥⑧⑨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7－1208、1228、2101页。
⑦ 扬雄：《扬子法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⑩ 焦循：《论语通释》，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11)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页。
(12) 李宗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小考》，见《文献》1997年第3期，第266页。
(13) 朱去非：《“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见《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0页。
(14)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第65页。
(15) 井海明等：《孔子“攻乎异端”辨疑》，见《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95－96页。
(16) 吴丕：《“攻乎异端”与社会和谐——孔子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见《学习论坛》2006年第10期，第80页。
(17)(18)(19)(29) 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2、424、514、352页。
(20)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7页。
(21)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
(22) 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9、1200页。
(23) 焦循：《论语补疏》，见《雕菰楼经学丛书》，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776页。
(25) 孙奇逢：《四书近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9页。
(26) 钱坫：《论语后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
(27) 戴震：《戴氏注论语》，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
(28)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页。
(29)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7页。
(31)(32)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744、1730页。
(33) 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4页。
(34)(35) 邢昺：《论语注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5、703页。
(36) 真德秀：《论语集编》，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37) 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38) 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586页。
(39) 赵杏根：《论语新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40)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
(41) 韩愈：《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
(42) 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040页。
(43)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页。
(44) 真德秀：《大学衍义》，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9页。
(45) 张居正：《论语别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46) 来可泓：《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47) 林觥顺：《论语我读》，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48)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页。
(49) 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50)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6页。
(51) 宋翔凤：《论语说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52) 焦循：《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4－135页。
(53) 程石泉：《论语读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54) 焦循：《论语通释》，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55)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61页。
(56) 王缁尘：《论语读本》，见《四书读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第24页。
(57)(58)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5年，第40、41页。
(59) 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6页。
(60) 谭承耕：《（论语）考释两则》，见《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第50页。
(61) 刘海滨：《（论语）辨疑三则》，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5期，第35页。
(62) 宋金兰：《孔子“攻其异端”说解读——兼论“异端”的缘起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2页。
(63)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
(64) 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65)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第65页。
(66)(67) 陈红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解析——兼论中国思想专制主义之源流及危害》，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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