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科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别
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学科领域，将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视为相互对垒的两大知识分子群体。
这一界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不同立场。
在自然科学中历史只具有限的意义，任何伟大的科学理论都注定要被后人超越，而被超越者因其局限性大都很快被人们遗忘，但在人文学科中历史却具有永恒的价值，伟大的作品永远不会被超越，昔日的大师也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人们必须时时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吸取力量、启示和灵感，才能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将科学理论分出高低，譬如可以说哥白尼的天文学是对托勒密体系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对于文学作品却不能这样说，譬如不能讲索福克勒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哪个更强。另外，在科学研究中往往一次重大的发现便能改变科学的整个格局，推翻以往主流理论的正统地位，譬如拉瓦锡的氧燃烧理论一经提出，前此的“燃素说”便不攻自破。但在文学创作中无论何等重要的创获都无法遮蔽昔日大师们的光辉，譬如当今西方文学的发展蔚为壮观，但像但丁、弥尔顿、歌德、雨果、狄更斯、海明威、詹姆斯·乔伊斯、尤奈斯库等大师却仍然是在许多方面使人仰慕不已的高峰。为此除非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后人一般不会有人再去关心过去的科学论著，像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等早期科学著作如今已罕为人知，像《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古代科技典籍的作者是谁如今也常常使人感到茫然。然而即便如此，也不会对后来的科学研究造成多大妨碍，即使现今一个数学系的本科生不曾读过《几何学原本》，也无妨于他比欧几里德掌握更多的数学知识。但是在人文学科中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能背诵先秦诸子散文和唐诗宋词，不能熟知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那他绝非一个好学生，如果一个作家对于古今中外文学缺乏广泛的涉猎，不具备丰厚的文学素养，那他的创作也绝难到达一流水平。可见以往典籍文献的保存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非同小可，如果说过时的科学文献即便遭到散失对后来的科学研究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的话，那么以往文学遗产的散失对于后世文学的发展则绝对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说到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不同立场取决于这两者学科性质的殊异，对此可以从创造活动、文本形式和阐释方法三个方面来看。
二、创造活动：兼容与兼并
自然科学旨在发现未知事物、开拓未知世界，科学家是通过对于客观事实和自然法则的发现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上升到最高生存境界的，阿基米德在发现水的浮力原理后竟欢呼着从浴缸里赤身裸体跑上大街，凯库勒对于蛇咬尾巴式的苯环结构的发现乃是在睡梦中念兹在兹上下求索的结果。人文学科旨在为人类寻求精神寄托并为之构建象征性的产品，人文学者是以主观意志、愿望、情感的表达和抒发而证明自身的存在并上升到最高生存境界的，司马迁为发愤著书甘愿忍受奇耻大辱，李卓吾宁可身系囹圄、以颈就刃也不忍将著述藏于名山、投于水火。科学家的工作是一种创造，人文学者的工作也是一种创造，但两者的心理结构不同，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想象，但其想象只是理智的辅助，想象只有在理智的规范和引导之下，才能使其创造活动切合客观事实和自然法则；人文学者的创造性活动也以想象为不可或缺的心理功能，人文学者的想象也必须契合客观规律，但它在客观规律面前更多表现出人类精神活动的超越感、解放感和自由感，它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既然自然科学以发现未知世界为宗旨，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使以往的发现成为明日黄花，那么科学研究势必透出一股向前的冲力，批判和变革成为它对传统所持的基本姿态，如“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拉瓦锡革命”、“爱因斯坦革命”等科学史上的重大变革都冠以激进的“革命”字样。E.希尔斯说：“科学认识以一系列的发现构成，每一个后来的发现都使从前的发现过时。科学的这一形象无疑将科学置于与传统连续不断的冲突之中。即便是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单从他自己的观察起步，他必须以其前辈的结论作为出发点，但他的任务还是去更新他所接受的知识。发现者的职责是摧毁沿袭下来的传统，给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传统。这样，就出现了循环——接受传统，废止传统，创造并延传传统，废止传统……”（注：E.希尔斯：《论传统》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使得自然科学中证伪理论的提出成为必然，这一理论的要义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纲领”的结论中得到了精当的表述：“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5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这就是说，可证伪性不是理论的欠缺，而是理论的长处，判断一种理论是否科学，依据就在于其可证伪性，一种理论的可证伪度越高，它便越是符合科学。人文学科也需要不断推陈出新，也需要对传统进行证伪，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但这并不导致对传统的弃置，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的兼容，几千年中外文学的长足发展不曾使得古希腊悲剧、中古英雄史诗和《诗经》、楚辞过时，后者至今仍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必要的资源，文学史上开风气者如曹操、韩愈、歌德、司汤达等的业绩也不像科学史上那样轻易被称为“革命”，总之人文学科就像陈列众神像的万神殿，不会因接纳新的神像而驱逐别的神像。从学理上说，人文学科对于传统所持的这种兼容立场其原在于它所致力表达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欲望原本就是个别的、特殊的、一次性的，而且是无差等的，对其可以分出新旧，但无法分出优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C.P.斯诺将自然科学称为积累的、组合的、集合的和共意的，而将人文学科称为非积累的、非组合的、非集合的和个人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科学是积累的，体现着自己的过去。……‘人文’文化……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普遍约定或集体精神。它们以及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像科学著作注定的那样，并入现在之中。”（注：C.P.斯诺：《两种文化》第121-122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这就是说，不管新旧科学理论如何针锋相对如何互不相容，它们终究具有某种同质性，以往的科学理论乃是到达后来的科学理论路途中的一个环节、一层阶梯，科学家在这一路途中获得的点滴发现最终都汇入了最后的理论成果之中，自然科学的知识增长总是表现为一系列理论探索的迭加，传统被现时兼并，同时也在现时中复活，就像将航天器送入外太空的火箭推进器一样，它们在从航天器上分离坠落时已经将自身的能量转化为航天器所需的速度。例如哥德巴赫猜想，最终摘取"1+1"这颗王冠上的宝石，是不能缺少"1+2"、"1+3"、"1+4"……这一块块垫脚石的。尽管前人所做的许多工作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存在，但是它们却被更为有效的知识系统所吸收，继续保存在更为完善的阐释之中，同时它们对于后继理论也不无意义。库恩说过，那些早期科学论著“都在一定时期里为以后几代的工作者暗暗规定了在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些什么方法”（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再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于光的运动形式的解释经历了多次理论革命，虽然被否定了的理论如“以太漂移”理论后来已经失效，但它对于后继理论的研究方向和基本问题的选择和确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与自然科学恰成对照，在人文学科中后人对前人的工作是兼容的而不是兼并的，是一方与另一方共存而不是一方并入另一方，这恰恰体现了人文学科的异质性。人文学科的异质性来自其个别性、特殊性和一次性，拿文学创作来说，个性是其生命，缺乏个性，必将导致平庸和没落，无论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如此。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个性，一个作家的创作有一个作家的个性，时间可以流逝，但个性不会泯灭。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在文学进化中每一次创新都以突破传统为前提，但是任何文学创新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改写传统并将传统消融于自身之中，文学传统总是凭借其特有的个性而长存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现今的文学创作可以吸收古典
文学的精华，但古典文学却永远不会贬值和失效，文学传统总是以其不可替代的个性成为后人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种参照，甚至在某些方面仍是不可企及的典范。
三、文本形式：评价与证明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都必须将其精神性的创造活动外化和物化为一定的文本形式，并以此而保存、延续和传播自身，但由于这两大学科的文本形式所立足的基点不同，从而其传统的保存、延续和传播的方式也各有千秋。
现代价值理论也致力于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其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要说明的是，由于他们对于人文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在提法上主要称“历史科学”、“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等，但其理可推广到整个人文学科，当然对于文学也是适用的。
文德尔班将经验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认为前者寻找的是自然规律形式下的共相，后者寻找的是历史规定形态下的殊相；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前者所考察的是常住不变的形式，后者考察的是一次性的、特定的内容；前者旨在制定法则，后者旨在描述特征；前者的气力用于抽象，后者的气力用于直观；前者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入掌握一般关系，后者则是将个别事物丝毫不爽地复现出来。文德尔班写道，自然科学“从有声有色的感性世界中布置出一个秩序井然的概念体系，要求在其中把握真正的、藏在各种现象背后的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一个由无声、无色、没有任何感性性质的尘世气味的世界”，而历史科学“最终目的永远在于从大量素材中把过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它所陈述出来的东西是人的形貌，人的生活，及其全部丰富多采的特有的形成过程，描绘得一丝不苟，完全保存着生动的个性。通过历史之口，过去的语言和过去的民族，以及他们的信仰和形象，他们为了霸权和自由而进行的搏斗，他们的意志和思想，都从遗忘中复活了，向我们一一倾诉”（注：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第72-73页，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1月版。）。李凯尔特也认为，自然科学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历史科学则采用个别化的方法，他借用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说，自然科学只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合适的现成的衣服，因为这套衣服并不是按照这两个人的体形裁制的，而历史科学则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合适的标准服装（注：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42、5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致力于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自然科学则致力于掌握事物的普遍性，它只是在从个别事物中发现普遍事物的情况下，才去注意个别事物。不难看出，对于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一次性的倾重使得历史学家所要完成的任务颇像艺术家所要完成的任务，历史研究与美的创造相近，历史科学与文学相近。
据此现代价值理论认为，历史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建立在人与事物的价值联系之上而自然科学却不然，因为历史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趣、愿望是一次性的，它与一次性的个别具体事物相互体认相互亲和而产生价值感，人不可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一旦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原先的价值感也将随之变化甚至完全丧失。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在狱中再次见到恋人甘泪卿时慨叹：“她不是原来的她了！”唐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都流露出因失去一次性的存在而找不到价值感的心情，其实任何好的文学作品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文德尔班一再强调：“我们的全部价值感，根源就在于对象的一次性，无双性”，“人类全部活生生的价值评判，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单一性”（注：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第72-73页，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1月版。），如果像自然科学那样，不是考察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是考察刻板雷同的东西，不是讲述一度如此的事情，而是讲述一直如此的事情，那么感情便将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谈不上什么激情和冲动，也谈不上什么意兴和欲望，那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李凯尔特也认为，自然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理解的与价值无关的整个现实，文化则是用个别化的方法从现实中挑选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个别事物只是一种事例，而对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个别事物就是一切（注：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87-8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总之，在人文学科以及文学艺术中，个别事物对主体构成一种价值联系，主体的活动表现为对于个别事物的评价，而在自然科学中，事物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对主体构成一种认知联系，主体的活动则表现为对于普遍规律和一般本质的论证，前者旨在评判对象的价值，而后者旨在证明对象的实存。而这一点，恰恰使得在文学作品和科学理论这两种文本中传统的传播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一般意义上讲，文学艺术和科学理论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全体进步人类所共同拥有，但是文学作品更具民族性、群体性、地域性，它致力于刻画和描绘民族心理、群体实践和地方风习，并因这些个别的、特殊的、一次性的生活所内含的价值而得以成立得以传扬，同时也表达作家个人的评价和判断，抒写那些独特的领悟、感怀和寄托。因此文学作品更多依托于一定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也成为这种文化传统的血肉交融的有机成分，并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学艺术互异其趣。相比之下，科学理论更是系统化、综合化和整体化的，它具有共同的理论规范、检验标准、概念范畴和表述形式，这是不分民族、国度、地区的，对于任何民族、国家、地区的科学家都一概有效的，而它所要证明的规律和道理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科学理论并不在意某一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它并不需要借重于这种文化传统而形成某种特色，科学理论是不讲文化特色的，人们可以说惠特曼的诗歌、易卜生的戏剧和果戈里的小说具有某种文化特色，但不能说重力加速度公式、高斯定律和蛋白质分子公式具有何种文化特色。正因为文学作品建基于价值联系，包含着价值评判的成分，从而因民族心理、群体实践和地方风习等的不同而常常存有价值观念的差异，因此文学传统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传播便势必常常受到限制和障碍，甚至引起冲突和撞击；科学理论由于遵从和执行共同的理论规范、检验标准、概念范畴和表述形式，寻求同一的自然之理，从而能够超越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价值观念差异而广为播扬。与之相应，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易做到准确无误，由于价值观念的歧异，将文学作品从一个语言地区移植到另一个语言地区时，往往不能避免误读和曲解，导致意义的偏离和流失，不能完整确切地为读者所接受；而科学文献的翻译则能达到为文学翻译所难以比肩的准确性，理论和表述范式的通用以及对价值观念歧异的搁置使之在跨越语言障碍时获得较高的保真度，一般不会造成信息的流失和紊乱，别的民族、国家、地区读者的接受一般不会出现歧义。凡此种种，都使得文学传统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表现出内敛性和凝缩性，讲究一定文化域限内的统绪和谱系，甚至显得壁垒森严、泾渭分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学传统可以沟通可以交流，但始终不会泯灭其固有的个性和特色，它恰恰必须借此而显示其自身的存在；反之，科学传统的流传则表现出发散性和扩张性，如果按照某个民族、国度或地区来排列其统绪
和谱系便显得太过狭隘和偏颇，也不具推进科学发展的实际意义，科学理论在证明客观自然规律时并不在乎科学家个人的个性和特色，却十分重视科学家共同体所达到的普遍水准。唯其如此，科学研究才能搁置种种价值观念的差异，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科学家所取得的每一次发现、每一次创新汇入人类向未知领域挺进的总体进程中去，而文学作品则是凭借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作家在不同价值观念背景下形成的艺术个性和美学特色，奉献给人类一个千姿百态、争妍斗艳的艺术世界。
四、阐释方法：理解与说明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都是对于世界的一种阐释体系，但自然科学主要面对物质世界，人文学科主要面对精神世界；自然科学观察事物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人文学科对于事物的观照则不能排除主观因素；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确定的、清晰的、可加以量化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则总是包含不明确、不确定、无法量化的因素，种种差别使得这两大学科对世界形成了不同的阐释方法，对传统采取不同的态度。
在19世纪末兴起而至今仍然势头不减的阐释学的一大宗旨就是，根据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阐释方法的殊异划出这两大学科的界限，强调其各自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进而为之争取学科发展的更大空间。
被称为“阐释学之父”的狄尔泰在创立古典阐释学时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阐释，是一种“说明”还是一种“理解”？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按照自然世界原有的样子来解说其中物质运动的因果关系，科学知识以一种纯粹的、未经主观因素玷污的态度反映客观实在，是真实的、可靠的、确凿无疑的，因而自然科学是对于自然的一种“说明”。人文学科则不然，它是从内里来把握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充满自由和创造的世界，也是一个历史世界，在人文学科中人们往往通过重新体验来把握它，而在这种重新体验中又不能完全摒弃自己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所形成的特殊经验，狄尔泰说：“历史科学的可能性的第一个条件在于：我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探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注：《狄尔泰全集》第7卷，第278页。1958年德文版。）这就使得人文学科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然客观地看待对象，其主观性和个体性不能不影响到观察的结果，使得它对于精神世界的把握总是带有某种相对性和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学科则是对于精神和历史的一种“理解”。总之，自然科学的“说明”是客观的、普遍化的，而人文学科的“理解”则带有某种主观性和特殊性。狄尔泰据此认为，必须改变人文学科的性质，使之向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靠拢。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通过“解释”的途径，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理解”必须借助“解释”而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从而消除其主观任意性。这就是说，在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人文学科的文本被创造出来以后，它便脱离了作者、脱离了与产生它的过去世界的联系，同时也独立于读者，变成了一种纯粹、孤立、持久的存在，而“解释”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原封不动地回到这种纯粹、孤立、持久的存在本身，而不受其他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狄尔泰认为，只要经过一定的解释技巧的训练，人文学科便能够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然客观地认识对象的水平。他指出，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克服自身天然的主观性、相对性、特殊性的界限，“并且上升为伟大普遍性的真理”（注：《狄尔泰全集》第7卷，第99页。1958年德文版。）。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狄尔泰对成为人文学科的家常便饭的“阐释循环”现象提出訾议，认为在人文学科中，阐释往往是这样进行的：局部被放在整体之中被了解，而整体又通过局部被了解，结论因前提而得出，而结论又成为前提的前提，总之局部与整体、结论与前提互为因果、互相证明、互相转注，构成了无法获取新知识的恶性循环。那么，如何从这种晋性循环中脱身呢？狄尔泰借用现象学的概念指出，只有“暂停”阐释者先入之见的介入，让解释不折不扣、丝毫不爽地回到纯粹、独立、持久的文本本身，才能走出这种“阐释循环”的怪圈，真正把握对象的本义。然而这种客观主义立场的确立恰恰是以牺牲传统在阐释过程中的作用为代价的，因为一旦“暂停”了阐释者的先入之见，那么也就对其中所本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传统加上了“括号”，对其存而不论，将其完全摒除在外了。总之，狄尔泰要求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看齐，主张人文学科从习惯的“阐释循环”中脱身，正说明他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的深刻影响，将自然科学建立在阐释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基础上的科学性视为人文学科的至境，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他将自然科学拒斥和否弃传统的消极态度带进了人文学科。
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则持相反的观点。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按照古典阐释学的观点，人文学科的理解功能就必须始终被排除在严格认识的范围之外，它是用人文内涵来加以弥补的，只能达成一种不太严格的认识，在认识水平上也就比自然科学等而下之了。然而这恰恰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功能的彻头彻尾的误解。他认为，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解释总是奠基于“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这三者合在一块构成解释所依托的“先结构”(Vorstruktur)，因此“阐释循环”的产生是必然的。的确，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是以“白板”式的头脑去认识事物，他在进行解释之前，就已置身于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了，时代精神、文化背景、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物质生活等构成了一定的传统被他接受和继承，他生来就注定要受到传统的影响、被传统所支配。总之，人总是凭借某种在传统母体之上形成的先入之见去进行解释，这样，“阐释循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种“阐释循环”不同于逻辑学意义上的恶性循环，毋宁说在其中恰恰潜藏着达致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关键不在于从这一循环中脱身，而在于用正确的方式介入这一循环。所谓“正确的方式”，就是不让人们的“前结构”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始终从事情本身出发来清理这种“前结构”，克服和摒弃那些肤浅、偏狭、低俗的先入之见，而让那些深刻、健全、高尚的先入之见入主其中，使得解释在较高的水平上进行，从而保障阐释的科学性。这就是说，阐释的正确性在于是否具有合理完满的先入之见，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阐释者先入之见的介入便不仅无妨于、反而有助于对于作品的“理解”。据此海德格尔指出，人文学科对于世界的“理解”同样具有严格性，甚至能够超过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说明”。他说：“历史学认识的存在论前提在原则上超越于最精密的科学的严格性观念。数学并不比历史学更严格，只不过就数学至关紧要的生存论基础的范围而言，数学比较狭窄罢了。”（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88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对于人文学科（他称为“精神科学”）来说，历史性是理解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在阐释者与原作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它们之间的时间距离所造成的，阐释者受到他置身其中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处境的规定，总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理解文本，因此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认读者的历史性，没有理由只承认文本的历史性而否认解释的历史性，无论是作者及其文本，还是读者及其解释，都深深地嵌入了历史性之中。“传统”是历史性的又一说法，因此理解的历史性正体现了传统对于理解深刻的制约作用。据此伽达默尔针对古典阐释学关于对阐释者的先入之见“加括号”的观点指出，必须为“前见”(Vorurteile)的概念（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先结构”）恢复名誉，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并确认它是人文学科阐释活动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他说：“与传统相联系的意义，亦即在我们的历史的—诠释学的行为中的传统因素，是通过共有基本的主要的前见而得以实现的。”而始终需要与传统“进行攀谈”正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之所在，因为“当自然科学家从当代知识状况来描述他们的科学的历史，这就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幼稚性。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错误和歧途只具有一种历史的兴趣，因为研究的进展乃是他们研究的不言而喻的标准”（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78、3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显而易见，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于人文学科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先入之见（“先结构”、“前见”）的重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古典阐释学要求人文学科的阐释弃绝先入之见，原封不动地回到文本的本义，达到与作者原始意图相吻合的主张则是偏颇的。委实，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说明”不容许夹杂任何主观因素，不容许表达某种先入之见，否则将是虚假的甚至有害的，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纯粹、独立、持久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用个人的愿望、爱好、热情代替真理是科学研究的大忌。愤怒出诗人，但是愤怒在科学研究中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但是人文学科的情况却不同，它所面对的文本绝非古典阐释学所说的那种超时空的凝固物，像封存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被冻结在历史的一个点上，被禁锢在形式的硬壳之中，在人文学科中，这样的文本是理想化的、虚幻的，是永远无法获得也无法弄清楚的。就拿文学来说，曹雪芹有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仅古代作品的本义随着作者的亡逝而无从稽考，而且同一时代作品的本义也不可能被读者准确无误地加以把握，甚至作者本人能否确切说明其创作意图也还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读者去把握作品的本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处于封闭状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需要通过阐释不断接触现实从而日新其德地发展演变的，如果缺少读者的参与，那么作品就只是一堆死的物质材料和符号痕迹。作品的意义活在读者的阐释之中，而读者的阐释却不能排除先入之见的作用。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多以其情而自得。”（注：王夫之：《薑斋诗话·诗绎》。）谭献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注：谭献：《复堂词录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客观规定性而随意发挥，但只要这种阐释能够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那就可以成立，就值得肯定。进而言之，这种先入之见并不是阐释必须摆脱的消极因素，毋宁说它更是值得欢迎的，借助先入之见，读者能够超越作者，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能够比作者更好、更深刻、更准确。有人说：“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就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而不仅是创造新意），这些新意就很可能大大超过莎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15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正因为在人文学科的阐释中主观因素和先入之见的介入，所以人们对于作品的“理解”才不像自然科学的“说明”那样游离于历史过程之外，而是始终置身于历史过程之中，并从而与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互补相融
虽然从以上诸多方面可以见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立场之殊异，然而说到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在这一问题上骨子里仍然是相通的，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都不能完全脱离传统，它们都不是从空白开始，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保存传统的方式不同。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保存是隐性的，以往的科学理论往往在后继的理论中取得更新、更加完善的存在，就像前辈的生命在后辈身上得到延续一样；而人文学科对于传统的的保存则是显性的，它需要与传统不断地进行对话，而前人的伟大成就永远也不会过时，特别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将永远活在现在和将来的生活之中，人们会时常与之不期而遇。另一方面，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都要突破和更新传统，它们都不能固守传统、因循常规而堵塞锐意进取之路，二者的区别也只是革新的方式不同，自然科学对于传统的革新主要表现为接替式，有如一场接力赛跑，自然科学史往往是由一场又一场新理论推翻旧理论的“革命”连缀而成，人文学科对于传统的革新则主要表现为并列式，如文学革新，虽然大都倡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但并非意在彻底推翻前人，而是刻意探寻和追求新的个性，而新的个性与前人的个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这一现象其实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说明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这两大学科在总体上是相互补益、相互融通的。这两大学科各有其强项，各有其长期存在的充足理由律，各有其适合人类需要的效用，谁也不能取消谁，谁也不能替代谁，相反地，二者倒是颇多相通之处。文德尔班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在一切科学工作最后应当联合起来构成的总的认识中，这两个在方法上各有千秋的环节乃是并驾齐驱的：万物的那种超乎一切变化之上、表现实际事物的不变本质的一般规律性，乃是我们的世界图画的固定的框子；在这个框子里面，展开了一切对人类有价值的、体现着类的个别形象的活生生的联系。”（注：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第72-73页，第76-77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1月版。）这种根本上的互补相融关系昭示了，人文学科需要吸收自然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也要具备丰厚的人文底蕴，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向科技知识分子讨教，科技知识分子也要向人文知识分子学习，总之必须使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平衡起来，以人文蕴含的柔性对科学理性的刚性起到调节和制约的作用。那种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相互轻视甚至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狭隘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不同学科的携手并进、共谋发展才是人间正道，而文学传统也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