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材改革和发展的两个建议——纪念邓小平为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题名、三个面向题词15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材论文,中小学论文,研究所论文,周年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了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并不是任何时候、什么教育都能提高国民素质，都能培养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一百年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内忧外患，志士仁人们为了救亡图存，喊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呼唤新学堂、新教育问世。因为清政府腐败的科举教育弊端丛生，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非但救不了国，反而误国害国，甚至使国家滑向亡国的边缘。一百年后的今天，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他又指出：“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21 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也就是说，只有正确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才能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培养创新人才，才能兴国，而唯“应试教育”非但兴不了国，反而窒息人的创新精神，摧残人才，扼杀人才。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振兴中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为极大地提高全民族12亿人的素质奠定基础，培养一批又一批富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推进素质教育，是新时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具体举措，其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主动发展。而唯“应试教育”的着眼点只在少数学生的升学；只追求考试科目的高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只是为了被动地应付考试。素质教育是针对唯“应试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
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全方位地推进，才能奏效。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使全体师生和家长乃至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这是根本的前提；而加强课程教材建设，改革教育教学内容是核心；提高师资水平是关键；完善考试、评价制度是导向。四者缺一不可。
加强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改革教育教学内容，就是要解决好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要解决好，必须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全面地准确地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
“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重要的战略思想。“三个面向”的真谛是面向现代化，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面向现代化，就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是为了面向现代化。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从空间上看，或者说从横向上看，必须面向世界，放眼世界，既要看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又要努力寻求教育的共同规律，把目标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经验，进而使中国走向世界，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如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那只能是越来越落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从时间上看，或者说从纵向上看，必须面向未来，着眼未来，把目标定位在培养跨世纪人才上。今天的教育，必须着眼于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社会。
教育现代化，决不仅仅是办学条件设备等“硬件”的现代化，而更重要的是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技术、艺术、手段、方法，教育管理、评价等“软件”的现代化。
“三个面向”是一面理想的旗帜，是一面鼓舞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旗帜。如不高举这面旗帜，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行动就没有远大的目标，理想就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我们就有可能永远落后，甚至挨打。
当然，要面向世界，就必须立足本国，既要大力提倡借鉴，洋为中用，又要加强分析、鉴别，反对生搬硬套。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立足现实，同时正视历史，恰如其分地继承传统，进而开拓创新，以免盲目走弯路，或重复走老路。我国的现实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之一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这是最大的国情。同样，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基础和条件也很不相同，发展也极不平衡。就学校而言，既有一批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校，又有一批薄弱学校，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投入和师资问题，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甚至还有不少极为贫困极为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渴望社会伸出援助之手的希望小学。
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应有全面的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既不应“以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也不应任意地或片面地解释素质教育。
“全体学生”是由每个学生组成的，每个学生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基础、程度、水平都有不同的差异。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齐步走，既不可能、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高起点，也不可能、不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低起点。每个学生只要能充分开发自己的潜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就是成功。中小学课程教材，既要为全体学生打好共同的必备的基础，使他们达到统一的基本要求，又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为他们今后能胜任不同的学术专业和技术行业，打好分流的基础，作好必要的准备。
“全面发展”并不意味平均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应是统一的。培养通才是正确的，但对于通才，要有辩证的认识和理解：其一，人无完人，才无全才。通才不等于全才。其二，所谓通才，所谓文理兼通，在程度和水平上有不同的层次之分。其三，通才的最主要特点是既要博学多才，更要善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要学会学习，学会求知。中小学不可能教一切知识，也不可能学习一切知识。具备求知的能力，掌握求知的方法，比掌握现成的知识更重要。我们必须要求每一个中小学生在各方面都达到合格的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而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得到更突出的发展，达到更优异的水平。门门全优、门门精通当然好，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学生才能达到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与其追求门门全优、门门精通而又达不到，以致浪费了有限的时间精力、丧失信心，不如门门合格，几门优异。
“主动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使他们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能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从而能生动活泼地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其一，要正确对待教师的作用。强调学生要主动发展，学会学习，非但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减轻责任，甚至放弃责任、放任自流，相反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笔者以为这里首先是要教，要导，要教导得法。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教师的教导、指导、引导、诱导作用。其二，要正确对待课业负担问题。过重的课业负担固不可取，但是必要的负担和压力，反而会成为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的动力。只有跳一跳摘到的果实，才是既饱含艰辛又充满愉快的，才会倍加珍惜、终生难忘、回味无穷。
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创新人才，离不开中小学摇篮的培养，离不开教师和教材的哺育。
校舍、师资、教材，是中小学教育的三大基本建设。教材是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今天的幼苗，将是明天的栋梁。今天的中小学教材，应该体现明天的社会前景。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没有高质量的人才。
基于上述认识，展望未来，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研究，正确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
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的改革，要兼顾三大要素，即学科体系、学生发展、社会需要。目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学科本位论的偏向。所谓学科本位论有种种表现：其一是绝对地强调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把学科与科学等同起来，求全责备，而对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有程度也就是中小学生的可接受性考虑不够，对社会需求的定位不恰当。二是在对待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缺乏宏观的整体观念，片面强调本学科的重要性，以至每门学科都面面俱到，层层加码，每门学科都“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造成教学内容深难重。三是只重视学科课程、学科教学，而不重视活动课程、活动教学所能起到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学科体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是相对的，也是有层次之分的。学科体系要真正成为中小学教材体系，还必须重视学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因素。教材体系要加强本学科的纵向衔接和照应，更要注意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和配合，克服脱节和不必要的重复。同课程结构（全部课程设置的总体结构，各门课程各类课程的组合关系）要整体优化一样，教材结构（每门课程、学科的具体结构）也要整体优化，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只有树立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才有可能正确对待学科体系和社会需求。所谓学生发展，就是要兼顾教育对学生的三大功能：传授知识，培养能力，陶冶品德。也就是说，始终要抓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个根本，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特别是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将智力和能力融合为智能。当代社会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确切地说是智能经济时代，说到底，其实质其特征就是以开发人的智能为根本动力，来带动经济的起飞，推动经济的发展。潜藏于人脑的智能是宇宙间蕴藏量最大、也是能量最大的能源，生生不息；只有通过教与学进行开发，才能使之由内潜变为外烁，转化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动力。一方面，智能（包括智力、能力）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没有丰富的知识，智能就无从开发；另一方面，知识也只是智能的基础，知识如不升华为智力、能力，这样的知识再多也意义不大。
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其任务不是培养某门学科某一方面的专门家，而是为之打好基础。应当教给学生最基础、最一般、最通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最强的稳定性、最广的适应性、最长的时效性、最快的迁移性。这些知识应该是终生难忘、终生受益的东西。这些知识学到手，进而学会学习，学会求知，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就有了基础，就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今后不管从事什么专业、什么行业，都会迸发后劲。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小学必须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但是学制、课时是有限的常数，非但不可能延长学制、增加课时，相反还要求缩短学制、减少课时。在有限的学制、课时里，既要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又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且在此基础上提高教学质量，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也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应当从不同层面（包括教育思想、观念，课程，教材，教法，考试评价）寻找办法。在教育思想、观念上，特别应当界定中小学的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中小学不可能承担所有的教育教学任务，中小学不可能把一切知识都教给学生。在课程结构上，应当增设综合课程、选修课程、短期课程等等。在课程管理上，应当使地方和学校拥有更多自主权、灵活性等等，以便于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材施教。在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的层面，也都可以找出有助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
至于教材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应当只做加减法——一谈“三个面向”，现代科技，知识经济，就做加法；一谈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就做减法。
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推陈出新。基础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基础知识要不断更新。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想文化的新成果、新成就，当然要及时地不断地充实到中小学的教学内容中。诚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指出的，“学校教材要反映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成果以及当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最新发展”。但是科学不等同于学科，更不等同于中小学的学科，并不是所有的新成果新成就都要立即地全部地成为中小学的教学内容，甚至写入教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新成果新成就都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检验，这种检验有时甚至需要经过反复的过程。即便是经过检验证明是真理的东西，要进入中小学教学内容乃至写入教材，也要经过选择和组织；选择和组织的标准就是根据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据中小学学制和课时的限制，同时依据中小学生身心特点和可接受程度。
在吸收现代科学新成果新成就的同时，对教材中传统的东西也要正确对待。认为凡是传统的东西都是经典，都是基础，动不得，这种观点固然是不可取的。但也不能认为凡是传统的东西，都是老的、旧的、没有用的，都应在删除之列。实际上，相当多传统的内容，是几千年来人类智慧精华的结晶和积淀，是需要长久保留的基础知识。
从总体上看，教材由于编写、出版周期长，总是滞后于知识的增长速度。也正因为如此，教材的编写者更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超前性，预测未来，研究未来，在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上留有充分的余地，以利于师生在使用教材时，在教学过程中，吸纳最先进、最新鲜的内容，使之渗透到原教材之中。
在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时，还要正确处理基础性与层次性的关系。中小学是基础教育，是普通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当然要坚持基础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学生与学生之间是有差异的，每个学生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有差异的。因此，不仅中小学课程结构和课程管理上要体现层次性（在课程结构上，既有必修课程，又有选修课程；在选修课程中，既有限定性选修课程，又有任意性选修课程。在课程管理上，既有国家管理的课程，又有地方管理的课程，也有学校管理的课程），而且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也要体现层次性，既有必教必学内容，又有选教选学内容；既有精讲内容，又有泛读内容；既有强劲的主干，又有茂盛的枝叶，做到根深叶茂。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高中的教材固然要体现基础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相统一，在打好高层次的共同基础的前提下，为毕业后的进一步分流打好不同的基础；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的教材也要体现基础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相统一。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一部分学生吃不了，一部分学生吃不饱的问题；才能解决教材程度（包括深度、广度、难度）和分量的基准和定位问题；才能使学生既打好共同基础，又打好分流基础；才能保证全体学生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发展个性相结合相统一，在保证全体学生都吃饱的基础上，也使一部分有条件的学生能进一步吃好。
这里还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教材的厚与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厚的教材不一定就是深难重，薄的教材也未必就是负担轻。多而杂固然不可取，但是一味追求薄，追求少，少而不精，或者像压缩饼干，只剩骨架，没有血肉，这样的硬骨头是很难啃的，必然造成教师难教、学生难学，以致师生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到茫茫书海中寻觅，那就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盲目乱抓，良莠不分，岂不反而加重负担？近年来，教学内容一减再减，教学要求一降再降，然而学生负担却有增无已。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减轻学生过重的书包和过重的课业负担，这个问题要多角度地进行分析，多层面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既要对课程门类和教材内容从结构上进行改革，又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下，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教育内容起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同样一本教材，不同的教师在不同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关键在于能不能因材施教。教材比较丰满一些，又能做到主次分明、详略得当，红花绿叶、层次清楚，师生在教学中能正确地使用，由博返约、提要勾玄，这样的教材非但不会加重学习负担，反而会引人入胜，使学生感到饶有兴味，渐入佳境。美国中小学教科书，叙述详尽得多，图文并茂，讲述定理定律，多从推导出发，而不是简单地揭示结论，内容篇幅约为我国的十倍，甚至数十倍，这样的教科书，既便于教师的教授，又便于学生的学习和钻研。总之，教材的厚薄问题，涉及教育内容同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书包过重、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既要从课程、教材上找原因，更要从五花八门、充斥于市的教辅资料、参考资料、复习资料、考试资料和习题集、练习册上找原因。此其一。其二，努力保持教材的相对稳定，进而逐步实行教材的轮借制，也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举措——既不妨碍教材编写得充实一些、丰满一些，纸张和装帧考究一些、精美一些，也不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和书包负担乃至课业负担。
改革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和内容，还要高度关注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系列化教材的发展，多媒体的发展，现代化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方法的发展，对教科书的影响。现在的教材，早已不限于文字教科书（课本），而是还包括多种多样的视听音像教材和计算机软件等配套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文字教科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承担教材的所有功能。我们应当研究文字教科书如何才能起到与音像教材、电子教材、电化教育手段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作用。同样一个教学内容，在过去，可能需要花很多笔墨，用很多篇幅，在文字教科书里加以表述；教师可能要费很多口舌，用很多时间，进行讲授和解释，而在音像教材、计算机教学软件尤其是多媒体发展的今天，在文字教科书里可能只需要画龙点睛，就能恰到好处，否则反而画蛇添足，适得其反。
二、正确处理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的关系， 统一性与多样化的关系，推动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健康发展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深化中等以下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又指出：“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提倡各地编写适应当地农村中小学需要的教材。”
很明显，中小学教材首先要有统一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意志，这是前提。为了做到这一点，教材的研究编写、审查、出版、印刷、发行、选用，都应当加强领导。第一，中小学教材的研究编写、审查、出版、印刷、发行、选用，都应有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其资格需要经审核认定。第二，教材的研究编写、审查、出版、印刷、发行、选用，各个环节之间既要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第三，由教材的出版、印刷、发行所获得的利润，应直接反馈用于教材的研究、编写和审查，用于教材的再建设，用于教材的改革和发展。唯有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保证教材的质量不断提高，保证各种教材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中小学办学体制也好，中小学课程教材体制也好，分级管理与加强领导应是统一的。加强领导必须改革那种上面对下面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以致下面缺乏活力的局面，通过分级管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和学校的责任心与积极性，因地制宜，因校制宜，落到实处。分级管理必须加强领导，确保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具有统一的基本要求。
中小学教材的多样化与统一性也应是统一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为了更好地从实际出发，有利于因地制宜，中小学教材实行多样化，并且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由部编教材、统编教材、通用教材一个版本，发展为多种版本，这样做，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十多年来，一些地方也确实认真组织力量，编出了一批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教材，受到好评和欢迎。
但是这里有几个相关问题必须弄清。
其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定制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产物，是同我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别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不能因为现在实行了审定制，就对过去的国定制以及在国定制条件下编辑出版的部编教材、统编教材、通用教材横加指责，任意贬低，甚至企图全盘否定。对中小学教材国定制的利弊得失，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其二，现在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完全的绝对的多样化，以多样化取代统一性，而应是由统一性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过一系列辩证统一的观点。针对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他说：“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要编几种教材，以供选择。”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转引自教育部编：《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1998年版）。在中小学教材问题上过分集中统一，或者过分分散多样，都不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在中小学课程设置和课程管理上，也是这样）。美、英等国中小学课程教材，以往过分分散多样，结果造成基础教育质量大滑坡。近年来，美、英等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包括考试）集中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强，甚至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统一的国家课程、核心课程，保证基本课程、必修课程，制定教育标准、课程标准，加强教材选用机构和制度的建设，加强统一考试，等等。美、英等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包括考试）从分散、多样走向集中、统一，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包括考试）从集中、统一走向分散、多样，表面上看走向是相悖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都力图寻求集中统一与分散多样的最佳结合点。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过犹不及，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其三，对教材多样化应有正确理解。（1）中小学教材多样化， 必须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国家意志便无法体现，基础教育的合格质量便无从保证。（2）作为教育部直属的、 以研究编写出版发行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业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是中小学教材多样化方针的提倡者和推动者，而不是局外人，更不是对立面。人教社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受教育部委托，先后研究、编写出版了九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80年代中期当中小学教材进入审定制时期，人教社进一步为教材多样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人教版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既有五四制，又有六三制；既有彩色版，又有双色版、黑白版；普通高中教材既有现行教材，又有新编教材；许多核心学科，既有一般层次的通用教材，又有供部分地区、部分学校选用的不同层次的、各有特色的实验教材；既有文字教科书为核心，又有音像视听教材相配套，并努力开发电子（计算机软件）教材，形成教材系列化和多样化的局面。（3）多样化，并不应排斥由国家规划、 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示范性教材。示范性教材的编者，可以是国家级教材编写单位，也可以是国家级教材编写单位与省级教材编写单位相结合，一些学科也可以由国家委托省级教材编写单位担任。示范性教材与多样化教材非但不应是对立的，相反，示范性教材是多样化教材的一种，而且是重要的起示范作用的一种。示范性教材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较严的规范性。示范性教材本身也可以搞系列化、层次化、多样化。（4）不同学科的教材，如何实现多样化，应从本学科性质、特点出发，不宜一刀切。例如政治思想品德、历史、地理这三门学科，政治性、敏感性较强，共同性较多，是提倡各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编写五花八门的教材好，还是采取“全国统编教材+地方补充教材（或乡土教材）”的模式更为适宜，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探索正确有效的途径。（5）多样化≠地方化。提倡多样化，不应导致以省编教材来取代部编教材和其他省编教材，排斥部编教材、示范性教材、省外优秀教材进入本地市场。不应导致不论质量如何，一概由本地教材独占一方的局面。中小学教材的发展趋势，不应从“大一统”走向“小一统”。如《纲要》所说，各地值得提倡的是“编写适应当地农村中小学需要的教材”。（6 ）多样化≠数量化。不是多多益善。不是数量多、品种多就是实行了多样化。多样化的本质在于特色、在于层次、在于质量、在于效益。那种以垄断本地市场为目的的低水平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劳动，甚至拼凑抄袭，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而恰恰是浪费，是误人子弟。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匮乏的国家，这种所谓的多样化，不仅不应提倡，恰恰是应当制止的。（7 ）多样化≠商品化。教材是产品、是商品，同样要接受市场经济法则的考验，同样要参与竞争，这是无疑的。但是中小学教材又是特殊的产品、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就在于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从研究编写到审查，到出版、印刷，到发行、选用，都必须体现这个原则。如果抛弃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单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不管教材质量如何，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有利就干，无利不干，唯利是图，编写、审查、出版、印刷、发行几位一体，联手强行推销平庸教材，甚至劣质教材，强迫学校选用订购平庸教材甚至劣质教材，那就不可避免地会走上邪路。
总之，在中小学教材改革的进程中，要处理好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我们的改革目标决不是由统一性走向多样化，而是走向统一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如《纲要》所说，是“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这个前提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否则多样化就有可能搞过头，走向反面。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实际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中小学教材从编写到选用，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绝对自由，而是受到种种杠杆的制约，诸如政府经费拨付或资助的制约，考试导向的制约，等等。
然而，现在我国中小学教材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对教材编写者（包括集体和个人）没有经过必要的资格审查和认定。什么人都想编教材，似乎什么人都能编教材。而实际上，教材特别是中小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是不同的，与一般图书更是不同的，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要使科学体系、结构、内容变成学科体系、结构、内容，进而变成中小学教材体系、结构、内容，必须研究、懂得进而熟悉、掌握不同年级不同年龄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程度和特点，必须研究、懂得进而熟悉、掌握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规格。简言之，必须懂教育方针、教育原理、教育规律、教育改革和发展趋势，必须懂教育目标、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必须懂学生、教师和教学设备、条件、手段、方法，还必须懂得历史上同类教材和国外同类教材的长短优劣。不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就不可能编出好教材。
问题之二是仍有一些地方、一些教材，没有严格执行编、审分开这一有利于保证教材质量的制度，有的是编、审不分，自编、自审，有的是审而不严，有的甚至干脆不送审，直接进入市场。
问题之三是有些地方的教材出版或印装（包括学生作业本）没有高质量的出版社和印刷厂予以保证，粗制滥造，质量低劣，或无法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影响教学，误人子弟。
问题之四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对教材的发行和选用，搞地方保护主义，用行政干预，甚至用不正当手段强行推销。虽然国家明文规定，各省在教学用书目录上同一年级同一科目教材至少推荐两种以上供选用；虽然国家也明文规定了中小学教材的选用权限，但是事实上，由上级行政部门包办代替而不从本地本校实际出发的情况所在多有；单纯从经济利益考虑，而不坚持质量第一的情况更是所在多有。正因为如此，真正的优秀教材，尤其是国家规划、国家组织力量编写、通过国家级审查通过的教材，难以进入当地市场，难以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难以真正做到优胜劣汰。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果是造成封闭式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教材编、印、发质量的提高，甚至保护了劣质教材的欺行霸市。
问题之五是一方面国家的教育经费极为紧缺，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极需财力支持；而另一方面，数额极为巨大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印刷、发行所获得的利润，没有真正反馈到或者说没有大部分反馈到教材的研究、编写和审查工作中，因此也就没有完全达到“以教材养教材”的目的。教育部门，教材研究、编写、审查单位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例如，受教育部委托研究编写的人教版中小学统编教材，由各地租型印刷发行，所产生的巨额利润，长期以来各地付给人教社的租型费定为0.5个百分点，近年来增加为2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地区少于这个比例），人教社在这2个百分点的收入中既要按比例缴税给中央财政，又要用于大面积的教师培训，新一轮教材的研究、编写，以及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赢利所得留在地方的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由上可见，中小学教材作为每年用量都极大的特殊产品、特殊商品，实行专卖制度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应该怎样管理、怎样实行中小学教材专卖，或者说中小学教材专卖所得的巨额利润，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教育部门及教材研究、编写、审查、管理部门与出版、印刷、发行部门之间，如何进行更为合理的分割，这是关系到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能否得到提高。中小学教材建设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涉及教材的研究、编写、审查、出版、印刷、发行、选用等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予以组织上的保证，实行有效的领导、管理和协调。然而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能，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上述这些涉及全国性的工作，不可能通过增设政府编制（包括机构和人员）的办法来解决，现有的政府机构（基础教育司教材处）又不可能完全包下来，现有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也不可能承担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全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由教育部领导的、配合基础教育司工作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是十分必要的。
“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与“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是教育部领导的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机构。举凡教材审查审定之外的工作，均可由教材发展中心承担。诸如：
可以把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的力量（包括国家级的教育科研机构，各地的中小学教研部门，师范院校的中小学学科教育和教材研究部门）整合起来，协同作战。
可以受教育部的委托，行使中小学教材建设、改革与发展的有关职能，包括：
1.对国外先进教材进行选购、引进、研究，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报告；
2.对教材这种特殊著作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研究，并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和改编问题。为了基础教育事业尤其是普及义务教育的需要，教科书中入选作品是必须的，是否非经原作者同意不可？（注：现行著作权法（1990年9月人大常委会通过，1991年6月生效）对教材出版未作任何优惠性规定， 不利于扶持教育事业。1998年1月8日国家版权局提出的著作权法修订稿（这里指笔者1998年6月看到的尚未经审议通过的草案征求意见稿）， 对于“为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作了优惠性规定，即：“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笔者认为这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仅靠“汇编”，是难以编出好的教科书的。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教材的编者对入选的作品必须根据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及可接受性，进行修改、改编甚至改写，是否非经原作者同意不可？教材编者根据整个教科书目标、体系、结构修改、改编甚至改写后的课文的著作权，是仍然完全属于原作者所有，还是部分属于教材编者所有？二是如何制裁教科书的抄袭行为，如何制裁非法利用教科书生产演绎作品的行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对教材建设极为不利。）
3.对国家规划的中小学教材编写者（包括单位和个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并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认定批准；对中小学教材编写队伍的建设进行规划；
4.对国家规划的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的专业技术资格进行审查，并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认定批准；
5.对国家规划的中小学教材的试验工作和教师培训工作进行组织、协调；
6.对国家规划的中小学教材的选用进行监督与稽查；（建议对于审查通过的教材实行更严格的编号制度，注明“部审××年第××号通过”或“〔省名简称〕审××年第××号通过”，以正视听，防止假冒伪劣教材在市场上鱼目混珠。同时建议规定各地都应设立中小学教材选用委员会，由各界人士包括学生家长代表参加，对已审查通过的各种教材进行遴选，最后以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通过选用决议。任何部门都无权单独决定教材的选用，更不能像目前有些地方那样由一个部门的一个办事人员掌握圈定选用书目的大权。）
7.对中小学教材进行评价，包括优秀教材、特色教材、示范教材的评选、奖励、推广；
8.“以教材养教材”的政策协调。等等。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指示创建的，是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使之获得新生并发展壮大的，是教育部直接领导的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出版的国家队、专业队、主力军。人教社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为人教社成立40周年的题词。）
1986年，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原国家教委主要领导同志公开宣布，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努力办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研究中心、编写中心、出版中心和资料中心。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全国性的中小学教材建设专门机构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以其雄厚的实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应该也可能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在教材建设中以质量取胜，起示范作用和骨干作用，而且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接受“全国中小学教材发展中心”的依托和挂靠，为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名的“课程教材研究所”赋予新的职能，引进新的机制，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附记：此稿原是应约之作的一部分，是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写成的；对问题的思考，容有不周之处，文责自负。撰写过程中，综合参考了一些同志的宝贵意见；初稿曾送请部分同志和资深专家审阅，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