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女权运动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女权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俄罗斯的女权运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1]现在还不能说这个运动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尽管它的声音在公众言论中日趋强大。它的主要成就在于俄罗斯妇女逐步意识到并提出了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家庭暴力、性骚扰、对于妇女的歧视，青少年性行为，等等），以及妇女政治纲领概念本身的确立。
俄罗斯现代女权运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势力发轫于“独立创办”的杂志《俄罗斯妇女》和《玛利亚》（由T.马莫诺娃，T.戈里切娃，V.马拉霍夫斯卡娅，Ju.沃兹涅先斯卡娅主编）1979年在列宁格勒流传之初。当时刊载的文章的主题是：苏联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对于妇女的歧视、生育健康问题、女犯的恶劣待遇、强奸、家庭暴力与其他类型的暴力。撰稿者在八十年代被迫移居。为期大约10年的随后一个阶段并没有群众性的女权运动出现。在官方的言论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被置于“业已解决的妇女问题”以及“妇女多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般框架内进行讨论。
政治、文化和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结构变化，在今天的俄罗斯给予了妇女运动以机遇，比之苏联时期更显其张扬与喧嚣。极权的苏维埃国家阻碍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一切群众活动。妇女的问题是按照官方的旨意解决的，妇女的议事日程只能在加强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这个框架中讨论。惟一的妇女组织——苏联妇女委员会作为党－国家政治的传动带进行工作。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若干妇女政治委员会在企业中得以重建，尽管其争取妇女权利的纲领是准传统的。其目的乃是减轻苏联妇女的双重负担，促使她们重新整合进私生活领域。
第一批女权团体出现于“改革”最后几年群众抗议最激烈的时刻。在列宁格勒，民主运动活动家奥莉加·利波夫斯卡娅于1988年开始出版《妇女读物》年鉴。稍后，O.利波夫斯卡娅于1993年出任圣彼得堡性别问题中心主任。1989年，学术界女杰阿纳斯塔西娅·波萨德萨卡娅、娜塔利娅·扎哈罗娃、瓦连京娜·康斯坦丁诺娃和奥莉加·沃罗尼娜在莫斯科建立了摆脱性旧习联盟(LOTOS)；她们决定在参加关于民主组织的群众性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女性先导作用。后来，这个团体的领导者们建立了作为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单位和志愿协会的莫斯科性研究中心。
九十年代初期，诸如“变容”（尼娜·加布里埃良）、“女记者协会”（娜杰日达·阿日吉西娜、伊琳娜·茹尔娜）妇女俱乐部“和谐”（玛利亚·阿尔巴托娃）、“学术界妇女联合会”（斯维特兰娜·艾瓦卓娃）等一些职业组织和妇女俱乐部先后成立。其领导人组成了新俄罗斯女权主义者第一个战斗集体，她们都是具有强烈事业心的职业女性，主张发展改革时期的女权主义纲领，并为之大声疾呼。这些妇女团体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各个不同生活领域里对妇女的歧视，表达了妇女们的要求，发展了争取妇女获得平等机会的斗争策略。
一些小活动团体组织了某些群众性活动，将这样的活动看做提高妇女自觉意识和在全国发展女权运动的手段。莫斯科性研究中心组织的两次“独立女性”论坛(1991,1992)，成为全国范围内对所有妇女组织进行动员的重要事件。它们的纲领体现在这些群众活动的两句口号之中：“没有妇女的民主不是民主”，以及“从问题走向战略”。
现在，俄罗斯的妇女运动乃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一个部门。它提出了关于重新思考妇女社会地位的许多倡议。女权主义团体根据其主要活动目标的不同，传统上可以划分为下列两类：(1)作为竞选集团的具有政治取向的团体（例如：“俄罗斯妇女”）；(2)名副其实的非政府妇女组织，属于社会机构的第三部门（介乎国家与市场之间）。非政府组织的妇女部门包括妇女职业协会、互助团体：基于互助和同样经历（残疾人母亲、乳腺癌存活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等等）的妇女基层组织，各种不同取向的女权主义团体（莫斯科性研究中心、圣彼得堡性别问题中心，等等），为妇女提供帮助的实际活动计划（赊帐电话线路、援助遭受过强奸的妇女的组织、急难事务顾问中心、妇女接待中心，等等），讨论俱乐部，性教育和研究中心。各种非政府组织无不以直接援助妇女、儿童和家庭为方向，作为压力团体，其宗旨在于建立社会保障和解决社会政策问题。许多非政府组织乃是专门为妇女办事的机构，而且正在重新恢复它们在改革时代的行动。
非政府组织在数量和成员上都是不稳定的。许多团体生存只有5年，但有些则相当稳定。女权主义团体的这种组织的不稳定特点，是俄罗斯社会的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部门共同具有的。现代俄罗斯女权运动部门是妇女组织的一个分支。它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都市为中心。许多大学中心也拥有女权主义团体——妇女联合会的分布图包括20多个俄罗斯城市。
笔者想在下面简要地研讨一下与发动俄罗斯妇女相悖的种种障碍。变革使俄罗斯妇女强烈地感受到她们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地位中产生的变化。对于许多中年妇女来说，改革意味着她们的职业和／或就业状况的改变，意味着缺乏收入的稳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社会救济的中断，子女的医疗费用的重荷，子女教育的新要求，劳动力市场上年龄／性别歧视的感受。由于国家机关在许多情况下不能给予足够的补贴，家庭承担着作为援助和生存单位的作用。在最近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著名的俄罗斯女政治活动家加林娜·斯塔罗沃依托娃着重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俄罗斯公民应该转向他们的家庭，利用家庭的资源来解决他们的日常问题（1998年秋）。
在变革时期以及任何动荡时期，家庭发挥着作为战略单位（虽然并非始终有效）的作用。家庭作为适应或者生存的战略单位的强化，影响着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加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不稳定时期的作用。妇女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私生活领域的家庭管理上，从而限制了她们对于经济、政治、社会运动的公共参与。失业和社会保险机构的瘫痪，加重了妇女的家庭负担，照料家庭问题又以传统的方式重新压在了她们肩上。另一方面，失业往往使妇女进入非政府组织部门，她们在这里创造某些就业岗位，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手段。
妇女往往通过参与非政府组织，来转移她们的家务劳动：她们组织互助团体、志愿协会、小企业等等。笔者认为，变革乃是一种结构性的环境，造成妇女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利失落，使妇女运动缺乏群众性的规模。妇女只能被局部和暂时地动员起来解决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某些具体问题。
同样还应该考虑到俄罗斯的文化环境不利于女权运动：传统的旧习和性别歧视，以及它们的衍生物，乃是极其根深蒂固的态度。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危机则是后苏联话语中对于性别状况做出的诊断。
俄罗斯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主要问题在于组织及其活动的经费支持和稳定性。经济的不稳定性被认为是女权组织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财政资源主要来源于一些西方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这些基金会和组织不鼓励合作，而是主张各个团体之间的对抗和竞争。根据专家（斯珀林）的观点，运动的另一个问题是女权知识在俄罗斯环境下的体现。第三个问题则是女权运动的政策缺乏效力。1996年，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个改善妇女在俄罗斯联邦中的地位的国家纲领。即使妇女非政府组织及国家纲领在北京和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宣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策，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机制却没有得到发展。国家机构与女权团体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有效的。目前，在政治机关与妇女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V.斯珀林认为，在一个电讯不但费用昂贵而且缺乏安全的国家中，通讯问题成为阻碍在全国范围内对妇女组织进行动员的主要障碍。“面对面”的直接通讯依旧是接触的最重要的空间（见斯珀林著作，第56页）。
今天很少有机会来加强女权运动。很难说社会意识到加强女权运动的必要性。但是，各女权团体之间的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诸如“妇女独立论坛”、“妇女联盟”、“妇女非政府组织联合会”(WINROLK)等网络，对于各女权组织及其资源之间的合作战略很有帮助。这样的网络为关于女权主义方向的论争提供了一个空间。同样还存在着加强具有相同侧面的各女权团体——例如，“全国急难事务顾问中心网”和“战士母亲组织网”——资源的趋势。1998年，各女权组织的联合战略具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争取实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女权网计划”在1998年确立，其办事机构在具有同样问题的30个州开放（在莫斯科的协调人：伊琳娜·科捷金娜）。这个网络的优先项目为：争取妇女权利，关于生育的权利，妇女与教育，妇女参政，信息与媒介，女权组织问题。
媒介乃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资源。“希望”电台，《星火》周刊上的《妇女》版，《自我》电视台的《她自我》节目等等，向公众传播着女权计划，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专门为妇女准备的出版物——《莫斯科女性》和《变容节》等，提供着必要的信息和适时的统计，并配以评论。
政治性女权团体均无重大建树。建立这样的团体的最初尝试出现于1990年共产党争取候选人名额失败之后。在V.费多罗娃和E.拉霍娃领导下成立了后来的“俄罗斯妇女”竞选团，并且在1993年杜马选举中大获成功，随即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对于杜马的这个党团的活动，也许由于其政治组成——核心为前苏联妇女委员会的委员——的原因，各个女权团体成员的评价极不相同。鉴于其背负的苏联遗产，这个团体最初并不被认为具有女权主义的取向。然而，“俄罗斯妇女”采纳了第一届女权主义论坛的口号，将自己的政策集中于争取权力机构中的男女平等代表权上。
在多个政党（苹果党，经济自由党）中，存在着专门的女权计划部。“俄罗斯妇女”同其他组织的接触正在加强。“俄罗斯妇女联盟”——该团体的中心组织，正在同所有的女权团体进行接触。这说明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各个女权团体与“俄罗斯妇女”在它们的纲领和政策上日益殊途同归。
第一批女权主义组织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乃是创建它们的“女旗手们”。妇女的创造力首次在被俄罗斯的独立的集体行动和独立的女权主义方向撕裂的传统环境中崭露头角。这些团体在反女权主义话语和关于苏联社会中两性角色危机的普遍共识的氛围中开始自己的活动。笔者认为，缺乏新的领袖乃是今天俄罗斯女权主义运动的真正问题。1990年代初建立女权团体的女杰们，现在身居国家机构要职。新一代领导人尚未形成，尽管在个人和小团体的层次上各种女权主义的观点得到表达。
俄罗斯的女权运动至今既缺乏群众性也不够强大。它主要采取在俄罗斯社会中尚很脆弱的非政府组织的形式。
形形色色的性研究中心是俄罗斯研究社团的重要层面。它们可以被看做是女权运动的科学研究分支。它们的目的是增强性问题知识，确立女权主义理论和开展女权主义研究，以及促进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关注。
Elena ZDRAVOMYSLOVA:
DU MOUVEMENT 
EN RUSSIE CONTEMPORAINE.(
No.194,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