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中国化——1.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2.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殊性和“通则”——关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3.坚持学术规范，提升研究水平——4.在回顾和反思中把握“社会学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笔谈论文,通则论文,本土化论文,特殊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
王宁
王宁，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在全球体系的视野中，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即郑杭生所说的“运动型”本土化，参见郑杭生，2004：146），乃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乃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外部效度问题成为“依附国”的学术群体所攻击的靶子。通过寻找和创立更具有效度的、更能解释本国实际的理论，学术“依附国”获得了独立于学术“发达国”的话语权力。这种类型的“本土化”，是合乎情理的。
从学术“依附国”内部的视野来看，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本土学者与海派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力竞争的一种体现。海派学者由于具有国际学术资源的摄取渠道和能力（如留学经历、出国机会、外语能力等），他们从学术“发达国”所摄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便成为他们的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力，使得既无国际学术资源的摄取渠道（如国内所能获得的国际性学术期刊、书籍和信息较为稀缺），又无这些资源的摄取能力（如外文能力欠缺）的本土学者在学术竞争中相对处于某种“不利”地位。因此，不可否认，事实上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有可能扭曲为本土学者争取学术资源的一种方式。当然，当个别海派学者在“炫耀”其所摄取的西方知识而出现食洋不化、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现象的时候，社会学本土化的诉求的确是对这种西学教条主义的一种正当的学术反弹。
了解社会学本土化背后的这种话语权竞争的实质，对于澄清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是有帮助的。很显然，“社会学的本土化”的呼吁，在不同学者的眼中有着不同含义和不同的目的。在这些诉求中，既可能有“真本土化”，也可能有“伪本土化”（同样道理，学术“国际化”也有真伪之分）。所谓“真本土化”，其着眼点是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和繁荣；所谓“伪本土化”，其目的则是为了某个学术圈子的实际利益，将“本土化”作为幌子以故意贬低国际学术规范、准则和资源的正当地位，以夺取或捍卫学术资源和话语权。
可见，我们所提倡的社会学的本土化，应该是一种“真本土化”，而不是“伪本土化”。它应该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出于学术帮派和群体的利益之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庸俗化。剔除了“伪的”、“庸俗的”的“社会学本土化”以后，社会学本土化的“合法化”就不是难题了。事实上，社会学必须、也只能本土化。它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出路（参见郑杭生、王万俊，2000）。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呢？不少学者对“本土化”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例如，郑杭生和王万俊（2000：7）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的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这一定义，预设了中国在建设社会学、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过程中不得不引进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事实，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其实，只要引进西学，便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一类问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西学东渐现象就曾经引起国内思想界有关“西学”与“中学”之地位的激烈争论。
既然在重建社会学过程中必须引进西方社会学取得的成果，就必然会出现“如何引进”的问题。尽管在现实中鲜见“全盘西化”或“拒斥西学”的赤裸裸的主张，但在现实的研究实践中，“食洋不化”的西学教条主义和那种无视国际学术准则、规范和文献的“食土不化”，却同时存在。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由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回避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呢？我觉得，社会学的本土化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社会知识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即本体论，二是社会知识的逻辑学方面，即认识论与方法论。第一个方面涉及社会知识的民族化或中国化（民族认同）问题，第二个方面则涉及社会知识形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在这里只谈第二方面，即社会学本土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知识的效度问题和深度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从反面来论述：第一，背离社会学本土化取向的“食洋不化”（或“西学教条主义”、“伪国际化”）的学者所达成的有关本土社会知识常常是缺乏效度的；第二，背离“真本土化”要求的“食土不化”（即“伪本土化”）的学者所形成的本土社会知识常常是没有深度的。
第一，“食洋不化”与知识效度问题。效度问题是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所谓效度，就是所形成的理论反映现实的正确程度，分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前者指所形成的知识反映研究对象的正确程度，后者指所形成的知识可以适用于所研究对象之外的其他“同类”对象的程度，就是说，从研究对象所得到的结论的有效性可以“外推”到该对象之外的其他现象（参见Yin，2003：36—37）。
西方社会学大多是有关西方社会的知识。如果说，这些知识对解释某个西方社会的现象具有效度，那么，它对解释东方社会是否具有效度，却是不确定的，必须接受东方社会事实的检验。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社会研究都是有关某个民族国家社会的研究。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便是个案研究，尽管其中一部分也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而任何个案研究，都有一个外部效度问题，即从个案所得到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个案之外的其他个案的问题。
食洋不化者（即“西学教条主义者”）却把西方社会学知识的效度、尤其是外部效度人为地扩大了。其实，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往往具有效度边界，越出了这个边界，本来有效度的知识，便可能变成谬误。而西学教条主义者则无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度边界的存在，在解释东方社会现实中，无视东方社会的特殊变量和常量的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乱贴标签，食洋不化。西学教条主义的悖论在于，它表面上是引进西方社会学，实际上却彻底背离了西方社会学的理性和科学性，背离了源自西方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的精髓，即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必须遵循严格的方法论程序，必须具有效度和真理性。
食洋不化（或西学教条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超越国内发展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学术前沿，亦步亦趋，只会“依样画葫芦”地提出西人提出过的问题，却没有能力从国内现实中提炼出更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研究问题。西方的学术演变，是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社会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必然会有不同的学术关注。不可否认，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和介绍是必要的，也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但是，完全用它们来替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学术关注，所形成的知识，就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缺乏对本土实际的解释力度和效度（如：把西方关注的“后现代主义”生搬硬套在中国）。所以，社会学的本土化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也不仅是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了效度问题），还应该是学术关注的本土化。
第二，“食土不化”与理论深度问题。与食洋不化的西学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另外一极是伪本土化，或者更形象地说，是“食土不化”。它借口西方社会学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本土实际，而在实际研究中全然无视西方社会学已经取得的理论成就，漠视西方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所形成的学术规范、研究准则和研究方法论，以一种专业程度极低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其结果是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创新性理论成果甚少。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学者尽管对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不熟悉，也难以得到国外的文献，却能注重面向实际，强调田野调查，并实实在在地从田野调查中收集到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方法论和理论创新能力的训练，大量的经验研究还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还不能上升到理论，更不能上升到提炼出有分量的、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而同样的资料，到了一些“高手”手里，或许就能从中提炼出更具分量的本土化理论。
社会学发展的事实说明，真正有分量的社会学本土化，常常是在了解了西方或国外的社会学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发展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比我们有更深的积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这种借鉴能够使我们少走弯路，在学术道路上快速赶上。诸如，费孝通、杨庆堃、杨中枢、黄光国等学者都被大家认为是本土化做得很好的学者，而他们都受过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严格训练。可见，要真正做好社会学的本土化工作，不能割断与西方社会学的对话，不能不了解国际社会学的成就。借鉴西方社会学，正是为了更快地建设本土化的社会学，从而超越西方社会学。
与西方社会学进行对话的过程，也就是从中国的本土实际发现西方社会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现象、变量或反例的过程，而这些特殊现象、变量或反例，恰恰提供了归纳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绝好机会，并同时限定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适用边界（效度边界）。例如，周雪光（2005）之所以能够提出“逆向软预算约束”命题，就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与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的命题相矛盾的例子。很可惜，在“食土不化”（或伪本土化）的学者那里，这些机会经常被熟视无睹、并被无端放弃了。所以，以科学的态度来了解和熟悉国外社会学，不但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阻碍，反而有助于社会学的本土化。换言之，社会学的本土化需要中国社会学者学贯中西。
第三，实现社会学本土化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国际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是互补的，相互间存在一些共同的准则。社会学的本土化预设了它必须借鉴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学。但是，在这里，“借鉴”不是生搬硬套和简单外推。社会学的本土化应该遵循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经验材料来“图示”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而应该是用中国的社会事实来证伪国外的理论，并从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种“证伪”和“发现”的过程，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实际来与西方社会学进行对话的过程。它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全盘拒斥西方学术，而是在与西方社会学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展具有高度效度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
在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研究规范、通则与逻辑的普适性的关系；第二，实质理论的特殊性和形式理论的普适性的关系；第三，归纳性概念的特殊性与分析性概念的普适性的关系，切不可借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否认研究规范、通则与逻辑的普适性，借实质理论的特殊性而否认形式理论的普适性，借归纳性概念的特殊性而否认分析性概念的普适性。当然，承认研究规范、通则与逻辑、形式理论和分析性概念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这些方面的因素生搬硬套，它们也有一个如何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了解和熟悉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获取理论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一些条条。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得意忘象”的过程。要获得这种精神和能力，我们不能不向学术“发达国”学习，以便少走弯路。而一旦获得了独立的理论创新能力，社会学本土化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要强调的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本身也必须遵循某些已经在国际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基本学术规范、准则和方法论逻辑。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共识还很不够，在学术规范、学术通则和方法论方面，还须“补课”。尽管在现实中，“食洋不化”的西学教条主义和“食土不化”的伪本土化现象同时并存，相比之下，后者更为严重。在缺乏基本的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和研究逻辑训练的情况下，就匆忙搞社会学的本土化，反而可能导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所以，社会学的本土化或许也是要分阶段的。就目前的阶段而言，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国际通行的基本学术规范与通则和社会研究方法论的补课，以及理论创新能力的训练上面。完成了这一环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并最终将中国社会学推向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