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实物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发端于泰国，横扫东南亚，波及整个东亚，震撼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深刻矛盾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这场危机集中表现在经济泡沫的破灭，而实质是现代货币经济体系中，实物经济系统与符号经济系统的严重背离。本文试图以上述立论为主线，从理论角度对其中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实物部门与货币系统脱节：泡沫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何以会屡屡发生？这是因为有其深刻的根源的。从现代货币经济体系及其运作机制的层面上来分析，是由于金融流通的相对独立化，形成与实物经济系统的相对立的符号经济系统，二者的背离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它的表象便是泡沫经济的破灭。众所周知，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它所创造和拥有的真实社会财富，即商品和劳务。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但同时，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对货币的依赖性极高。自从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以后，特别是它的证券化而形成各种虚拟资本，游离于物质再生产过程而相对独立化并具有自身的变化规律。如果实物经济系统与货币经济（符号经济）系统相互脱节，便会引发许多经济问题。泡沫经济现象便是其中之一。一方面，由于投资膨胀，许多资本涌入投机性较强的一些领域，如房地产业，过度的投资造成大量无效供给，如商品房大量积压，投资无法收回，由此产生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当大量资本滞留于金融市场，进行各种投机性的与实物交易脱节的“纯货币”交易时，由此会产生金融泡沫。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一些国家，如泰国，主要是因为巨额房地产投资形成的泡沫经济，致使房地产价格膨胀，最终导致“泡沫崩溃”。其导火线则是国际投机资本操纵汇市、股市，冲击金融市场，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汇制崩溃，股价下泻，货币贬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曾不断把近来世界金融体系发展趋势说成是“发疯”。他指出，世界经济已成为“赌场”，在这个赌场中，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2%。①大量的纯粹“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法控制的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已经造成全球金融崩溃的条件。
学术界对世界经济的金融财富价值结构喻为“倒金字塔”形。我们把这个结构分成四个层次：塔的下端，指塔尖部分为第一层次，它表示世界实质性的物质生产及其产品；往上第二层次为世界商品和真实的服务贸易；第三层次是通货、股票、债券、存款凭证等各种金融资产；第四层次为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及各种金融衍生商品。第三、四层次规模非常庞大，与第一、二层次非常不相称，这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结构。
根据严格的标准，世界实物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开始停滞。这一事实，甚至反映在世界人均和绝对基本商品生产的简单统计上。与此同时，虚拟资本却加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现在全球游资总共有7万多亿美元，而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游资在流动，这个数目仍在高速发展。真实财富与人为的“纸上利润”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正表明着世界真实经济系统与符号经济系统在日益背离。
事实上，金融体系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归根结底以相信货币资产最终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财富为基础，一旦信誉动摇则整个体系将崩溃。世界实物经济若不能再输送维持整个金融体系所必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流的水平的时候，或是在这之前，整个“金字塔”就有可能解体。
为了正确处理好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把物质财富映射成货币符号的价值函数。价值函数本身要求物质财富与货币符号之间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构成了对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之间正常的约束关系。同时，符号经济的运作要与实物经济相协调。因为归根结底，符号经济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其对实物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尽量克服其负面作用，规范符号经济的运作，避免过度投机，防止泡沫经济的出现。
二、现代化陷阱：“增长中断型”泡沫经济现象
泡沫经济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而在现实中通常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通病，现在却成了“东亚模式”的代名词。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并不是同一概念，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无发展也是常有的事，实践证明，要想做到两者的统一协调，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得取决于诸多主客观因素。
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可以被归结为这样一条道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历史证明，这也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积累资本和知识技术，培育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为生活必需品，在国内有着大量的需求，而且廉价劳动力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也能带来很好的销路，这就会带来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国内市场饱和，工资上涨，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增长减慢等不利因素。这时，经济就应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资金密集型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阶段。但是这一转变并不会自动地进行，它需要有资金、技术、市场和高素质的劳动力等条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一般说来，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资金在国内外不难筹集到，发展的关键在于寻找具有广阔市场的合适的主导产业，并为此准备必须的技术和人才，把第一阶段所积累的资金注入进去，这样才能支撑经济的转型和进一步发展。这一转变通常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这时它将面对的是具有雄厚资金、掌握了技术优势和长期经营经验并已占领大部分国际市场的发达国家的竞争，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增长中断型”泡沫经济的泥沼。如泰国自90年代以来，出口竞争力下降，产品市场萎缩，而产业升级又跟不上，因此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前两年，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在股市总市场值中约占1/3，其它东南亚和东亚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
所谓泡沫经济是指经济增长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经济可以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或规模膨胀率，但是这种增长或规模的膨胀是虚假的，对于提高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以及改进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实际的好处，相反，当泡沫化的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由于诸种因素的作用而引发危机，使得经济的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即泡沫的破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泡沫经济现象通常表现为房地产、股票证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过高，大大地超过了实际经济运行中所具有的真实价值，造成了经济虚假繁荣。马克思曾给这种金融资产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虚拟资本，意即脱离了实物经济的实际并不存在的价值。如果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期，原有产业及产品已经饱和或者过剩，而产业又不能顺利实现升级换代，经济增长就会后继无力，缺少投资热点和投资机会，经济增长中积累下来的大量资金就会无处投放，滞留在金融市场上，购买各种金融资产以赚取收益，推动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又会向市场传递利好的错误信息，吸引大量资金盲目进入，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进一步攀升，形成恶性循环。当泡沫经济高涨时，由于金融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大量工业资金也会转而投入金融市场，工业生产会因此停滞。由于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大于货款利息成本，货款炒市变得有利可图，形成大量虚假的贷款需求。金融资产价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高的份额，整个国民经济就象一个大气泡。一旦缺少新资金的注入，或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市场中人气不足，投资者信心减弱，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就会停止，宏观经济前景暗淡，恐慌出现，金融资产价格狂跌直到金融市场崩溃，泡沫不可避免地破灭。这种增长中断型泡沫经济在8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初的墨西哥都出现过，现在在东南亚再次发生了。泡沫经济的最严重后果是形成大量不良资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因投在金融市场的资金无法收回，无力偿还债务，形成呆帐坏帐，纷纷破产或倒闭。经济因此而衰退，只有经过较长时期的调整才能得以恢复。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指出，亚洲的繁荣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来维持，科技、劳动者素质、生产管理与制度建设等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对亚洲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贡献，因此一旦达到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或者要素投入难以为继的境地，亚洲的高速经济增长就会停滞。②尽管他的话说得过于绝对，但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增长中断型泡沫经济的发生，政府必须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长期不懈地进行大量投资，为产业结构升级做好必要的准备，并以适当的产业鼓励政策促成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
三、“外资依赖症”：经济泡沫化的助推器
利用外资被认为是一种方便快捷有效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在国际上广为接受。其理论基础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得来的双缺口模型，即I-S=M-X，其基础含义是国内投资储蓄缺口可通过进出口赤字即外汇缺口来弥补，外汇缺口则通过对外融资来弥补。这一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途径，发展中国家因而可以突破国内资金形成不足的限制，透过经常项目大量进口资本品扩大投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借款的方式维护国际收支的暂时平衡。③四小龙经济的迅速现代化似乎为此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受到鼓舞，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以推动经济发展，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外。先是拉美，尤其墨西哥，现在又有东亚各国，采用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纷纷爆发了金融危机。从理论角度来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他们对两缺口模型的片面理解上，他们把这一模型当作是短期的静态的，而实际上这一模型的真正含义包含在其长期化动态化的形式中。在模型中引入外资利用变量F来表示外资净流入量并把时间变量t引入模型，则有动态化模型：
I[,0]-S[,0]=F[,0]=M[,0]-X[,0] (1)
I[,t]-S[,t]=F[,t]=M[,t]-X[,t] (2)
公式(2)-公式(1)得：
ΔI-ΔS=F[,t]-F[,0]=ΔM-ΔX
动态化后的模型有三个重要的但却通常被忽略的结论：(1)要想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ΔI-ΔS＞0)，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外资净流入量(F[,t]-F[,0]＞0)，这就意味着递增的外债规模∑F[,t]，因此必须考虑到经济对外债的承受能力。(2)为了逐渐减少对外资的依赖(F[,t]-F[,0]＜0)，追加的储蓄必须大于追加的投资(ΔS＞ΔI)，考虑到外资的还本付息，后者的差额应该更大。也就是说，只有外资成功地促进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提供足够的国内储蓄量，投资储蓄缺口才会逐渐消失，投资约束的发展阶段才会结束，经济才会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但这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时往往是饥不择食，而不注意利用外资的结构，没有充分考虑到诸种主客观制约性因素，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管理、提高投资效益上，如果往往事与愿违，陷入债务危机之中。(3)为了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偿还外债本息，必须利用所借入的外资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出口，并使出口的增加逐步超过进口的增加(ΔM＜ΔX)，最终将逆差扭转为顺差。香港、台湾、新加坡之所以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其关键也就在这里。但必须指出，在当今区域贸易集团化和各国水平结构的成本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过度外向型依赖的经济极有可能滑向泡沫经济，得格外小心为是。
此外，由于缺少启动资金，发展中国家在初期引入外资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当然十分必要，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过份注重外资的引进反而忽视了国内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要么推行高消费政策扩大需求抑制了储蓄率的提高，阻碍了资本的形成，例如墨西哥，要么即使国内有较高的储蓄率依然大规模引进外资，由于缺少投资机会而且外资享有种种优惠待遇，结果外资排挤了国内资本。例如东南亚各国有着非常高的储蓄率，泰国和印尼为35%左右，马来西亚接近40%，由于外资充斥，这些资金大量滞留在金融市场，促成了泡沫经济。大量引进外资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利息负担，而且危害了当地资本的正常成长。本来是想请个保姆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不料却引狼入室，咬了孩子一大口。深刻的教训引人深思，值得记取。
四、政府主导型经济：泡沫经济的制度温床
政府对产业甚至企业发展的行政性规划和垄断性支持是导致泡沫经济的又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初期对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通常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政府直接规划经济发展战略，对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在资金贷款、技术开发、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予特别的支持和照顾，从而使它们得以快速的扩张，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当经济必须向更高级的经济结构转型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继续推行经济发展初期的传统产业发展战略，因产品供给过剩，导致效益低下，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中的泡沫化趋势，大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萧条，并形成巨额不良金融资产，累及银行金融系统。日韩两国经济近年来的状况，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两个国家都为了大力扶持国内的产业而极力鼓励金融业以低息和优惠的条件提供贷款，这样做固然促使经济快速发展，可是也造成问题百出，酿成今日的危机。
市场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市场会有失灵，政府能补救失灵的市场但会导致扭曲和低效率，两者各有所长同时各有所短，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健全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应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点已是人所共识。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干预经济以及应干预到什么程度。“东亚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即理论界称之为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按干预方式与效果的不同，似乎又可大体分为两组。一组包括日本和韩国，政府涉入经济较深，用超市场的力量组建并支持大型企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成就非常突出，很快就能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型企业，整个经济由这些大企业支撑。不利的方面在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往往是官商勾结，腐败、寻租现象十分严重，且对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而且这些由政府利用超市场力量帮助组建的大企业内部往往矛盾重重，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当或承受不住国际竞争压力而陷入破产。另一组以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为代表，政府以间接的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干预经济，经济的自由度和透明度非常高，活跃着众多的中小企业，虽然没有前者那样醒目的成绩，但经济适应性强，灵活性好。从这次危机中看来，后者比前者对危机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五、金融自由化：在雷区中行进
墨西哥、拉美、东南亚等一连串的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都在于金融系统混乱。这一事实也许从反面证明了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这样一个命题：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取消金融抑制实行金融自由化能够促成资本的形成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而金融自由化应该是金融发展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对相对稀缺的资本支付较高的实际利率，但高利率会加重银行业的逆向风险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收益也倾向于高风险经营，这又加重了金融系统的混乱，东南亚各国的悲剧就是因此而发。而相对来说，香港、新加坡有一套规范严格、法制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和稳健的货币制度，因而在危机的冲击中受影响较小。金融自由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开放资本市场以允许国内金融机构自由向外借款。国际市场利率通常比国内要低，大量外资就会涌入套利，抬高汇率，而这个时候为改善贸易逆差状况最需要的却是汇率贬值。货币投机家们往往会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袭击，套利资本也会一窝蜂地涌出，危机往往就这样发生了。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到20年里，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管制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得到放松，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这都使全球成为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的金融市场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全球每日交易量超过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为追逐高额利润，大约有1/3涌入了新兴国家的市场，一方面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经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这些投机性极强的资金，就会仓皇逃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即使是主张金融自由化的麦金农在其提出自由化主张的同时也写道：“这种自由化（对外贸易和国内金融自由化）会使对短期流入的临时性管理限制成为一种实际上‘必需的措施’。”20年后，麦金农又写了《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观点的修正：自由化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由化存在着一个最优次序，在自由化进程中严格的金融控制是十分必要的，“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的最后阶段。”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还写道：“对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进行，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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