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11）02－0058－05
行为主体的精神世界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它不仅包含着理性的逻辑思维，而且还包含着需要、情感、意志、信念、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与行为主体精神世界的理性与非理性二分相对应，对行政决策的研究，迄今主要存在着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分析维度：一个是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另一个是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所谓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是指着眼于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数理统计、运筹学为研究工具，以理性的备选方案设计为研究内容、以建立理性决策模型为研究结果的规范性研究形式。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则是指着眼于主体的非理性倾向，以社会学、心理学为研究工具，以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作为研究内容，以归纳主体的行为特征为研究结果的描述性研究范式。
自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其有限理性学说以来，国外研究者日益重视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国内对行政决策的探讨大多仍然局限于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上，忽视了对备选方案的设计者、评价者、选择者——行政决策主体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因而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拟通过分析其思想背景、阐释其学术价值、整理其理论基础，从宏观层面提出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框架的构想，以期同人们共同来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
一、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思想背景
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主义者们就假定情绪、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常常会“劫持”主体的思维活动，使其无法在决策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决策问题的过程中一直在设法回避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对决策活动的影响，甚至认为理性的、理想的决策活动就是排除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干扰。20世纪40年代，西蒙对传统的理性人假设提出质疑，首开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先河。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卡尼曼（Kahneman,D.）因为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一起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逐渐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一研究由被排斥到逐渐被接纳、重视的转变，具有独特的思想背景。其发端与发展，既离不开管理哲学中的理性观的进化，亦离不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学科自身范式转换所引发的理论自觉。
（一）理性观的进化
管理哲学中的理性观由全面理性进化为有限理性，使得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成为一种必要，为这一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全面理性观看来，理性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动力量，而且是度量事物的价值与意义的基本标准和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知性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1]。全面理性观将非理性因素从主体的精神世界中剥离出去，把主体的本质归结为包含逻辑推理能力和功利目标诉求的理性。同时，它过分强调主体理性推理能力的绝对性和无限性，并假定主体具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能够全知全能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推理和算计，从众多备选方案中选择出收益最大化的方案。然而，在现实的行政决策过程中，主体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直觉、经验、习惯作出决策，主体的理性推理能力也是有限的。这样，完全理性的理性观与现实的行政决策发生了严重的背离。西蒙明确指出：“不应该因为对人类行为理性层面的特别关注，就断言人类永远或一般都是理性的”[2]，行政决策主体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其心智资源总是有限的，“有限理性”是主体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理性观，“有限理性”具有两个方面的意蕴：其一，相对于行政决策主体的整个精神世界而言，行政决策主体的理性能力的发挥往往面临着非理性因素的限制和制约。其二，相对复杂的行政决策环境而言，行政决策主体的理性认知、推理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观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因为意识到主体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研究者们才开始逐渐重视对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以修正全面理性观与现实的巨大偏离。
（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以信息加工的观点来探索主体如何接受外部客体信息刺激，并将其转化为相应的观念形式。行政决策过程，是主体在特定的行政决策环境中实施的偏好构建与判断选择过程[3]，是主体对各种决策信息予以转换、加工、储存、提取、使用的认知心理活动过程。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行政决策主体精神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无非是对主体的认知活动具有重要制约作用的“非认知因素”[4]，而行政决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非理性行为则被视为是主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各种认知偏差。认知心理学通过对输入主体的信息和主体输出的信息加以对照，作出某种推论，并将有关推论连接起来，便可以对不能观察到的非理性心理过程作出合理陈述。所以，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探索、揭示行政决策主体各种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规律，为分析、描述、解释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三）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换
公共行政学由科学管理范式向行为主义范式的变迁，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自觉。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 Henry）认为，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者以行政效率为价值诉求，以科学管理为手段，大多“忽视组织成员个性的社会和心理变量，而强调他们的理性和外在方面”[5]。在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科学管理范式时期，以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古德诺（Frank J.Goodnow）、韦伯（Max Weber）等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家主要以X理论的人格模型为指导，为了实现公共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过分强调工具理性化的、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系统的建构，而忽视了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的影响。库恩（Thomas S.Kuhn）认为“一切危机都是从一种规范变模糊开始的”[6]，当原有的研究范式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遇到了大量的不可同化的反例和异例时，便会出现反常和危机，最终为新的范式所取代。早期行政学家所主张的工具理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研究范式不仅是一种与客观现实存在巨大差距的理论空想，而且是一种忽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与人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不合时宜。随着公共行政学的演进与发展，西蒙、梅奥（Elton Mayo）、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等人以Y理论的人格模型为指导，将自身的研究聚焦于主体的各种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自此，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式实现了由科学管理范式向行为主义范式的变迁，其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制度、计划、技术、时间等外在于主体的物质性因素，而是延伸和拓展到了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与此相适应，行政决策的研究者们亦逐渐重视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将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纳入研究视野，以把握主体的行为活动规律。
二、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学术价值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为这一研究是对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重要补充。由于理性决策模型与决策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的不完全弥合，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虽然有利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为合理的行政决策过程，但是不能描述现实的行政决策行为。所以，从理性维度来研究行政决策是一种“应当如何作决策”之类的规范性研究，而不是“实际如何作决策”的描述性研究。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考察和分析，有利于从主体的微观心理因素出发来解释、描述和预测主体的行为，有利于概括主体的行为特征，提炼行为变量，并将其运用到理性维度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去，以此作为对理性维度研究的补充。所以，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与非理性维度之间既存在着研究内容、研究工具、研究属性的差异性，又存在着研究结果的互补性，如下图所示。
图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对理性维度研究的补充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对理性维度研究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补充作用：
首先，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评价尺度。行政决策主体需要、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具有较强的意向性、目的性，表征着行政决策对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通过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确立评价备选方案的主体性尺度，从而使行政决策在主体需要与客观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行政决策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其次，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变量。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聚焦于决策问题、决策环境、决策手段等物质性因素，相对忽视了主体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对决策过程与结果的重要影响。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通过对行政决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活动规律的探索，有利于概括和提炼主体的行为特征，为行政决策研究提供除客观物质因素之外的主体行为变量。
最后，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为理性备选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在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数理统计、运筹学等数学方法。这些运用数学方法的理论模型只能近似地反映着行政决策现实，因为数学模型对行政决策现实的把握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十分强调实验研究方法，注重在实验室中测试实验对象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环境特征和非理性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所提倡的实验研究方法有助于获得对行政决策现实的感性认知和描述，揭示行政决策活动的客观规律，是对理性维度研究中片面强调数学方法的重要补充。
三、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对内隐的非理性因素和外显的非理性行为在行政决策中的活动规律和作用机制研究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实验研究方法的引入，国外研究者对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不再停留在理论演绎和推理阶段，而是试图通过操作可观察的实验来确证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的存在，进而探索其活动规律。1987年，西蒙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理性决策指的是分析，非理性决策指的是直觉”，并认为决策技术今后的研究重点应当是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决策中的角色[7]。国外研究者分门别类地对各种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与功能展开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直觉、情感、决策风格的研究。在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卡尼曼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他们通过实验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决策主体的现实行为，创立了用于分析人类决策行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8]，并将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概括为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锚定与调整偏差等三个方面[9]。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的一部分学者即已开始重视非理性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如梁漱溟关于中国人讲“情理”和西方人讲“物理”的差异的论述，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的论述。只不过他们没有提出“非理性”的概念，同时亦不是专用于分析行政决策行为的，因而并未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1978年以后，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在认识论、心理学、教育学和文艺学等学科内对人类在一般领域的非理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在观点、材料和方法等方面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随着我国政府行政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对行政生活运行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行政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实践的推动下，学术界从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含义、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功能、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适的对策和思路方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这些研究介绍了国外的既得研究成果，拓展了行政决策的研究领域，提升了人们对行政决策过程中心理活动规律的认识，必将对推进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综览国内外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为未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与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改进。
首先，在人性假设上，现有的研究过分强调人类行为的普遍性和共性，忽视了人类行为在不同领域的差异性和个性。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缺乏对于行政决策非理性相对于其他决策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也就很难获得关于行政决策非理性的特殊活动规律。未来的研究应当既看到一切决策行为的共性，也看到行政决策行为区别于其他决策行为的个性，将主体置身于现实的社会关系——行政决策环境中予以考察，在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中把握其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
其次，在致思取向上，现有的研究深受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多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分离，重事实分析轻价值判断。研究者力求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实然状态作出描述与解释，忽视了将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与行政决策价值观结合起来，未能对于它们的应然状态作出理想化的诠释。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实现实证的致思取向与诠释的致思取向的结合。应当在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的研究中引入价值分析，实现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有机结合。在厘清行政决策非理性的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的前提下，诠释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应然状态，寻求促使行政决策非理性由实然向应然转化的有效途径，建构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适的行动模式。
最后，在研究思路上，现有的研究往往是偏分析、轻综合，偏重于对某一种非理性因素、某一方面的非理性行为的分析，而忽视了对各种非理性因素、各种非理性行为予以整体的综合。所以，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如，国外研究者倾向于分别从情绪、直觉、决策风格等方面来分析行政决策非理性因素，而往往忽视了对它们共同的本质与特征的概括与总结，没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成统一的整体予以研究。实际上，情绪、直觉、决策风格等非理性因素具有共同的精神品质，即它们都是区别于理性的逻辑思维的心理因素、认识能力和认识形式，具有不自觉性、突发性和非逻辑性等共同特征。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努力实现个别分析与整体综合的有机统一，应当在现有的对各种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个别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将它们整合起来予以综合把握，整体地研究行政决策非理性的作用机制和运作原理。
四、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基本框架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根本目标在于探索行政决策领域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陆行为的活动规律，针对我国行政决策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确立对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予以合理调适的基本思路，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功能，规避其负面效应。
（一）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逻辑起点
波普尔（K.Popper）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总是从先前的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开始的，“观察和实验检验的基本作用在于显示我们的一些理论是假的，从而激发我们提出更好的理论”[10]。在科学观察和实验检验面前，全面理性的理性观以及以此为哲学根基而构建的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仅仅有很少的有价值的应用经受住了经验的仔细检验”[11]。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偏离，这就为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突破口。所以，系统地展开对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的批判与反思，是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全面理性政决策模式的人性假设、决策目标、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偏颇展开批判与反思，有利于从反面揭示行政决策过程与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不可分割性，进一步阐释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从而为整个研究体系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石。
（二）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假说
恩格斯指出：“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12]猜测性、假定性、试探性的假说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工具和手段，而对假说的验证又是研究的价值所在。本研究的理论假说有三个：
1.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形成良好的功能耦合关系是主体实现有限理性的必要条件。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了实现对行政决策问题的有效感知、审慎思考、合理规划，行政决策主体精神世界中的理性逻辑思维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必须形成良好的功能互补与协调关系。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功能耦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理性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对非理性因素发挥着支配和控制的重要作用，统驭、支配和制约非理性因素。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诱导、调节、补充理性因素，为理性因素功能的发挥提供动力源泉、心理基础和补充性的认知途径。以此假设为根据，本研究将会确立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适的价值目标，并结合实证分析结论来构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行动方案。
2.行政决策既具备一切人类决策行为的共性，同时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就其共性而言，行政决策与其他一切决策行为一样，都是主体在约束条件下作出的对有关决策信息予以加工的认知过程。因此，本研究中将会大量借鉴哲学、心理学领域有关人类一般决策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成果。就其特殊性而言，行政决策区别于其他决策行为之处即在于行政决策环境的特殊规定性。因此，本研究中将会鉴别行为经济学、行为决策理论中关于非理性研究的成果对行政决策领域的适用性问题，如设计实验来检验前景理论对行政决策的适用性，以实现研究语境的转换。
3.行政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行政决策主体精神世界的非理性因素是引致非理性行为的物质基础，而非理性行为则是非理性因素活动状况的外在表现。单纯从非理性因素方面分析行政决策非理性不能够具体而直观地展现出非理性的行为特征，而单纯从非理性行为方面分析行政决策非理性则忽视了引致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基础。所以，本研究将力争把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这两个分析向度有机结合起来，力争系统而客观地描述出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全貌。
（三）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基本内容
从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分别从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两个向度来分析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基本内容，提出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试的价值目标，实证分析我国行政决策实践中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的实际运行状况，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基本路径。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
1.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基本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从公共行政学、哲学、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视野中撷取相对成熟的观点和方法作为整个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展开批判与反思。
2.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分析。在对非理性因素的性质、特征、功能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行政决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
3.行政决策过程的非理性行为分析。在严格界定非理性行为的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来分析行政决策过程中非理性行为的层次结构，结合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它的基本行为特征。
4.行政决策非理性的价值分析。在分析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双重效应的基础上，揭示理性与非理性在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试的价值目标，即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功能耦合。
5.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实证分析。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通过被试人员全部选取行政人员、问题情境转换为行政决策情境的方式，检验前景理论对行政决策活动的适用性。采取问卷调查方法、访谈法对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6.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路径分析。通过民主型决策氛围的培育、完善的决策体制的建设、创新型行政人格的塑造、科学的决策技术的运用构建一套系统的、可行的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路径。
收稿日期：2010－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