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受鬻法”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受鬻法论文,探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汉前期，政府每月向高龄老人发放粟米，用以熬粥养生，这项制度就是“受鬻法”①。粥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常见食品。对于高龄老人来说，粥这样的食物易于嚼咽②，利于消化，符合老年养生之道，所以早期文献中常见老人食粥的记载③，以粥侍老遂成制度④。至西汉，高龄老人定期领取粥米成为一项常设性制度，与赐鸠杖一样，是养老方面的重要措施。可能是由于史料有限之故，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此一问题的专门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受鬻法”一词，始见于《汉书·武帝纪》：
（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关于“受鬻法”，颜师古注曰：“给米粟以为糜鬻。”“受鬻”一词，又见《汉书·文帝纪》：
（文帝元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关于“禀鬻米”，颜师古注曰：“禀，给也。鬻，淖糜也。给米使为糜鬻也。”这段文献中提到的养老内容，通常被称为“养老令”。“养老令”中的“当禀鬻米者”，指应当领受粥米的老人，亦即“受鬻法”的福利对象。沈家本据此推断，“此法（受鬻法——笔者注）汉初已行之”⑤。这一推论的准确性，为张家山汉简所证实。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
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褭九七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
米月一石。⑥
这条材料证明传世文献所载受鬻制度并非虚言，其提供的具体信息又使得对此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成为可能，因而弥足珍贵。据《傅律》，受鬻制度的具体内容是：政府每月向达到法定年龄的老人供给一石米，用以熬粥养生。受粥米者的年龄标准，依据身份（主要是爵位）高低，依次为：五等爵大夫及以上者为九十岁；四等爵不更为九十一岁；三等爵簪褭为九十二岁；二等爵上造为九十三岁；一等爵公士为九十四岁；公卒、士伍之类的无爵者为九十五岁⑦。
由以上三条史料可知，所谓“受鬻法”，是西汉政府定期向高龄老人提供粟米用以熬粥养生的一项福利制度。汉代，皇帝因登基、立皇后、立太子而举行庆典，或者在灾异出现时，往往会下诏恩赐包括高年在内的天下吏民，有时也会单独赏赐高年。但是，这种恩赐行为的发生，实依赖于赏赐理由或事端的出现，皇后、太子不会年年立，灾异也不会月月有，获得恩赐也就成了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此，类似的恩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这种恩赐相比，“受鬻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项常设性制度，即达到法定年龄的老人，每月都可从政府禀米一石。居延汉简所见禀食名籍中，大男每月禀食量为三石，大女、使男为二石一斗六升，使女、未使男为一石六斗六升，未使女为一石一斗六升。九十岁以上老人的饭量，与使女、未使男大约最为接近，作为“受鬻法”的福利人群，他们每月得米一石，至少解决了月需口粮的一半。这样的静态分析结果，意味着受鬻制度对特定人群的社会保障意义，远远超过临时恩赐，尽管后者在史、汉本纪中屡见不鲜。且不论这项制度在历史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如何，制度本身的存在，亦应使我们加深对汉代“以孝治天下”理念的认识。
二
以上关于受鬻制度具体内容的描述，本于《傅律》条文，反映的是汉初——准确地说是吕后二年之前——的情况。在其后的百余年间，西汉帝国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繁盛，经历了武帝时期的盛极而衰，经历了所谓的“昭宣中兴”，最终为新莽政权所取代。在这百余年间，《傅律》所载受鬻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上引武帝建元元年诏，受鬻制度在武帝初仍然有效。但是其后存续情况如何，史无记载。本文此节着重探讨受鬻法在西汉前期的变化，其在西汉后期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略作推断。
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受鬻法”的月度福利性质并无疑义，但在福利物品和福利对象资格条件（包括年龄与爵位）的变化等方面，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关于福利物品，有学者认为从文帝时起，“受鬻制”由《二年律令·傅律》的每月按量受米改为“按月按量受米、肉、酒”。⑧ 关于福利对象资格条件，有学者认为文帝时“受鬻法”对象的年龄由九十岁降至了八十岁，爵位附加条件也不复存在⑨。福利物品的增加，福利人群的扩大，意味着受鬻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扩大，这是上述观点的共同特征。
这些观点所体现出来的所谓“变化”，基本上都是将“养老令”与《傅律》作比而得出的结果。因此，要讨论这些“变化”是否存在，这些观点是否合理，须得从重读“养老令”这一为治史者所熟知的史料入手。
《史记·孝文本纪》：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这说明文帝元年三月诏的核心内容，是文帝因立皇后而对“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及高年施行的特别恩赐。有司所拟令文中提到的给予八十岁、九十岁以上老人的米、肉、酒、帛、絮等物品，都属此次赐物。这些赐物在诏令生效后一次性发放，不存在每月发放并在事实上成为终身福利的问题。
认为文帝时“受鬻法”对象的年龄由九十岁降至八十岁，福利物品由米改为米、肉、酒等，这些观点的产生，显然是由“养老令”中“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的说法推导而来。这段话按照常规的释读，可以理解为：八十岁以上老人，政府每月赐一石米、二十斤肉、五斗酒；九十岁以上老人，每月除一石米、二十斤肉、五斗酒外，还可得二匹帛、三斤絮。据王仲荦先生考证，西汉昭帝时酒价大约为每斗五十钱⑩。五斗就是二百五十钱，仅此一项，就与低级领俸人员的月俸不相上下(11)，如此高的福利标准，在尚属小农经济时代的汉代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传世《汉书》文本中“养老令”似乎存在着一些经不起推敲的问题，将其中的相关数字引入“受鬻法”，需慎之又慎。笔者根据义理、文献两个方面推断，“赐米人月一石”中之“月”字可能为衍字(12)。
“养老令”提及“受鬻法”，是因为基层官吏在执行“受鬻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以次充好（即“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等流弊，文帝担心发放赐物时出现同样的问题，故对二者的发放注意事项一并强调。令文中所谓“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云云，将受赐物者与禀鬻米者并列，意在说明他们是两类人群并示以区别。换句话说，如果八十岁以上老人也成了受鬻对象，那么就没有必要将二者并列了。因此，如果将赐物当作“受鬻法”福利物品，将受赐物者划入受鬻米人群，显然与令文原意不符。
质言之，“养老令”只是就“受鬻法”的执行、监管环节以制度的形式作了补充、完善，并未就《傅律》相关规定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没有证据表明文帝将《二年律令·傅律》规定的受米改为受米、肉、酒，从吕后时期到武帝时期，“受鬻法”的福利物品可能始终是米。同时，文帝时期，受粥米的对象仍然是九十岁以上老人，八十至八十九岁老人仍然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
以上分析表明，从吕后时期到武帝初，九十岁始终是受鬻者的基准年龄。那么，《傅律》中附加的爵位等身份条件，在文、武时期是否依然有效呢？
《傅律》规定，在受鬻年龄标准上，有爵者早于无爵者，高爵者早于低爵者。西汉自惠帝时起，频繁赐民爵，从惠帝即位（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四次赐爵，每次“户一级”。有学者推测，“如果一家之户主不变，普通的民户爵最低为不更、高祖五年复员的军吏卒最低为五大夫”(13。在正常的情况下，年龄大小与爵级高低成正比，年龄越长，爵级越高。在编户齐民普遍拥有爵位而九十岁以上老人普遍拥有高爵的情况下，受鬻法最初设定的爵位“门槛”恐怕很难再发挥限制作用。也就是说，《傅律》中的爵位附加条件，在文、武及其后可能已经失效了。但是，武帝建元元年诏言“民年九十以上”而不提爵位，不见得是因为爵位附加条件在当时已经被取消。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失效而非取消。
与爵位附加条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九十岁以上女性是否具有受鬻资格。按照爵制的原义，只有男子才有资格受爵并享受相应的特权。但是《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也就是说，如果寡妇继立为户主或继承人，国家按律授予田宅，并且可以比照子男继承亡父的情形，继承户主和爵位的相关权益。据此推断，当时九十岁以上女性可能也是受鬻法的福利人群，只是她们必须先取得户主的地位。
另，受鬻制度是国家推行孝道的重要举措。文帝诏言“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武帝诏言“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明示受鬻制度是国家以经济资助的形式佐助百姓孝养其亲。孝养的对象，自然应是父母双亲。在这种情况下，受鬻福利如果于老父有而于老母无，恐与国家资助孝养的立法精神不相一致。
三
《二年律令·傅律》、文帝“养老令”及武帝建元元年诏这三条史料，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从吕后时期（甚至可以推溯到高祖时期）到武帝初期，“受鬻法”一直在实施。(14) 这项制度在武帝之后是否仍在有效执行，传世文献没有记载。从尹湾汉墓《集簿》提供的信息分析判断，九十岁以上老人月禀米一石的福利待遇可能已经难以有效执行了。
据《集簿》(15)，在人口方面，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人口总数为1394196人，其中80岁以上33871人，约占总人口的2.429％；90岁以上11670人，约占0.837％。在谷物收支方面，当年入谷约566337石，出谷约415811石，其中用于“春令成户”（7039户共27926口）的专项支出约为7952石。
所谓“以春令成户”，是指“按制度于春季救济贫困农户”，因是本郡实行的一项“仁政”，故上计文书中不能不记录(16)。向高年每月“禀鬻米”，同样是地方政府的“仁政”，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应是较“以春令成户”更重要的仁政，未何未列入上计文书中？
学界对尹湾汉墓《集簿》所做人口统计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在高年人口数量方面存在着虚增多报的可能性(17)。笔者对此持同样看法。但是，在朝廷认可上计信息的情况下，相关政策的落实终归还是要以这些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后世研究者的怀疑，并不影响统计数字在当时发挥作用。如果不考虑爵位的因素，按照“受鬻法”的规定，东海郡法定受米人数为11670人，每人每月受米l石，每年为12石，仅此一项，就需要支出140040石，占到当年谷物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18)。这样的测算结果，意味着“受鬻法”可能在成帝时期已经失效，或者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与吕后时代的规格等量齐观了。
东汉史料中未见关于九十岁以上老人月受鬻米的记载。由此可大致判断，“受鬻法”只在西汉前期被有效执行。这项养老政策在西汉后期乃至东汉的变化或失效，可能与以下诸因素有关。
第一，武帝后期政府财政急遽恶化，“受鬻法”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从吕后经文、景到武帝初，西汉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除了短暂的七国之乱，国家长期无战事，政府收入充裕，史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是落实包括“受鬻法”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其后，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天下虚耗”⑨，府库空虚，财政拮据，原始规格的高年受粥米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二，“受鬻法”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经济成本逐渐增加的障碍。九十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受鬻法”经济成本的高低。在财政收入恒定的前提下，九十岁以上人口数量越大，相应的支出就越多，政策执行成本就越高，政府的经济压力也就越大。因此，福利人口统计的真实与否，实是“受鬻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攸关所在。汉初将受粥米者年龄定在九十岁以上，且附加爵位条件，真正能够享此福利者必为少数。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控制力减弱，官场腐败开始表面化，户口统计也出现了较大的弊端，“一方面，上级需要人口数字的不断增加，以夸饰太平盛世；另一方面，下面又想逃避赋税，冒领奖赏，上计吏们干了一件两全其美的事。于是在不断急剧膨胀的人口数字中，可以免除税赋和享受特别优待的年龄人口比例就出奇的高，结果形成了《集簿》中户口数字经不起推敲、互相矛盾的怪现象”(20)。享受每月一石粥米并可“复子若孙”(21) 等高级福利待遇的九十岁以上老人，显然是此处所谓“可以免除税赋和享受特别优待”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冒领奖赏”，地方官员也可能通过虚（增）报受粥米者人数来套取“糜粥米”，供自己支配。
从西汉后期一直至东汉末，人口统计失实的问题始终存在。尽管汉代有严格的案比、上计制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舞弊造假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在吏治较好的宣帝时期，上计失实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地节年间，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宣帝特下诏褒奖，赐王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后经核查，王成之功绩，系“伪自增加，以蒙显赏”，而“俗吏多为虚名”(22)，已经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宣帝亦不得不承认上计簿只是“具文而已”(23)，而朝廷亦始终无力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弄虚作假，虚报人数，无疑人为地提高了“受鬻法”的执行成本。即使国家财政保持正常，由于虚报人数的问题无法解决，“受鬻法”的执行难度必然增加。
此外，社会承平时期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上升，以及由滥赐民爵所导致的爵位附加条件限制作用的降低甚至消失，也是致使西汉后期“受鬻法”经济成本增加的两个重要因素。
第三，宗族内部赈施功能的强化。西汉自武帝后，宗族势力崛起，并开始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24)。宗族发挥其“收族”功能的重要举措，即包括对同族成员赈施救助。传世历史文献中有许多施财济族的例子(25) 高年也应是宗族内部救助的重点对象。《四民月令》对宗族内部的赈济活动有安排，还具体提到了存问老人的事情，如“三月……赈赡穷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26)。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养老负担基本上是由家庭、家族来承担。宗族势力的崛起与宗族社会的形成，部分取代了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职能角色。
第四，月令政治化引发养老政策的调整。西汉自文帝时起，月令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统治者对月令逐渐重视，开始把国家的政策与月令结合起来，按照月令安排施政的时间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汉王朝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实践明堂月令并赋予时代色彩的过程”(27) 降及东汉，政治受月令的影响更为明显(28) 《礼记·月令》规定：“（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这与“受鬻法”的内容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月令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养老制度按照月令规定的程式进行凋整，自然是合理且合法的事情。
综合以上四点，政府财政恶化与政策经济成本失控，是西汉后期“受鬻法”失效的根本原因。宗族内部赈济养老功能的渐显，为政府以更低经济成本维持其社会保障职能提供了合理性，而月令的政治化，则为养老领域的政策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年受粥米制度转型的结果，便是由月令之仲秋“行糜粥”制取代“受鬻法”，转型的合理内核，是由低成本政策取代高成本政策。
月令规定的“养衰老”内容，亦屡见于东汉朝廷诏令，如《后汉书·章帝纪》载：
（章和元年）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醴酪。
《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四年七月诏曰：
……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账护寡独，称朕意焉。”
这说明月令规定的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为正式的国家养老政策。《续汉书·礼仪志中》则有更具体的信息：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
由此可见，仲秋“行糜粥”制实际上是东汉政府向高龄老人施糜粥的制度，与西汉的“受鬻法”一样，是旨在养老的常制。“行糜粥”制取代“受鬻法”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史载明帝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初行养老礼”，在辟雍举行“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
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等仪式后。赐天下三老酒、肉若干，并要求有司“存耆耋”(29)。这套“养老礼”同样本于《礼记》(30)。由此推测，作为东汉养老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仲秋“行糜粥”制很可能也是从明帝时开始的。
沈家本认为“受鬻法”“犹本于《月令》糜粥之旧法”(31)。但是细作比较，二者的差异相当明显：“受鬻法”按月进行，是月度福利；“行糜粥制”按年进行，具体地说是每年八月案比时进行，是年度福利。“受鬻法”的基准年龄是九十岁，“行糜粥制”则是七十岁。至于发放物数量，“受鬻法”是每人每月一石米，“行糜粥制”则由于史料失载而不得其详(32)。发放标准涉及到此一政策的经济成本、可操作性以及功能评估，故不能不细究。
仍以尹湾汉墓《集簿》为例，据高大伦推断，“元延年间东海郡年七十以上人口数，依《集簿》所载80岁以上、90岁以上年龄人口，按保守估计亦当在总人数的10％即10万人以上”(33) 如果每人每年受米12石，总量达1200000石，为当年“出谷”总数的三倍。如果每人每年受米1石，总量为100000石，占“出谷”总数四分之一。虽然尹湾汉墓《集簿》的相关统计数字不能代表东汉时期的情况，但仍可大致判断，“行糜粥制”的发放标准决不可与西汉“受鬻法”同日而语。更大胆的判断是，“行糜粥制”的单位受米数量不会超过每年1石。
这样的推断结果意味着，“行糜粥制”的福利人群虽然扩大了，但由于发放周期的大幅延长和单位发放数量的大幅减少，使得具体落实到个人头上的好处锐减。从这个角度上讲，西汉“受鬻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在“行糜粥制”这里被进一步弱化。“行糜粥制”慰问性质远高于抚恤性质，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意义。正因如此，如果将东汉之七十受米与西汉之九十受米进行片面作比，难免会使人误以为东汉的此项福利政策更为优厚(34)。
四
《吕氏春秋·仲秋纪》：“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高诱注：“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鸠杖粉粢是也。”高诱是东汉末人，他所说及的“今之八月”云云，说明仲秋“行糜粥”制至东汉末仍在执行，或者说至少是有迹可寻的。
汉代向高年老人施放粥米，这一福利措施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
1952年四川德阳县黄许镇蒋家坪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幅受米图。画像正面为一仓房，阶下平地铺席，其上有一米堆。米堆左侧跪坐一老者，应是受米者；右侧亦坐一人，衣冠整齐，可能是主持官吏。仓门洞开，一人持一斛米走出，应是发放米的小吏(35)。
1956年四川彭县太平乡出土的画像砖“养老图”上，正面亦是一仓房，仓房阶下放置一大一小两量器，左边一位官员正衣冠端坐于方毡之上，注视着小吏给右边躬坐老人的米袋内倒米。与蒋家坪画像砖不同的是，此图老人荷有鸠杖，显然是一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受王杖者。(36)
1958年河南郑州荥阳河工村东汉墓中出土的彩绘陶仓楼正面平座上，绘有一幅“养老图”。据王学敏先生考证，图上五人中，左侧站立两位戴冠着红袍的人物，可能是官吏，手中各捧一简版之类的公文，似正在宣读。右侧站立两位布衣装束的人物，前边一人双手捧斛，后边一位双手掂着装粮口袋，应该是官吏侍从。四人中间一位头裹白巾、穿黑衣、留胡须的老者，正双手捧着盛有粮食的米袋，面向官吏跪拜(32)。
1975年成都市郊土桥东汉砖石墓出土的画像石上，亦有养老图一幅，画中也有一位荷鸠杖长者坐在地上，等待受米。此图中虽不见以上三图中习见的官员，却有两人似在树后楼上演奏乐器。(38)
这些画像在出土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多被定性为“告贷”性质，现在学界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汉代养老、尊老文化的形象反映，因而改称“养老图”，并推测其与东汉“行糜粥”制有关。图中屡见官员形象，可能正是“躬亲”的地方官员。荥阳陶仓楼彩绘中有两位捧版的官员，则生动再现了文帝“养老令”所强调的“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的场面。所谓“丞若尉致”，颜师古注曰：“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亦即令的本意是让丞、尉等将米送到受米者家中。但是从“养老图”均以仓房为背景的情形来看，受米者仍需到官仓领米，似有悖于立法初衷(29)
以上四幅“养老图”，分别出自四川、河南地区的墓葬中，说明受粥米制曾是一种大范围施行的养老制度。我们虽然不能认定受米者就是墓主本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汉代政府向高年老人施授粥米的制度，不但存在，而且是断断续续执行了的，并且在长期执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为一种尊老习俗，上升为一种养老文化，浸淫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观念世界中。
由前引材料可知，尽管“受鬻法”、“行糜粥”制不失为美意良政，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有悖于立法初衷的问题。除了上面推测的地方官员虚（增）报受米者人数以套取好处之外，还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地方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掺假作弊，以次充好，即文帝诏所言以“陈粟”禀给，安帝所言“糠粃比相半”。从饮食上优待高龄老人，既是出于高年人群生理需要，更是推行孝道的需要。故《礼记·王制》曰：“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游可也”，要求老人饮食优于常人，年龄越高，饮食越优。官府发放粥米时或以陈粟，或掺以糠枇，与其说是尊崇高年，维护孝道，毋宁说是愚弄高年，背弃孝道。文帝“岂称养老之意”的愤叹，即是由此而发。
第二，地方长官不亲临现场，即安帝诏所言“长吏怠事，莫有躬亲”。长吏到场，既有宣扬“天恩”之意，又有监督之效，故文帝“养老令”要求“长吏阅视，丞若尉致”。如果长吏缺位，禀米仪式自然显得不够庄重，朝廷对禀米恤老的重视程度也因此打了折扣，而具体执行的小吏也自然有更多机会施巧作奸。
第三，地方政府不执行禀米政策，即安帝诏所言“郡县多不奉行”。“郡县多不奉行”，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尽管禀粥米制度明载于律令，但地方政府普遍不予贯彻实施。郡县的这种行为，不应片面理解为有法不依或拒不执行；相反，其中一定有朝廷认可的理由。我推测，这个理由，就是此项福利的支出由地方财政负担，是否执行，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财政情况决定。《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建武六年（公元30年）春正月事：
辛酉，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
诏令要求郡国按照律令救助高年、鳏、寡、孤、独等弱势人群，但前提是郡国有谷可供支配。反过来理解，如果郡国无谷，那么就可以不予救助，朝廷也就无从追究了。高年受粥米出现“郡县多不奉行”的情况，其原因或与此相类。不过，此条材料反映的是光武六年天下尚未统一的情形，国家承平时期是否与此一辙，尚不能确定。
总之，地方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渎职行为，无疑使受粥米政策的实际效果打了折扣(40)。尽管执政者反复强调要通过强化监督制度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吏治大坏的两汉后期，监督的效果同样不可高估。东汉末献帝“御前量糜”的典故颇能说明问题。《后汉书·献帝纪》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七月事：
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上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
注引袁宏《后汉纪》曰：
时敕侍中刘艾取米豆五升于御前作糜，得满三盂，于是诏尚书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顿，何也？”
侍御史侯汶公然舞弊，致民死亡；皇帝亲自核查，确认其舞弊属实，本应重诛，却竟轻描淡写，从轻处置，制度之败坏，由此可知。
综合以上，“受鬻法”是西汉重要的养老保障制度。“养老令”对“受鬻法”在执行、监管环节以制度的形式作了补充、完善，并未就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也就是说，从汉初至武帝时期，“受鬻法”的发放物始终是米，年龄下限始终为九十岁，不存在九十——八十——九十的变化。由于郡县虚报受米者人数，以及月令对政治制度影响的不断加深等原因，每月禀粥米一石的规定可能在西汉后期已经失效，降及东汉，“受鬻法”流变为《月令》中的仲秋“行糜粥”制，受米资格由九十岁放宽至七十岁，发放时间固定在每年八月，发放数量则由每月一石大幅减少。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种种有悖于立法初衷的问题，向高龄老人定期发放粥米仍是贯通两汉的重要的养老制度。
注释：
① “鬻”同“粥”。《尔雅·释言》：“鬻，糜也。”颜师古在《汉书》《文帝纪》、《武帝纪》均注音曰：“鬻音之六反。”
②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03页，下引版本同）记载了淳于意为阳虚侯相赵章治病事，称赵章死期延后十日，是因为“其人嗜粥，故中藏实”，是为粥适于体虚之人的例子。又汉代赐高年鸠杖，杖首以鸠为饰，即有“欲老人不噎”之意。见《续汉书·礼仪志中》，《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24页，下引版本同。
③ 陆贾《新语·慎微》：“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见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页。
④ 《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十三经注疏本。
⑤ 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一九《养老令》“受鬻法”条，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4页，下引版本同。
⑥ 整理者注：“”，疑应作‘
’，读为‘鬻’。”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⑦ 这里的无爵者，应是国家的编户良民，不含奴隶及“七科谪”之属。
⑧ 刘敏：《论汉代“敬老”道德的法律化》，《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⑨ 如刘敏先生认为，文帝在《二年律令·傅律》“受鬻制”基础上，“做了更有利于老年人的调整……受赐者的年龄标准下降至八十以上”（《论汉代“敬老”道德的法律化》）。朱红林先生认为，“（《二年律令·傅律》）这种九十岁以上赐廪米的制度不久就被放宽了……《汉书·文帝纪》表明，文帝时，八十岁以上者即可享受月赐廪米一石的待遇，九十岁以上者更加赐帛二匹；同时文帝的诏令也没有提到爵位限制，而是命令县道官员按年龄赐给。《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这里说的‘九十受鬻’，应当就是张家山汉律所说的大夫以上九十赐米的制度，不过爵位限制在文帝时就已取消”（《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⑩ 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
(11) 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时，待诏公车的东方朔和侏儒们所领俸禄都是“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43页。
(12) 详见拙文《文帝“养老令”中“月”为衍字辨》，待刊。
(13) 贾丽英：《汉代“名田宅制”与“田宅逾制”论说》，《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14) 胡小丽提出，“武帝建元元年诏民年九十以上，复行受鬻法”（《汉代养老制度小议》，《文博》1993年第2期）。据上引三条史料，不能认定“受鬻法”在吕后二年至武帝建元元年期间有过中断，故不大可能存在“复行”的问题。
(15) 连云港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
(16)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杨振红认为“以春令成户”应为“以春令存户”，但亦将之定性为“西汉国家春季救济政策的具体体现”（《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对于“以春令成户”，谢桂华、邢义田二先生有不同解释。本文从高、杨二先生观点。
(17) 高大伦认为，“高龄组的人口数字肯定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虚报问题”（《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山田胜芳认为，“由于70岁以上老人可以获得恩典，存在伪造数字、导致申请者和被认定者数量增加的可能性”（《鸠杖与徭役制度》，庄小霞译，《简帛研究》（二○○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 即便有爵位限制，此项支出亦相当可观。西汉自惠帝时开始实施军功之外的普遍赐爵制度，历经文、景、武、昭，到宣帝时期，爵位已经相当“普及”了。《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文记载，宣帝于元康四年，将因坐罪罚或因无子嗣而失列侯之位的高祖功臣的子孙重新登记，并予赐复或加以金帛，这些人“咸出庸保之中”，社会地位很低，是寻常百姓，但基本上都具有爵位。
(19) 《汉书·食货志上》，第1135—1137页。
(20) 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
(21) 《汉书·武帝纪》，第156页。
(22) 《汉书·循吏传·王成》，第3627页。
(23) 《汉书·宣帝纪》，第273页。
(24) 赵沛先生认为，“汉代初期作为宗族的恢复和重建阶段，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一般多限于近亲的家族圈子之内，但到西汉后期，尤其是东汉后期，随着世家大族的出现，社会生活中的宗族联结逐步加强……至少到东汉后期，宗族已成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见《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5) 如杨恽将所受父财五百万“皆以分宗族”（《汉书·杨敞传附子恽》）；郇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汉书·薛宣传附郇越》）；樊重“资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后汉书·樊宏传》）；周党将家产千金“散与宗族”（《后汉书·逸民列传·周党》）；韦彪“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后汉书·韦彪传》）；任隗“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后汉书·任光传附子隗》）；廉范“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后汉书·廉范传》）；种暠将父财三千万“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后汉书·种嵩传》）；荀淑“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后汉书·荀淑传》）；朱晖在南阳大饥时“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赢者”（《后汉书·朱晖传》）；毛玠“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温恢“内足于财……一朝尽散，振施宗族”（《三国志·魏书·温恢传》）等等。
(26) 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三月”条、“九月”条。
(27) 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
(28) 徐复观：“《月令》的影响，东汉大于西汉……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中的《仪礼志》及《祭祀志》，由谯周改定蔡邕所立之志而成；而蔡邕的志，是胡广以《月令》作骨干，为东汉所建立的制度。这更可以推见《月令》对东汉影响的既深且巨。”《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9) 《后汉书·明帝纪》，第102—103页。
(30) 《礼记·祭义》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扫执爵而酳，冕而揔干。”
(31) 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一九《养老令》“受鬻法”条，《历代刑法考》，第1724页。
(32) “行糜粥”制的发放物依然是粥的原料而不是粥。《吕氏春秋·仲秋纪》：“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高诱注：“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鸠杖粉粢是也。”关于“粉粢”，《尔雅·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米部》：“粉，引伸为凡细末之称。”《周礼·笾人》：“羞笾之实，糗饵，粉餈”，郑玄注引郑司农：“粉，豆屑也。”粢的本意为谷子，如《尔雅·释草》：“粢，稷也”，又为谷类的总称。综合以上，“粉粢”无论是指研碎了的米、研碎了的粮食，或是豆屑与米的混合物，均是粥的原料而不是粥。也就是说，东汉仲秋“行糜粥”虽然系出月令，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向福利人群发放粥的原料而不是粥，这与西汉“受鬻法”如出一辙。
(33) 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
(34) 朱红林先生梳理“受鬻法”的年龄变化，认为“到东汉时，赐廪米的年龄也被进一步降低。《续汉书·礼仪志》表明，东汉七十岁者就赐给廪米了”（《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
(35) 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画象砖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文中之“黄浒”应为“黄许”之误。
(36) 沈仲常：《“告贷图”画像砖质疑》，《考古》1979年第6期。
(37) 王学敏：《荥阳东汉仓楼彩绘养老图》，《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
(38)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5页。
(39) 按：“禀鬻米者”之“禀”同“廪”，《字汇》：“廪，欧阳氏曰：古者给人以食，取之于仓廪，故因称廪给、廪食。”《汉书·苏武传》“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居延汉简中有大量的吏卒廪名籍以及发放廪食的簿籍，根据这些资料，候官廪食的发放一般遵循如下程序：首先由各部向候官或仓上报申请廪食的名籍，等候候官何时取廪的通知，然后由部派遣吏卒到仓领取各部人员的廪食（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4页）。最后是各部的吏卒到部领取各自的廪食，通常士卒都是“自取”，候长、燧长等官吏有时会派属下代“取”。看来，常规的廪食发放，通常是由发放对象自行前往领取。而作为定制的“受鬻法”，“当禀鬻米者”可能最初亦需自行前往指定的地方领取。文帝为了强化尊老之意，改变以往的做法，要求“长吏阅视，丞若尉致”，将“鬻米”送致“受鬻”高年之手。但是文帝的立法和武帝的重申，恰恰反映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官吏或不躬亲或不“送物上门”的渎职行为的普遍存在。安帝诏只强调有关官员“躬亲”而不再强调“自致”，或许说明东汉时期聚众分米已成常态，也就是说，至东汉“行糜粥”制之时代，文帝确立的做法显然已经被摈弃了。
(40) 对于禀以“陈粟”、“糠粃相半”这样的现象，沈家本感叹道：“虽有良法美意而奉行不力，皆为具文矣。” （《汉律摭遗》卷一九《养老令》“受鬻法”条，《历代刑法考》，第1723—1724页）王利器亦云：“郡县多不认真奉行，率视为具文而已。”（《盐铁论·复古》，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