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指导思想
世界史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此，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产力既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自有阶级以来，阶级斗争确实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既不能包容全部历史，更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从人类起源到于今，生产活动始终是人类的第一个活动，从未间断也不可能间断。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只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旧石器时代使原始氏族社会形成，新石器时代带来了原始农耕与原始畜牧的出现与发展。农业的出现是自有人类以来意义最大的历史性飞跃。到金石并用时代，青铜工具逐渐普及，氏族社会便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普遍使用奴隶的现象，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与近代社会同步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依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而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同样是基于此而演进的。几百万年来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说到底，社会形态的更迭，某一社会制度内所进行的自我调节，本质上也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虽然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件细微的事物都能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宏观的、长远的视角上看，则脱离不开这一总的规律。
第二，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论从史出，而不是从某些著作或某些传统的公式中引出，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解释和对未来的推测，都难免有局限性，至少是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只能要求更贴近史实，更接近科学。这就必须要重实践，重结局，认同经过实践检验证实了的事情。
联系上述第一条的内容，在评价一种社会制度、重要的方针政策、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作用等等之时，最根本的是要看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与适应程度，对社会调节机制的改进起何种作用。例如，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客观使命就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并不负担其他别的任务。革命中的立法，凡是有利于改造封建制度，解除生产力桎梏的，就是应予肯定的。至于是否为下层群众谋福利，则不能当作评价与衡量的根本标准。更不应由于它坚持私有制而大加批判，大讲其“局限性”。应该看到，私有制本身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私有制，是历史的进步，是解放生产力的表现。以往常见的“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不能解决根本矛盾”等等的套语，我们不要再用了。因为这种提法常常掩盖了历史的进步。
还原历史，既包括对历史作实事求是的阐述与评价，也包括全方位地叙述历史，还以往社会以本来面貌。尤其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填补过去被忽视的普通人社会生活的情景，诸如人口、家庭、婚姻、习俗、心态、重要的服饰变化、娱乐等等。历史上为时最久的毕竟不是拼杀与争斗，而是和平状态下的社会面面观。
在叙述各国各民族文化时，应尽可能写出其文化的传统特点。传统文化为各民族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既反映出民族的特征，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
第三，认同历史上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继承这笔遗产，不要强行对一切都贴上阶级或主义的标签。过去总是说，自然科学与技术没有阶级性，其余一切都是有阶级性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现象就没有阶级性。因为它们是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怎么能从属于某个阶级或主义？无论贴上什么标签，它也不会改变。文明时代取代原始公社，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如此等等，难道是由哪个阶级或主义决定的吗？人类自身的演变也是如此。当人们在精神上不断觉醒，终于意识到人的地位和价值，要求摆脱屈辱状态，追求应有的权利、尊严和自我完善之时，这种愿望其实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并不是某阶级意志的反映。在道德规范上，从来都存在贪赃枉法、渎职无为、杀人越货、奢靡淫乱等等丑恶现象，也存在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等等高尚情操与美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一切都不是某个阶级所专有的，也不是专门出现在某个阶级中的什么人身上。
上述这些属于共性的现象或事物，单靠阶级分析的方法很难说清楚，肯定或否定只能依据客观规律和历来举世同认的公理。如果按照过去某种教条化的说法，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划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岂不是只剩下了计划经济这一条路？！如果把人权、人性论拱手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岂不是不讲人权、没有人性了吗？！可见，强贴标签的教条主义做法，既在理论上站不住，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当然，这里是专指那些共性事物而言的，并不是否定阶级分析方法。大量的历史现象确实有着阶级属性，这一点也是必须坚持的。
第四，坚持具体分析，避免绝对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乃是公论。这里又重新提出，除去要强调其重要性之外，还因为有许多历史现象是进步作用与丑恶罪行杂陈的。发生在近代早期的圈地运动、黑奴贩卖、殖民掠夺等等，都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可说是惨绝人寰。然而，它们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表现形式，而资本原始积累则是推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进步过程。如果因其充满罪恶便否定其在主流上是进步过程，那就不是科学态度。我们不是常说“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吗？这里就要讲点“无情”了，因为科学性是绝不能违背的。
另外，在处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时，也要辩证地分析。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是一条辩证法的原理。但是并不排除若干偶然现象并不一定体现着必然规律，但却又客观地存在着。重要人物的性格，进步事业中由于偶然失误造成的挫折等等，如同人们常说的“不该发生的故事”却真地发生了，这就不要机械地套用必然规律之类的公式去解释，而应如实地叙说。
第五，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要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解释历史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宽。一眼望去，不只是几年，而是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只一地，还要一国、一洲，乃至全世界。对具体的事件、人物等等，也要深刻认识，从本质上加以阐述。没有宏观的视角，微观事物就难以定位；缺乏微观研究，宏观结论则作不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地看问题，要求我们站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境界上去。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学会了农耕与畜牧。此事看似无奇，但却是自有人类以来意义最大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农业文明的诞生。青铜时代剩余产品日增，私有财产出现，使用奴隶现象的普遍，具有了从农耕中分出人手的条件，就出现了有专人从事手工制做、开采冶炼、土木建筑、开渠挖沟、祭祀神祗乃至社会管理活动的现象，这更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3世纪，以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印度古代文明繁盛和希腊古典文明灿烂为标志的古代文明“轴心时代”，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与外界（自然或“天”）有别的界限，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内部结构，还产生了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大大增强了人的主动奋争和社会结构与国家体制的演进。这个轴心时代足堪与后世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媲美，都是人类精神觉醒的重大标志。至于商品经济兴起、近代以来三次科技革命所起的划时代作用，更是人类文明大踏步前进的表征。民族取代家族、国家取代国王、法制取代特权、公民取代臣民、科学取代蒙昧……都是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演进的重大反映。
只有视角上的更高境界，才可能对色彩纷呈的多种历史现象作出更接近科学的评断，只靠微观的就事论事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也可看出，修史之时对微观史实的择取，也应以反映大规律为首要标准。
还有一点需要重视，就是从宏观角度考察分析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冲击之间的关系。从第2、3世纪一直持续到7世纪， 匈奴人、突厥人以及后来进入黄河流域的鲜卑人与拓跋各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由东向西，由南向北，进入波斯、印度以至欧洲一些地区。在匈奴人大举袭来的压力下，又促使日耳曼人大迁徙，攻入罗马帝国，使西罗马帝国灭亡，并占据了欧洲大片地区。这次大的冲击，使得以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欧古典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取而代之是极少传统色彩的全新文明。几个世纪之后，西欧出现了以城堡为据点的商品交易，以商为业的市民阶级兴起，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
始于7世纪，绵延数百年的阿拉伯人扩张活动，波及中亚、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地中海几乎成为穆斯林湖。这次冲击使伊斯兰教成为与佛教、基督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使东西文化交流大为加强。
13世纪刮起的“蒙古旋风”，更是几乎遍及亚欧大陆。震荡之巨，古来未闻。
横向冲击之时，战连祸结，生灵涂炭，是历史上的惨剧。但是，它又打破封闭状态，加强各地交往，拓宽人们的视野，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到了近代工业文明来临之时，世界更逐渐连成一气，人类文明进入了更高境界，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
美洲和非洲内陆则是另一种类型。在那里，似乎只有纵向发展而没有横向冲击。尽管中、南美洲曾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玛雅文化达到很高的水平，还产生了文字，但因始终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封闭中的发展就显得异常滞缓。当亚欧大陆发展加速，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之时，那里却还处在原始状态之下。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
上述的这种反差，给人以启迪。只有宏观地、全球视角地进行考察，才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断。
第六，将中国历史列为世界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个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进程没有中断，没有被外来文明取代或同化的国家。中华文明、儒家文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直屹立在世界之上。直至15世纪之前，中国作为亚欧大陆农业文明带的东端，其文明的发展始终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之中。今天，中华文明更迸发出新的活力，在多极化的世界上，中国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世界史著述中，中国史部分不能以“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或“与世界的关系”等形式出现，而是要如实地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按其自身发展规律，体现其历史进程。
上面所说的六条，是作为研究世界史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其核心的内容，说到底也就是一条——实事求是。
二、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从古代到近代的社会转型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公开发表的书籍和文章中谈过，这里只想简单地说一下。近代社会取代古代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是很多的。我想，其中最具有根本性、也最反映事物本质的，可以归纳为三条。
首先，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又称自给自足经济，也就是自行解决衣食住行之所需，基本上不需要交换。这种以自我消费为生产目的的经济形态，注定是封闭和保守的，缺乏活力，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则以销售为生产目的，面对市场（乃至世界市场），并且处在竞争的环境之中。因此，它必须不断开发，不断创新，因而充满活力。
商品经济在等价交换中形成了它的最大特征——自由。商品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双方，都必须有选择的自由、谈判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订合同的自由，否则就不成其为商品经济了。这些经营上的自由必然要求所有制的自由，要求取消古代社会因层层分封造成的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制，实现无条件的绝对私有制。所有这些自由的要求还有个前提，那就是人的自由。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求人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的学说也就应运而生。
其次，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商品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契约社会，商业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常常以合同、协议或契约来体现。契约必须有法律效力，因而呼唤法制。人的自由权利也只能靠法律保护。所以在国家形态上，必须以国家代替国王，以民族代替家族，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基于门第血统的等级特权。
正因为如此，近代国家无论是否保留君主制，在本质上只能是代议制国家，实行分权原则，执政者靠选票决定。这也就是启蒙思想家们宣传的契约国家。
最后，公民取代臣民。臣民是受制于人、效忠于人的。从国王或皇帝到诸侯或贵族领主，都是“天然尊长”。官员是臣，须效忠君主；百姓是民，既效忠君主又要效忠领主或直接的主人。在西欧，自从15、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后，忠君与爱国就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了，臣民只有效忠的义务，并没有自己的权利。在东方的许多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更早得多。
公民的概念则是近代时期的产物。公民不从属于任何“主上”，而是社会上自主的一分子，对国家与社会既有义务又有权利，能够也应该参与国事。臣民转化为公民，也是人的解放。人的地位、价值、尊严第一次提上历史日程，是人类文明的了不起的进步。
以上三点，用理论上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成员这三个部分。当然，这只是从主流方面而言的，并不能涵盖社会转型的一切方面。
第二，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按照多年来的传统说法，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有两大类型：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前者是民主的自由小农经济，受到肯定；后者是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容克庄园经济，遭到谴责。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很确切。美国有其特殊的情况，代表性并不强。而且，这两种类型恐怕也不能代表一切国家。
更全面地来考察，似乎划为三种典型更符合实际一些。第一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以经营工业的方式办农场，农场主是资本家，劳动者是雇佣工人，为市场销售而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专门篇幅对此加以论述。这条道路与美国式的或普鲁士式的道路都不相同，又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应该列为一种典型。第二是法国式的小农资本主义，或称富农经济。它比美国的小农经济更有代表性，在欧洲大陆易北河以西和北欧一些地区，情况与法国多有类似之处。第三是普鲁士式的容克庄园。它保留封建宗法关系的外衣，工资以“赏赐”的形式体现，实质上却深含资本主义因素。
关于三种典型的具体情况，这里不作解释了。只有一点要说明，就是这三条道路的形成，都是历史发展的特点造成的，各自适应于本国国情，并非出于人为的设计。因此，也没有必要去评优劣，论是非。事实证明，这三种方式都分别促进了各该国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说到底，这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方面，研究这一问题，也就是探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是共同规律支配下的不同道路问题，这才是正题。如果扭到评比孰好孰劣上去，就偏离历史学的主题了。
第三，关于近代殖民主义问题。在世界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有个共识，即人类文明的发展由点及面，到了近代时期，世界连成一气了，这是巨大的进步。只要稍加考察即可发现，世界连成一气的最初表现，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间大体是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个世界体系基本上是经由两条途径形成的，一是几个有影响的大国通过改革或革命步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大增，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明显占了上风；一是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扩张的手段征服和统治（或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对第二条途径所体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行为，应有个正确的认识。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罪行令人发指，必须予以揭露和谴责，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它的另一方面的作用也要给予客观的评价。我看还是要按照马克思的论断来认识这个问题。还在1853年，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就曾指出，这种殖民统治要完成双重的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样，“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 这是马克思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我看这对于整个近代殖民主义大体上都能适用。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过程。征服是罪行，改造则是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第四，关于19世纪史的主潮流问题。国际国内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19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存在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股潮流交错的现象。这些历史潮流不仅是指意识形态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指当时的社会运动。其中，自由主义潮流就是指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和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势力对世界各地的冲击。
过去有一种广为流行却不那么科学的观点，就是将第一个潮流与后两个潮流对立起来，似乎19世纪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或者更为简单化地认为，从19世纪中叶起，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欧洲，直到70年代，已发生的最重要的、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的对象则是封建制度或是工业革命前那种过时的上层建筑。俄国废除农奴制、英国的国会改革和其他自由主义改革、意大利统一、德意志统一、奥匈二元制帝国建立以及早一些的西班牙、那不勒斯革命、希腊独立以及法国七月革命与比利时革命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欧洲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地区了。
说到工人运动，从主导方面看，当时还只能是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运动的辅助力量，当然是其中最激进的部分。至于民族主义，也并非仅仅是指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包括欧洲民族振兴、民族自强的斗争，意大利统一和德意志统一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表现。其中，亚洲的民族运动，即常说的19世纪中叶的亚洲革命风暴，其性质仍是古代民众反抗斗争的继续，并没有新的先进的纲领，领导者也都是农民领袖或者王公贵族。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19世纪史的主潮流是自由主义，是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上，又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我们把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的两个重大事件安排在19世纪史开端的位置上，就是要表明这个规律。这两大事件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们开辟了新的历史方向。全世界历史的发展，就其文明程度来说是很不平衡的。我们发现先行者的足迹，展示后来的进程，这是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
第五，关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类型。我们把19世纪最后30年左右的时期划分为一个阶段，根据是当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称科技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由蒸汽时代发展到电气时代。电力能源、内燃机的使用和化学工业的建立，大大改变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与此相适应，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垄断组织。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以提高生产效率为谋利手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新的经济模式。这其实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
这种飞速发展既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分野更为明显，如垄断集团、非垄断集团、工业集团、农业集团、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等等，也使得普通人的素质较前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由于生活大为改善和教育更加普及的缘故。
利益集团并立，公民参与意识增强，是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但是同时也使社会矛盾更复杂了，有时还相当尖锐。要保持稳定，就必须有调节机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各大国表现出了两种倾向。英、法、美等国走的是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它们实行政党政治，有更为健全的代议制度，各党派和公民个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新闻自由也较充分，因而使得各利益集团及公民个人能够经常得到表示其意愿和主张的机会与场合，也有发泄不满的渲泄口。每当大选之时，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由竞选，胜者掌权，由得票多少来定夺。这其实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模式。
德、俄、日等国则不同。它们的调节手段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普鲁士专制主义在统一后的德国广泛推行，主持者俾斯麦是个铁腕人物。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沙皇专制的政治体制变化却不大，还不存在议会（杜马）制度，选举一事更谈不上。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的是藩阀专制的政治制度，1889年开始的宪政，仍有浓郁的专制色彩，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这种专制主义手段也能奏效于一时，并使这几个国家的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上述两类情况的出现，究其根源，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是由于英、法、美等国在转变为近代国家时都曾经历了一场较为彻底的革命。德、俄、日等国却不是如此，它们走的是改革的道路。日本的倒幕和维新虽也称为革命，但是少有群众参与，而且却打的是天皇的旗号，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改革一般都是由原来的统治者推行的，社会转型了，政权却没易手，旧体制保留得就很多。一般群众因较少受到革命和民主自由意识的洗礼，多半还在接受原有的一套。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还保留了专制主义传统。到20世纪初期，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德国和日本则由专制主义走向极端，成为法西斯国家。
以上情况是从主导方面和相对角度而言的。并不排斥英、法、美等国也出现过暴力镇压的事件，也不说明德、日、俄等国与封建时代的绝对专制一般无二。但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并存则是事实。19世纪、20世纪之交，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成型，表明世界历史近代时期的结束和现代时期的开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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