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共生现象的深层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期论文,探析论文,成因论文,现象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2011）04－0042－04
一、引言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型、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诸多层面的转型程度不等、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的转型发展区别于一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体制转换与社会结构变革同步启动、快速推进，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些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相互制约、相互挤压，高度的时空压缩和时空重叠使社会各领域中的风险共生并发，多种风险迅速滋长并大量涌现。既有工业化早期的各种风险，又有高度现代化阶段的各种风险。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在一些地方仍然占主导地位，传统风险也依然存在。这些风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地被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和全球化的冲击所放大，形成了所谓“风险共生现象”。[1]当前中国各种风险的累积和共生并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只有深入探讨这种风险共生现象的成因，才能为有效的风险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案，进而在知风化险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二、风险共生现象深层成因的多角度探析
（一）体制转型过程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全面转型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鲜明特征。由于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同步，而且每一领域中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的调整都带有尝试和过渡的性质，这就使各种新旧要素相互胶着，社会结构急剧分化而社会整合机制却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并存，一些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短期内难以定型，难以使人们形成长期性的稳定预期和激励。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内生的脆弱性，并集中地表现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各种形式的制度缺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快速形成的结构性断裂主要是由不均衡的发展战略造成的，并在多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展的不均衡，经济高度增长而社会其他领域严重滞后；二是东部、中部、西部等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自东向西呈现出由发达到不发达的梯度发展格局；三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各种生产要素迅速向城市集聚而农村发展举步维艰；四是产业结构、文化教育、公民权益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不仅造成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而且使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建设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之间出现巨大的差距与错位。由社会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部分都力图使自身利益制度化、合法化，这极大地妨碍着社会共识的达成和社会信任的确立，从而使体制改革中的具体制度安排面临各种合理化诉求的压力，出现诸如制度缺位、制度虚化、制度错位、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等极其复杂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本身又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成为新的风险源。当前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不仅弱化了传统风险控制手段和机制，也成为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深层根源。
（二）利益分化加剧和利益诉求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资源并实施再分配，虽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但整个社会的利益同质性很高，各种利益主体的独立性不明显，利益差别也很小，整个社会形成了低水平的利益均衡。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意识也不断增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来源的多元化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都有所增进，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受益程度和利益实现方式有很大差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从整体增益型向利益调整型转变，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调整使得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种利益的增进，常常意味着另一部门、另一群体、另一种利益的损失，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部分精英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而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却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效应和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恶果纠结在一起，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一部分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和趋势越发严重，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严重失衡。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和碎片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固化使当前中国社会呈现为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呈现两极式（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2]转型期的利益急剧分化和结构紧张加之市场经济对人们利益意识的激发和利益诉求的强化，几乎使每一种利益主体的心理都难免失衡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社会矛盾容易激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容易产生直接对抗。早在1990年，邓小平就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和利益结构的均衡问题涉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当前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结构失衡是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三）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和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将是存在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这就使资本逻辑成为我们求解一切发展问题，包括发展风险问题必须直面的现实。“自从中国在近代被动地卷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来，我们发展的成就也好、问题也罢，其秘密和出路都隐藏于资本的逻辑当中。”[4]虽然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资本关系的历史进程不容混淆和等同，但离开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5](P39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难以达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程度。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不承认资本的积极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资本逻辑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取得了矫枉过正般的强势力量，科技、政治、法律、文化各领域都为经济增长和资本逻辑的运行铺路、让路、搭台，全国范围内的资本饥渴症使招商引资一时间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广泛的行动。资本在我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中确实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资本逻辑也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基本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运行。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并不能改变资本的本性：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公共权力领域的渗透。资本既为当代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福音，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良性持续发展埋下祸根。马克思在赞扬“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同时冷静而又深邃地指出：“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P829)中国转型发展期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也使其固有矛盾引发各种危机的趋势系统地表现出来。资本对个别的、短期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利益的贪婪攫取使生态环境遭受肆意掠夺和破坏，使中国经济长期来看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使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充斥于大众传媒，使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关系功利化。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与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密不可分，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使公共权力对资本逻辑过度纵容，甚至给跨国公司过于优厚的条件和过于宽松的制度环境，从而使政府营造公正制度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及发展社会事业的基本职能衰微，而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官企勾结等腐败现象却在增加。近年来出现的有毒奶粉、非法用工等事件背后，无不是资本逻辑的强势和政府职能的缺位。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向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渗透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共生并发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转型期社会信任的下降和社会焦虑的上升
社会信任不是纯粹的个体道德品性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完备程度和公正程度、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导向紧密关联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社会信任包含对他人人格的诚实性的确信和对制度规范的正确性的确信。“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和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7](P30)社会信任与风险问题密切相关，人们的安全感通常建立在社会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之间的平衡之上。社会信任作为降低社会关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基本方式，通常足以规避和化解某些特殊行动方式可能造成的风险，或者把这种风险降到较低的水平。社会信任度太低会引发风险、扩大或加剧风险的蔓延速度、危害范围和危害程度。社会信任降低的另一面就是社会焦虑的上升，“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7](P87)这种焦虑植根于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之中，它与人的存在的本体性即海德格尔所说“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相关，是一种本体性的现象而非认识论的现象。社会焦虑的急剧上升必然产生并放大风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期正经历着社会信任的急剧下降和社会焦虑的快速上升。从现代化发展中社会信任机制转变的一般规律来看，理性化、技术化、专家化的制度型信任代替人格型信任从而在现代社会信任的维系中占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按科层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对待风险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8](P143)这就使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应对出现了“制度悖论”：风险的制度化反过来导致了制度化的风险，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制度体系本身面临着公众的不信任。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化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而且由于各种形式的制度缺陷和各种制度安排的短期过渡性质使社会信任更容易缺失。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依赖血缘、地域、道德等人格型信任关系在文革中就已遭受了严重的扭曲，而市场经济早期一次性博弈的大量存在又加快了这种信任的瓦解。在制度型信任和人格型信任都降低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就会陷入过度忧虑状态，容易在纷杂的社会舆论中采取极端化的思维和行动，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源泉和放大器。
（五）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国外因素的冲击和挤压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游离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强调现代性的多元性和中国特色，不能否认现代性的普遍性和历史规律。追求现代化的自主发展，不能忽视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方位。由改革开放启动的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推动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主动、深入地融入了全球化这一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外部推动力，也加剧了中国发展风险的生成与累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资本主义一些腐朽的东西。”[3](P139)“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P156)邓小平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开放政策实施中带来的资本主义消极因素，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消极因素。其实，单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就意味着风险，风险的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重要维度之一，全球气候变化这类生态风险是不会理会政治地理界限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全球扩展，现代性内生的各种风险必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再生、蔓延，形成贝克和吉登斯所说的全球风险世界或世界风险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例外，而且更加复杂。现代性的高度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时代更加激进，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生成机制和风险传递机制也会使中国遭遇更多风险。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空分离和时空伸延使任何一个国家的风险状况都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内因素，国外因素也常常成为一国发展风险的直接来源，引发风险的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上升使中国持续发展面临着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国外因素的冲击和挤压，增加了多种风险因素。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也使我国经济运行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规则向我国转嫁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和风险性增大；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转移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也使区域性的环境压力增加。而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主权独立也有一定的威胁，涉及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大事件时有发生。国外敌对势力鼓动、支持国内的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政治激进势力、恐怖势力以及反文明、反人类的邪教势力暗中活动，伺机制造捣乱和破坏事件，也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和其他势力不顾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夸大中国的发展程度，宣传片面的“中国责任论”，在各种问题上给中国发展施加压力和限制，从而使中国面临的外源性风险日益增多。
三、余论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改革开放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推动的转型发展还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各种风险，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借鉴国外现代化风险治理的基本经验，以全球化的视野积极探索中国治理风险的对策和措施。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发展方向，科学分析并主动化解中国转型发展过程引发风险的主要矛盾，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就能把各种社会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低风险、合理、可持续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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