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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1-0147-05 收稿日期：2009-02-12
经济增长与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因此这方面的文献不胜枚举。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围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目标增长方式，以及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的一般界定
首先，什么是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由格林沃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解释为：“一国或一地区与商品和劳务生产的增长相结合的其生产能力的增长。”其实质是国民财富的增长。Kuznets(1973)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各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相应调整的基础上，表现为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人均商品和劳务能力的不断提高”。[1]247-258萨缪而森认为，经济增长是“一国总产出跨时期增长，通常用一国的实际GDP（或实际潜在GDP）的年增长率来衡量”。诺思认为，“谈到经济增长，我们指的是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以上表述虽不尽相同，但一致之处在于：首先，经济增长必须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短期的属于经济波动的范畴）；其次，经济增长必须用定量的指标来衡量；最后，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方式”一词，一般认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依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分类，在20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中经济发展问题及其改进时所采用的一个概念。①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有“pattern of growth”(Hewett,1988)、“mod-el of development strategy”或“approach to growth”(Compell,1974)等。[2]156-160吴敬琏依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指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虽然说法各异，但经济学家们对于资源合理配置的关注却是一致的，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本质上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是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及其利用的方式，或者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构方式。研究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考察一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组合、使用与配置方式，及如何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过程。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生产要素的组合及其利用的方式，或者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与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构方式。因此，从笼统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是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研究与开发来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划分，即有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种方式。具体而言，则有依据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及选择增长的路径的不同等对增长方式类型的几种划分方法。
1.依据生产要素的利用方式来划分
(1)粗放型增长。粗放型增长依靠的是资源投入的单纯扩张推动，而投入产出效益则保持不变。其特征是谋求量的扩张，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却经常忽视经济增长的效益质量，导致的结果是增长的成本呈现递增态势，短期内虽然会加速经济规模扩张过程，取得较快的数量增长，但长期内则会付出大量投入的代价，导致经济增长的无效率状况。因此，一旦经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就会很快遭遇资源短缺瓶颈。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停滞，甚至会走向衰退。除了会大量地耗竭资源，造成资源供给紧张外，粗放型增长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②
(2)集约型增长。集约型增长则强调资源的适度投入增加，利用提升资源效率获得产出的增加，其特征是获得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产出，是一种质量效益型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节约资源，缓解资源短缺和资源约束的矛盾，而且还有利于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对于粗放型增长，集约型增长需要更高的技术条件和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条件，以此为基础才可能达到经济增长的实现。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讲，要真正完全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是不可能的，但它应该是改革努力的方向。③
比较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各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一般都经历了由粗放到集约式发展的转变过程，只不过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转变的时机和所需时间长短各有不同。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某些行业已经开始或正在实现集约型增长，但更多的部门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农业部门尤其如此。当然对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而言，现在并不具备完全集约式发展的条件，对于某些行业和部门，依据自身特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在一定条件下还应该允许粗放型增长，允许有一定的过渡时期，并最终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2.依据经济增长路径选择的不同来划分
(1)平衡增长理论最主要的代表有罗森斯坦一罗丹(P.N.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R.Nurkse,1953)、斯特里顿(P.Streeten,1977)的“动态的平衡增长”理论。平衡增长是一种按照一般均衡理论和资源优化配置原理，全面地推动经济沿着最优路径增长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点是增长路径的唯一性和最优性。这种唯一和最优特性允许经济运行过程在一定时期脱离最优增长路径，但最终会是一个收敛过程，即恢复到最优路径上来。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改变经济结构，推动工业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囿于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和所有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使各个部门协调、均衡发展，只有这样工业化和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才能得以发展。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陷入了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收入的贫穷恶性循环的怪圈，才导致现在的贫困，并因此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他强调要加强“瓶颈”部门的发展，进而实现各部门平衡发展；平衡增长路径可以促使各部门之间的优势互补，避免生产能力的浪费和剩余。斯特里顿主张由短期的不平衡增长到达长期平衡增长，即对有些地区或部门采取优先发展策略，带动另外地区或部门的发展；或者采取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地区或部门的方法促使平衡发展，实现均衡增长。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无疑是一种努力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平衡增长的一种实践。
(2)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Hirschman,1958)提出了区域非均衡增长的“核心区—边缘区”理论。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的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在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赫希曼称其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这一过程中，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涓滴效应，因而市场的力量往往使区域间的差别扩大。根据自己的“联系效应理论”，赫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主张，认为不同经济部门有不一样的投入产出联系效应，在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约束下，应该集中力量优先投入联系效应较强的部门，以此带动其他部门共同成长。尽管这可能会造成对某些部门的损害，但赫希曼坚持认为这不失为经济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3)科尔内(J.Kornai,1988)在《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一书中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和谐式增长与突进式增长概念。科尔内认为，和谐式增长既不同于最优增长，也有别于平衡增长，其具体要求为：一是不断地提高人均消费水平；二是按比例满足消费者需求；三是有刺激力的和平等的收入分配；四是建立和发展就业、保健、养老和公共安全方面的保障制度；五是每个社会成员有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六是教育的迅速发展；七是非竞争性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有合理的比例；八是技术、产品质量和科研的发展；九是外贸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平衡发展；十是对可以再生的实物资本的精心维护；十一是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十二是永远留有储备。同时强调了突进式增长的大起大落和跳跃式特性会带给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持续损害，因此只有和谐式增长才是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目标。
3.依据要素贡献率进行划分
依据要素贡献率划分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林毅夫等人的观点。林毅夫认为，我国学术界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两类，即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所谓“集约型”增长方式和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分类方式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能区分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各种要素投入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因为经济活动中要素投入的增加不可能是完全同比例的。另外，这两个术语本身给人一个先入之见，那就是“集约型”增长方式比“粗放型”增长方式好，或者说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增长方式优于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林毅夫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并且认为，只要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完全可以是一个经济的理想增长方式。对于在自主研发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以自主研发为特征的生产率提高方式的成本非常之高，因此，这类国家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完全可能是成本最小的增长方式。
基于此，林毅夫等人按照生产率水平、资本、劳动、土地这四种因素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相对大小，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即“TFP”增进型）的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和土地（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四类，后三类又可以统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
但鉴于这种分类方法很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林毅夫认为技术进步既可以通过自主研发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代表没有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靠自主研发，就会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技术进步靠技术引进就不会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到底何者为好，应该由成本来决定。[3]
4.依据市场机制进行划分
按照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在推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过渡型经济增长和常规型经济增长。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又可进一步分为供给推动型数量扩张和需求拉动型数量扩张。前者的经济增长边界以潜在的供给条件为限，由增长本身产生的需求效应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后者的经济增长靠需求拉动，当需求效应不能有效地刺激供给总量和使供给结构作适应性调整时，就会部分地变异为通货膨胀。常规型经济增长模式是指在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条件下，以有效需求刺激有效供给的经济增长。它的特征是：存量结构变动与增量扩张协调一致；最终需求——中间需求——总需求的扩张速度与方向同供给数量和结构的调整能力相对称；经济体系具有充分的自我调适能力；技术条件相对满足产业升级和需求结构变动的要求。[4]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和目标分析
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由粗放型逐渐向集约型转换趋势。同时与我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构想相适应，我国的增长方式与路径选择趋向于向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具体表现是：第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曲线已经从激烈扭曲的“雷电型”转向平缓的“流线型”（如图1所示）。第二，工农业供求结构在量上趋于均衡。1993年以前，我国的供给结构发生过两次大的非均衡转换。第一次是从解放初期的农业主导型转向20世纪60-70年代的重工业主导型。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88年从重工业主导转向加工业主导并过度膨胀；经过1989年以后几年的结构调整，到1994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供需结构在数量上逐步趋于均衡，供求矛盾逐步缓解。到1998年，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基本转变为全面的买方市场，我国数量短缺矛盾基本解决，瓶颈基本消失。[5]第三体现为经济增长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也提高。林毅夫认为，从要素贡献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机制如下：第一，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所以企业宁愿选择以引进技术和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第二，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偏低导致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和现有资本品的运行成本偏低，因而刺激了对新资本品的需求；第三，我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而目前的企业制度导致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更低，使企业对新资本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第四，对新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在生产这些新资本品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更大需求；第五，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能源是资本的互补品，多年累积起来的巨大的资本存量的使用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于是，就形成了以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为特征的增长方式。[3]
2.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的必要性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但都是在粗放型经营下的调整，表现为对高要素投入的过分依赖，其中劳动力数量优势长期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内容。传统观点认为，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情况下，难以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至于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不管是由于人口过多还是有意压低工资所造成，都会对用机器代替工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起阻碍作用，容易固化既有的生产方式，阻碍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这种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只能使我们在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下端。同单纯进行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相伴的是，我们的自然资源比较优势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失去，甚至成为资源约束“瓶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当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和经验的时候，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模式的技术含量。当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强调发达地区应当适时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同时，在我国相当多的欠发达地区，一方面还存在着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发挥作用的条件，另一方面也缺少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的资本积累、人才积累，依据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制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依然是必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6]粗放型增长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关系的规律，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对社会经济、人体健康的重大伤害，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7]
图1 中国历年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图（1954-2007年）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
3.我国进行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目标和举措
总的来看，学术界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点上的观点分歧相对较小，比较一致的观点是：(1)发展阶段的制约，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化双加速阶段，带来的直接挑战就是大规模的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能耗控制难题；(2)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3)体制和观念的制约，主要是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以及健全科学的考评体系；(4)要注意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及未来区域发展的差距等。[7-8]
在设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方面，首先必须考虑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在当前中国广义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体制转型是背景，社会转型是基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核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主体。转型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种全方位、综合性的转变，它不仅涉及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而且涉及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不仅涉及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且涉及经济增长的机制、路径、结构、产出方式、资源环境状况、体制因素等；不仅涉及宏观因素，而且涉及微观因素。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也必须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出发。[9]其次，在具体的目标经济增长方式上，大多数学者选择TFP增进型（即所谓“集约型”），也就是以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顾及以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昂贵成本和我国要素禀赋的结构。这种目标增长方式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看，与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丰裕，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较低，因此，我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时，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力，而非资本和自然资源。因此，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就应该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3]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看这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仍将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因而政府不能忽视要素投入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毕竟很高的要素投入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所以，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公共教育和科技投入，提高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另一方面还应通过各种政策大力促进生产能力的改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效率型经济增长。因此，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可以具体描述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降低对非再生性资源的依赖程度，努力保持生态平衡，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不断优化升级。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④
在具体的转变举措方面，学术界观点主要如下：[7,10,11]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动企业重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知识密集型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扩大内需等。林毅夫认为，只要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更倾向于引进技术和增加投入，从而表现为相对的要素积累型。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首先，较为可行而且有效率的做法是把增长方式从资本密集和自然资源密集的增长方式向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换。其次是给企业提供一个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即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市场化改革，使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利率的决定都实现市场化，使其反映相应要素的稀缺性。第三，在要素价格体系合理的情况下，要使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尽量接近这一要素价格体系。就技术进步的途径来看，到底是要靠自主研发或是引进技术以取得技术进步也应该决定于其成本的高低，而不应该一味地为了在经济增长核算中表现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度强调以自主研发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劳动力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却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既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减少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机会，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到附加价值较高的制造业部门，造成城乡差距的扩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均；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关键有两个，一是避免片面强调“TFP增进型”即“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一是消除要素价格体系的扭曲。[3]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环境看，也有学者指出，把对经济工作考察的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12]
注释：
注释：
①马克思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外延增长，也称“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方式；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的“内涵增长”，也称“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方式。
②刘国光、郭金龙、吴敬琏等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经济效益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运行质量低等问题。
③例如，刘国光(2001)等指出，“从定性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可以描述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对非再生性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降低，生态环境由被破坏逐步转为不断改善，劳动生产率日益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早就展现了这样的观点。比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提出了“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④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如刘国光等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这两个问题（刘国光、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敬琏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现行经济体制（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的研究另见贾彧：《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企业经济》2006年第9期）；王一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8期）；陈保启、李为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等。其他方面，我国学术界认为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还有很多种，例如信息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源开发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等。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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