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战略选择_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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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21世纪,面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全面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建立开发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日益成为各个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开放型经济聚集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内,开发区的形式主要可以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称高新区)、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两种主要的形式,其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其共同点主要反映在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主要反映在区位的选择、政策的制定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三方面上,而其不同点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剖析。

2 中国建立开发区的理论分析

2.1 产业集群和区域竞争优势的理论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但生产效率的差异可以通过创新、学习来改变。早在一百多年前,马歇尔就观察到一些主要依靠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对特定地区的依赖被称为产业“本地化”。他发现这种“本地化”有三种优势:一是通过一个产业中一定数量的厂商集中到一个地方,这种集中形成了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这个共享市场对工人和厂商都有利。二是一个产业中心可以提供产业专用的多种类、低成本的非贸易投入品,如专属工具、材料甚至交通建设。三是因为信息在当地流动比远距离流动更容易,一个产业中心可以产生我们现在所谓的技术外溢,这无疑会对创新产生直接的贡献。克鲁格曼认为这些优势就是所谓“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并把这种与特定产业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在特定地区聚集的现象称之为“产业集群”。

波特在其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的研究里极力强调地理集聚现象的广泛性,及其对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强调集群理论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维方式。特别是对于培养创新能力有特殊意义。他提出了一个折衷主义菱形分析框架,将影响地方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归纳为市场需求、要素供应、相关支持产业和机构、以及同行和替代产品竞争者,同时兼顾政府和偶然事件的作用。

波特在制定产业集群的范围时,提出了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现代产业集群的特征必须是这个国家能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优势的产业。评估国际竞争优势的标准则要看这类产业突出的出口业绩,或是看其本身技术、品牌等要素在海外投资的具体运作表现(而非所谓海外组合投资)。二是产业的定义是非广义的产业部门,其边界不能突破SITC统计分类的子目录。这与我国目前倡导的“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两项前提下,波特提出评估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三原则,实际也是建设产业集群国际竞争优势的三个标准。第一项原则,即按上述前提界定的本国产业的出口占全球同类产业出口的比重必须超过本国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如我国1999年出口总量是全球贸易量的3.6%,则按SITC中产业分类的“服装”出口量为全球贸易量的16.2%,这表明该产业尽管利润较低,但仍有明显国际竞争力。不过SITC四位分类法中的我国服装项目出口并不能都达到这一标准,如“全毛毛衣”类等,这表明我国的服装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尚需正确认识和提高。第二项原则,同样是按上述定义的产业的出口必须由本国企业所主导,而非被其国内的外商所控制。波特特别说明,因为当地可能是外商全球化战略中的生产网点。这带给了我们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由产业内(跨国公司内)投资和贸易带来的区域出口增长,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及其国际竞争能力的形成。自1996年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连续6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进出口总额占据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一半左右。2001年和去年上半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分别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47%和48.9%,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55%和55.4%。近四分之三的加工贸易业务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在我国投资的数百家跨国公司中,许多都在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由此可见,我国许多产业的出口实绩并不能理解为是产业集群效应所致。第三项原则,产业的出口业绩不能单纯建立在对其邻近国家的贸易上。但中国通过港澳地区的转口贸易应不包含在其中。

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完全可以引入到产业所在区域培养竞争优势的政策选择中。由于区域竞争优势较产业而言更受到该区域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因而利用制度优势建立不受传统影响的开发区,将成为“人为”产生的非完整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这种所谓“非完整意义上的产业聚集”可能是若干个产业链中的企业在开发区这一地理概念上的集中。但这一集中的发展过程完全可以通过园区内有先行优势的非完整意义上的“产业集群”来整合开发区所在区域内的产业资源,建立新体制与旧体制不同主体之间交流、互享,最终实现在市场生存原则下的融合。区域竞争力的提高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内产业集聚的速度和强度、数量和质量,而开发区常常能成为产业集聚的“蓄水池”,并由于它自身强大的制度优势形成渗透力较强的溢出效应,来建立完整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实现区域竞争优势的产生和持续提高。

2.2 增长极理论及区域竞争优势理论

1955年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其核心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具有“增长极”的地区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佩鲁提出应当以非总量的方法(即非国民收入总量指标)来安排发展计划,将国民经济按地理幅宽分解为部门、行业和工程项目。按照这一分解,经济增长并不是在每个部门、行业或按同一速度(或比率)平均增长的,相反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以较快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发生支配影响,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迅速壮大发展,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增长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第二,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第三,需要适当的周围环境。

由于厂商和行业之间的亲和力易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从而使厂商和行业在地理上聚集发展,同样可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设立若干个经济特区,从而改变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地理上的分布特征,建立了以新兴城市为圆心、以新兴产业链的边界为半径的动态的增长极。由于这种增长极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偶然性,所以在后发优势地区内利用以政府为主的开发区建设模式,可以在资金、土地、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从而加速本区域内增长极的形成。由于增长极往往也会带来很大的技术溢出,从而改变区域产业结构和建立区域竞争优势。

2.3 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模型与区域竞争优势理论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决定贸易模式及其变化中发生着重要作用。克鲁格曼用北南贸易模型来说明,发达国家在生产新商品方面具有优势,主要来自于他们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要素供给、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社会氛围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所以技术创新首先在发达国家以开发新产品的形式出现并得到生产,过一段时间后才得以在发展中国家(即劳动力要素及其他要素成本较低地区)生产,此时的新产品实际已变成了老产品。新老产品的存量由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这两个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来决定。如前所说,技术创新是一个开发新产品的过程.而技术转让则是新产品转化成老产品的过程,假定这两个过程都是持续不间断的。人们比较容易认为,技术创新扩大了产品的品种范围,代表着现时生产率的提高。但同时也会发现,技术转让可以是发展中国家能够生产更多品种的产品,而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这也代表着一种获利。因而不论技术创新还是技术转让都会改变新产品和老产品的定义,从而导致需求的转向,造成资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不断双向流动,这些都可以称为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而克鲁格曼得出结论,技术创新必定伴随着资本流动,技术进步最快的地区必定也经历了资本大量涌入。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技术创新为因,资本流动为果,没有别的逻辑顺序。每当技术进步出现时,所发生变化的主要是资本的边际产量提高和对外国投资的诱惑。

由此而见,开发区在建立创新机制的同时,是否也包含了技术转让的相关机制。对于目前开发区的建设走向,以倡导技术进步对产业改造和带动的作用为较为正确的方向。而此间伴随着引导直接投资将为可能的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提供更充足的资源。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将极大的改善其贸易条件,从而促使其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开发区如果能建立起技术转让到投资再到技术创新、再到投资的循环,逐步提升本区域的竞争力,形成较好的外溢从而形成竞争优势,将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区域建设的一条稳健之路。

上述理论均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一定解释力的阐述,对我们研究中国开发区的内在运行规律具有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开发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本质功能是区域创新能力,而产业积聚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波特认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发区是企业集群的地域体,其特征有三点,一是数量众多的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二是企业间存在着分工合作与专业化分工,既有横向结合也有纵向结合;三是企业、政府、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在园区内共存,形成创新网络。那么,集聚为什么会有助于产生竞争优势?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群聚区能够提高生产率,成为促进园区内企业不断进行改革的动力源,促进技术创新,能够促发新企业的孵化。同一个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使得厂商更有利于得到供应商的服务,节约获得信息传递、交通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成本,比较及时的得到配套产品和服务。诸多方面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园区内企业获得比群聚区域以外的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其二,企业集聚有助于获得模仿优势和示范效应。从而扩大开发区的规模。根据布兰德、克鲁格曼、斯宾塞、奈文、菲力普斯等人研究表明,在一个只有一种完全相同产品的世界里,双向贸易也有可能发生,这源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因此,开发区的建立既有助于形成行业间贸易,也有助于形成行业内贸易。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一般产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具有强大的支撑和示范作用,一些园区外企业会受到刺激采取被迫模仿的方式申请进入园区,我们称之为“被动模仿”,还有一类园区外企业受到利益诱导,由于理性得失考虑,会“主动模仿”,积极申请加入到园区中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利用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获得更加广泛的模仿优势和竞争优势。其三。集聚增强了竞争,竞争的同时也提升了开发区内的竞争能力,促使企业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竞争的结果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正和博弈。在竞争的同时,也加强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当代企业为了获得创新和取得竞争优势,它必须向上游和下游组织开放,结成网络。

3 中国开发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开发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时期,它的诞生不仅顺应了国际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潮流,也是同中国改革开发的历程是相称的。据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赵云栋介绍,如今的开发区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据不完全统计,属于国家批准的开发区加在一起,全国就有200余家,其GDP占全国的2.4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3.4%,出口占全国的7.5%。

3.1 开发区的功能

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开发区作为本地区国内外经济的交汇点,是我国价值链中具备良好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的重要环节,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器。建立和发展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其重要作用体现在:

3.1.1 开发区是加快改革的先导和示范

在开发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筹资方式、管理机制、用工制度、经营方向及其组织,以及开发区对企业的管理及其组织,以及开发区对企业的管理及其办事效率等许多方面,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比都带有开创性。这种先导示范效应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培养出一大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推动了当地的经济体制改革。

3.1.2 开发区对扩大开放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和基地辐射功能

由于政策优惠,投资环境相对完善,开发区已经成为当地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通过外引内联,开发区又成为带动周边城市、企业及整个地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开放的重要通道。

3.1.3 兴办开发区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些开发区以其独特的开发形式,有力的推动了房地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基础性、先导性行业的大发展。但是,也要看到1992年以来,一些地方曾发生不顾实际条件和可能,占用大量耕地和资金兴办各类开发区,同时还出现一些超越权限的擅自制订各种开发区优惠政策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我们要予以注意的。

3.2 中国开发区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开发区的建立与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辐射作用,在飞跃式的发展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

3.2.1 投资软环境

一直以来,我国各个开发区普遍采用了税收、人才、土地、金融等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本,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多年实践证明,上述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和扶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也存在下述几方面的问题:其一,不同的区域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二,税收工具一直是被开发区广泛运用的优惠政策之一,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产业导向明晰程度不高;其次,不同区域间不平衡的税负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明显反差;再其次,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普惠制,使外资企业享有超国民待遇,导致内资企业税负明显重于外资企业,从相反方向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还有,税收优惠幅度对投资规模没有限制,易导致投资规模轻型化、投资行为短期化。加入WTO,必然要求我们按照国际惯例运用,随着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调整,各地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性优势必将逐步消失,在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成为必然。其三,法规制度存在着透明度不高和连续性不强的问题。政策的多变,法规的随意,不仅制约了各个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损害了我国在国外投资者心目中的整体信誉。

3.2.2 投资硬环境

投资的硬环境往往对引导资金流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我国开发区在强调软环境(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时,却对投资硬环境的作用有所忽视。我国各区域经济能否均衡协调发展,取决于资金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只有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外部环境先行发展的条件下,税收优惠政策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否则必然造成短期投资的增多、投机行为扩大,不利于资本在不同发展区域的合理流动。没有一个好的投资硬环境,即使税收条件再优惠,也不利于开发区的长久发展。

3.2.3 管理体制

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健全的管理体制为之提供运行的保障。目前,开发区已初步建立起了有利于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企业运行机制和社会服务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区管理体制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弱化的表现:其一,随着开发区建设规模的扩大,开发区管理服务职能逐渐拓展,导致财政负担加大,机构面临膨胀的压力。其二,开发区管委会的经济管理、财政统筹等权限由相对集中转为软性分解,导致办事环节增多,协调难度增大,工作效率降低。其三,随着开发区承担的社会事务性工作的增多,开发区行政运用逐渐与普通行政区趋同,由相对自主、主动变为盲目随从、被动。其四,开发区人才激励机制不活。行政人员安于现状,知识更新步伐滞后,服务和竞争意识不强。

3.2.4 产业发展

目前,全球跨国并购的主导产业已转向现代第三产业,集中在银行、保险、电信、媒体等领域,这些领域我国产业开放程度较低,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行业属“限制外商投资”类,即使是在鼓励外商投资类中,有的也限制了外商投资持股比例。可以说,我们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关联效应强的服务贸易领域,恰恰是我国市场开放程度低、产业政策限制最严的领域。因此,我国吸收直接投资与全球直接投资流动在内容对接上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开发区只有企业没有产业”。目前,我国企业更多的是单兵作战,并未形成产业的整体力量,开发区的整体优势尚未体现,当然无从谈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产业的整体形象;同时,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现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但是我国的大部分企业仍游离于WTO规则之外,并且一直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凡此种种状况均不利于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急待改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各地开发区都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方向,并按价值链的原则,培养并壮大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群的重大问题。

3.3 中国开发区的发展趋势

3.3.1 开发区内将形成产业聚集的导向发展

具体反映在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开发区当前还是通过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进园而形成企业的空间聚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地区政策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会使得企业向政策更优惠的地区流动的预期收益降低,从而显现出很强的植根性,与本地企业联系的倾向增加,将自己的生产、研究开发都置身于和周围企业的联系当中。从而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更大范围的产生前向、后向联系,结成网络,并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形成大量创新,使得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强产业的集聚效应。二是高新技术公司的成长,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形成人力资本聚集。人才结构将更加适应高新技术产业聚群的发展,反过来又增强了产业的群聚效应。三是促进开发区内产业成长的区域文化正在形成。

3.3.2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综合性的开发区,功能上趋向综合化

为了更加积极参加对世界范围内稀缺资源的争夺和市场分割,参与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开发区在开发发展方式上要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并向机制、体制联动转变;在资本集聚方式上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在投资环境上由重点建设向综合建设转变;在行政管理方式上由事务型管理向法制化管理转变。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开发区从功能特征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北京为代表的科技工业园区型,它的科技成果转化功能相对突出;以上海为代表的产业基地型,比较突出传统产业的改造,呈现出依托大企业、大项目的发展模式;以苏州、青岛为代表的新城区型作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区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工作生活环境。今后,随着开发区功能的综合化,这三种类型开发区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小。

3.3.3 开发区建设多园化、专业化

经济全球化要求国内企业需要面向国内、国内两个市场上组织生产,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这要求中国开发区的发展需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目前大约60%以上的开发区正向“一区多园”模式发展。例如,上海的“一区六园”,南京的“一区三园”。许多开发区在采取“一区多园”发展模式时,还依据创业主体、产业和服务等归类方法,实行园区的归类建设和归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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