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对城市人“行为反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城市人的行为反串,与当今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人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有关,是受其求变、怀旧、回归自然等心理因素支配的结果。城市人的行为反串,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无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了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努力解决当今城市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免人们往原始森林搬迁。
关键词 城市人;行为反串;社会心理;社会问题
城市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农村。城市人则是我国享有许多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进入城市,成为城市人,是大多数乡下人朝思暮想、求之而不可得的美事。消除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让广大的农村向城市看齐,让农村城市化,朝现代化迈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村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也有不少农民相继进入城市。但目前我国又出现了一种城市人向农村流动、城市人“亲农村”的现象,笔者称之为行为反串。这种现象反映了城市人的什么心理,如何看待这种行为反串现象,本文就此谈点认识,以就正于行家。
一 城市人行为反串的表现
1、休闲反串:过去不肯越雷池一步的城市人喜爱在节假日到乡下去钓鱼、野炊、聊天、对奕、散步、观看农村的自然景观。2、服装反串:城市人不再以穿化纤、混纺布料的服装为时髦,反而喜穿农民常穿的棉、麻、布等天然织品(当然融进了现代化纺织工艺)。3、打工反串:一些城市人停薪留职到乡镇企业打工,利用农村的资源、人力与自己的技术、能力等发展企业,投资项目,实现自身价值。4、择偶反串:过去,城市青年择偶一般讲究门当户对,不愿到农村选择配偶。如今,不仅城里小伙娶女下姑娘,就是城市姑娘也开始下农村选择配偶,且男女双方大多真心相爱,无怨无悔。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城乡青年交叉婚姻已占城市青年婚姻总数的10%以上,且还在增长[①]。
二 城市人行为反串的心理分析
行为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其心理因素支配的。因此,当今城市人的行为反串,无疑是受其心理因素支配的结果。而“每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文化特征是建立在该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②],因此,要探究当今城市人行为反串的社会心理因素,就不得不从当今城乡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找依据。笔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使得农村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城乡差别相对缩小。而城市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现代工业污染等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化,都使城市人倾慕乡村的宁静与淳朴。同时城乡交通运输的便利,又为城乡沟通提供了条件,这就使城市人有可能走向农村。更为重要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导致城市人行为反串的心理因素:
1 求变心理
以前,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强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社会意识形态是高度整合的,价值观念也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急剧变革的新时期,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从事着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而社会的变革又必然带来社会体制、法律秩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变化。这一切,又促使人们适应社会的变革,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城市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求变心理,希望一反常态,冲破传统的条条框框,选择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的价值。城市人到乡村打工、到乡村度假,城市人与乡下人婚配等等,正是求变心理所致。
2 怀旧心理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现代化因素更多地直接从外部渗透与传播,突发的现代化启动与短暂而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社会植根于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的相对和谐与稳定。而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城镇人口少,改革开放后,城市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农村人通过农转非、参军、升学等或农村城市化进入城市,这些人与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农村自然村落中形成的悠久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彻底消失,农村的风俗与习惯、传统的世界观和信仰、家庭与血缘关系等仍或多或少地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这些人在当今城市治安秩序恶化、社会道德退化、社会行为混乱等环境下,也极易产生对比心理,从而引发怀旧感情。人们到乡村度假的原因之一,就是崇尚农村的田园生活,因为农村自然经济这个特殊的环境,薰陶出农民诚实、纯朴、勤劳、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而这些优良传统在一些城市人中正在失落,如互助行为减弱、自私自利心理膨胀等。这是导致城市人行为反串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3 无安全感心理
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由于社会变迁异常迅猛,与传统社会变迁缓慢、相对和谐有序相比,显得更加不稳定。环境污染、社会犯罪率上升、官员腐败、社会风气败坏、假冒伪劣大行其市,使人们原来的求稳、求静心里受到极大震动,产生对社会现实与发展无法把握的困惑心理。人们既真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上述各种现象深恶痛绝。人们担心社会、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对前途(个人、国家的)的担忧引发个体的不安全心理。另外,由于互助行为的减少,人们在面临困难时,很少能得到别人的援助,也引发人们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也是导致城市人行为反串,走向农村的重要心理因素。
4 回归自然心理
“有资料表明我国城市的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染的排放量已远远超过了城市排污设施的负承能力和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这种状况已使城市自然环境质量大大下降……”,[③]从而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当今城市人心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病的发病率迅速上升,这严重地危害着城市人的身心健康。趋利避害是人们的本能心理,于是城市人瞧上了农村这块未被现代工业污染的相对净土。人们到乡下去的原因之一就是呼吸清新纯净的自然空气,饱览自然风光,松弛神经。我国正处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城市日益拥挤;城市绿化滞后,自然景观减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污染得不到良好治理等是当前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对自身健康与社会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导致了城市人回归自然心理的产生。
三 怎样看待城市人的行为反串
城市人行为反串源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僵化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1 它冲破了传统的城乡隔绝的无形网,是建国以来的一次自发性的城乡大流动
“由于一九五八年后对城市户籍的控制及身份制的普遍实行所进一步造成的城乡多元的社会结构,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是对周围农村实行相对封闭的社区,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大批职工(其中大多数原是农民)被精简回乡及‘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以外,在一般情况下,城乡之间是很难实现社会流动的。”[④]这种现象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开放后,在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生产率比公社时期高出一倍以上,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政府也不再以行政命令把农民限制在乡村里,而是鼓励和听任农民走出农村,支持各种形式的乡村企业的发展,农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与条件也得到较大的提高与改善。而城市借鉴农村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那种被视为社会地位与身份象征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与农民在社会地位上的差距就缩小了,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与金钱至上思想影响下,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与人之间都淡化了昔日的政治因素,强化了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观念,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条件及个性发展的环境,工作性质与地理位置相对来说则是次要的。
2 城乡流动有利于城乡共同发展
城乡流动与“亲农村”现象,有利于促进城乡差别的进一步缩小,城市人通过到乡村办企业、进企业打工等,把先进的技术、信息、思想、文化习惯、生活方式带给农村人,促进农村人脱贫致富、解放思想,改变传统农业思想影响下的一些陋习。同时,农村人到城市打工、经商等更多地接受城市人的薰陶,既促进了农村人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又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有利于城乡共同发展。对此,沿海地区的发展史已给予了证明。
3 城市人行为反串是对当今某些社会问题的自发回避
市民的行为表现是城市面貌的晴雨表,透过市民带倾向性的行为表现,可以观察到城市里存在着什么问题,从种种城市人行为反串中可看到当今社会治安混乱、贪污腐败盛行、社会道德滑坡、环境污染严重等等社会现实,这也是导致人们产生怀旧、无安全感、回归自然心理,从而促使人们走向农村的原因之一。因此,城市人行为反串既是改革开放带来精神、物质方面巨大变化的结果,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作用的结果。但人们只是自发地采取回避行为,属个体单独或极少数人们的团体行为,既不像西方国家的人民那样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而群体起来抗议,也不会人人自觉起来行动,从自己做起,而是希望别人能改变这一切,放弃自己的权利与责任。这是我国人民法制观念淡薄、自私自利、害怕出头、凡事以忍为上等传统心里的表现。所以,这就带有一种隐蔽性,不易引起重视,但实际上,这些带倾向性的行为与心理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
4 要对当今城市人行为反串现象进行研究,防止“未来农村”(农村城市化)的再现
从我国的发展情况看,农民与市民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过程有着相似的一面,如饮食、服饰等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在实现农村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主要靠农村城市化,并同时配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镇企业的崛起,许多农民变成‘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⑤]后,出现当今的反串现象呢?关键在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情况,如果环境污染得不到良好控制,在农村城市化后,又把污染带进昔日的农村所在地,如果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社会道德进一步滑坡,那么人们也许还会向原始森林搬迁(那时候有无天然的原始森林亦无定数)。所以,我们要从当今城市人行为反串中总结经验教训,搞好社会治理,使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注释:
① 参见路轲瑜:《城乡大交流》,《四川日报》1996年3月27日。
② 叶南客:《中国男性社会变迁纵论》,见《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4年版C4第四期第134页。
③ 汪和建:《城市物质环境质量及其评价体系》,同上,第二期第111页。
④ 杨善华:《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见《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4年版C4第四期第108页。
⑤ 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同上,第一期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