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之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循环经济论文,气候变化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6-0034-09
一、问题的提出
（一）低碳化：逐鹿世界“绿色话语体系”制高点
观念决定行为、思路决定出路、话语权决定投票权，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尚未走出谷底的时刻，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悄然成为最热门的世界级话题。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反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与做法，声称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恢复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还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谈判，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多次场合一再说“美国已准备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中起主导作用”。欧洲和日本由于自然和人文的原因，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及其工作方案《京都议定书》(1997)的积极推进者。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他们很愿意也很有可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倡导者和生产方式全球性转变的举旗者。然而，历史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几乎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英国这个虽为欧盟主要成员，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经常同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的老牌工业化国家，却高举起“低碳经济”旗帜执同美国人一起成为“绿色经济”的推手。
（二）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得多说得少
我国是最早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的缔约国和推动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近几年来，我国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6)、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国家领导小组》(2007)、制定了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申明确规定从2005年到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20%、主要污染物排放10%以及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应该说，这些行动对遏制全球性气候变暖做出重大贡献，因为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指标比《京都议定书》所有附件1国家在2012年前减排总量的1/5还要多。但是，这些行动在我国话语体系上却很少和应对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
不过，近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8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建设。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8月28日，我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从立法的高度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这是促进节能减排、解决我国资源能源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的重要举措”。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各国领导人汇聚联合国，共商应对气候变化大计，这对推动国际社会有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气候变化所以成为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其一，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环境发展问题。其二，应对气候变暖已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全人类最紧迫的任务。其三，全人类生存环境在空间上分布在世界各国，并深受世界各国在科学认知、文化传统、政治意愿、经济利益、技术水平等实际状况方面巨大差异的制约。其四，以遏制气候变暖为题展开的世界各国“博弈”，不仅直接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发达国家在全球生存环境和生态资本再分配方面的角逐，如美国的“绿色金融与绿色新政”的实施、欧盟和日本在新一轮“低碳经济”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的行动。其五，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信息沟通方式的全球性转变及其效果，既受制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和技术上方面的真诚合作，还要受制于各国由生产力水平实际状况支撑的国家整体运行能力的制约。
（四）当前亟待需要研究的问题
首先需要提醒的问题是全世界都不要忘记，曾几何时，气候变化被理解为环保主义的“矫情”、生态社会主义的“批判”、政治家的“博弈手段”；全世界也不能忽略，即便现在依然有人把“全球变暖”说成一场“毫无由来的恐慌”或“陷阱”。因此，当前，亟待需要思考的问题是：(1)如何理解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非常强调气候变暖是最大的环境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非常强调气候变暖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2)如何理解造成气候变暖的人为因素是发端于西方的工业化活动？(3)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异常积极地行使他们极具影响力的“话语权”，从而推出与应对气候变暖密切相关的概念和话语？(4)这些概念和话语，在世界各国利益博弈中，特别是在推进低碳经济活动中起到什么作用？(5)中国作为必须对气候变暖负起责任的大国，是否需要构建能够承载自己历史和现实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化体系？(6)如何辨析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二、如何理解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一）从地球成因、“活物质”与“死物质”互动的视角认识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根源于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交互运动。从自然角度看，大气是构成地球的自然环境最重要因子。自然环境本身是复杂系统，其构成要素（子系统）是地球表层上由空气、水、岩石（包括土壤）构成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以及在这三个圈交汇处演化出来的生物圈。自然环境系统在太阳能的作用下以自组织形式进行以物质、能量、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形态的循环；人类连同其他生物就是在这样一种的相互作用的超复杂循环系统中生存、演化、繁衍。在这里，需要强调：空气（大气）既是创造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的第一要素，也是创造和维持生命、生物系统的第一要素；如果没有大气圈，就没有水圈、岩石圈，更不会有生物圈，从而也绝对不会有人类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和关系，全世界最卓越的地球化学家、生物圈学说的创立者、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维尔纳茨基主张：首先“从地球形成”、“地球化学”、“地质学”的角度研究生命的起源，然后再从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才从生命和生物学演化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的产生、生存和繁衍②。
人类活动作为“活物质”具有足以“地球和太阳之间关系”的力量③。按照维尔纳茨基的意见，所谓“活物质”，是能够以重量、化学成分、能量、空间特征来表示的所有有机体的总和；活物质与死物质相比，具有独特的新陈代谢功能；由此(1)它是地壳（岩石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地壳变化的机制；(2)它的地质作用完全可以同河流、风、火山及其他物质的地质作用相比，所以它是统一地壳过程的表现形式；(3)它是生物圈的统一整体，因而也是把宇宙辐射转化为地球能——电能、化学能、机械能、热能的转换器；(4)它与自然环境系统间的互动是影响生物圈的巨大力量；(5)人是同类活物质的一部分；(6)人类这种活物质，由于具有其他种类活物质无法比拟的“能动性”和“社会组织性”，所以人的智慧——发展观和科学技术——使生物圈演化为智慧圈；(7)智慧圈的出现使人类活动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发生“质变”，即“生物圈发展的自然过程受到破坏……人首次成为巨大的地质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改变“地球和太阳之间关系”，因而也足以改变气候及其自然环境系统本身。
（二）气候变暖作为环境问题与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紧密相关
气候变暖作为最大的环境问题毋庸置疑。所谓环境问题指的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及其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实证报告指出：目前从全球平均气温和海温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观测中可以看出气候系统变暖是明显的；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5℃，那么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所受损失尤为严重；如果升温4℃，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造成全球经济重大损失④。2006年我国情况与世界大略相同。2008年春天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冻雨”、2009年我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的持续性“大旱”都使我们不仅亲身感受到“地球生病了”，“气候变暖了”，而且还亲身体验到了我国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在增加、南方地区洪涝灾害在加重、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在加剧、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在退化、生物灾害在频发、生物多样性在锐减、台风和风暴潮和沿海地带灾害在加剧、以及有关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营安全受到影响，等等。
气候变暖作为人类最重大的环境问题发轫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活动，并伴随工业化在全球的发展而日趋严重。对此，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究报告给出证据：自1750年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全球累计排放了1万多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约占80%），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之一单位）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已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测定的工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甚至超过了近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范围。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占全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而发达，但带给不发达国家的却是全球大气环境容量的“淤塞”、温室气体的“累积”；占全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工业化”，如今面临的后果却是为“工业化”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气候变暖作为环境问题与其说是工业化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工业化的进程从根本看决定于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从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发展观，构建以资本为资源配置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和运行机制、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以在全世界享有经济霸权为目标、以工业化为发展手段和发展道路的发展模式。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借助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在国内改变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基础，建立了以重工业体系为主导的国民经济结构；在国外获得了以非工业化国家为资源供应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外围体系，重塑了全球经济地图。经过200年左右的发展，西方国家真正“发达”起来了，它们不仅有经济实力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做人类世界的主宰，而且也有技术实力上天入地做自然世界的主人。
气候变暖作为环境问题率先在发达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爆发，然而从历史上看，西方工业化“黄金时代”实际是“高碳产业获得高额利润的时代”。例如，曾经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其中有四大事件就发生在二战后以惊人速度重新崛起的日本。日本著名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家岩佐茂如是评价说：“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于企业偏重追求利润积累资本，轻视废物处理，其后果……爆发了产业公害，出现了深刻的社会问题。……相继有四大公害被起诉”；所以“日本在战后……成了‘公害的先进国家’”；他还说：“20世纪是环境破坏的世纪”⑤。
三、为何在金融危机中应对气候变暖与
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话语”火速升温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体系一直忽视或冷谈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
“主流话语体系”是占有主导地位并利用地位优势操纵或导引舆论走向和倾向的文化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社会由于面临内部的“经济滞胀”和外部的“石油危机”，因此决定了其主流话语体系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移。新自由主义不仅与凯恩斯主义话语不同，而且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反对重化工业污染环境、关心人类发展前途的“绿色话语”更是不同，他们所表达的主题只是与“资本积累率”相关的“经济增长率”。更有甚者，他们还把与地球承载力以及相关的气候变暖、环境退化和恶化、资源流失和缺失等问题，归结为形而上学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解的“价值判断”。例如，新自由主义掌门人米尔顿·费里德曼闻名遐迩的“经济学不需要价值判断”的论断(1966、1967)就是直接批判鲍尔丁教授“地球像个宇宙飞船”(1965)因而经济学不能将“资源无限供给”作为理论假设观点的⑥。再如，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位祖师爷哈耶克，索性把第一次从科学视角展示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追求增长带来的恶果的《增长的极限》讽刺为“似乎有知识”的报告⑦。再如，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布什政府使用的就是占舆论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
（二）“联合国共识”取得了日本与欧盟的“话语形态”
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FD)。该委员会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报告。这个报告作为“联合国共识”代表，以人类共同福祉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各国政府一定要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为人类世世代代的发展负起历史责任。这个发展观表明一种“新话语体系”的诞生；从此，环境与发展便成为事关全人类的“地球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事关少数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发展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人类共同福祉”，而不仅仅是为了“资本增殖”。在这种共识和话语的推动下，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框架下，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有《联合国生物多样化公约》。
（三）“华盛顿共识”与《京都议定书》的角逐
“联合国共识”提出不久，主流话语体系便提出“华盛顿共识”(1990)与之“抗衡”。华盛顿共识的主旨是：反对所有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任何理由包括以保护地球安全为理由干预经济活动；模糊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区别，提倡所有市场主体无条件进行平等竞争；不考虑经济发展中任何“价值判断”问题，包括不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问题；主张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所有国家都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市场竞争决定一切，资本增殖决定一切。由于主流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主流社会的理论体系，因此“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国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在反对和阻碍《京都议定书》生效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值得指出的是《京都议定书》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由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共同制定的一个旨在把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与经济运作机制结合起来的创新机制。
（四）欧盟和日本率先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机制”
与美国不同，欧盟和日本对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感受和反应极为敏感和深切。因此，他们不仅在话语上“改弦更张”而且在行动上“自行其是”。例如，德国率先动用法律强行推行环境保护政策；在1994年9月就颁布《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并在1996年10月实施；这是发达国家第一次正式就发展循环经济问题立法。再如，日本在经历了可怕的环境污染之后，政府也采取立法的强制手段在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机制”；另外，他们与欧盟一起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走在国际前列。实在地说没有日本与欧盟的努力，就不会有《京都议定书》的制定、补救和实施。《京都议定书》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转化为第一个可操作的行动纲领，不仅使日本和欧盟赢得了关心人类命运的道德高地，而且使他们构建和强化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气候变暖为特征的环境问题已不需要论证。“绿色话语体系”开始作为“主流话语体系”导引下技术创新活动和市场创新活动。欧盟和日本不仅是《京都议定书》中联合生产机制(JI)、清洁生产机制(CDM)、排放交易(ET)三个经济机制的主要制定者，而且是绿色技术装备、绿色贸易壁垒、绿色技术标准的最早制定者。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8年1月），欧盟敦促将2009年设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承诺减排的最后期限。因为他们早在2008年1月就制定了包括各成员国减排目标等配套措施在内的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日本在2008年6月提出新的防止全球变暖对策——“福田蓝图”，明确提出2050年该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室80%，7月还公布了“福田蓝图”具体化行动计划草案，指明争取2020年前使碳封存技术实用化。
（五）英国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
虽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英国都是美国话语体系的拥戴者，但面对气候变暖问题英国始终有独特见解。2003年，英国颁布《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概念和目标：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2007年英国公布了全球首部《气候变化法案》草案：明确承诺到2020年，削减26%～32%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前将英国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1990年削减60%；为确保企业和个人向低碳科技领域投资，法案还提供一个明确的《英国气候变化战略框架》。2009年英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系统的政府白皮书。显然，英国是通过一系列法规和计划力图巩固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过去10年间，英国实现了其200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经济增长了28%，但温室气体排放却减少了8%，为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环境与发展双赢的最好案例。
（六）美国“急变脸”借清洁能源法为“绿色新政”定调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一直扮演“反角”，其理由除了能说出口的外，还有绝对说不出口的。我们知道，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对现有工业化的物资技术基础，包括能源工艺基础进行结构性的替代和创新，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产业、国民经济和政府与家庭的组织进行系统性的调整和创新。这种创新既需要技术上的积蓄又需要经济上的积蓄，而一旦启动带来的将是全球性绿色工业革命。美国很清楚自己无论在技术、经济还是在文化、舆论上自己均未做好准备；因此，如果绿色工业革命启动，那么拥有绿色话语权或有所准备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抢占先机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航者。其实，这才是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几乎打乱所有国家原来的战略谋划。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话语、生态等全面危机，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经过数小时激烈辩论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最终以219票对212票涉险过关，这为美国历史上首个温室气体减排法案的诞生奠定了坚定的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给了美国一张绿色的“变脸”。
四、如何理解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金融危机使“绿色”和“低碳”成为“主流话语体系”中“亮点”
绿色经济作为一个概念，最早见之于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的《绿色经济蓝图》(1989)，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能够引领世界经济活动走向的话语，却最早出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口。在2007年底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潘基文高瞻远瞩地指出：“人类正面临着一次绿色经济时代的巨大变革，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未来的道路”；“绿色经济正在为发展和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的规模之大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罕见的”。同样，低碳经济作为一种话语，也是由英国人发明，但作为一种能够聚集全世界“注意力”的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对策，也是由于作为联合国环境日口号“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而被全球所接受。联合国对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全力推广，标志着“联合国共识”已经完成从一种可持续发展观(1987)、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或公约(1992)、一种可操作的经济机制(1997)转化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应该说，“联合国共识”经22年的推广终于有了真正的认同。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在众议院的通过标志着奥巴马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而积极推行的“绿色金融”和“绿色新政”取得了美国法律的支持。由此，美国也完成了从遏制气候变暖的异议者向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领袖的转变。面对美国方略的调整，英国不甘坐视自己的地位被取代，2009年7月颁布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欲将英国打造成世界绿色能源及制造业中心在海岸风能、海洋能、低碳建筑、超低碳汽车等方面引领世界绿色革命大潮，同时还计划在2020年提供120万个“绿色经济”就业岗位。英国商务大臣曼德尔森说：“我们决定通过制定清晰的政策，使英国在经济和环境两方面同时受益”。欧盟和日本对美国“急变绿脸”及英国“领衔低碳”也极其不爽。因为试图借“气候变化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使自己成为全球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领袖，并由此掌握制定新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即掌握与低碳、减排、绿色、环保等方面相关的指挥权、支配权、定价权，这也是欧盟和日本心中的算盘。然而，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利益冲突而导致其内部在发展绿色经济问题上出现了极度不和谐的话语。例如，在2008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态说，德国“反对任何危及德国就业和投资的措施”；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说，“如果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我将对欧盟一揽子计划行使否决权”。由此，欧盟失去对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产生影响的地位。日本在波兹南会议上遇到的情况与欧盟内部差不多。
（二）“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与不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含义
如果说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的代名词，那么在欧盟和日本的话语体系中，绿色经济以绿色技术体系为物质基础，以改善环境问题为价值基础的经济形态。它要求企业从选择生产原料开始、到加工生产的每一个工艺阶段、以及再到销售场地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考虑用绿色技术体系来处理。绿色技术是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治理污染或改善生态的技术体系，是由相关知识、能力和物质手段构成的动态系统。绿色技术的结果是承载环境价值的绿色产品，其功能特色是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态。绿色产品价值包括：一是内部价值，即绿色技术开发者或绿色产品生产者获得的价值，如绿色技术转让费，清洁生产设备、环保设备和绿色消费品在市场获得的高占有率等；二是直接外部价值，即绿色技术使用者和绿色产品消费者获得的效益，如用高炉余热回收装置降低能源消耗，用油污水分离装置清除水污染，食用绿色食品降低了人们的发病率等；三是间接外部价值，指未使用绿色技术（产品）者获得的效益，这是所有社会成员均能获得的效益（如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也是绿色技术负载的最高经济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在欧盟和日本，绿色贸易及其壁垒也是其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话语体系中，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首先是一种绿色的生产方式，是那种与“碳捕获和碳埋存技术(CCS)”相关生产方式；英国早已充分意识到碳捕获与碳埋存技术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温室气体控制目标所能够起到的关键作用。因此，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内相关联系：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绿色经济，那么绿色经济就是能够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变对化石能源依赖的新能源经济，包括新能源技术和新能源技术装备等基础经济。例如，英国为达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34%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届时发电量的31%将来源于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8%来源于核能。在生活方式方面，英国还要发展超低碳汽车和发展支持家庭自我发电的设备。
需要强调，用绿色金融导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振兴经济和提高其在全球的竞争力的主要政策手段。绿色经济有两种含义：一是变金融“危机”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机会”，例如奥巴马曾把石油暴政比作法西斯主义，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二是把“绿色金融”不仅作为导引“新能源技术（设备）贸易”和“绿色产品贸易”的令旗，而且作为重构未来世界金融体系的突破口。当然，在奥巴马那里，作为绿色金融典型形态的“碳交易市场”是以“自愿减排”为特征而区别于联合国和欧盟“强制减排碳市场”的；作为绿色经济主体的新能源技术（设备）和绿色产品贸易市场是由“绿色知识产权”和“绿色环境壁垒标准”来保驾护航的。2009年9月美国对中国轮胎实行“碳关税”就是例证。
（三）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生产方式
循环经济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作为一种话语，循环经济一词来源于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那位把地球比作宇宙飞船的鲍尔丁。在他看来，循环经济的要义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经济，转变成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因此，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特征在于它是节约型经济和环境保护型经济。
循环经济还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那种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资源配置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从技术层次上看，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物质流动、能源流动、信息流通、活劳动流动的模式。它是将传统的“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废物排放”的开放型流动模式转变为“资源能源开发——产品生产——废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型流动模式。从经济层面上看，循环经济的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福利的生产方式，也是符合发展以人类共同福祉人为本，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从国际角度看，循环经济在德国、日本、丹麦、加拿大均有很好的发展。
应当说，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如果说低碳经济作为应对气候变暖最有效的经济方式是高碳工业化时代最具有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那么循环经济作为以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特征的经济方式，就成为即便在低碳经济时代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式。如果说绿色经济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灰色经济的一种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经济，那么循环经济就是构建这种绿色生态经济的方法或实现这种环境的路径。的确，人类经济在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以“低碳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具体地说，除了要构建以低碳为主的经济结构，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和新产业崛起之外，除了要实现能源产业的清洁绿色之外，还需要整个制造业特别是资源加工业，全面推广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否则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不能实现。
结束语：在话语体系上，循环经济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进的；作为我国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循环经济最早见之于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之中；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硬约束”，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08年8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处理好发展循环经济与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内在联系与关系？现在是考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注释：
①宇宙爆炸学也告诉我们：在大约46亿年前，地球是星尘与陨石的集团；而后经过数百万年绕太阳运行，逐渐演化成一个由98%的二氧化碳、1．9%的氮、0．1%的氩构成的“原生大气泡”；随着它不断冷却以及不断发生的地质作用，地球表面就形成一个类似今天“温室效应”的“大气层”；当大气层中的原予和简单分子融入掉进海里融入水中，生命的主要化学基础——核酸、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也就产生了；因此，空气是创造和维持生命的第一个要素。参见：（英）史蒂芬·霍金等著，吴忠超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英）约翰·D·巴罗著，卞毓麟译：《宇宙的起源》，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②参见：（苏联）维尔纳茨基：《活物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③“我们向地球环境中排放了过多的碳氧化物，以至于改变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参见（美）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④参见：IPCC，2007：《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出版。
⑤（日）岩佐茂著，韩立新等译：《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⑥参见：（美）米尔顿·费里德曼著，胡雪峰等译：《费里德曼文萃》（上册），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参见柳适等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演集1969～1997》，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另外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话语经济学本质与特征的分析，参见杨志：《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北京：《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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