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当代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3)03-0005-05
一、民族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不断丰富的时代性课题
民族学在中国，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是一门外来学科。而且是较晚才传进中国的一门学科。蔡元培在1926年提出要搞民族学研究，民族学才算正式在中国开展。因此，当代许多民族学家在追溯民族学史时，都追溯到此时。在此之前，有一些零星介绍，都是不自觉的译介工作，或者是讲社会学时顺便带出。民族学获得它的明确意义，是伴随着用外语讲授西方的民族学或阅读西方原文教科书和参考书的过程。这对当时教育还相当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极不适宜的，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它的传播以及它的解释功能。这样一个学科特色，决定了民族学从它在中国产生那天起，就面临一个中国化问题。即把它翻译成中文，用中文讲授，以利于中国学生听讲。这是最初的中国化。
民族学传进中国后，很快就与当时整个时代背景合流，它的每一个号召与活动都受当时的时代要求与学术气氛所影响。
首先，受到学术界中国化运动的影响。中国有现代学术以来，经历了约30年的发展，到了30年代初，现代社会正在传播的社会诸学科，在中国大致都建立起来，并且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自新文化运动后派出去留学的一批留学生到30年代前后陆续归国。他们不满足于系统介绍西方学术，强烈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学说体系。因此纷纷倡导“中国化”主张。孙本文、吴文藻先生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贺麟先生提出“西洋哲学中国化”，时间都是1930年。这种不约而同，绝非偶然，而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此号召一经提出，“中国化”即成为中国各学科中的一种运动。民族学中国化的主张正是在这个学术大背景下提出来的。由于民族学传进中国的时间较晚，起步较迟，在这个运动中，与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诸学科有了差距。一是它传进中国才短短几年，还没有系统的对中国民族的调查研究，对材料的掌握还相当有限。加之对西方诸学派亦未有充分研究，“中国化”成了一个早熟的运动，与哲举、社会学相比，它将面临种种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哲学界用不着长期讨论，40年代新儒家已暂具气象，社会学界也有了费孝通等的自成体系的科研成果，而民族学却需要在许多阶段上不断地来展开中国化的讨论。
其次，从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为适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需要，掀起了新的学术中国化讨论。这是直接由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引发的。马列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但它毕竟是在西方革命实践中创立的，将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毕竟会产生一定的距离。如果对马列主义作适当修正后运用，那就犯了修正主义错误；如果原封不动地执行马列主义结论，那就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两种错误都会给中国革命实践造成恶劣后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结合”的理论解决了这个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论创新了“学术中国化”的新阶段。1940年，嵇文甫发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中国化主张。与此前的“中国化”柑比，他提出了一个“民族形式”作说明，同时，他亦把“中国化”看成是“现代化”、“学术通俗化”。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到了当代，一些学者倡导民族学研究一定要加强民族语文的表现形式的号召，与嵇先生的“民族形式”有一以贯之的渊源。按照这个结合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很好地处理了解放区的民族关系。
第三，从新中国建立到80年代初，是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国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总背景是全民动员，把绝大多数人动员起来，搞土地革命，搞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识别与民族地区社会形态调查两项工作都是适应这个大背景要求的。民族识别，以赋予每个民族的独立地位，赋予每个民族成员以恰当的归宿为目标。而通过社会形态调查，论证各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与汉族人民一样，以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与汉民族具有同样的阶级属性，因此，应该团结起来，也可以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这一中国化的成功，很好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尽管其间犯了“一切民族问题都是阶级问题”的失误。
第四，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转入经济建设时期，适应这一全面转变的需要，民族学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中国化。一是知道西方民族学的研究进展，引进适合“发展主题”的一些新流派。虽然似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感觉，但毕竟与30年代的中国化有了明显不同，并且积累了较系统的资料。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已有了相当的中国化水平。因此，这一次中国化号召，自始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对外吸收。按理说，中国化经80年代以来近20年的努力，大致应该完成。在今天，中国化应该不再成为问题。事实上，社会在向前发展，历史会向人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今天，中国社会向民族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致中国化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
从以上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民族学中国化的发展，由于其初期早熟，与中国社会各时期特殊的背景，决定了它比别的学科都要走更曲折的路，也决定了它是一个不断克服局限性的课题。以致发展到今天，中国化的要求已不是早期的目标，也在不断提出新目标。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要推进民族学中国化的新进程，必须对近20年来民族学研究作一番探讨，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
上述提及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感觉。这是因为，从80年代开始，民族学经历了一个新的开端，在短期内缩微了此前几十年的研究经历。我们把这个缩微了的工作分成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因时间上不能截然划分）：
第一个阶段——回答“是什么”。这是建立民族志的工作，以回答少数民族的特征为目标。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特征，特别是有关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的特征。将其系统化，以明确区别民族界限，划分民族身份。这个工作此前做过，解放前即有一系列民族志的著作，解放后有一批民族识别报告、民族地区三套丛书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然而解放前的民族志只限于几个民族，解放后的民族志则侧重于经济形态。为了弥补这些不足，80年代以来，民族志有如雨后春笋，呈一时盛况。特别是许多民族自己的学者的成长，带着民族认同的态度撰写的民族志，从形式到内容都丰富了中国民族志，为民族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
第二个阶段——回答“为什么”。在新的民族志基础上，民族学力图回答各个民族现状，揭示民族现状发展的原因。民族文化研究或解剖，成为一时风气，功能学也因此再度在中国盛行。
第三个阶段——回答“做什么”。由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各个民族的发展去向成为一个社会的焦点。历史造成的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民族学家的头等大事。关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研究，成为民族学家施展才华的绝好题材。
民族学研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开展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个经验——西方民族学理论有其科学合理之处。我们一直主张，只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科学理论，这未免不现实。80年代以来，功能学派在中国长盛不衰，说明西方民族学有其应有的生命力。也说明，我们并未超越功能学派的理论框架，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加以深入钻研与掌握，西方的许多民族学理论并未“过时”。也因此说明，民族学中国化还有一个较长的“结合”之路要走，急于求成是不行的。
第二个经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与民族现实发展研究处于脱节状态。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以一批有史学素养的老一辈学者为主力军，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从事民族学研究，视野所及的是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现实的发展研究以一批有新兴学科素养的年青学者为主力军，他们探讨民族发展的困境与对策，视野所及的是民族文化中的落后及不适应。这种脱节，造成了各自的局限。前者的研究在社会中造成“没用”的错觉，以为那些都是少数民族过去的东西，与今天没有多大意义，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因此，其传播很有局限性，大学里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寥寥无几。而后者的研究可能造成广泛的隔阂和自卑。因为在他们眼里，少数民族所具有的全是落后与问题，因此，造成许多错觉，比如给少数民族年青一代造成自卑心理等。这两者的隔绝如不能在新的民族学研究中得到克服，民族学的中国化即难以取得新发展。
第三个经验——民族学的视野不够开阔。近20年来，民族学的主题虽与整个社会背景紧密配合，但亦结合太紧，造成视野上的狭窄。政治上的一举一动都在民族学研究中体现出来。政治上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实各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永远是对现实问题的设计与解决。而民族学则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远问题。如将这个大问题放在现实问题里加以解决，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因此，20年来，先不说新理论体系建立与否，单就理论之所以生成的应有背景，我们即未把握住。背景过窄，视野过狭，必然造成民族学研究主题的变动不居。这要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其世界前沿的理论体系也就更不可能了。
三、民族学中国化的当代任务
在最近几年的民族学中国化的讨论中，民族学家们已显示出相当的成熟性。他们已不再像以前的讨论那样，停留于空头地呼唤所谓中国化体系，而是提出切实的主张。诸如提出民族学的功能，强调实现“研究能力和成果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作用”，强调加强“理论创新，知识更新，方法借鉴以及国际对话”；或者提出当代具体的重大研究课题，在解决课题中将民族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或者提出学术要求，指出学术规范化与学科本土化的结合，即是民族学中国化的道路等等。无疑，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以上文的分析为依据，笔者认为民族学中国化在当代应重点完成以下三大任务：
（一）总结和吸取民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建立一部全新的统一的民族志。即站在当代文化的高度，重新回答“是什么”。解放以来，民族学界陆续出版的“三套丛书”、“五种问题丛书”基本满足了30多年民族学理论研究需要，以致这些书籍到当代还是许多学者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本资料。然而它毕竟是以前时代的产物，有着朋显的时代局限性。而从80年代以来，国内民族史、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著作虽是一时之盛，但标准不一，方式有别，对深入的研究造成了许多麻烦。西方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实现研究的标准化与计量化，中国在一个国度里应该拿出精力来，建立一部代表新时期研究水平与研究能力的多民族的民族志，统一标准，统一收集方式，为民族学中国化提出更科学、更丰富、更完整的材料。这个工作是民族学中国化进程上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如果这个工作都做不好，何谈进一步的中国化。这个工作也是一些学者所倡导的学术规范化的一个内容。只有建立比较统一的民族志，民族学的理论成果才具备可比较性和可检验性，民族学的发展才能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与坚实的步伐。
（二）构建新的理解范式，重新回答“为什么”。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中西民族学的不同背景，抉择西方民族学理论。岑家梧、马长寿等在40年代就分别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指出了中西民族学的区别。然而当民族学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我们还发现，中西民族学所面对的对象也有着根本区别。西方民族学生成过程中，依据的是殖民地那些长期处于孤立发展的土著民族，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则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这样一个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决定了西方民族学理论在中国的有限性。中国学者在此时或彼时试图用西方民族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民族现象时（即回答为什么），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即便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来揭示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或婚姻家庭等现象时，也是自始至终都受到挑战和质疑，以致连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教科书都不得不对此进行适当反省。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民族学理论在中国尚有短期内不可超越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西方民族学适用于中国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该逐渐地建立新的理解范式，试着站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更长远的时间里来揭示中国民族特有的规律。这个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民族学中国化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形成新的时代课题，重新回答“做什么”。这个工作，一直都在做。然而当历史走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这个工作却反而不如以前做得好。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因为民族学在此阶段对自身所处的背景把握得相当有限。民族学往往对自己的自身发展史知道得很详细，但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却疏于讨论。而无论学科自身发展史还是自己所处时代背景的把握，对提炼民族学研究的时代主题都相当重要。知道学科发展史，可以保证提炼的主题与民族学科保持历史继承性与连续性，理解学科的时代性背景才能保证提炼的主题具有时代性与前沿性。这几年来，民族学所构建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点：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化时代、现代化、西部大开发、加入世贸组织等。因此，提炼的主题虽被民族学家们宣布为重大课题，但事实上经过他们短短几年的学术攻关，已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课题。以此看，这些重大课题都并不重大。我们不妨具体地来看一个例子。有学者一口气列举了21世纪民族学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1.新世纪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
2.当前影响和制约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
3.中国的西部开发与民族关系研究；
4.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政策的完善与落实；
5.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研究；
6.处理民族关系中突发事件的对象研究；
7.民族地区城市化研究；
8.入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9.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研究；等等。
除了1、5两个系重大课题外，其余各课题显然都谈不上重大。西部开发、市场经济等都只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问题，它的实现与完成都是可预期的。而这些背景中的以上诸问题的解决，其所需要的理论与技术条件也是可预期的。这样就谈不上时代重大课题，也算不上前沿课题。
笔者认为，民族学的当代背景，应该概括为：文化的多元自觉、科技发展的不可预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三大特点所构成的矛盾运动，成为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背景。民族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开展的。民族学的重大研究课题都应从这个背景上产生，而新的民族学力量也必然是从这个背景下的课题解决中生成。各个民族在这个背景上将如何行动，即“做什么”，成为民族学的当代主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有可能是民族学中国化的完结过程。
收稿日期2003-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