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产业升级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我国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2X（2009）－04－0005（06）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产业格局正在发生巨变。不仅仅是以美国汽车业为标志的各类产业兴衰可能带来的区间分布的变化，也包括人们所预言的每一次危机之后都会有新兴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崛起，更包括所有的产业自身都会由此而更加成熟和更适合人类生存的需求。在美洲、在欧洲、在澳洲、在亚洲，人们都在思考如何走出低谷，促进发展。尤其是在被称之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发展，特别使人们充满了企盼。本文在这里思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中国可能发生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0.067万亿人民币，① 按当年底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不仅归因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有效的政策干预以及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快速积累，还在于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1]有效地进行对外开放，承接了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转移。② 截止2007年的有关数字显示，中国在制造业门类中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其中全球产量70％的DVD和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1／3的彩电和箱包都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中国制造”。③
发端于美国次贷创新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灾难。美元和美国经济在世界长期形成的统治地位，使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就必定对世界各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力。作为年经济总量约13.75万亿美元、出口总额1.3万亿美元和进口总额2.1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进口总额已连续18个月下降，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降幅高达16％。④ 需求的下滑对日本、中国、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业务造成强大的冲击，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致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都程度不同地发生衰退。在美国经济依靠举债已经步履维艰、众多窟窿需要依靠印刷钞票去填补的同时，那些依靠举债发展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美欧资金加速抽离的作用下，更是陷入了经济坍塌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破产的境地。整个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创，现存的产业格局及其发展前景的变化就是必然的。
可以断言，美国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必然带来世界经济分布、经济制度、经济交往、经济走向等方方面面的巨变。当前需要研究的问题的确很多，但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前途。本文将论述的是，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国际社会经济复苏的漫长过程将怎样改变产业转移的趋势，如何实现外部需求急剧衰减环境下我国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以及对国内产业转移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途径的探讨等。
二、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基本实践回顾
产业转移是特定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⑤ 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包括第一、二、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相互关系变化的规律，各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的规律，尤其是技术进步等，也有不少学者做出过贡献。⑥ 本文作为对我国近期产业发展的实证性研究，不对这些理论作专门阐述。我们只是想说明：建国60年来，我国产业建构和升级的艰难历程，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经验和启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苏联参与援建的，那应当是最初我国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后来的“大三线”建设，是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但是，真正具有现代化意义并对我国经济带来举世瞩目变化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是步入改革开放后的30年。其主要阶段是与对外开放结伴而行的。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这一阶段中，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它以法律的形式允准了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合法性。同年7月1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及随后的一系列政策发布，是将国外、境外的产业转移具体地落实到东南沿海地区，使“珠三角”由于国外、境外产业大转移和产业升级而带来出口产业的大发展成为了现实。在这一阶段，“珠三角”地区的“三来一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靓丽的“风景线”。不过，这时的外商直接投资仍处于试探期，每年金额不超过50亿美元。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10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内市场日渐开放，利用外资规模持续增加，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1995年后每年实际利用金额都保持在年均434亿美元的水平，国际产业转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至今。在这一阶段，我国市场更加开放，使我国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开始突破每年500亿美元，创造了全球经济陷入低谷而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外商直接对中国投资额攀升至923亿美元。⑦
国际资本进入和体现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对第二产业投资一直超过直接投资总额的60％。这对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加快发展形成了强大的推动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从对第二产业投资的内部构成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例逐年增加，投资重心从最初的纺织、服装、食品、低端消费类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电子器件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投资增长最快的三个产业。这也使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传统的三次产业格局逐步向现代产业结构演进。
从国内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带动了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以及对内地广阔市场和原材料、能源的强劲需求，推动了相对缺乏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进入2000年以来，基于资源能源、生产成本或市场配套等产业受到不同利益驱动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利用中西部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以中西部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加工等产业的转移最为明显。应该说，部分中西部地区依靠自身工业基础和历史经济优势，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推动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导者。为获得更大的生产成本优势，跨国公司将附加值较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他国，或到他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自己仅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和工序。受利益驱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趋势仍将持续，但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一是产业转移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主要特点是由产业链的垂直式分工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次转移，体现为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全球布点。二是产业转移的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既有大型跨国公司基于市场内部化考虑而进行的生产环节的整体转移，也有中小企业组团式的产业配套体系转移。三是产业投资形式的多元组合体系的出现。投资银行和风险基金等经济组织的加入，突破了以往单纯的直接产业投资或控股投资的局限，并购、服务外包和订单制造等形式，正成为国际投资和产业转移新的主要方式；四是产业转移的去向在全球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对于诸如重化工业、重加工业等投资回报周期漫长的产业而言，当地政治环境的稳定、政府和政策的效率等非经济因素是跨国公司考量其产业转移力度的关键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承接，主观上是出自通过改革开放，让中国不断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让人们尽可能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客观上是国际产业化在产品内分工和再配置的体现，与以往偏重于产品间分工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大不相同。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中国当时低水平起点下走向开放的重大创举，使中国经济在短短的时间内得以依托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这也顺应了在服务外包、OEM代工模式愈加主流的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生产转移不再强调某一完整的产品或产业全过程，而是其中不同要素密集的生产环节和工序的空间变化。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产业转移模式使得我国承担了附加值较低的组装加工环节，核心技术、研发和营销等高增殖环节仍旧被发达国家把持和保护，是造成我国东南部地区产业相对低水平循环和升级路径锁定的直接原因。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走过来的确会有其利必有其弊。当初“珠三角”的突飞猛进与现在遭遇的困难，是同样作用力带来的结果。我们不是要否定过去，而仅仅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经济增长方式、产业选择、产业结构需要有新的突破或革命性的转变。停留在传统的低级产品的出口拉动方式，或更多地依赖人民币汇率不变去支撑出口额及相关产品生存，存在太多的弊端，毕竟不是长久的出路。
中国已走过的实践证明，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存在着相关性。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升级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不断促进产业升级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产业升级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同领域对产业升级有不同的要求。产业的转移与承接，蕴含着产业升级的客观必然。换言之，产业升级往往也是通过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实现的。因此，从战略上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有序转移与产业升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根本出路。
应该明确，无论是产业转移、产业承接，还是产业升级，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前提。日本或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内地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多样化的市场环境，不存在特定区域率先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差距加大的问题。中国内地现在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广阔发展前景在于：政策支持的明确，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市场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巨变。市场需求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在逐步扩大与升级。东部向中西部有序地实现产业转移，并从市场的实际需要出发实现东中西部的产业升级，是实现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转移关系的探讨
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2007年以来源自美国“次级贷”危机的金融风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席卷全球。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涉及美国的产业政策、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财务会计制度以及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等多方面。其中，连续13年房地产业的繁荣带来价格持续上涨后的快速调整，低信用阶层的大幅违约引发“次级贷”危机，作为金融资产的房地产投资链条断裂；同时，玩魔术式地把“次级贷”变成“次级债”向世界各国兜售，过多的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创新使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过度增长和对实体经济的偏离放大了相应的金融风险。当其根本基础的次级住房贷款出现问题，整个以信用为纽带的虚拟经济体系就发生坍塌。此外，金融监管机制滞后和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了华尔街的老板们无所顾忌地变幻手法大肆圈钱。⑧ 因此，我们可以把美国目前的基本经济现状概括为积重难返。
人们所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本质上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问题。美国金融危机与相当一些产业曝出的巨额亏损，形成了巨大的资金黑洞。金融资本无力支撑产业资本的运行，尤其是房地产业造成的金融拖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流动性泛滥成灾的同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匮乏，不仅无力支撑房地产业的发展，反而自身就需要政府的救助。
国际产业转移后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空心化也是诱致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体现为发达国家在完成大量制造部门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后，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部分的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分的比重，出现比例关系失衡。这种产业结构倾向被称为“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直接后果是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产出和利润都出现明显萎缩。以美国为例，⑨ 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创造的GDP份额从1950年的41.25％下降为2007年的18.70％。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份额从1950年的27％下降为2007年的11.7％；而以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产出份额从1950年的8.63％上升为2007年的20.67％。美国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汽车、钢铁和建筑业三大支柱产业早已被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取代。此外，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中，类金融服务仍是其业务重心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以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2007年年报为例，全年税前利润为58亿美元，其中50亿美元税前利润来自福特公司汽车信贷和租赁等金融业务，生产和销售旗下众多品牌汽车对整体利润的贡献不足14％。因而，发达国家在产业空心化趋势的影响下，资本的逐利性推动了虚拟经济在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中渐行渐远，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过度虚拟化”已经造成无产业可转。美国要走出目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自身还存在着如何承接优质产业的问题。如果说，美国真要实施产业转移的话，那并不是处于上升周期中的优质产业，而是需要淘汰或已经成为“有毒资产”的产业垃圾。我们对此要有充分清醒的认识。
当然，美国并没有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他还在抢资源、储存资源和垄断技术。美国的大量失业人群的现实，市场严重萎缩的困境，使他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产业的发展。美国过去的发展是在举债的基础上，现在他更需要举债。⑩ 美国践行的是中国一条古老的民谚：“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在他举债遇到货币贬值的信用危机中，他也特别需要别人向他们的企业直接注资。为着解决就业和发展问题，现在的美国需要输入资本去盘活企业，去发展能够带来更多直接利润和附加值的产业。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我们可以预见，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美国的这个现实随着危机的演变以及各国的应对行动将对全球金融、产业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流动性短缺、汇率震荡等现象的频现，动摇了本就脆弱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对实体经济领域的传导和波及将拖累甚至阻滞全球的经济增长。具体到国际产业转移，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长期的影响。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和萧条成为必然的趋势，需求量的急剧下滑和需求结构的改变使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东南地区的厂商和产业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国出口产业受到影响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海关总署2009年6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7634.9亿美元，同比下降24.7％，其中出口下降21.8％；5月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了20.5％、22.8％和17.7％。进出口同比降幅的持续扩大表明了我国短时期对外贸易要恢复或超过历史高点是困难的。
第二，跨国公司在本土经营受挫折、市值的损失和融资能力的下降，减弱了其对海外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逼迫寻找最低劳动力成本或发达国家之间更高安全边际的产业转移替代，这将降低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和订单外包业务量。不仅作为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形式之一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下降，(11) 而且一些领域和过去沿海外资密集投资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撤资。(12)
第三，发达国家为经济复苏所做出的长期努力最终都将体现为刺激本国实体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在不具备生产成本优势的前提下，市场准入壁垒、反倾销调查等政府行为将成为发达国家用于限制国外组装加工产品进入其市场的主要手段。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势必遏制发展中国家外向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流动方向和方式等诸多方面将产生长久的影响。
第四，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和能源更大程度的使用和控制，将成为发达国家未来推进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基于资源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自身产业结构内下游产业对上游产业和基础产业的高依赖性、资源市场的定价权等因素的考虑，发达国家将会向外输出更多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性产业。因此，对于拥有丰富矿藏资源，而同时开采和加工技术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选择性地承接和发展国际转移而来的产业类型，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消费萎缩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产业。以“珠三角”为代表的消费品出口正在发生变化，从国外市场消费转向国内市场消费存在一个内需扩大的问题。一些原来用于出口的产品不适用于内地居民的消费，企业就不能不面临着转型。企业的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员工的失业。于是，中西部地区到东部沿海的相当一部分就业者成为了失业者。这些失业者回到家乡，首先需要有容纳他们就业的产业才能维持其基本消费。否则，扩大内需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扩大内需不可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企业的转型也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循环问题。
总之，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延长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调整周期。世界经济旧体系的崩溃和新经济体系的建立将改变当今以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产业转移格局。未来的国际产业转移尽管仍有保持一定增速的可能性，但其中的技术形式和需求结构等也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变革。
四、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可能途径
中国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实际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外的产业向国内的转移；二是东部的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这两个层次的产业转移与承接，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仅仅是表现在统计上的GDP增加，实际上最终成了包袱。那是不可取的。
在发展和风险并存的时候，规避风险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即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是基本的选择。就国外产业向国内转移和承接而言，首先需要充分评估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风险。全球金融危机的“震中”在美国。美国以汽车、房地产为曾经繁荣的标志的产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于是，在中国，一些人想到了去海外抄底，即收购那些陷入低谷的产品或企业。这或许在中国经济崛起的今天，也是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一种思考。但这是一个误区，一个感觉上的误区、认识上的误区和行为上的误区。出于中国产业的升级，我们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别人过去的辉煌上，不能再走把别人淘汰的东西拿过来的老路，更不能为着产业的转移而接受危机后果向我国的转嫁。
尽管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尽管中国只是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尽管中国有可能率先走出全球经济衰退的谷底，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即必须明确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必须明确中国的资本实力和运作资本的能力，必须明确中国产业经济的基本现状。我们确认，中国现在面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问题，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问题，而是覆盖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市场的开拓、基础资源和核心技术存在的薄弱环节，需要从世界得到产业链的重点环节的加固和填补，从整个国民生存环境、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的全面提高来实现相应的产业承接和产业升级。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要承接的是国际产业转移。而中西部既可以承接国外的产业，也可以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可选择性更大，机遇也更大。
不过，现实的经济情况表明，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国外产业转移的难度更大。这是我国现有的产业梯度转移模式和政策取向决定的。我国产业转移模式大体上遵循：东部地带由于具备相当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技术能力，优先承接由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形式和集群，并重点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将国内市场转让于中西部地带；中部地带的经济水平和空间位置具备“承东启西”的潜力和作用，强化能源和原料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同时承接东部地带让出的国内市场和生产能力；西部经济地带以资源开发为主，着重发展市场需求旺盛的资源类产业，并根据区域市场的需要发展进口替代型产业。
但客观地说，结合了产品生命周期和雁形产业发展理论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指导国内产业转移的实践中收效并不显著，反而使东西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东部地区要积极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梯度转移”的10多年来，国内仍未形成技术级差鲜明、各具分工特色的产业空间结构。相反，各区域的产业结构日益趋同，不同地区间经济差距日益加大。造成这一境况的原因，不仅在于三大地带的界定并非经济能量的区划体系，不同地区技术经济的差距也不分明；技术的传播和转移并不依照从东到中再到西的单向流动方式，而是依照不同的动能呈现出局部性的跨越式发展态势；如果追溯到理论上，无论梯度转移理论还是雁形产业发展模式，其基本前提都是针对匀质空间和存在明显技术差距的国家或区域而言，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内陆腹地、资源分布的空间异质以及市场体制逐步完善的大国而言，仅强调产业转移的空间特征和时序性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并不能解决我国内地产业有序转移和升级的根本问题。[2]
关于我国内地产业有序转移和升级问题，保罗·克鲁格曼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视角。[3]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活动和产业形式在地理空间上是集中还是趋于转移，取决于推动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促进空间扩散的离心力之间的动态演变和力量权衡。这里的向心力主要包括该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密集型劳动市场和溢出效应等。离心力则包括了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和要素价格等因素。
我们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将上述两种力量的比较概括为产业选择集聚抑或转移的产业成本核算体系。该体系包括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指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的价格水平、技术设备投入和原料能源获得成本，后者则是完成市场交易产生的成本费用，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设施、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向心力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来推动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这也会造成土地、劳动力工资等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在交易成本的节约和生产成本的增加互相抵消时，一定空间上的产业集中就达到了阈值或临界点。之后边际生产成本大于边际交易成本，促进产业转移的离心力就产生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动态变化引起产业成本体系的动态变化，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持续博弈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的再配置结果。这一逻辑模型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国内地区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解释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现实经济生活应用中的不足和问题。同时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为如何实现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提供了启示和帮助。
我们认为，即使没有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依靠东部沿海发展外向型技术密集产业，并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向中西部输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能源高消耗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4]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谷、国际产业转移形势日益恶化的转折点上，若不能实现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以及产业优化升级，今天的“世界工厂”就可能变成未来的“世界仓库”，甚至“世界垃圾处理场”。
结合上述金融危机对国际产业转移影响的分析，我们希望能适应中国具体国情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我国产业有序转移的实现。我们认为，东部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还应与中西部携手构建统一的全国价值链和供应链；中西部地区则积极向东部开放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的产品市场，摒弃以往靠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走传统产业链向上延伸的老路，而是在进行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基础上引导投资和技术转移，达成以自身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产业整体转移而非部分环节转移，国内市场形成全球价值链和全国价值链相互交织的产业新格局。伴随着规模经济、产业成本优势和市场便捷性，中西部产业竞争力将不断上升，实现产品的“出口”和产业集群的更快发展，最终达到国内产业有序转移和结构升级的目的。
五、基本结论和相关的建议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产业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有巨大的影响。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负面的影响是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使出口产品毫无缓冲过渡就受到了打击，正面的却是迫使我们作出别无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世界上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内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要求，而金融危机带来的，应该是我们站得更高的思考，把挑战变成机遇。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为消除国际需求急剧下滑而带给我国制造业的冲击，大力引入人才，强调国内自身价值链和产业链构成，是我们未来可能的路径选择之一。
推动国际国内产业有序转移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在于东中西部地区加强自身市场体系和制度环境建设，降低产业交易成本；其次，建立和巩固与东部相关产业的技术经济联系，力争形成完整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最后，以东部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产业主体为核心，推动以技术创新带动的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最终实现全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2月26日。
② 我们注意到对于上述观点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著的《金融帝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嵇飞，林小芳等译）中更深刻的研究与分析，但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到它，并不准备引用书中的论点说明我们的观点。
③ 《人民日报》2008年6月6日第10版。
④ 国家商务部网商务统计，http://www.mofcom.gov.cn/，2009年7月3日。
⑤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年提出的“雁形产业形态理论”，1969年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创立了著名的“两缺口模型”，弗农1966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1978年提出的边际产业转移扩张理论，以及后来国际上出现的一些产业转移理论和我国学者结合东、中、西部具体实际提出梯度转移观点，都对深入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有参考意义。
⑥ 科林·克拉克（C.G.Clark）、霍夫曼（W.G.:Hoffmann）、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gnets）、钱纳里（H·B·Chenry）、鲁滨逊（S·Robinson）和筱原三代平等对此都有著述。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2月26日。
⑧ 美国作者弗兰克·帕特诺伊著的《诚信的背后》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邵琰译）讲述了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摩根士丹尼圈钱游戏黑幕，书中非常经典的语言包括：“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现值的概念对于理解衍生产品至关重要。”“这是摩根士丹尼的欢乐时代。似乎没有人关心数以百计的衍生产品的风险有多高；没有人在意客户是否了解他们购买的产品暗藏风险。公司只是一笔又一笔交易、一年又一年、一个客户又一个客户继续着。受人尊敬的摩根公司用一张张纸牌建造着危险的房子。”
⑨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http://www.bea.gov/index.htm，2009年6月30日。
⑩ 2009年2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就游说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11) 据商务部数据库的最新统计，2009年1～5月实际利用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0.41％，其中，美国对华投入外资同比下降23.49％，日本投入外资同比下降9.87％。
(12) 出于自救需要，作为中国建设银行的第二大股东，美国银行在2009年1月7日以每股3.92港元的价格，抛售了所持56.2亿H股股份，直接套现2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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