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户富裕程度与进城务工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农户论文,富裕论文,进城务工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505(2007)02-0059-07
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贫困问题，而对于传统行业，贫困的根源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少的资源和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TPF)[1-2]。这就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有什么希望”[3]。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进城问题。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依据，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其需求层次和进城选择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从微观层面来考虑，不同富裕程度的农民工在进城动因和障碍、进城途径、进城费用和收入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本文应用一手调查资料，从农户行为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于农户富裕程度的界定和度量，本文选用了农民工家庭年纯收入这个易于调查的变量。
一、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调查是在山东烟台宏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该公司位于招远市张星镇石对头村，主要从事“龙口粉丝”的生产和出口，年销售额1.2亿元左右，700余名一线生产工人中95％是外来农民工。调查在2000年暑假、2004年寒假和2005年暑假各进行了一次①，形成了较好的对照样本。2000年的调查共获取调查问卷427份，其中，有效问卷396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92.74％。涉及6省，分别是安徽、福建、河南、山东、四川和辽宁，涉及县(市、区)14个，涉及乡镇27个。在有效样本中，安徽占9.09％，福建占19.44％，河南占11.11％，山东占44.50％，四川占9.35％，辽宁占6.31％。就性别来看，男性样本173个，女性样本223个，分别占总有效样本的43.69％和56.31％。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最低18岁②，最高62岁，平均年龄29.17岁。2004年的调查共获取调查问卷483份，其中，有效问卷423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87.58％。涉及5省，分别是福建、河南、山东、四川和湖北，涉及县(市、区)17个、乡镇38个。在获取的423个有效样本中，福建占35.07％，河南占8.13％，山东占42.50％，四川占13.46％，湖北占8.85％。就性别来看，男性样本189个，女性样本234个，分别占总样本的44.68％和55.32％。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最低为18岁，最高67岁，平均年龄28.21岁。2005年的调查共获取调查问卷513份，其中，有效问卷481份，占全部收回问卷的93.76％。涉及7省，分别是安徽、福建、河南、山东、四川、江苏和湖北，涉及县(市、区)21个，涉及乡镇52个。在有效样本中，安徽占15.42％，福建占10.21％，河南占10.06％，山东占36.21％，四川占10.20％，江苏占7.04％，湖北占10.86％。就性别来看，男性样本212个，女性样本269个，分别占总有效样本的44.07％和55.93％。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最低18岁，最高64岁，平均年龄为28.34岁。就受教育程度分布看，样本总体呈正态状。在三次调查的全部样本中，初中文化程度拥有者最多，占53.52％，其次是小学，占20.78％，再次是高中及以上者，占18.57％，文盲占7.17％。调查样本的年龄与文化程度交叉分布见表1。
二、实证分析
(一)进城动因的差异
农民工进城动因是农民工进城意愿是否强烈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调查问卷设计以推拉理论③ 为依据，对农村推力和城镇拉力各设计了6个因素(多选)。农村推力包括：在家收入太低；家里劳力多，在家没事干；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农村税费太重，种地不合算；农村没有太多发展或致富机会；农村精神生活太匮乏。城镇拉力包括：进城务工收入高；外出开眼界；学点技术或才干；生活方便，生活条件好；向往、喜欢城镇的生活方式；别人都外出，受其影响。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总的趋势是随着农民家庭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推力对农民工进城的影响越来越小，城镇拉力越来越大，见表2。这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一致，随着收入的提高，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农民工，开始被城镇生活所吸引，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和2000年相比，2004年“5千元-”组农民工进城受到农村推力的影响比重提高，城镇拉力比重下降；相反的，“10千元+”组农民工进城受到城镇拉力的影响比重提高，农村推力影响的比重下降。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农民工进城的马太效应，也就是富裕程度越高，越被城镇所吸引，富裕程度越低，越被农村所束缚。
(二)进城障碍的差异
进城障碍也是影响农民工进城意愿的重要因素。调查问卷从农村拉力和城镇推力⑤ 这两个角度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设计了“推”、“拉”各4个因素(多选)。农村拉力包括：农村生活好了；农村生活习惯了；舍不得房产宅基地；舍不得承包地。城镇推力包括：担心城镇户口、保障等难以解决；担心在城镇孩子上学难；担心在城镇受歧视或不安全；担心在城镇找工作难或收入低。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总的趋势是随着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提高，城镇推力对农民工进城的阻碍越来越小，农村拉力的阻碍越来越大，见表3。这是因为，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的农民工，家里没有更多的财产或利益可以牵挂，对于在农村致富没有太多信心，也彻底厌倦了农村贫困的生活，希望城镇可以有良好的政策或机会能够让自己在城镇改变命运。但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在农村属于“成功人士”，一般在农村享有地位和尊严，一旦在城镇遭到阻碍，他们就会怀念在农村的这种地位和尊严，再加上牵挂家中的财产和利益，更易于被农村的拉力束缚于农村。就时间趋势来看，2000年到2004年，“5～10千元”组的中等收入者对进城阻碍因素的变化率最大，2004年，他们对城镇推力的关注更高，农村拉力对他们的影响最弱。这个结论和蔡昉的研究结论相反[4]。
(三)进城途径的差异
农民工有了进城意愿，但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途径不流畅，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和质量将受到影响。调查问卷设计了6个农民工进城的主要途径：自己进城(自己没有目标地贸然进城务工；自己重返往年务工过的企业；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得到信息后自己进城)；企业直接来农村招工；社会亲情网络(城中有亲戚、朋友、老乡或本村邻居带领或介绍)；随工头进城；由政府机构组织进城(乡、镇或县就业服务站)；由民间中介机构组织进城，见表4。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总的趋势是：2000年到2005年，各收入段农民工对于进城途径的选择都逐步理性，明显的变化趋势是“自己进城”等农民工进城的自主因素有所增强，“随工头进城”等被动因素有所减弱。就家庭纯收入差异来看，和2000年相比，2005年农民工的家庭纯收入有了很大提高，“5千元-”组农户下降了15.02个百分点，而“5～10千元”和“10千元+”组农户分别上升了11.99和3.93个百分点。从进城途径来看，“5千元-”组农民工2000年和2005年进城的第一选择都是“随工头进城”，“5～10千元”组农民工的第一选择分别是“社会亲情网络”和“由民间中介机构组织进城”，“10千元+”组农民工的第一选择都是“由民间中介机构组织进城”。可以看出，总的趋势是随着农民工家庭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选择的进城途径越来越注重“省心省力”的方式。这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一致，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农民工，不再因为节省几百元的费用而忍受劳神费力的进城途径，而是选择相对使自己精神愉悦的进城方式。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5年，高收入者对“由政府机构组织进城”的选择都远远高于低收入者，也就是高收入者更加认同和信任政府机构。这表明从改革开放得到更大利益、首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加认同政府的政策，更加信任政府的作用。
(四)进城务工费用的差异
农民工进城务工总费用主要分为进城寻工费用和在城务工费用两部分。这里进城寻工费用是按照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界定的，它是指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为了找到工作而花费的交易成本，广义的包括农民工的进城费用和返乡费用。进城费用是指农民工从离家到开始工作之前的所有花费，包括路费、餐饮住宿费、交纳给中介组织的劳务信息费、进厂后交纳给厂方的费用(工作服费等)、交纳给当地政府的费用(临时居住证费等)、由于利用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进城而支付的礼品费等；返乡费用是指农民工返乡时的路费、食宿等费用。在城务工费用是指农民工在城务工时的总花费，也就是农民工在厂务工的全部时间里的总花费，包括食宿、医疗、零花、交友、娱乐、购买衣服及日用品等费用。寻工费用的高低意味着农民工进城寻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务工费用的高低反映着农民工在城生活质量的高低，寻工费用与总费用之比反映着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而这三个被反映的变量都是研究我国农民工进城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总的趋势是：和2000年相比，2005年各收入段农民工的寻工费用均大幅下降，务工费用有较大上升，寻工费用与总费用之比减少⑥，见表5⑦。就寻工费用来看，按照一般的思维，我们会认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工进城的费用会较高，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支配。但数据统计的结果让笔者很吃惊，因为数据统计结果和笔者的直觉恰好相反，随着农民工家庭纯收入的提高，农民工进城的费用依次递减，也就是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2000年和2005年，“5～10千元”组比“5千元-”组分别低16.00和23.59个百分点，而“5～10千元”组又比“10千元+”组分别低14.75和5.59个百分点。为了解释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从多个角度寻找了原因，发现进城途径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5-6]。不同的进城途径，费用差别很大。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在选择进城途径上，有更高的自主权，他可以较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进城途径，而农民工是理性的个体，他们必然理性选择费用较低的进城途径。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在进城途径的选择上并没有太多的自由，这是因为很多进城途径需要先交纳给相关中介组织中介、劳务等费用或支付路费等开支，而手头吃紧的他们往往交纳不起或不愿交纳这些费用，只好去选择不用预交任何费用的“随包工头进城”，而这种进城方式其实是进城费用中最高的。就务工费用来看，随着农民工家庭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费用呈递增趋势，这表明较富裕的农民工在城务工的花费较大，生活质量较高。最后，从变化率看，寻工费用下降率和农民工家庭纯收入水平的分布呈倒“U”形，下降最快的是“5～10千元”组，这表明随着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逐渐富裕，他们会更加自由而理性的选择费用更低的进城途径，但当收入到达一定水平，费用下降的弹性将变小；务工费用上升率随农民工家庭纯收入水平增加而递减则表明，低收入农民工在城务工的生活质量改善较快，高收入农民工在城务工费用的上升弹性变小。
(五)务工收入的差异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主要是指农民工从企业得到的工资收入和物质福利，而城镇较优越的生活环境等给农民工带来的精神上的效用等无形的福利因素这里不予考虑。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设，农民工是理性人，物质需求尚未得到根本满足的他们按照收入最大化来决定自己的进城行为，进城务工收入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进城。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总的趋势是：和2000年相比，2005年各收入段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都有了较大提高、待遇有了较大的改善。就进城农民工的家庭纯收入水平差异来看，随着农民工家庭纯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人均收入依次递增，见表6。这主要是因为进城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纯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家庭纯收入较高的农民工，都是进城务工较早的农民工，他们对城镇更了解，劳动更熟练，工资收入相应就越高。特别是2005年“5千元-”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率在各组中是较低的，这表明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且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困境的进一步加深。
三、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随着城镇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农民工进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在进城动因和障碍、进城途径、进城费用和收入等方面，各收入段农民工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或规律，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本文的分析表明，对于大多数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来说，进城仅仅是阶段性的务工，而不可能到城镇定居。这表明我国的农民工进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口迁移概念，中国本就脆弱的城镇体系也承受不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重任。因而，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是“就地解决”，即农业工业化、农村小城镇化，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农民大批量迁移到现有的大城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劳动力转移首先是个产业概念，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然后才是个地域概念，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去。因而，我国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工作思路，是要加快农村的非农业化问题，例如：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等。
总的来看，各收入段农民工进城动因和障碍的趋势表现为农村因素减弱，城镇因素增强。这表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发生了质的嬗变，从原来被动地依靠农村推力嬗变到主动地依靠城镇拉力，进城的主要障碍因素，也从农村拉力嬗变到城镇推力。这表明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系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二者是个完全的对立体，似乎城镇的发展是以农村的牺牲为代价，或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城镇做出牺牲。城镇发展越快，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就越能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所以，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工夫在诗外”，如果我们把政策的中心放在农村，仅仅局限于以“三农”论“三农”，是不可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而如果用系统的观点，跳出“三农”这个闭循环，加速城镇、特别是小城镇建设，必将大大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而，我国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工作思路，要尽快转移到城镇拉力诸因素上来，例如：保障、提高进城农民工的收入，保障进城农民工的安全，在户口、子女入学、就业机会等方面消除歧视，提供城镇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劳动市场等。
对收入段农民工来说，在进城的诸途径中，“随工头进城”等传统途径逐渐衰弱，“自己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民间中介机构”的作用日益增强。这表明我国农民工进城的途径正在发生变化，农民工对进城途径选择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同时，从2000年到2005年，农民工进城的费用迅猛下降，寻工成本占进城总成本的比例也下降迅速。这标志着我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日渐成熟，城乡劳动力流动渠道日益畅通，低廉的进城寻工成本必将进一步促进更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从而利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迅速转移。因而，扩展更多的农民工进城途径，降低各种进城途径的费用，使农民工进城的途径更流畅，信息更充分，将加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各收入段农民工都是理性的，他们以费用最小化和收入最大化决定自己的进城选择和消费行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表明随着多年务工的磨练，农民工日益成熟，素质日益提高；也表明我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法规制度正日益完善，农民工的权益和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在城务工的费用有所提高，这表明农民工在城务工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的满足，也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消费。就目前我国政府拉动内需、特别是启动农村需求的宏观政策来看，启动农村的消费需求，要特别考虑到启动在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和在家务农的农民相比，他们“手头更有钱”，消费欲望更强烈，也对农村的消费趋势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注释：
①2000年的调查是笔者在山东省莱阳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工作时进行的，当时参与课题研究和调研的还有刘启营、熊伟、范荣波等同事。2004年和2005年的调查资料来自宏发公司内部调查数据，2004年调查的主要是农民工进城动因和障碍问题，2005年调查的主要是农民工进城途径、费用和收入问题。
②在个案调查的面谈中，笔者发现个别调查对象的实际年龄小于18岁。本文的分析以调查问卷的信息为依据。
③赫伯拉(Herberla)在1938年、米切尔(Mitchell)在1946年分别正式提出了推拉理论。他们指出，原住地的失业不足、就业不足、耕地不足、学校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的缺乏、关系的疏远及紧张、自然灾害等构成了原住地的推力，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同时，迁移目的地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等构成了目的地的拉力，这些拉力吸引人们前往该地。迁移就是原住地推力与目的地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④由于是多选，为了更加清晰地比较，表2、表3的样本分布百分比，都是运用加权平均的方法，令总百分比为100％，对各项样本进行了相应折算。
⑤李(E.S.Lee)于1966年把位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两地中间的障碍因素及个人因素引入解释框架内，认为影响迁移的因素有四种：迁出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个人因素，并指出迁出地和迁入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人口迁移的发生就在于迁出地内推力总和大于拉力总和，而迁入地内拉力总和大于推力总和。
⑥根据2003年和2004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分析，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费用是上升的，本文的调查出现相反的结果，主要是和调查对象宏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用工模式有关。2000年，宏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6个车间中有4个由包工头负责招工，而包工头对每个工人收取300元的劳务信息费；2005年，仅仅有蛋白质车间是由包工头负责招工，由于大部分农民工不用交纳300元的劳务信息费，使得2005年的务工费用有了大幅降低。
⑦本文2005年费用和收入数据以2000年为基年折现，以增强和2000年数据的可比性。折现率采用2001～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