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话说话的方式(或叙事就是一切)--李锐的小说“没有云的雷雨”[1]_小说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ddb2ec3cb4b883213eb07920.webp)
国语倾诉的方式（或叙述就是一切）——关于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里无云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国语论文,方式论文,李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有朋自远方来信，他说我们该更多关注“国内名家与新秀新的重要作品”。再说，批评当下的文艺作品及文艺现象更是我们的责任，便有了“新著视窗”栏目，便有了著名评论家周政保对功力独具的李锐的新作的新评，以期方家。
先说一点儿闲话。
不少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写得很流畅，故事营构跌宕起伏，因果关系合理有序，人物个性的刻画也鲜明独到……显然，这样的小说是极能印证一般阅读感受力的，而且也可以在顷刻之间被诉说得头头是道。但这能说明什么？是作品的沿袭性还是作品的创造性？对于阅读，是迎合还是挑战？假如我们真的碰上了富有创造性的小说——小说总不能放弃创造，可创造又意味着与以往的不同、与目前的不同，而且还意味着某种不适应、不习惯。于是，挑战便产生了。对谁都一样。或许，你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部卓尔不群的好小说，可你又一时说不清对象的好处。当然也可以想到，创造不易，感受创造的感受就易么？
但我还是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在经历了文学的轰轰烈烈之后，文学的感受力是不是正面临着退化，或已经被各式各样的新潮或时髦折腾得趋于迟钝或莫衷一是了。
我不敢断言。
可我的这些想法，确与李锐的长篇新作《万里无云：行走的群山》相关。
就如作家创造小说大凡从感受生活开始一样，理解小说也得从感受小说开始——梳理与合理发挥阅读感受的过程，也许才能被称作小说批评。当然，这一过程也可以参考作家的某些理性思考，甚至可以掂量一下：作家的思考被贯彻、被兑现的程度。
《我们的可能》作为《万里无云》的“代后记”，其中说到：“语言不是工具。语言从来就不是工具。语言是和我们的四肢、五官、心脏、大脑一起组成人的重要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可能算不得新鲜，但它一旦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也就触及到了一些极为根本，但又遭到漠视的大课题。李锐在“代后记”中还说：
“纵观新文学史，纵观自新文学至今的文学史，‘工具’日臻完善，使用也日趋成熟，我们操着这‘工具’，借鉴和模仿了一次又一次的新潮；表达了一个又一个深刻的主题和思想，描述了一个又一个的‘典型人物’。但是，‘工具’还是‘工具’，我们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语言上升成为主体，上升成为与人并重的‘本体’。在老舍和赵树理那有了更进一步更自觉的向民间的靠拢，口语的大量运用，市井和乡村生活的大量描述，使得他们更具民间色彩。然而，终因主题、人物和情节之累，他们的民间口语终未能脱出工具的本质。他们的‘生活化’的语言，也还是仅仅为了表达主题和服从典型人物而存在的。”
说实在，我对这个问题也缺乏研究，而“工具论”的观点在文学界可谓根深蒂固。十几年前，我曾写过论文《“双语”作家的创造优势》[②]，也仅仅把语言想象为文化沟通或发现全新世界的“桥梁”。而这样的看法，也是受卡西尔的《人论》[③]的“指点”才产生的。卡西尔在概述洪堡的观点时说：“只要我们把语言看成只是‘语词’的集合，那么要真正洞察人类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不可能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差异”。所以卡西尔说，当我们领悟了一种其他语言的“神韵”时，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理智结构的世界。”卡西尔说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别，而我说的“双语”作家是指母语之外还掌握另一种语言的作家，如鲁迅之于日语、张承志之于蒙语、乌热尔图之于汉语等等（外国作家中的“双语”作家更多）。但这里说的都是语言问题。至少可以说，一定范围内的人的生存世界，总是表现为相应的语言活动的结果。我觉得，方言（或口语）也是如此。每一种民间方言都体现着该方言流行区域的文化状态，以及相关的理智结构或精神方式、直至方言操持者对于自己的生存世界的看法[④]。
据我极为有限的对于小说语言问题的感知，我是很赞赏李锐的观点的，即小说创造要真正从“工具论”的自我限定（或桎梏）中突围出来——就如李锐所言，“没有语言自觉的文学史”，就是“有着巨大欠缺的文学史”。的确，在一部体现了语言自觉的卓著作品中，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那种“叙述就是一切的浑然如一的体验”[⑤]。这绝不是一个小说家的偏执或故弄玄虚，而是一种意识到了“叙述”（或语言）可能性之后的“科学表达”。更可贵的是，李锐的这种对于语言或对于叙述的理解，在他的《万里无云》中作出了很成功的、至少是有益于后来者继续耕耘播种的实验[⑥]。
我只想补充一点，李锐的“代后记”在提到“本土中国”这一概念时说：“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当我们用‘本土中国’这四个字表达中国的时候，我们深知，‘本’已非本，‘土’已流失。就连我们使用的‘最独特的’语言文字，也已经大量地渗入了他人的声音和语意。但是，当我们来表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依然是象形的方块字。”我想，在这“本土中国”的“本土”之中，还有着同样处在变化中多元的形态或方式，那就是方言；方言作为民间语言变成文字时，虽也是象形的方块字——在创作时，则可能是一种：“以口语倾诉的方式”。在“本土中国”，口语不可能与方言无关，即便是“北京话”，也泛显着浓重的方言气息。于是，在兑现“叙述就是一切”时，“叙述”或“叙述者”的思维语言（也包括作为思维结果的具体描写），往往就是民间方言或以方言为基础的口语。只有这样，“以口语倾诉的方式”才拥有可能性；否则，“一切”从何而来？
李锐的“代后记”说到：
“我不再只想把文字的贝壳摆放得或者精致或者复杂，或者像人们说的那样‘史诗’般的恢宏。我希望着打破这些贝壳，和贝壳们与主题、人物、情节以及史诗之类东西所组成的堤坝，我渴望着把滔滔的大海引进我的小说里来……”
又说：
“……我试着想把所有的文言文，诗词，书面语，口语，酒后的狂言，孩子的奇想，政治暴力的术语，农夫农妇的口头禅，和那些所有的古典的，现代的，已经流行过而成为绝响的，正在流行着而泛滥成灾的，甚至包括我曾经使用过的原来的小说，等等等等，全都纳入这股叙述就是一切的浊流。”
生活是滔滔的大海，“文字的贝壳”确显得太渺小、太无力了。李锐的语言观念及《万里无云》所诉诸的实验，最显著的效果便是使小说的描写（“倾诉”也是描写）更加接近生活的原生状态，或更能体现特定历史变迁中的人的生存状况，以及那种活泼具体的而不是由学术设定的人性、人情、人的某些过程。
生活本身的“浊”是可以想象的，传统小说所传达的那种明晰的因果关系，那种可以预料的性格逻辑，那种人们皆知的主题导向，确实是小说家的一种“虚构”，一种漠视了纷纭万端的现实而依附自以为是的想象结出的红艳艳的果实。当然，“叙述就是一切”虽是“浊流”，但又不仅仅是“浊流”：怎么“浊”？“浊”到怎样的程度？都可以构成一些讲究，特别是在何种语言状态下才可以被称为“叙述”或“小说的叙述”，小说家心目中大约并不“浊”，也不可能“浊”，不然，小说家也就不成其为小说家了。
至于“主题”——这个说法虽在中国小说界流行了很多很多年，但有几个人明白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不是就是“主要的意思”的意思？如果能以几句话概括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这本身就是极愚蠢的事。在我看来，小说是否存在某种或某些“主题”，或传达着怎样的“主要的意思”，那是读者的感受所可能触及的领域——怎样表达这种阅读感受及表达到何种程度，则又是一回事。如果一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表现了一种可以触动读者的生活图景，一种人的过程，一种既特别又常见的生存状态，一种有利于人的进步的感情或精神——可能是探索，可能是提醒，可能是揭示，可能是悲叹中的省悟……作品瀑布般的“叙述”，确是冲击了读者的习以为常的思情秩序，并使灵魂获得了一次在新视野中奔跑的机会，而良知也可能由此而受到陶冶，甚至是充实或调整……那就算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了。
我们不必担心“叙述就是一切”的瀑布会把阅读淹没，因为引进的“海水”也只是或只可能是很可怜的“沧海一滴”——就像我们倾听《万里无云》的“倾诉”一般，有限是一种事实。当然，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可这里无限仅属于读者或读者的感受与体味。
如李锐所称、也如我们的阅读所感觉到的那样，“口语倾诉”是《万里无云》的主要叙述方式——作为小说的特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我看来，“口语倾诉”只是一种叙述的表象——在表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体现小说意义的独特性及相应秩序。就《万里无云》而言，这一切是无可替代的。
首先是“小说叙述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
在阐释这种关系之前，必然会涉及到“小说叙述者”这一范畴的含义。作为常识，我们应该把“小说叙述者”与“小说作者”（小说家）区别开来。在传统小说中，“讲故事的人”与“小说作者”是不同的。小说作者就是小说作者，就如李锐就是李锐，他是一个无可改变的实在，但“讲故事的人”却可以依据具体创作的需要而给予相应的设定：以怎样的视角、怎样的立场、怎样的方式、甚至是怎样的“倾诉表情”（或情调）来阐述故事，那是可以虚拟的。这，便是“小说叙述者”。当然，“小说叙述者”是“小说作者”创造或假设的，其中也就体现着“小说作者”的“世界观”及小说意识，但毕竟作者是作者、叙述者是叙述者，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就传统小说而言，叙述者大都不出场，总是躲在故事的背后，其状态恰如耍口技的人，具有明显的表演性质。即使是在现今流行的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创作的小说中，聪明的作者仍然把“我”作为作品中的人物，不同的只是有了一个更能亲近读者的叙述角度；不过，这种“我”的叙述角度，也可能产生不甚灵活的局限。不言而喻，作为叙述者的“讲故事的人”所要讲的，也就是或只能是关于人物的故事。那么，在李锐的《万里无云》这部长篇小说中，“小说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这就触及到了李锐的创造性。
《万里无云》的“口语倾诉”所用的叙述人称全是“我”，但又不是一个固定的“我”——不同的“我”倾诉着不同的内容。当然，不同的“我”也显示着不同的视点、立场、口吻、所可能的精神状态，乃至不同的文化层面及局限。而且特别明白的是：每一个不同的“我”，便是小说中的不同人物；这些不同的人物，如张仲银（“五人坪”小学教师）、荞麦（村长）、荷花（牛娃妻，荞麦姐）、赵万金（老村长，荞麦、荷花的父亲）、牛娃、臭蛋（即高卫东）等等，同样显现着基于不同生存位置及境遇的不同个性。至此，作为“小说人物”（即不同的“我”）已经产生了。那“小说叙述者”呢？从小说的叙述表象看，叙述者便是那些不同的“我”，因为全部故事由他们“以口语倾诉”的。这样，叙述者便有十个以上了……如此这般，岂不乱套？所以我想说，《万里无云》的“小说叙述者”要比以往小说中的叙述者藏得更深，躲得更远。如果小说中的“我”的“倾诉”，可以被认定为“第二叙述者”的话，那真正设定他们叙述的总叙述者便是“第一叙述者”——全部叙述，不管以怎样的口语方式的“倾诉”或在何时何地出场“倾诉”，都由“第一叙述者”设定与牵引。可以肯定的是，因了这种独特奇妙的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人物被契合得天衣无缝，并给人以“我”就是叙述者、“我”就是人物的假象，或那种“叙述就是一切”的和谐之感。在这里，因了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缘故，也就巧妙地避免了叙述角度被固定（即“我”的视角）之后所可能呈显的单一化——每一个“我”的目光及“倾诉”，都必然携带着鲜明的个性局限，而由众多的“我”汇合起来洞观、感受与表达对象：“五人坪”，这个被群山包围着的偏远山村的人与事，也就显得丰富而更接近生活的原生状态，或更能表现当今“芸芸众生”所置身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存世界，或可以让读者倾听到更生动更切合实际也更能体现生命呼吸的历史行进的足音。
我想，这一切都与这种独树一帜的“以口语倾诉的方式”相关。但最终，又不仅仅是如此。
《万里无云》在实现“叙述就是一切”的观念及采用“以口语倾诉的方式”时，不能不贯穿作者预先设定的“内部秩序”。应该说，这种“内部秩序”的实现是极为重要的——倘若没有主次、没有先后、没有错落有致的搭配、没有“倾诉”与“倾诉”情景的吻合，那就恰如“一地鸡毛”似的混乱，也就不可能做到流畅清晰，更不可能产生那种作者所期望的叙述效果上的“瀑布感”。我觉得，这正是作者的独到及聪明之处——他虽把“叙述就是一切”称作一股“浊流”，但在实际叙述中，却做到了“浊而不浊”，或局部“浊”而整体“不浊”。而且，他还把小说阅读的门尽可能地开得大一些，以便让更多的读者进入——说实在，这是一部很好读、也很好看的小说。他真的是把所谓“新”或“后”之类的劳什子丢掉到了脑后：他写着中国人，也写着中国人的小说。这，才是渴望独唱的李锐[⑦]。
就所谓“解读”而言，我的能耐可谓“黔驴技穷”。我只能感受小说。我感受到，在《万里无云》所涉及的全部人物（或“倾诉者”）中，张仲银（张老师）是一个“中心人物”——这部小说共有12个“倾诉者”（或人物），除去张仲银本人的“倾诉”外，其他人物的“倾诉”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张仲银，所不同的也只是“倾诉”的具体方式，或直接，或间接；而所有的“倾诉”就如一束束感受的光照，不仅使张仲银这个人物逐步清晰与生动起来，而且也把处在“万里无云”的群山之中的“五人坪”推到了读者面前。我们注意到，这部小说共分五章：第二章全部是张仲银的“倾诉”，那是“一泻千里”式的一气呵成；第五章（最后一章）全部是北京知青李京生的“倾诉”，说的几乎都是张仲银的坎坷、不幸、以及那种与“五人坪”，与整个时代相关的精神状态或人生境遇。于是，连同“五人坪”其他人物的“倾诉”，张仲银的人物性格形象也就在自己及众人的“倾诉”中完成了。无论如何，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曾经有过的青春年华、曾经有过的抱负与忧患，或那种独立于山村众生之中的孤傲，那种十分看重名节的迂腐，那种与现实格格不入，但又极真诚的执著；当然，我们也感受到了历史（或现实）怎样一次次地跟他开玩笑……我们虽然只是看到了这种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开玩笑的过程，但感受到的却要比玩笑本身多得多。甚至很不应该地想到，在这样的生存景况下，张仲银也只能这样被开玩笑，只能这样被自己的理想或憧憬所燃烧、所毁灭……可谓：忠也是他，愚也是他；诚挚也是他，天真也是他；历史造就了他，他也证明着历史；或者说，他就是历史。至于历史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为什么要把玩笑开得如此残酷、如此荒唐，而且偏偏选定了“五人坪”与在“五人坪”当老师的张仲银作为玩笑的对象，等等，不要说“五人坪”的男女老少没法想到，即便想到了也只能去问苍天。“倾诉”就是“倾诉”，“倾诉”之外的“为什么”只能留给读者去体味了——仅仅是“体味”而已，谁能理出个头绪？但不管怎么说，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有了张仲银老师这一活生生的精神过程，有了他的命运及最终是否仍然悲惨的谜一般的归宿，天空的无云、大地的干渴或群山的“行走”才有了可能[⑧]——无论是谁的“倾诉”，也无论是从何种角度“倾诉”，在“倾诉”的照射下，他都是一种悲剧，而且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我想到了“万里无云”的晴空，蓝得单调，蓝得恐怖，蓝得狰狞，蓝得不可争辩，谁也无法抵抗，无风无雨，长久地折磨着生灵，而烈日下的麻木、愚昧，则是无云苍穹下失态的精神龟裂：大地及群山失却了最起码的滋润。一切都在枯萎着，都是在前途未卜的途中。堂堂的“灵魂工程师”都如此，何谈他人！
其实，“五人坪”的父老乡亲男女长幼在“倾诉”张仲银的同时，也坦露着自己的灵魂，且极其任性地照射着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因了全都是个人所想或内心隐秘的缘故，他们无所顾忌地“倾诉”着。不难见出，这是一种互相“倾诉”、互相照耀或衬托的关系。在这种独特的互相“倾诉”的营构中，张仲银的性格轨迹当然是最完整、最清晰，也是最富历史感（或现实感）的，但不可否认，众人的各式各样的“倾诉”，也带出了其他一些包括“倾诉者”自己在内的人物，如荷花、荞麦、赵万金、臭蛋、牛娃、翠巧、二罚等等。作为地道的农民，这些人物的个性寓意虽与张仲银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审美价值及启示性却绝不可低估，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富有思情寓意的张力或犀利的批判性——倘说这部小说仅仅是表现了一个教师的悲剧命运，那在评价上是极不公允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了这些地道的村民“倾诉者”及他们的精神现实的存在，“五人坪”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山村，或成为一种包含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现实”，一种中国人生存史（或精神史）上的具体而鲜活的环节。甚至可以说，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演绎各种命运的环境，一种演出包括张仲银在内的一幕幕悲剧的舞台——悲剧命运何止张仲银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倾诉者”全都是悲剧角色。人说凡舞台都得有背景，可在我看来，这“五人坪”的舞台就是背景（或具有背景的意味），而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色，也都体现着社会或历史，也都传达着强大而又隐蔽的文化制约力量——谁也无法违抗。
赵万金与荞麦是父子关系：从“五人坪”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任村长到“父传子袭”——他儿子荞麦又当村长，体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演变，但“异中有同”，那就是脱不了愚昧、脱不了贫困。相比之下，老村长赵万金的落后中有着某些朴实的气息，特别是那种庄稼人分得土地后的感恩与忠诚，而新村长荞麦的所谓知时达世的进步与精明之中，却散发着浓重的“变质”的味道。“父子村长”都以自己“口语倾诉”的方式，渲泄着各式各样的困惑与不满；也以中国最不起眼的、但又直接关连着“民生”的官儿的身份，吐露着各式各样的底层真实——你不能小视了这些粗俗愚昧的“倾诉”，因为这些“倾诉”的可靠性，可以给你提供非一般程式的或规范的语言形态所可能提供的想象或回味的余地——他们的个人品性所包孕的寓意，确实超越了“五人坪”，也超越了“父子村长”的所作所为或所思所想。
还有那个绰号叫臭蛋的高卫东，在他的“倾诉”中，不仅凸显了张仲银、赵万金等人物的精神行为，同时也坦露了他自己：祈雨本已是愚举，而他则是聪明绝顶的“愚中之愚”。事实上，臭蛋越是被“倾诉”得聪明，便越能透露愚蠢的深刻性。而小说中的诸如荷花、翠巧一类的山村女性，她们的命运遭际，也同样以独特的方式表现着，传统的山村生活风景，也传达着“五人坪”这一精神堡垒的坚固及难以突围——她们的“倾诉”拥有最大的隐蔽性，心灵的苦难也埋藏得最深——她们的情感世界体现着“五人坪”最微妙的一角，而作品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如张仲银、荞麦、赵万金等的精神真实的揭示，也离不开她们的“倾诉”，离不开她们在“倾诉”中所流露的那种听天由命的善良与软弱。荞麦的儿子（赵万金的孙子）二罚的短暂命运旅程，则传达出一种向往与摧残的冲突；这同样是现实的冲突：谁毁灭了二罚与毛妮儿（荷花的女儿、赵万金的外孙）？或仅仅是一种报应么？荞麦说：“我大小也是个干部，我也懂得政策；我死了儿子还让我蹲监狱，天底下有他妈×的这种政策吗？有吗？我日他一万辈儿的祖宗！”他还说：“那烧死的是我的儿子呀，我能愿意吗我？我能领导群众烧死我的儿子吗？”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了——从老村长的老子到新村长的儿子，到孙子辈的二罚与毛妮儿，整个儿全被毁了。毁在了谁的手里？难道就是“张局长”[⑨]铐走的荞麦、臭蛋、张仲银？
这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
当然，结局之于小说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造就这可怕结局的过程，是众人的“倾诉”所表述的那些“家长里短”，是“五人坪”十里八乡“祈雨”的渴望，是“万里无云”之下群山试图“行走”的现实（或幻想），是同样作为人的过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那种源渊流长且又获得了新的充实的畸型而又正常的精神气象。
顺便提一句，如果说张仲银是一个鹤立鸡群的特别人物，是一个不同于芸芸众生的“乡村秀才”，或是一个被山村生活改造得多少有点儿变形的小知识分子（就他的“社会责任感”而言，他是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而读者也从他那里——他的“倾诉”与众人的“倾诉”之中感受到了他的境遇及“五人坪”的真实存在。但那种“黄昏独自愁”的孤傲或尴尬，决定了他的游离飘浮，也就是说，他只能构成“五人坪”的一部分，而他的“倾诉”（第二章与第四章·三），也仅仅是他的“倾诉”——说到底，他的精神历程的展现及完成，还得依仗“五人坪”土著村民们的“倾诉”。所以我想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无论是揭示人的精神世界，还是展现“五人坪”的生存状态，或者是“人的过程”，最终体现小说题旨的，还是这些土著村民的“倾诉”——也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这些并不如张仲银独特，且平凡得再不能平凡的村民形象，在这部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我看重独特中的平凡，但更看重平凡中的独特。
我看重这样的过程，即从最底层、最普通、最轻微、最不被高雅注视的地方开始，再把叙述的航船驶向“宏大的彼岸”，譬如中国的、民族的、人类的或人的，等等。这，也是最见小说家功夫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说法。
《万里无云》在兑现“口语倾诉”或“叙述就是一切”的观念时，除了整体结构的意义设计外，最必需的功夫无过于“倾诉”的“口语化”问题——我在前面说到了“口语”与“民间方言”的关系，也就是说，倘若要“以口语倾诉的方式”来写小说，那对“方言”的掌握与运用，便是一道必须跨越、但又不是每个作家都可能跨越的高大门槛。另外，“我”虽则都是“五人坪”中人，但每一个“我”都不会一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倾诉”时刻，各有各的“倾诉”表情或口吻，于是，这一切的模拟与设定，也就对作者、对进入情景的“叙述者”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首先是张仲银的“倾诉”——他的“倾诉”很集中，带有倾泻的性质，这很符合彼时彼刻的“倾诉”情景[⑩]。因了他是教师的缘故，在“知识结构”及接受时代熏陶方面，与土著村民们形成了极大的不同，即便是他的“酒后狂言”也具有一种夸张而又十分本色的特点。在张仲银的“口语倾诉”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感受到语言（或叙述）本身所包含的重大社会内容，即暂且抛开其中的情节因素，仅从语言的构成中，也能倾听到并不微弱的历史声音，或领略到其中的“世界观”。
在张仲银的“口语倾诉”的模拟与设定方面，最困难的还不是“口语化”，而是在于如何以简单的、但又不粗不俗的方式，传达他内心的复杂及情性的别具一格。在我看来——就语言的雅俗而言，历来是拟雅容易拟俗难，拟俗而神似更难。读过《红楼梦》的人，大约都读过三十七回中的两封信：一是探春写给宝玉的，一是贾芸写给宝玉的。就说贾芸的那封信，确赢得了评家的赞赏，“脂评”有言：“直欲喷饭，真好新鲜的文字”；“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读令人不解，思之则喷饭”……贾芸的信极符合他的市井俗态及谄媚庸浮之趣，而曹公之于贾芸口气的模拟（即神似）确可以感觉到其中的功夫所在。我之所以不伦不类地要举出这个贾芸写信的例子，原因还在于为了说明“拟俗”的不易。而《万里无云》的“口语倾诉”，说难，也就是难在这些“倾诉者”都是清一色的土著村民，而每一个“我”又都不一样。如何实现“口语倾诉”？这就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棘手的无可回避的“问题”。
应该说，《万里无云》很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由此而营造了一个有着独特的情智结构的乡村世界。
我们不妨作些比较——赵万金虽然曾是村长，但他的“倾诉”口气比较沉稳朴实，而且乐于回首往事，而“儿子村长”荞麦便不同了，口气粗大，居高临下，不可一世，一开口便是“我他妈×的生出十八只手来我也是管不过来”，或者是对自己说：“你他妈的一个农村土干部，谁说句话你也得答应，连他妈×的狗叫唤两声你都得答应”。即便是要被“张局长”铐走了，依然改不了这一如既往的口气。而臭蛋与荞麦比起来，虽然也粗俗，但要比荞麦精明，有点儿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味道。臭蛋与荞麦有一点比较接近，那就是在张老师面前都装扮得很斯文、很懂道理。另一个土著村民牛娃（他是荞麦的姐夫，是杀猪手艺很高的屠夫），同样也是粗人，但在他的“倾诉”口气中，充斥着自以为精明的狭隘与愚蠢，并通过与张仲银、与荷兰的对比，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倾诉”任务。荷花与翠巧是两位“倾诉”频率颇高的“倾诉者”，因了她们是女性的缘故，她们的“口语”也就与男性不一样，显得柔弱而各有分寸一些；她们的“倾诉”都包含着让人同情的成色，但荷花的善良要纯正一些，而翠巧的无奈与迁就之中则带有更多的“俗”。
显然，这种粗略的“口语”比较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可笑的。要寻找到其中的好处，非在阅读中感受不可——语言的问题就是如此，更不要说这种“口语倾诉”的叙述方式了。
我之所以记下了这些读《万里无云》的感想，意愿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小说真正看作是小说，看作是一种永远处在创造中的语言艺术——如果把小说视为“叙述就是一切”的艺术，并赋予一种可靠的理解，那中国的小说或中国人写的中国小说，便不会是当今这副不痛不痒的模样了。我们可以说，《万里无云》写得有点儿简单，或者说，这部小说写上四、五十万字也不会嫌长，不少角色的命运还没有被“开掘”、或被敷衍出更多的故事……是的，李锐先生失去了一个制造宏篇巨著的机会。但正是在这种极简练的“倾诉”结构中，李锐（作者或叙述者）讲述了一个极复杂的故事，也创造了一批极具价值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这位“拒绝合唱”的小说家，以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一种叙述本身所拥有的真正接近民间的语言魅力，创造了一部真正的富有现代眼光的“中国小说”。
1997年7月于酷暑·北京
注释：
①《万里无云：行走的群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②参见拙作《文学格局与作家选择》，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1版；其中的《“双语”作家的创造优势》，曾刊于1984年的《上海文学》。
③《人论》，（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5年第1版。
④李锐在《万里无云》的“代后记”中也说：“在这个口语的大海之中有中国人所有的悲哀和欢乐，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有刻骨铭心的属于整个人类的生命的体验。”又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国人的语言之海，染成大西洋或是亚马孙河的颜色。”
⑤“叙述就是一切”的说法摘自李锐的“代后记”。原句是黑体字，可以理解为李锐读卡夫卡、乔伊斯、纳博科夫和福克纳小说时的一种体验。当然，也可认为是李锐的观念。
⑥李锐在“代后记”中说：“……我渐渐地被身边那个口语的大海所吸引，我被那个叙述就是一切的境界所诱惑，在经过一番迂回之后，我终于以口语倾诉的方式完成了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接着，又完成了长篇小说《万里无云》。”为了更集中地谈论“口语倾诉”问题，本文只涉及《万里无云》。
⑦李锐有随笔集《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所谓“渴望独唱”，是笔者的引申说法。
⑧关于“行走的群山”，小说曾有李京生离开“五人坪”时的“倾诉”：“要我说，山就是山，山什么也不是。”又感到：“满眼苍莽荒凉的群山，沿着那条蜿蜒盘旋的公路，扑面而来，又匆匆而去”；仲银说得对，“那些山根本就不像泥丸。山就是山”。山是不会“行走”的，是人在“行走”。
⑨张局长（文革中的侦察员老张）是一个极富沿袭感的人物。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倾诉”，但读者完全可以从其他“倾诉者”的“倾诉”中感受到他的存在，甚至连他的“口语”特点，也时常神情毕肖地活跃在众人的“倾诉”之中。他是“五人坪”生活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也是一种“历史”。
⑩张仲银的“倾诉”仅两次，一次是“酒后”，一次是“祈雨事件”后。“酒后”的“倾诉”整整占了一章的篇幅（第二章），其“口语”的复杂性及自我倾诉的“一泻千里”，构成了极为鲜明的个性特点，就如作者所言，文言文、诗词、书面语、口语或狂言、时代的、古典的，全都用上了。这种“口语倾诉”方式，既吻合张仲银的身份或喜好，又十分自然地顺应了小说叙述的需要。你说这种叙述方式是“意识流”也可以，但我觉得，方式的判断首先得从小说整体出发，是不是意识流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