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逆变说”到进化论——中国传统文学史观的蜕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传统论文,逆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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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史观的转变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它们可以西方“进化论”文学史观的确立与否作为界限。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在中国传统内寻找变革的指导思想；后一阶段，则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并以此来反思中国的文学史。这一变化，与中国文化的变革是同步的。
中国近代传统文学史观的蜕变最早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他们提出了“逆变说”。龚、魏面对死水一潭的文坛现状，十分不满，极想变革现状，但是在西方思想进入之前，他们只能到先秦思想和佛家思想中寻找武器。他们的文学史观必定是复古主义的。龚自珍是一个提倡个性强调创新的作家，他提出：“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荍然而耻之。耻之奈何？穷其大原。抱不甘以为质，再已成之纭纭。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注：《龚自珍全集》，定庵八箴《文体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418页。）他对文学推究其源流，对前人确定已成定论的东西都要经过自己的内心体验重新审查，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学史。龚自珍衡量作家成就的标准是：“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同上）也就是说，他注重作家的创新，但“创新”的内容应当能综合于“复古”之中。这就是所谓“不能古雅不幽灵”，“药方还贩古时丹”。（注：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复古”与“创新”就是这样统一在龚自珍的思想中。他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文学史。如晚明的李贽提倡“童心说”，因受到清初三大家批判，“童心说”后来也无人提起。而龚自珍凭着自己的个性体验，对晚明思想另有看法，“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息，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注：龚自珍《江左小辨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他在诗中屡次提到“童心”：“瓶花贴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午梦初觉，怅然诗成》）“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一方面是“童心”，一方面是“复古”。龚自珍论李白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元也已。”（注：龚自珍《最录李白集》，《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李白的成就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他的“复古”也很重要，他以庄子、屈原为“心”，以“儒、仙、侠”为气，以自己的个性才气将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深厚基础，才创作出经典的诗篇，才有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此魏源总结龚自珍的思想学术文学，将其归纳为：“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注：魏源《定庵文录序》，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这就是“逆变说”，以复古来求本，以复古来变革现状。
魏源的文学史观要比龚自珍更注意“复古”。他主张“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注：魏源《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以“复古”来改革现状。他认为“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魏源集》，《诗古微序》）他不象龚自珍那么强调个性，对龚自珍的个性解放思想也不能完全理解。（注：请参阅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他更注意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文章与世道为污隆，南宋之文必不如北宋，晚唐之文必不如中唐，两晋、六季之文必不如两汉，而东汉之文必不如西京。”（《魏源集》，《国朝古文类抄序》）为什么不如？因为南宋不如北宋兴盛，其它可以类推。他是主张“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魏源集》，《默觚上》）；文与道、治、学、教合一的。有一代之“治”，方有一代之“文”。之所以要复古，因为上古与三代是儒家认为政治最清明的时代，儒家的经典也正是产生于这些时代，“复古”才能“复本”，回到儒家的“道”。在魏源看来，兴盛的朝代，政治好，“文”自然就好。他赞扬清代“由治平升平而进于太平，元气长于汉，经术盛于唐，兵力物力幅员雄于宋”，文学自然也当超过前代（《国朝古文类抄序》）。他喜欢将政治与文学成就连在一起，完全从文学外部的社会环境来说明文学史。但是魏源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还有与魏源呼应的文学史观，蒋湘南认为：“夫文章者，国运精华之所萃也。文章盛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儒术盛，儒术盛则治道盛。自古偏霸之世之文章，断不能盛于一统之世之文章，日星河岳之气钟之厚而毓之奇也。”（注：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同治九年刻本《七经楼文钞》卷4。）他倒过来从文学论证它与政治的关系，以证明“道”、“治”与文学成就的关系。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一文学史观后来是怎样影响到梁启超等人的。
然而，另有一些学者的看法不像魏源、蒋湘南那么偏颇。他们认为文学随时代而变化，是作家受时代影响，同时表现时代所致。它们不注重“复古”，而注重“因时”。姚鼐的弟子梅曾亮主张：“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极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佑、元佑时，读者不知为嘉佑、元佑人，不可也。”（注：梅曾亮《答朱丹木书》，《柏砚山房文集》卷5，咸丰刊本。）作家的创作其实是适应时代，文学史评论作家，也必须从“时代”着眼。因为时代的不同，作家的作用必然有所变化。“韩子曰‘惟陈言之务去。’岂独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同上）作家只能根据时代的需要来创新，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另外有的作家，则折衷了魏源与梅曾亮的主张。朱琦认为“予观诗人之作，多于天下盛时。虞夏以前甚少矣，殷颂而后，周诗最盛，不独《雅》、《颂》诸什被之郊庙，虽野夫游女羁孤感怀之辞，当时鞧轩亦兼采之。是以教明而俗茂，王道以成。至其少衰，而变风变雅始作。又其衰极，至于东迁，而诗遂亡矣。汉之时，《大风》之歌，《柏梁》之咏，《芝房》《宝鼎》《天马》之颂，皆当汉之极盛。一时词人如苏武、李陵、司马相如、王褒之徒，又皆飙起，以歌诵著述为事，是以其风骎骎几于三代。流及魏、晋以讫宋、齐、梁、陈，作者少衰焉，然未尝绝也。又数百年至唐而再盛。唐之诗，论者分初、盛、中、晚，虽不必尽尔，要其中博综百家，本之性情，扶翼忠孝，与《三百篇》、汉、魏、六朝相表里者，必其盛时。其蛙声闲色凋耗侧靡而不可与道古者，必其衰时。下逮宋、元，体虽百变，莫不皆然。”（注：《小清 阁诗序》，《怡志堂文初编》卷3，同治甲子刊本。）他认为这是由于天下的人心“安则乐，哀则思”。出于人心自然表达的结果。这一批批评家更重视“运会”在创作上的重要性，轻视作家自己的才性气质，他们大多是“宿命论者”。如陈仅认为：“古今诗人之不相及，非其才质逊古，运会陷之也。使李、杜生建安、正始，亦能为子建、嗣宗；使东坡生天宝、元和，亦能为杜、韩。十五《国风》多里巷妇女所作，谓李、杜、韩、周不及成周之里巷妇女，恐无是理。”（注：《竹林答问》，《清诗话续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里，诗人的才性虽也有作用，但并不大，关键在于“时代”，“时代”决定了文学的风格、样式、内涵。于是，由此推断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就顺理成章了。
冯桂芬提出：“自来一代之文章，恒与一代之气运相表里。扬子云有言：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尚已。降至秦、汉，迄乎元、明，盛衰升降，代有不齐，要各成为一代之文章。”（注：《国朝古文汇抄序》，《显志堂稿》卷2，光绪刊本。）这一看法，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焦循的看法，但说得没有焦循明确。焦循是从文学本身演变来说的，冯桂芬的说法则主要从文学外部说明变化。朱庭珍对“诗以代变”提出自己的见解，综合了作家的创造与“运会”的制约。“夫言为心声，诗则言之尤精者，虽曰人声，有天籁焉。天不能历久而不变，诗道亦然。其变之善与不善，恒视乎人力。力足以挽时趋，则人转移风气，其势逆以难，遂变而臻于上。力不足挽时尚，则风气转移人，其势顺而易，遂变而趋于下。其理势之自然，亦天运之循环也。”（注：《筱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他对文学史变化的看法是辩证的，大师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就是力挽狂澜，转移风气，改变时尚。这也是文学自身的变化，“盖一代之诗，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极而衰即伏其中。于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变之上者则中兴，变之下者则愈降。古人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也。殆新者既旧，则旧者又复见新，新旧递更，日即于变。”（同上）文学体裁的发展必然要求作家努力追求新变。对于作家的努力与成就，朱庭珍的看法也是辩证的。“自来诗家，源同流异，派别虽殊，旨归则一。”“犹人之面目，人人各异，而所赋之性，天理人情，历百世而无异也。至家数之大小，则由于天分学力有深浅醇疵，风会时运有盛衰升降，天与人各主其半，是以成就有高下等差之不齐也。”（同上）这种看法，既看到作家的创造力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又看到时代对文学演变的影响，比较全面，接近于现代人的看法。在《筱园诗话》中，朱庭珍梳理出一条诗歌演变的发展线索，从诗歌风格出发，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大约朴厚之衰，必为平实，而矫以刻划；殆刻划流于雕琢琐碎，则又反而追朴厚。雄浑之弊，必入肤廓，而矫以清真；及清真流于浅滑俚率，则又返而主雄浑。典丽之降，必至饾饤，则矫以新灵；久之新灵流于空疏孤陋，则又返而趋典丽。势本相因，理无偏废。”这些风格的变化似乎是循环的，它们大抵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其初作者，必各有学问才力，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以传于世。其后学者，囿于门户积习，必有流弊，故能者又返之以求胜。要之各派各有所长亦皆有所短。”（同上）他对文学史的理解也与焦循一样，认为文学史是循环往复的。这是中国传统对历史的认识，倘若追根溯源，可以上推到《周易》。这也是中国传统历史观与西方进化论历史观最大的不同之处。
雅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国，中国的文学史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观基本上是从《周易》思想发展而来的循环论，它看到是文学的“演变”，而不是“进化”。中国古代一次一次以“复古”求新变，所谓源流正变，以“正”转“变”，从“变”归“正”，这种看法事实上就是“循环论”。中国古代没有“进化论”的思想，因此也没有“进步”的观念。这一观念源自西方的影响。
近代较早接受西方影响的王韬，很早就了解西方对中国的评价：“泰西人士常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他的辩驳是：“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注：王韬《变法上》，《韬园文录外编》卷1，中华书局本。）他是主张“变古以通今”的，但是，他还没有接受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他对历史依然持“循环论”的主张，虽然现在是西方人当道，将来的世界还得由中国人来塑造。因此，“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同上）“盖天下之不能不分者，地限之也；而天下之不能不合者，势为之也。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极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陵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注：王韬《六合将混为一》，《韬园文录外编》卷6，中华书局本。）这种出于民族自尊心的“循环论”，阻止他去接受近代的“进化论”思想。
一般认为“进化论”的进入中国，源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实在此之前，一些出洋士大夫已经意识到朦胧的“进化”思想：薛福成认为“夫以埃及之学与希腊校，则埃及为朴略矣；以希腊之学与罗马校，则希腊亦朴略矣；以罗马之学与今英、法、德、美诸国校，则诸国于今百年内，迭起神奇，窥造化之灵机，扩宇宙之妙用，其胜于罗马之学者，又奚翅十倍。譬之造七级浮图，后来者因前人基址愈积愈高，亦自然之理势。”（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之日记》325页，岳麓书社本。）在这里薛福成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进化”观念，但已有“发展”意识，这是摆脱“循环论”的开始。黄遵宪在日本看到：“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已从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语言与文字的距离。中国“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决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注：黄遵宪《学术志二，文学》，光绪刊本《日本国志》卷33。）他是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注：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的，他对文体演变已经摆脱了复古的看法，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进化论”观念。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介绍进中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竞争准则成为大势，要避免亡国，就必须遵从这一准则，投入到“现代化”的富国强兵潮流中。于是，“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意味着“进步”。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复古”求新变的循环论文学史观。此外，在出国留学生中，西方丹纳的“时代、环境、民族”制约文学发展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梁启超就成为鼓吹“进化论”最重要的作家，他也将“进化论”用于分析文学史。他认为“言文分而人智局”，“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新民说》）因此，“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注：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七号，1903年出版。）他明确反对“复古”、“师古”，认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八，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自梁启超运用“进化论”来观照文学史之后，虽然还有以复古求通变的“宋诗派”、“桐城派”等等，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进化论”占了统治地位，“复古主义”则是日薄西山，每况愈下。
但是梁启超的文学史观又是混杂的，他认为文学与时代是连在一起的，“过渡时代，必有革命”。（同上）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他也像蒋湘南等人一样，倒过来看文学与社会之关系，把小说作为中国社会腐败的总根源，认为中国人的迷信思想，道德沦丧，都是旧小说造成，他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出版。）这就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也将“新”与“旧”完全割裂开来，否定了历史。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基础之一，从而也为“小说界革命”与后来的文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注：可参阅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虽然提出“进化论”文学史观，并没有展开论述。展开论述的是刘师培。刘师培(1884-1919)指出文学的“进化”并不简单：“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直，由深趋浅耳。”中国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语言愈来愈浅的过程。上古文字力求简直，东周之后文字渐繁，到六朝有了“文笔之辨”，宋以后儒家语录兴起，元代盛行词曲，语言与文字渐渐合流，小说也由此而兴。“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注：刘师培《论文杂记》二，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他对文学发展的设想是：“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同上）俗语文学只是用来开发民智，他心目中真正的文学，还是文言。因此他的文学史观，还是处在新旧矛盾之中，对从文言到俗语的“进化”是有保留的，“进化”的“公理”，并没有与他的喜好融为一体。刘师培论文学史喜欢以“子部”分类，论述文学流派，各个朝代的风格。“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六朝之势，崇尚老庄，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隋、唐以来，以诗赋为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说家言。宋代之儒，以讲学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时，学士大夫多报雄才伟略，故明末之文，多纵横家言。近代之儒，溺于笺注训诂之学，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同上）他的论述虽不能说全面，却有他的独到见解，在清代独树一帜。刘师培论文学史注重分析，有逻辑推理，其中也可看到近代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除了重视时代的影响，刘师培也重视地域对文学史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纪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国粹学报》第一年9期，1905年。）他的这一论述，显然受到丹纳环境地域影响艺术发展说的启发。它成为后来讨论“南北文学不同”的基础。
在“进化论”逐步占统治地位之时，章太炎(1869-1936)出来反对“进化”、“进步”观念，提出了他的“俱分进化”说。章太炎的理论武器是佛学和《周易》，与一般复古主义者不同，他是了解西学吸收西学之后，最早看出“进化论”弱点的学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主张多元主义，对强制性的竞争有着天生的反感。他认为进化论描绘的进步蓝图只能是一场骗局，因为人类社会永远有善恶存在，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进化与退化同时存在，“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注：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他的论述无疑在“进化论”的乐观主义预测上浇了一桶凉水，他早就发现“进化之恶，又甚于未进化也”。（注：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欧洲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章太炎认为：凡文字写于竹帛之上的，都是文章，也就是今日所说的文学。（注：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因此他实际在研究中国文化史，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之中的。如他论桐城派诗说道：戴震入四库馆，受到士大夫们推崇，“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词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为被轻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可以批评他对桐城派的论述带有偏见，但是他眼界很宽，视野极大，在整个文化背景中论述文学往往具有别人从未提过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是章太炎论文学史的特点。他还常常做一些中外文化的比较，如他在论述希腊文化发展的“秩序”之后，“征之吾党，秩序亦同。夫三科五家，文质各异，然商、周誓诰，语多磔格；帝典荡荡，乃反易知。由彼直录其语，而此乃裁成有韵之史者矣。”（注：章太炎《检论》卷四，《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这是因为我国“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意者苍、沮以前，亦只有史诗而已。下及勋、华，简篇已具，故帝典虽言皆有韵，而文句参差，恣其修短，与诗殊流矣。其体废于史官，其业存于朦瞽。由是二《雅》踵起，借歌陈政，同波异澜，斯各为派别焉。”（注：章太炎《书》重订本，订文第二十五，《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由此可见他也是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并且相信人类的历史有共同的规律。他关于史诗的产生、早期史官纪事在文体上的特点等论述，对于《书》、《诗》起源及特点是很重要的。只是章太炎的主要精力在文化史研究，对文学史研究较少，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学史学观念。
在晚清，对文学史学贡献最大的，还数王国维。王国维是当时极少数真正了解西方美学的学者之一，最早提出文学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他又不盲从于西学，主张“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中西之学应当互相推动。（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17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版。）在中西会通的追求下，王国维得到了许多不同凡响的结论。
首先，王国维继承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看法，发展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本。）如果说前人也曾提出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王国维的发展是解释了为什么。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诗蔽而有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知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之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同上）这就解释了“文以代变”的原因，这是从文学内部的发展需要来解释的。这也意味着，就某一文体论，是今不如古，但就各种文体论，文学还是发展的。王国维无疑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如他论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至叙事的文学，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注：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2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版。）但是他并没有像梁启超等人那样，简单地用“进化论”来套中国文学。他一方面肯定《红楼梦》的价值，元曲的历史地位，看到梁启超所说的文学进化向俗语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天才论”，“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版。）“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文学小言》，同上）这就明确了文学的价值不能由简单的“新”与“旧”来划分，而必须真正按照美学标准衡量。这就做到了一方面肯定文学的发展变化，摆脱了“循环论”；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创造，天才的创作其价值是永恒的。为文学史研究确立了新的标准。王国维也受到刘师培和丹纳的影响，用南北地域来划分文学史，解释文学巨著的出现。他认为南方人“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在理想中求安慰之地。北方人“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凭着理想与社会抗争。“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大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须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注：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版。）用南北文化的相通，来解释屈原这一天才的问世。这种研究方式与分析角度是以前罕见的，它综合了地理人文等多种因素，预示着中国文学史研究正在成熟起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树人(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兄弟，也曾经为晚清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作出过贡献。周氏兄弟是启蒙主义者，他们提倡个性解放，倡导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因此，他们批判封建文学束缚个性发展：“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糜之下，殆此事乎？”于是这些诗歌“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注：周树人《摩罗诗力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出版社版。）难以自由表现自己的情感。他们与王国维一样，主张文学表现人生，文学是超越现实功利的。只是他们更注重文学表现自由，真实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因此他们以激烈的态度，来否定传统文学。“论文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使其非然，且莫容于名教。”“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注：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出版社版。）周作人还批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不懂文学为何物，言必宗圣，“耿介于程器”（同上），鄙视戏曲小说，等等。事实上就是批判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笼罩之下的文学史观。这种对古代文学的看法实际上开了后来的五四新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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