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表现及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阶层论文,视野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称谓被用来区别于他们的父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1]。如何看待并应对这个庞大群体的心理及社会危机，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境遇，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个独特的青年阶层，其阶层固化现象已日益明显，并在其自身生活方式的一再演绎下被不断强化和稳定。这种阶层固化仅就青年群体层面来说至少体现在纵横两个角度。从纵向的角度看，代际阶层固定现象明显，所谓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相关代称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体现在横向上则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穷二代向上流动的机制十分匮乏。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阶层固化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从日常生活及社会宏观背景的双重角度审视，消费的社会分层及区隔作用显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消费社会的时代，与传统阶级分层一样，消费及其分层在形塑人们生活、决定社会关系、影响社会冲突模式方面同样重要。具体而言，消费分层在以下三方面起着作用：形塑物质生活机会、建构政治联盟、形塑文化体验和个人身份(Sauders,1986:319)。Martin King Whyte则指出，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是中国式平等主义的特征之一[2]。消费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塑造了社会分层的秩序。从消费的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脆弱性，意味着从社会宏观结构和日常生活中反思其时代的境遇。
一、宏观社会结构中消费资源配置不均衡，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
1.集体消费资源配置不均衡，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使阶层固化的可能性增强
集体消费品指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比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与私人消费品一样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集体消费品(公共产品)是国家作为公民的代理人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实现的，是政府在“市场失效”的基础上的一种“功能补位”。如，没有充足的医疗卫生设施，就难以保证劳动力的健康；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设施，就难以再生产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素质的劳动力。随着技术进步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集体消费品供给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日显重要(Castells.M,1978)。集体消费品供给过程中的社会不公平倾向及其供给的短缺直接影响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
集体消费资源一般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目前，我国既存的二元分割体制，使我国在社会集体消费，即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断裂。现有保障制度还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上更是以户籍为由将农民工排斥在外；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公共服务配置也存在不平等。许多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地方利益，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如社会救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方面以本地户籍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排斥外地农民工分享当地经济发展成果，这已经在社会阶层体系内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
“以主流阶级总是有好结局的宿命论为基础的‘富人’与‘穷人’永不平等的历史，便体现在消费层面上的社会分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体验形式则是沉重的日常生活。”[3]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难以享受体制内的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其最低生活质量往往在遭遇风险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即使近些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制定了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但是，实施效果很不理想，表现为“一低一高”。一是农民工参保率低，二是参保的农民工退保率高[4]。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政策本身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时下农民工的实际处境，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难以满足农民工大规模参保的需求。而这种在社会福利产品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起点上的不平等，它使个体或群体难以在风险社会中获得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的自我发展的公平机会，其获得财富的能力和机会也就相应降低。
集体消费品配置的不均衡，使得初始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持续存在，并可能不断扩大。因为财富分配的逻辑会通过风险及能力机制转化为资本占有的逻辑。尤其是教育这种集体消费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阶层固化效应更显突出。
2.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恩格尔系数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消费二元化区隔现象明显
精神消费主要指对精神文化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具体是指人们用于观看文艺演出和电影作品，购买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参加旅游、健身和其他休闲活动等方面的消费支出行为。就目前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实际消费支出内部结构的调查表明，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食品支出仍是他们最重要、最基本的消费，其消费结构总体层次仍低于城市居民，城乡二元消费区隔效应依然十分明显。更为突出的是，在精神消费方面，农民工(包含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差距最近10年来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总体而言，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生产和经营一线，感觉身心疲惫，没有心情享受精神文化生活。
首先，他们的生活形态十分单一，主要文化生活还是“看电视”。在被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其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活动分别是：看电视(91.7％)、聊天(84.5％)、打牌玩麻将(74.7％)，看书、读报的人占不到3％。可以说，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时间上，“电视文化”都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他形式的精神文化生活则比较贫乏。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水平低。电视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消遣，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往往以消遣娱乐为主，甚至还有一些文化垃圾，而对于时政要闻、科教节目则不感兴趣。被访的150名新生代农民工对其他的文化活动更是极少参与：其中一年中没看过电影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2％；没有参加过文化交流论坛的占83.3％；没有读过5本以上书籍的占74.1％；没有购买过10本以上书籍的占80.8％；不读书、不看报、不读文件，成了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常态。工作之余喝酒聊天是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其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他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
最后，从消费供给上看，目前还缺少新生代农民工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形式，那种既有教育意义、又能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兴趣的活动太少，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市民，缺少诉求平台和渠道，往往是在看似单纯单一的工作状态下忍受着孤独等精神痛苦。这种消费二元化区隔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本身变成了一种身份表征及身份区隔的内在机制，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脆弱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消费层次化明显，整体精神生活分化并解构，从而在新一轮的境况下进一步固化了其阶层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所显示出的最显著特征。目前根据他们所从事职业、拥有财富多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享有的政治权利及社会名望等差别，已经分化为新生代农民工工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工商者、新生代农民工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社会层次。这种分化内在地表达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分化、地位的分化、身份的分化，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社区性质的分化。这些阶层内部的分化，也使其消费显示出不同的层次，从而在新一轮的境况下进一步固化了其阶层地位。
从现有情况看，低收入人群可能更喜欢打发时间、便宜的消费场所和内容，处于城市消费边缘；而个体工商者中已经有一部分除了简单的日常消费，开始表征自身的新生代特征，对高新时尚消费品尤其感兴趣，以此来寻求“新生代”及“市民”的社会认同；对于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新生代私营企业主来说，其消费场所和内容逐渐与市民趋同，甚至表现出一些超前消费的特征。但总体来说，文化、精神消费还是相对较弱。而且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这种阶层解构，其自我认同和整合力降低，身份识别意识模糊，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弱化了其自组织性，从而在新一轮的境况下进一步固化了其阶层社会脆弱性。
三、日常消费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取向和行为使其成长性空间狭窄化，难以通过自身努力突破阶层固化的瓶颈
1.不良消费引发其社会支持体系弱化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领域中对社会公共性问题关注度低，加上基层组织运作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社会结构的僵化现象，使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信仰缺失，精神生活空虚，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得其在消费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其次，因信仰缺失，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理想、信念都是虚的，只有金钱才是实的。因而，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心目中，他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变得异常模糊，他们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中都存在不惜破坏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不惜采用不当手段牟取私利等行为[5]。甚至很多人为了牟利，跨越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其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不良风气驱使，流连于色情表演、黄色书刊、不健康音像制品等。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不惜拿出手中仅有的一点钱财，参与到赌博中，甚至铤而走险走上抢劫、偷窃、凶杀等犯罪道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正是在这些现象的整体驱使下集中受到社会的质疑，其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支持体系弱化。其在社会流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因此也更难获得社会认同和声援。这是典型的因自身行为而引致的社会排斥效应。它在更深一层的社会机制层面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发展的障碍性壁垒。
2.消费本身产生自我排斥效应和阶层固化现象
(1)城市相对乡村的结构性优势使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成为一种代理消费，进一步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主体地位
首先，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作为二等公民出现的，农村则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底层。潘毅等学者甚至认为，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其阶级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从诞生伊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之所以长期维持，根本上是它有利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需要。农民工这个称呼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意味着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同时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们像历史上所有工人一样在城市中参与生产，却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工人。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挤压下，他们“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郑杭生，1996)。因此，在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新生代农民工都难以投入到较大范围、较大规模、较高层次的消费活动中。即便参与进来，其消费也往往以城市居民主体视角为转移，随着城市审美观点的变化而变化。而对城市文明及市民生活方式的礼赞是建立在对农村或新生代农民工异化的规定之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消费因此实际上也表现为一种变相的代理消费。新生代农民工为获取发展性社会认同，往往都不惜成本，并忍受身心痛苦去迎合、追赶一个接一个所谓的由城市创造出的时尚潮流，以符合某种看似合理的社会消费观。新生代农民工在这种看似自觉自愿的消费中异化，其消费主体性或社会主体性都被严重削弱，甚至消失殆尽，其从消费角度建构公共性的内在张力也随之走低，这使其难以形成以自身为主体的文化诉求和张力，其自身所在群体的文化主体性也难以真正获得增长，社会话语权走低。
(2)非理性消费及越轨消费使自身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
虽然大部分村民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商品，消费观念变得越来越理性了：即使当他们在商店看到特别喜欢的商品时，也有73.1％的人会选择“考虑有需要后再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把每年的收入除了用于扩大经营规模、争取更大的发展外，居于第二位的便是投资教育。许多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反对结婚收、送彩礼，把置办彩礼的钱用在学习开车修车、美容美发、裁剪缝纫等适用技术，学习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上，或到城里去进行小本经营活动，为婚后的生活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同时，消费观念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也极为盛行。
一是过度节俭。一直以来，节俭被农民认为是消费第一原则，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再加上实际生活中天灾人祸及生老病死等不确定情况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其他正常消费支出，强化了其消费的谨慎性心理，其消费就会出现过度节俭的特征。而过度节俭的消费观念必然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甚至是以健康作为代价，产生所谓“节俭悖论”，不利于其身心的长远发展。二是炫耀攀比。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平时日常消费非常节俭，但往往迫于社会压力，大铺大摆，大吃大喝，高额消费。这使一些低收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堪重负，陷入贫困。三是不健康消费方式流行。如赌博消费、封建迷信消费、人情消费名目种类繁多，许多农民工出于空虚或者社会资本积累的心理进行投资，在人情消费领域造成了巨大浪费，也使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堪重负。诸如此类，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没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年轻人甚至从“月光族”日益演变为“月光族”和“啃老族”融为一体的“月老族”，不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困扰，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此生活，如此消费，不仅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反而造成了其他社会的负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主体性及内在性降低甚至消失，其消费本身产生自我排斥效应和阶层固化现象，自身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其社会阶层及地位被一再固化。
3.消费虚拟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行为脱离现实，社会实体网络体系衰落，社会流动机制的现实性遭遇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基本上是被称为“网民”的一代。加上社会生存压力，社会归属感的降低，网络新媒体强大的吸引力，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潜在动员能力不可小视。但正是网络生活这些被堆砌起来的优势，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丧失了对现实生活和现实交往的兴趣，社会交往范围狭窄，组织化程度低。在今天这个陌生人社会时代，以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生活和交往已经难以使其获得真正的社会性成长。这种封闭的社会关系网络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和城市的生活世界隔离开来，阻碍着他们接触、吸收城市文化、价值观念，难以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中；同时也使他们更多追求一种非正式的保护，抱团结帮现象严重，而很少参加党团和工会等正式组织活动，社会关系网络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社会发展空间缩小。在这种情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借助社会机制维护自身权益，发展自身自组织能力，建构自身主体性的现实能力实际上不是得到了加强，而是被一再削弱。任何一种虚拟网络中的力量，实际上不过是现实力量的一种外化而已。可以这样讲，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虚拟性导致其社会实体交往网络体系的衰落，其社会流动机制的现实性遭遇挑战。
总体说来，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在消费的宏观及微观层面都已日益充分地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事实具有很强的建构和解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加强自身消费主体意识，注意从消费生活方式的角度促进自我内在性发展能力的提升，形成相应的群体社会责任和共同体意识，加强消费公共性机制，促进自身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尤其是实体社会网络体系的建设，才能真正打破其在社会流动中遭遇的结构性壁垒，改变其在城市中移而不入的状态，使整个社会对其身份和生活产生认同。如此，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融合发展，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