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传导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因素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缓解通胀压力是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即使是面对2013年下半年较低的通胀率，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提出上限防通胀的政府政策目标。学术界也担心高通胀会再次来临，并着重强调宏观政策应警惕通胀抬头。政府和学术界担心高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给中国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国际因素是通过何种传导渠道最终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哪些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有助于准确判断中国近期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有助于准确认识隐藏在通胀波动背后的国际传导渠道和传导效应。从近期中国经济实践看，不同时期中国所实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外需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不尽相同。例如，21世纪初期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强调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需萎缩和出口增速的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注重刺激内需和对外投资。中国这种对内、对外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显著改变国际因素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并由此改变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因此，准确揭示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还需要针对中国这种经济转型特征。本文将扩展Gamber & Hung(2001)的研究框架，分析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传导渠道的非线性转换，基于此提出非线性动态因子模型，研究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传导效应。 传统经济学主要是基于国内因素解释通胀的形成，但自21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欧新兴市场国家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经济学家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作用机制。梳理相关国际文献，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可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类研究文献强调外部因素通过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渠道而形成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国内通胀形成的传导效应。Rogers(2007)研究国家间市场一体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发现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上升，国家间贸易商品价格的差异也随之产生非线性变化。Borio & Filardo(2007)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国际因素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效应发生非线性改变，国际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变得更重要了。Sbordone(2007)认为随着贸易商品数量的增加，企业定价的行为将产生变化，由此导致通胀对边际成本的响应发生结构变化。Tang(2010)的研究表明，全球化对一国价格水平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全球化既可能使得国家间商品价格趋向于收敛，全球化也可能因产品质量差异、消费者搜索成本和跨国公司定价行为等多种因素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的价格差异长期存在。第二类研究文献关注众多国际因素中的某种特定因素，如汇率冲击、石油冲击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效应。McCarthy(2007)对一组工业化国家的数据研究后发现，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汇率冲击对国内生产价格指数仅有适中的传导效应。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冲击对通胀的传导效应也随之产生结构改变。Mwase(2006)使用坦桑尼亚的数据研究了汇率变化对国内通胀影响的结构变化，发现汇率对通胀的传导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了，下降的原因部分归因于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但随着近期进口商品数量的增加，汇率对通胀的传导效应得到增强。Mishkin(2008)发现在货币政策不稳定的国家，国内通胀率与本国货币贬值高度相关；而在货币政策稳定和可预测的国家，国内通胀率与本国货币贬值相关程度较低。Chen(2009)的研究表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而有非线性。Galesi & Lombardi(2009)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有直接的影响，但对新兴经济体通胀的影响较小，食品价格上涨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三类研究文献综合考虑了多种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Duma(2008)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国外冲击(汇率冲击、石油冲击、进口价格冲击)对国内通胀水平的效应，发现国外冲击对国内通胀仅有较低和不完全的传递效应。Almounsor(2010)发现，也门通胀波动的驱动因素是国际价格冲击、汇率贬值、国内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国际冲击和汇率冲击主要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机制对国内通胀形成传导效应。Mumtaz & Surico(2012)使用时变因子模型研究了一组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动态特征，他们发现不同时期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对通胀波动的重要性产生结构变化，最近十年来国际因素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比国内因素更重要。 国内相关研究基本遵循了国际文献的研究思路，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范志勇、向弟海(2006)的研究表明，国内生产者价格的短期波动主要归因于进口价格冲击，货币供应量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力要强于名义汇率和进口价格波动。朱启贵等(2011)分析了1992年以来国际油价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发现它是一个时变过程，且这个过程在1998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结构突变。陈六傅和刘厚俊(2007)的估计结果显示，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国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影响虽然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影响程度非常低。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成本推动渠道、资金输入渠道和货币扩张渠道就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途径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当前承受着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从上述文献解析可以看出，近期国际文献的主要结论为，国际因素是国内通货膨胀波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对外经济一体化程度或对外经济结构的转变，国际因素对国内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也随之发生非线性转变。这一结论对处于转型经济时期中国通货膨胀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针对于此，本文将基于中国的实际经济背景和国际文献的结论，扩展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及其机制转换。 二、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 1.基本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Gamber & Hung(2001)的分析框架，假设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p)可以看成是由人民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
)、进口竞争性商品价格(
)和其他商品与劳务价格(
)的加权平均：
这里，α，β，γ分别表示进口商品、进口竞争商品和其他商品在消费商品篮子中的份额，因而有α+β+γ=1。在(1)式中，假定
是资本成本(i)、单位劳动成本(ω)和进口价格(
)的正函数：
其中，向量z表示其他影响
的变量，进一步假定进口竞争商品价格是资本成本(i)、单位劳动成本(ω)和进口价格(
)和边际收益(λ)的正函数：
这里，x表示其他影响
的变量。等式(2)和(3)隐含地假定了价格是在长期边际成本之上加成而形成，长期边际成本是资本成本、单位劳动成本和进口投入的正函数。资本成本的增加将通过长期边际成本的增加而提高
和
。单位劳动成本(ω)和进口价格(
)的上升通过可变成本而增加
和
。对于进口竞争行业的生产者而言，他们的定价行为受到进口商品竞争压力的影响，但他们可以通过调整价格加成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λ是
的正函数。另外，当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时，进口商品竞争力上升。国内企业工人为保证就业和工资水平就必须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因此，单位劳动成本(ω)是进口价格(
)的非负函数。在上述分析框架下，影响通货膨胀的国际因素虽然包含多种，但这些国际因素最终都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对国内通胀形成传导效应。 (1)资本流动渠道。国际因素可以通过资本渠道对通货膨胀形成传导效应，对于中国，这种传导效应主要是通过资本成本效应而实现。具体而言，当中国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而国际经济位于相对萧条时期，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更强，投资的回报率更高。为寻求更高的回报率，国际资本大幅度流入中国，这种资本流动将降低长期利率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从而降低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的下降有助于刺激商业投资，从而带来中国总体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生产长期边际成本的下降。这就有助于降低进口竞争性商品价格(
)和其他商品与劳务价格(
)上涨的压力，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相对较低的利率、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国际市场流动资本充裕度也是近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利率因素看，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普遍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实行低利率。国际经济体的低利率政策使得更多的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国，从而增加国内的流动性。从汇率因素看，2005年7月开始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的重估致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随后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美元贬值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扩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引致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在当前汇率制度和结售汇制度下必然会造成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从而将这种全球流动性转化为国内市场上的流动性。流动性的过剩增加了
和
上涨的压力。随着2013年后美国经济复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以及未来加息的预期，美元强势而人民币相对走弱，国际资本将流出我国，这又有助于
和
的下降，从而缓解通胀压力。 (2)贸易流动渠道。通过贸易流动，国际因素主要由净出口效应和进口商品价格效应对中国的通胀产生传导效应。从净出口效应看，当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旺盛，中国的出口大于进口时，人民币走强。人民币汇率上升将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而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这就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减少中国商品的出口，降低中国的总需求，最终对通货膨胀形成抑制效应。从进口商品价格效应看，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可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抑制国内通胀率。为清楚这一点，由公式(1)—(3)可得：
当国际经济不景气时，进口商品价格
下降。
下降对国内价格的直接效应就是由系数
联合表示，
下降对国内价格的间接效应就是通过商品竞争途径而导致国内价格下降。这是因为进口商品变得更有竞争力了，国内进口竞争产业不得不通过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或降低他们的边际收益以提高他们生产产品的竞争性。由公式(4)所表述的间接效应就是
。由于
，因此，
下降对对国内价格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理论上都是正数。就某一时期而言，究竟是直接效应更大还是间接效应更大，则一方面取决于进口商品、进口竞争商品和其他商品在消费商品篮子中所占份额α、β和γ的相对大小，同时也取决于各种商品对进口商品价格
的边际效应。 2.模型的扩展分析 将上述模型应用于对中国通货膨胀传导渠道的分析，还存在三个明显的不足： (1)在上述模型中，α、β和γ都是不变系数，这就意味着，进口商品、进口竞争商品和其他商品在消费商品篮子中的份额是恒定不变的，这就隐含地假定了，国际经济在国内经济中的重要程度没有显著改变，这与中国的经济实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比重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也快速增加，进出口商品和进口竞争商品在国内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也随之增加。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近两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国外需求的萎缩、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的下降，中国政府转变了原有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注重刺激内需。这种对外经济结构的转型将直接导致进口商品、进口竞争商品在消费商品篮子中的份额发生改变，也就是说α和β将随着对外经济结构转型而变化。同时，进出口商品的变化还会影响其他商品与劳务价格在商品篮子中的相对比重(γ)。α、β和γ的变化将改变国际因素通过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渠道对通胀的传导效应。此外，从(4)式还可以看出，进口商品在消费商品中比重的下降(上升)不仅改变贸易流动渠道中的直接效应，还会通过缓解(增加)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生产厂商的竞争压力而改变企业定价行为，从而改变
，由此改变贸易流动渠道中的间接效应。 (2)在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力和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生产。这一方面扩大中国的生产能力、提高进口竞争商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有助于降低
、
和
；另一方面，许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的是出口外向型产品，由此导致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当前结汇制度下，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货币供给增加，这就刺激了
和
的上涨。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成本上升、经济增速下台阶，中国经济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下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也跟着下滑。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开始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找劳动成本更低的地区从事生产，这就降低了工资压力和单位劳动成本，因而降低
、
和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资本的流进与流出的变化，改变了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渠道。 综上表明，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随着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而改变，因此，本文需要加入这种非线性结构转变特征。本文使用进出口贸易额/GDP表示贸易流动的变化，使用国际资本流动/GDP表示资本流动的变化。使用主成分分析对上述两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的综合指标，由此度量中国对外经济结构的变化，本文称之为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①本文将揭示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随中国对外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具有的非线性特征。 (3)上述基本模型没有考虑到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互动与关联。国际因素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效应并不是孤立的，国际因素对通胀的动态冲击必然会引起国内宏观政策的反应，因此，对于国内通胀的动态变化，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对国内通货膨胀既形成混合的共同效应，又形成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各自的特质传导效应。另一方面，国际因素分别包含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在其内部也会形成相互影响，对通胀产生混合的共同效应和各种国际因素的特质效应。由此可见，准确刻画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还需要准确揭示由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形成的共同效应以及它们各自的特质效应。 (二)国际因素对通货膨胀传导效应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Gamber & Hung(2001)的理论可知，存在多种国际因素通过资本渠道和贸易渠道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传导效应。这些传导效应又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形成共同传导效应和各自特质效应。因子模型正是研究这种国际因素的共同传导效应和特质效应的方法。Stock & Watson(2005)的动态因子可表述为：
这里，D(L)和Φ(L)是滞后算子多项式。
是N×1的平稳向量，它是一组影响通货膨胀的国内、国际因素，也包含通货膨胀变量。
是由影响通胀的国内因素、国际因素形成的l维不可观察的共同因子，Λ是N×l维的共同因子系数矩阵。
为特质冲击，
是共同因子对应的冲击，称为共同冲击。国内因素、国际因素对通胀产生共同效应，由此形成影响因素中的共同成分，这种共同成分由共同因子
体现。模型(5)中的
在剔除了共同因子
的影响后，剩余部分就是国内、国际各种因素形成的对通胀的特质成分，这种特质成分由特质冲击
对
的冲击效应刻画。模型(6)是共同因子
的动态VAR表述形式，它揭示了共同冲击对共同因子的动态效应。共同冲击
通过模型(6)的系数矩阵Φ(L)和模型(5)中的因子载荷矩阵Λ而对通胀形成传导效应。因此，通过共同冲击和特质冲击，模型(5)和(6)就刻画了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对通胀形成的共同传导效应和各自的特质效应，但该模型不能揭示国际因素对通胀传导效应随着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变化而产生非线性机制转移特征。因此，本文借鉴Dahlhaus(2012)的思想，将模型(5)扩展为：
这里
为机制转移函数，
为光滑参数，
为阈值。
是阈值变量，它是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体现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常用的转移函数分别有逻辑函数
和指数函数
。对于模型(7)，如果转移函数为逻辑函数，则当对外经济依存度较低时
很小，
等于或接近于零0，此时称为低机制。模型(7)退化为线性模型(5)。由模型(5)的动态反馈机制揭示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当对外经济依存度较高时
较大，
等于1或者接近于1，此时称为高机制。模型(7)转换为
，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相应转换。由于对外经济依存度的变化是逐步演进的，因此，随着对外经济依存度在较高值和较低值之间连续变化，转移函数值也连续地在[0，1]之间变化，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也在低机制和高机制之间平滑转换。 三、动态因子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说明和数据处理 由Gamber & Hung(2001)可知，从资本流动渠道和贸易流动渠道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包括生产成本因素、进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投资与资本成本、资产价格、国内外货币政策、汇率因素等。根据这些影响因素，参考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本文选择了33个影响中国通胀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分别是：生产成本因素包括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国际工业价格指数，国际农业价格指数，国际金属价格指数，国际能源价格指数，国际石油价格指数，农副产品类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指数，有色金属材料类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包括：净出口，进口商品价格总指数。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速度包括：美国、欧盟区、日本、俄罗斯、巴西的经济增长率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投资与资金的成本包括：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指数，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中国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指数，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资产价格包括：上证综指增长指数，深证综指增长指数。国内外货币政策和汇率因素包括：美国、日本M2同比增速，欧盟区M3同比增速，中国M2同比增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美元指数。③ 本文使用月度数据，样本区间选择2000M1—2013M6，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CEIC，IMF，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对美元计价的净出口、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使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计价，然后将所有名义变量使用1999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实际数据。②对需要进行季节调整的序列使用X12方法消除季节影响因素。③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序列。④使用不含时间趋势项和漂移项的ADF检验对变换后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欧元区M3同比增速、净出口等变量是单位根过程。对这些变量进行差分使之变为平稳数据。 (二)共同因子数量的确定及估计 为实现前述模型(7)的估计与检验，必须首先获得模型(7)的共同因子估计结果。为此，本文首先分别对影响中国通胀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进行因子分析。使用Eviews7.0软件中的因子分析从国内因素的信息集中得到5个共同因子，记为
。从国际影响因素的信息集中得到6个共同因子，记为
。如前所述，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这就导致共同因子
和
相关。为精确讨论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本文需要将
中能够被国际因素所解释的部分剔除。为此本文应用Boivin et al.(2009)的扩展主成分迭代法估计
。具体步骤为：
(三)共同因子的估计结果 经过对共同因子F[，2]旋转后，发现第1个共同因子在国际能源价格和国际石油价格的载荷系数相对较大(0.963，0.913)，其他因素的载荷系数相对较小，因此，第1个共同因子主要代表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本文称其为国际能源因子(wny)。类似地，第2个共同因子代表主要国际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波动，称其为国际经济周期因子(wzq)。第3个共同因子称为国际成本因子(wcb)，第4个共同因子为人民币汇率因子(whl)，第5个共同因子为对外贸易因子(wwm)，第6个国际因子为国际货币因子(whb)。国际共同因子的估计结果与通货膨胀数据见图1。
图1 国际共同因子的估计结果 从整体看，图3中的国际共同因子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2000-2001年；国际经济繁荣时期的2002-2008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2008下半年-2009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复苏时期的2009下半年-2011年；2011年以后的国际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分阶段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0年至2001年的国际成本因子、国际能源因子、国际经济周期因子和国际贸易因子都有一轮明显的下滑过程，而国际货币因子却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主要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普遍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由此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通胀紧缩的主要国际影响因素是wcb、wny、wzq和wmy。2002年之后伴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石油价格、国际能源价格和国际农业价格上涨，导致国际成本因子和国际能源价格因子在2002年后较大幅度上升，并分别在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底达到局部最大值。国际经济周期因子和国际贸易因子也在这一时期呈现上升态势。与上述显著不同的是，国际货币因子在这一时期明显维持持续偏弱的走势，表明在经济繁荣时期，主要国际经济体相对收紧了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因子在2005年后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这一结果正好对应了我国在这一时期的汇率改革实践。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除国际货币共同因子外，其余的国际共同因子都较大幅度地快速下滑至低谷。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迅速推出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有国际共同因子都不同程度地上升，但国际成本因子和国际能源价格因子上升幅度相对较大。2011年后，受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洲债务危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下滑的影响，国际成本因子和能源价格因子快速下滑。国际经济周期因子和国际贸易因子也出现小幅下降趋势，但国际货币因子却在稳定中缓慢走强。这就意味着，近期中国通胀率的低位运行，国际成本因子和国际能源价格因子具有显著作用。总之，上述分析结论表明，本文估计的共同因子基本准确涵盖了影响通货膨胀国际因素的主要信息，各个共同因子的波动特征揭示了不同类别国际因素的“共性”特征。进一步地，2012年后，除whb共同因子外，其余5个共同因子都呈现下滑的态势，这就隐含地意味着，仅就国际因素而言，近期中国通胀在低位运行的可能性较大。 (四)动态因子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结果 国际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是否随中国对外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对此的准确回答应基于严格的检验。根据Dijk et al.(2002)，模型(7)的非线性检验是基于转移函数的三阶泰勒展开式而进行，也就是将指数函数和逻辑函数分别在原点进行三阶泰勒展开，并将泰勒展开式作为转移函数的近似值代入模型，然后进行检验。经代换后的模型(7)变化为：
基于模型(9)，Gonzalez et al.(2005)提出实现上述检验的LM检验统计量：
在(10)式中，
为原假设下估计的残差，
为误差项方差协方差矩阵的近似一致性估计。在检验过程中，分别将前述
代入模型(9)进行估计与检验。当原假设成立时，由(10)式定义的LM统计量服从
分布，其自由度为对应原假设中约束的个数。根据Choi & Saikkonen(2004)，本文使用一阶泰勒展开式近似代替转移函数，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表1，LM统计量值为102.7，大于自由度为45的
分布临界值67.5，拒绝
的原假设。因此，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因素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随着对外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有非线性，且这种非线性特征适合使用逻辑函数刻画。上述结论同时也印证了本文模型设定的适宜性。 (五)动态因子模型的非线性估计结果 为实现对模型(7)的估计，本文首先对样本期内阈值参数(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按照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去掉前15%和后15%的数据，剩余70%的数据区间作为可能的阈值参数区间[0.28，0.50]，在该区间的每一个格点上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7)。为节省篇幅，本文有选择性地报告模型(7)中
所对应的载荷系数。
国际共同因子涵盖了影响通货膨胀的国际因素的主要信息，因此模型(7)的国际共同因子载荷系数的估计结果体现了国际因素对国内通胀的偏效应。国际共同因子载荷系数的计算为
，由此计算得到wcb、whb、wmy和wny的载荷系数都为正值，例如，wcb的载荷系数为-0.15+0.74f，根据样本期内的f值可知(-0.15+0.74f)＞0，类似地，wny的载荷系数为(0.47+0.59f)＞0。wcb、whb、wmy和wny的载荷系数都为正意味着国际能源价格、国际成本价格、国际货币政策和对外贸易的正向变化将推动或拉动中国通胀上升，并且，wcb、whb、wny的回归系数统计显著，表明这几种共同因子所包含的国际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显著。人民币汇率因子的系数为(-0.27-0.09f)＜0，国际经济周期因子的系数为(0.07-0.23f)＜0，由此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通胀产生正向推动效应，国际经济周期繁荣将降低中国通胀的压力，但whl、wzq的系数统计不显著，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通胀的偏效应相对较弱。由于各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不同国际共同因子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各共同因子对通胀影响的重要程度。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wcb和wny的载荷系数相对较大，由此说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和国际生产成本价格波动对国内通胀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地，模型(7)非线性部分的估计结果揭示了国际共同因子对通胀效应随着对外经济结构的改变而变化的特征，因此，模型(7)非线性部分的载荷系数符号揭示了这种变化的方向。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因子的符号为负(-0.09)，表明随着中国对外依存度的上升，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正向效应增加了。wcb、whb、wmy和wny的符号都为正号，表明随着近期中国对外依存度的下降和对外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些共同因子对通胀的正向效应相对减弱了。 结合图1中国际共同因子的估计结果，2012年后人民币汇率因子whl为负值，whb和wzq为正值，因此，这三种国际共同因子将对通胀形成推动作用。其余三种国际共同因子都为较大幅度负值，这就表明这三种共同因子将对通胀形成负向效应。由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和国际生产成本价格波动对国内通胀的影响相对更大，而whl和wzq对国内通胀的影响相对较弱，因此，仅从国际因素综合影响来看，我国近期通胀将在低位运行。 四、国际共同冲击、特质冲击对通胀的传导效应④ 本文基于模型(7)估计的阈值参数(0.368)，根据中国经济实践中阈值变量的实际值，设定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国际共同冲击、特质冲击对通胀的传导效应。本文将冲击的起始时期分别设为2007M3和2013M6。其中2007M3对应的阈值变量为0.545，它代表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程度较高的典型时期(高机制)，2013M6对应的阈值变量为0.260，代表当前对外经济依存度相对较低的时期(低机制)。广义脉冲函数的估计结果如下。
图2 低机制中国际共同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 图2是以2013M6为冲击起始点的低机制中，国际共同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其中，ny1、cb1、hb1、hl1、zq1和wm1分别表示国际能源、国际成本、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周期和对外贸易共同因子所对应的共同冲击对通货膨胀的累积传导效应。从估计结果看，1标准单位的正向成本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持续为正值，1标准单位正向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与成本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大致相同，这一估计结果吻合了经济理论。由图1中wcbs、wnys的估计结果看，2013年后它们平均为负值，这就意味在当前和随后一段时期内，国际成本冲击和国际能源价格冲击对我国通胀将形成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将持续较长时间。 国际货币共同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累积传导效应持续为较大幅度正值。这就说明，如果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国际经济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货币共同冲击将变为负值，由此将对我国通胀形成持续的负向影响。但从目前来看，除美国外，其余经济体都没有明显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迹象，因此，国际货币共同冲击未来一定时期仍可能为正向。正向的国际经济周期共同冲击意味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出中国，因而对中国通胀形成负向传导效应。从当前来看，除美国经济呈现持续复苏态势外，其余主要经济体都没有明显走强的迹象，因此，国际经济周期共同冲击将继续为负向，并通过资本渠道推动中国通胀上升，但从图2结果看，这种推动效应很弱。 正向的人民币汇率共同冲击表示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将通过资本渠道对通胀形成负向效应，人民币贬值还将通过贸易渠道对通胀形成复杂的综合影响。从图2表明，正向的人民币汇率共同冲击对通胀形成较小的负向效应。从未来一定时期看，人民币汇率可能结束一直维持的升值趋势，步入双向波动通道中，这就表明未来一定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通胀的影响将是正负交替出现。由于对外贸易共同冲击中既包含了出口因素的冲击，也包含了进口因素的冲击，因此，图2中wm1是多种传导渠道正负抵消后的综合效应。从结果看，wm1虽然为正值，但幅度相对较小。
图3 高机制中国际共同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 图3是以2007M3为冲击起始点的高机制中，国际共同冲击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其中，ny、cb、hb、hl、zq和wm分别表示国际能源、国际成本、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国际经济周期和对外贸易共同因子所对应的共同冲击对通货膨胀的累积传导效应。可以看出，图2和图3中的冲击曲线的方向大致相同，但幅度和变动特征则明显不同，这正体现了国际因素传导效应的非线性特征。但是，高机制中各共同因子对通胀的累积传导效应大于低机制中国际因素的传导效应，例如，图2中ny1曲线最高点约为0.5，而图3中ny曲线的最高点约为1.1。这一结果直观说明，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的加深，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加强了。具体来看，ny、cb、zq与低机制中的ny1、cb1、zq1的波动特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这就说明，这3种共同冲击对通胀的传导效应的非线性机制转换特征相对较弱。hb、wm与低机制中hb1、wm1有较明显差异，由此表明，国际货币共同冲击和对外贸易共同冲击的非线性特征更为显著。
图4 低机制中hlf1、mmf1、myf1和ckf1的传导效应
图5 低机制中nyf1、jsf1、syf1和jkf1的传导效应
图6 高机制中的hlf、mmf、myf和ckf的传导效应 图4—图7有选择性地报告了近期对中国通货膨胀具有较为显著传导效应的几种代表性的国际特质冲击效应。图4报告的是以2013 M6为冲击起始点的特质冲击传导效应，其中，hlf1表示人民币汇率特质冲击的传导效应，mmf1表示美国M2特质冲击的传导效应，myf1表示美元指数特质冲击的传导效应，ckf1表示净出口特质冲击的传导效应。人民币贬值可通过资本渠道和贸易流动渠道对国内通胀形成传导效应，其中，通过资本渠道抑制通胀上升，通过贸易渠道推动通胀上升。从图4中结果看，hlf1前若干期平均为负值，随后小幅转为正值并收敛于零。这就说明，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通胀形成的复杂传导效应中，初始期资本流动渠道的效应相对更大，随后贸易流动的效应相对更大。美国M2增长将增加国际市场的流动性，美元指数的下降将导致国际资本流出美国，因此正向美国M2特质冲击和负向美元指数特质冲击都会通过资本市场的传导效应推动国内通胀的上涨。图4的结果也吻合了这种理论预期，例如，图4的mmf1表明1单位正向美国M2特质冲击对通胀的传导效应在前15期主要为正值，随后收敛为零。美元强势将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对通胀形成抑制效应，图4的myf1曲线在前若干期为较大负值的估计结果吻合了这一理论预期。净出口的增加通过净出口效应导致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增加，国内流动性上升，物价上涨。图4中的ckf1表明1标准单位净出口特质冲击将对国内通胀形成持续的正向传导效应。从当前及随后一段时期看，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逐步退出，美元指数也将保持强势。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内，美国M2增速放慢和美元指数走强的特质冲击将对中国通胀形成负向传导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中国对外出口增速下降，因此，出口特质冲击也将对中国通胀形成负向传导效应。 图5中的nyf1、jsf1、syf1和jkf1分别表示低机制中的国际能源价格、国际金属价格、国际石油价格和进口价格指数特质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可以看出，由nyf1、jsf1、syf1曲线表示的特质冲击在前若干期对通胀都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传导效应。这一结果表明，石油和有色金属等国际能源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通胀具有显著的推动效应，且持续时间较长。从近期看，受国际经济需求低迷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国际能源价格指数虽反复波动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因此，这三种国际因素对中国近期通胀的上涨具有抑制效应。根据前述传导机制的分析，进口商品价格变化通过进口商品价格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而抑制通胀率的上涨，图5中jkf1曲线在前10期围绕零线上下反复震荡，10期以后稳定维持正值并逐步收敛。这就表明，进口商品价格特质冲击对通胀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 与图4和图5相对应，图6和图7是以2007M3为冲击起始点的高机制中，国际特质冲击对通胀的传导效应。将图4与图6、图5与图9相比较，可以发现，高机制和低机制中各种国际特质冲击对通胀传导效应的方向大致相似，但总体来看，高机制中的特质冲击效应相对较大。这一结果再次说明，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的加深而加强。两机制中特质冲击的具体波动特征则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高机制和低机制中特质冲击传导效应的局部差异体现了国际因素对通胀传导效应的非线性机制转移特征。
图7 高机制中nyf、jsf、syf和jkf对的传导效应 五、结论及其含义 通货膨胀的动态波动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驱动，而且还受到国际因素的传导效应。本文利用20个影响通货膨胀的国际因素和13个影响通货膨胀的国内因素构建数据信息集，使用非线性动态因子模型估计国际因素组成的共同因子和特质冲击，并进而设定非线性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刻画共同冲击和特质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共同传导效应和特质传导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 (1)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随着中国对外经济结构的改变而发生非线性变化。近期，随着我国以刺激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缓慢转型，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传导效应将缓慢地相对减弱。 (2)样本期内影响中国通胀的国际因素可综合为6个共同因子，分别是国际能源因子、国际经济周期因子、国际成本因子、人民币汇率因子、对外贸易因子和国际货币因子。国际能源因子、国际成本因子对通胀的偏效应为正且较大、国际货币因子和对外贸易因子对通胀的偏效应也为正，而人民币汇率因子和国际经济周期因子对通胀的偏效应为负，且不显著。结合国际共同因子对通货膨胀的偏效应和近期各种国际共同因子的实际运行，可以判断，仅就国际因素而言，我国通胀将在低位运行。 (3)非线性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共同传导效应和特质传导效应，本文结果表明，不同机制中国际因素的传导效应显著不同。当前，国际成本共同冲击和国际能源价格共同冲击对我国通胀将形成较大幅度抑制效应，国际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对中国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通胀形成抑制效应，对外贸易共同冲击对中国通胀形成小幅度的正向传导效应，国际经济周期共同冲击对中国通胀产生小幅负向传导效应，而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将给通胀带来正负交替的传导效应。因此，综合来看，当前国际因素构成的共同冲击将对我国通胀形成综合的抑制效应。从国际特质冲击的效应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美元指数的强势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对中国通胀形成负向传导效应。国际能源价格特质冲击、国际金属价格特质冲击、国际石油价格特质冲击和进口价格指数特质冲击对中国近期通胀的上涨具有抑制效应，但进口商品价格特质冲击对通胀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随着中国对外出口增速下降，出口特质冲击也将对中国通胀形成负向传导效应。人民币升值特质冲击将对国内通胀形成正向传导效应，但由于未来的升值幅度可能不会太大且可能转向双向波动通道，因此，由人民币波动对通胀带来传导效应的方向是交替出现的。 综合上述，仅从国际因素看，近期我国通胀快速上升的可能性很小。但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具有多变性，由此形成的共同冲击和特质冲击可能发生显著变化，这就有可能改变国内通胀的走势，其中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国际能源价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原材料价格，并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原材料价格对中国通胀传导效应较强，因此，当前防通胀反弹应着重监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原材料价格。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增加值-净出口额。因此，这里计算结果是国际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估计结果。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商务部网站。本文的通胀率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率。 ②由于经济增长率只有季度数据，因此，这里使用了季度数据代替月度数据。例如，如果某季度GDP增速为7.0，那么，这个季度的月度数据都是7.0. ③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文还包括人民币升值预期指数、全球流动性溢出指数、中国长期资本流动指数、中国短期资本流动指数。本文分别使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主要国际经济体的货币供给，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来代替。本文没有包括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文中的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中国外汇占款指数这两个变量。本文其余变量，包括美国、欧盟区、日本、俄罗斯、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净出口贸易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深证综指增长指数、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同比增速等变量是根据Gamber & Hung(2001)的理论分析框架增加的。另外，利率指数的计算是参考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文的计算方法。 ④为节省篇幅，本部分仅选择性地报告近期对中国通胀传导效应较为显著的几种特质冲击。另外，限于篇幅，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计算过程略去，如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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