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预言的民族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民族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1)09-0020-04
预言作为先民认识、掌握世界的方式，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民族的预言形态有着相应的差异。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左传》与古希腊神话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欧洲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把处于同一文化时代的不同文学典籍进行比较，以此凸显其独特的民族性，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
在预言的早期发展中，人类与神灵的沟通是极为重要的预测方式。神灵是人类依据自身生活幻化出的角色，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希腊神话与《左传》预言中的神人关系成为民族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作为神界的王者，他的王位的取得是凭借他无与伦比的神力，推翻了父亲的统治而得到的，因此他统领众神依靠的是他的神力。《伊里亚特》记载宙斯训斥赫拉的话就体现了这一状况：“闭上你的嘴，静静地坐到一边去。按我说的办——否则，当我走过去，对你甩开我的双臂，展示不可抵御的神力时，俄林波斯山上的众神，就是全部出动，也帮不了你的忙。”[1]22但是，宙斯的权威会受到其他神灵的挑战，如天后赫拉私自帮助阿基琉斯，海神波塞顿则直接对宙斯的统领地位提出质疑，认为世界是他们三兄弟共同统治而各自分治的版图，因此其他神灵在希腊神话中的作用也很重要。
因为神灵的多样存在，人们只要向天神祈祷、祭祀，就会有不同的神灵来帮助他们，如赫克托耳在受伤之后，对阿波罗祈祷，阿波罗当即为他愈合了伤口，使他重新勇力十足。但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又非常功利，很看中人们对他们的祭祀、牺牲，黄发的曼涅老就是因为没有向天神献上牺牲，天神就阻拦他返回故乡，而在他献上丰厚的牺牲之后，天神便去掉了灾难让他顺利回家了。
在《左传》中，天帝在众多的神之上具有绝对的权威，他被抹去了暴力的影子，而被涂上了更多的道德色彩，天帝虽然具有最高权威，但是，它却不会像宙斯那样滥用它的神力，它会“依德而行”。在《左传》中，天神则不是很看中祭祀，“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2119。天神不是很看重祭品，只要是有信义、有虔诚之心，即使是很微小很破旧的东西也可以作为祭品。但是，在《左传》中，天神却又是威严的、高高在上的，天神在人们看来是很神秘的，“在周族成员观念中，天帝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极其遥远的，不但平时无缘相见，就是在梦中也难睹尊容。”[3]因此，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庄重、严肃的，天神是一种道德主体，“神福仁而祸淫”[2]675。如果做了坏事，即使给天神再多的祭祀品，天神也不会赐福的，“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2]209虞国国君以为“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2]255，以为自己以丰盛的祭品献给天神，天神就可保佑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事实上却因不修德、不爱民而导致灭国。
与此相关，希腊神话中预言的发出者有神、预言家、巫师，其中大多数预言都是神灵直接发出的，这是神意的直接体现，中间不需要媒介，即使是预言家和巫师，也与神灵有一定的关系，如伊德蒙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摩普索斯是安皮克斯和神女克洛斯的儿子，他们都善预言，他们的预言本领都是神灵直接赐予他们的，所以他们的预测行为本身也是神意的体现。《左传》中的预言也有由巫、史之类的人发出的，但是这类人是作为当时文化的掌握者，对于天意作出的预测，多是通过一定的占卜、天象知识来实现的，是人意对于天意的把握，他们只是天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媒介。《周礼·司巫》载“掌巫降之礼”，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引惠士奇语：“司巫与神通，故掌下神之礼，楚人名巫为灵，言灵降其身也”，在中国，巫人是人们中间的杰出者，是善于领悟神灵旨意来预言未来的。可以看出，希腊神话中的神人关系是比较直接的，而《左传》中体现的神人关系是间接的。
做出预言要有一定的依据，《左传》预言有理预言与非理性预言两类，与希腊预言中的单一预测有很大的区别。
希腊神话中情节的发展依据的是神意，因为神意要如此，其间并没有多少原因可言，神灵可以依据自己的好恶而人为地为人物设置一些灾难或提供一些帮助，“如果我们打开荷马神话，我们很难找到一件重要的事不是用神旨或实际的神助来解释清楚的”[4]224，人在神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做的只是企求神灵的赐福。神对人们命运的预测，并不是由于人的作恶或积德，在希腊诗史中，虽然也有人们的抗争，但是，他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带有一种随意性，随神意而动，奥德修斯弄瞎了波塞顿的儿子的眼睛，为此，波塞顿向宙斯请求给奥德修斯增加一些磨难，以致家园近在眼前，而奥德修斯又备尝艰辛。
《左传》中的预言也有依据卜筮或天象分析得出一些神秘预言，但是在这其中却体现了人的作用，卜问吉凶不再单纯地由天神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讲多是自己的行为所致，吉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人物命运发展的必然，或依礼尊德爱民，或违礼弃德虐民，不同的表现必然导致不同的命运结局，这是有章可循的。如昭公十二年，南蒯遇到大吉之卦，但是子服惠伯却以为南蒯叛乱之事非忠信之事，则即使遇到吉卦也是无济于事，终究还是会败亡的。《困学纪闻》卷一引《正蒙·大易》篇：“《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样就包含了一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左传》中，它强调的道德观念并不是单纯血亲意义上的家庭关系，它更多表现的是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伦理，强调家族中不同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是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统一，由这种关系扩而大之，“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族化之”[5]。
《左传》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其中的预言有很多都是根据伦理道德而生发的，因违礼丧德而不终或因尊礼养德而有后的人比比皆是，在希腊神话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种因果报应的描写。在《奥德塞》中，阿佛洛狄忒和战神阿瑞斯偷情，被众神看到，但是，在文中却看不出丝毫的责怪之意，只是被众神看作是一场类似于欢乐的打趣场面。在《伊里亚特》中，海伦因跟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而引起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人们对于海伦还是极为同情的，他们认为海伦的私奔是神灵指引的，卷三记载普里阿摩斯说：“过来吧，亲爱的孩子，坐在我的面前，看看离别多年的前夫，还有你的乡亲和朋友。我没有责怪你；在我看来，该受责备的是神，是他们把我拖入了这场对抗阿开亚人的悲苦的战争。”[1]65最后他的前夫墨奈劳斯也原谅了他。神话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虚枉”形式的反映，希腊神话是以希腊社会为题材的，我们从希腊神话中自然可以探求到当时希腊社会风俗的真实情况。在希腊神话中充分展示了人的自然性，“希腊的初民强调人的个性的发展，充分满足人的欲望，他们歌颂冒险，追求物质与肉体的欲望的满足”[6]，希腊神话中有关神灵欢娱的性爱场面的描写，反映了希腊人对于情欲的大胆追求及独特的态度。英雄的行为也很少归结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动因，在希腊神话中不存在一种笼罩于全民之上的普遍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但是，这绝不是说希腊人没有道德观念，而只是说他们的封建道德意识比较弱，他们的道德意识是笼罩在神意之下的原始道德意识。“我们固然也看到许多罪行，如弑母、弑父以及其他损伤家庭之爱和虔敬之类恶事也经常用作希腊艺术的题材，但是这类罪恶不是作为单纯的可怕的凶恶行为，也不是最为所谓命运的无理性所产生的貌似必然的结果，而用到艺术里来的；在希腊艺术里，如果人们犯了这种罪行，他们往往是秉承神的意旨或是得到神的保护，所以这类行为每次都被表现为从某一方面看实际上有理由可辩护的。”[4]249
希腊神话与《左传》同是以战争为自己的主要题材，在战争描写中也都穿插有很多的预言描写，但是由于写作目的不同，各自的预言在战争描写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及应用。中国一向有着重史的传统，左丘明在自己的著述中也要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社会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在战争的预言中，作者多是写战前敌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国内形势、主将的品行等等，如《左传·定公五年》：
楚子入于郢。初，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曰：“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2]1640
斗辛从吴人“争宫”，就看出吴军将领不和，因为“不和不可以远征”，所以他预言吴军必定会发生内乱，其结果只能是撤军回国，不能平定楚国。斗辛见微知著，内乱焉能对外，二者有必然的联系。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2]406
王孙满由秦军路过周王城北门的态度，便断言他们必将遭遇战败的厄运，因为轻佻就会缺少智谋，无礼是狂傲的表现，狂傲就会轻敌，这二者都会大大削弱战斗力，王孙满预言秦军因“轻而无礼”而失败，有其一定的道理。“《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必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所以然处着笔。”[7]而在希腊神话中，写的多是神谕决定战争的过程及结果，如阿基琉斯在战前即被雅典娜等神灵预言了死亡。
预言在《左传》与希腊诗史中都出现了，并且都应验了，但是前者的应验重在强调得出这种预言的必然性，而后者则重在强调神意的灵验。
为了能更好地表现预言的可行性，先民经常会选取一定的物象来进行说明。如此一来，先民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事物便成为极为重要的表现对象，基于不同的地域环境，希腊神话与《左传》预言在对物象的选择与阐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希腊神话中的物象多是鸟类，如阿伽门农在率领军队出发之前，天上降下预兆，两只大鹰出现在天空，要捕食一只怀胎十月的兔子。鹰代表国王，兔子代表特洛伊，这就注定特洛伊要像兔子足月分娩一样在第十年陷落。希腊神话中的预兆，有许多是由鸟类得出的，希腊人特别相信鸟兆。《左传》中的物象则多是怪异现象，如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庄公十四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这些现象多是自然或天象的反常变化，与灾异联系在一起的，便生发出种种预兆来。
择取物象的不同，与各自的社会自然环境有关系。希腊是一个环海的贸易与航海比较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农业国家，因此，他们对于自然事物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希腊人对于经常出现的鹰等鸟类有较大的兴趣，中国人则对于自然天象比较关注，由于对天象观察的重视，人们在早期就积累了大量的天文知识，“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谣也。”[8]在春秋时代，人们对于天象的观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有了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而且，“据统计，《春秋》一书对于日食的记录在二百四十二年中就有日食三十七次，其中三十次已经证明是相当可靠的”[9]，因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早期就特别重视天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天人感应，中国的古人对于天象的研究是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种体现。清代的钱大昕就说过“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10]，与此相对，希腊人对于自然天象的观察，则主要是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他们把在天象观察方面得到的经验，更进一步运用到科学的发展之中，而不会从天象中为其统治寻求支持。
在物象寓意的阐释方面，《左传》与希腊诗史都用了象征手法，但是希腊神话中的象征还是比较单一的，仅仅是根据预兆，通过直观联想和想象得出的，在《左传》中这些象征就显得复杂一点了，占筮中的象征，是中国预兆和想象特有的依据，通过灼烤出现的龟甲裂纹与蓍草不同的排列，得出不同的解释。在对梦的解释中也搀杂了中国特有的认识，如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2]750这里边有着中国人对于天象的理解与联想发挥。
《左传》与希腊神话预言，在具体运用上，有种种不同，这些不同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而民族差异当是其中较为重要的方面。
《左传》写作的时代，希腊还处于兴盛的奴隶制时期，而中国则早已地进入了封建时代，“其特征是生产力相对的低、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发达，有着浓厚公社残存；城市和农村不可分离的统一。在这一点上，它与建筑在土地私有制的，以城市与农村的分离为基础的‘古代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有着不同的特征”[11]，正是这种早熟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使得中国在进入封建社会时拖了一条“宗法制的尾巴”，思想虽然有一定的“超前性”，但也保存了较多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残余。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决定了预言存在着不同的特点，打着不同社会意识的烙印，也就是具有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制约的，希腊的奴隶主与中国的封建主自然是不同的，“西方奴隶主阶级讲暴力、掠夺、享受、纵欲，崇尚勇武、健美”[12]，而封建主在封建宗法制的制约下，其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伦理道德和宗族观念。因此，希腊神话中的神是暴力神，预言的得出也缺乏道德依据。而《左传》的预言则多是据伦理道德观念得出的。
经济基础的不同，反映到政治制度上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对文学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希腊实行的是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制，希腊人生活于多岛的海洋型环境中，海外工商业贸易很发达，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进入奴隶社会时很快地冲破了原始社会的血缘纽带，而中国在春秋时代仍残存着以家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宗法分封制强调各个宗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如《左传·昭公六年》的一则记载：
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曰：“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2]1279-1280
华亥由于失去宗主，失去庇身之主，对别人没有什么益处，别人便会轻贱他，左师由此做出了华亥必然逃亡的预言。可见，宗法制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之大。宗法制强调把各个社会关系统一在宗法伦理关系之下，从家族的孝悌到国家的忠信，都是在伦理观念支配下的。
《左传》与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各有特色，究其原因，除上述外，还因各自的体裁有所不同。《左传》是一部史书，预言是史官记载史实提供历史借鉴的一种方法，是为“劝善惩恶”服务的，它的中心是历史与伦理。希腊神话中的预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方法，是为人物形象塑造服务的，它的中心是人物与审美。因此，其中的预言的侧重点就有了迥然的不同：一是侧重于预言的教化作用，一是侧重于预言的审美作用。《左传》史著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了预言的民族特色，使《左传》中的预言，主要表现为多讲究伦理道德，多讲求天人之间的感应。
(本文系笔者2006年曲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左传〉预言研究》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