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学引进传播学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述评论文,学理论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或交流）现象的新兴学科。它孕育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共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号称传播学四大先驱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卢因，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五十年代，新闻学者，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将不同领域的传播理论整合，形成至今仍居主流的施拉姆学派，传播学正式诞生。
与之有着共同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与自己的特殊关系，并从中得到启迪。一般认为为图书情报学最早引入传播学理论的是谢拉，他的社会认识论以及由此引出的信息交流说，直接借鉴了传播学的相关原理。这一过程几乎与传播学的孕育与产生同步。此后的各种交流说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受到了传播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的图书情报学研究对于传播问题的探讨呈现日益深入、广泛的趋势。
传播学大规模地正式引进我国始于1982年5 月施拉姆对中国大陆的访问，此后开始出现大量的传播学介绍性文章。1983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内地第一部介绍传播学的论文集《传播学（简介）》，这一崭新的领域立即引起了图书情报学界一些敏锐之士的注意，例如黄纯元1983年在《情报学刊》上发表了论文《传播学和情报学》。我国交流说的代表人物周文骏在其1984年完成的《文献交流引论》一书中，便明确地将传播学加以比较。此后，对传播学的引进随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进步而迅速发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83年以来，发表在我国图情刊物上的传播学论文，以及明确包含传播学概念与原理的图书情报学文献学论文超过八十篇，图书情报专著中涉及传播学内容的也逐年增加，并在九三年后几成漫延之势。有关研究的方式方法有以下五种。
1 学科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引进的前提。目的是对双方的研究对象、渊源、范式、特征与应用相互对比，找出其共性和差异，从而发现联系的切入点及超越双方更本质的规律。
1.1 传播学与情报学
黄纯元认为两学科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首先，从学科产生来看具有共生性。都是第三次传播革命的产物，而且是这一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正反伴生影响的产物，即传播正面影响导致传播学的产生；传播的“异化”，即情报爆炸带来了情报学的崛起。其次，在学科内容上相互交叉渗透重复。他依据传播学“5W”模式，把情报学研究内容归纳为相应的五个部分，在此他实际上将情报系统作为一种传播系统来看待。最后，在未来发展趋势上两学科也是趋同的。他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引人深思的。
B ·鲁宾认为情报学和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所关注的焦点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是情报的生产、组织、传输、存贮、管理和使用等相关活动。同时他又认为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式存在着差异和对应之处。例如在关注对象的焦点方面，传播学关注着传播意义建构的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社会实质；而情报学关注于情报传输，并在传播主客体相互作用问题上持有工具主义和理智的态度，同时更多地关注于文献和系统情境。在交流的代码／渠道方面，传播学强调人际和技术中介的渠道，语言和非语言的代码；情报学重点在于媒介渠道（主要是大众媒介）和视觉代码。在系统／网络方面，情报学强调可管理的正式系统，而传播学考察的是目的多样的非正式结构化系统，笔者认为即分别是指受控系统和非受控、半受控系统。此外，情报学强调结果、传输、存检、系统设计的测度和评介等工程、事理意义的问题，而传播学广泛地考察相互作用的有目的、无目的的结果和后果。笔者认为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情报学与传播学学科渊源的差异。
1.2 传播学与图书馆学
赵成山发展谢拉的观点认为，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主体大众传播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他总结的共同点包括：同属信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传递一般过程和要素基本相同，面向社会公众，间接交流和以书本、电子为媒介。两者根本的差异在于图书馆学以接收者为中心，大众传播学以传播者为中心，具体在传递内容、时间和方式方法上也有差异。他在这里实际上是认为图书馆与大众传媒并列地同属社会公众传播系统，彼此存在相互借鉴的关系。这一说法较有代表性。
2 传播学成果利用
就目前而言，将传播学中的原理、概念直接引入到图书馆学科中来为我所用还不是很深入，尽管也不少。引进的内容主要包括传播模式、传播要素、传播学理论框架、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分析、传播职能等。主要形式有三种：
第一，从传播学获得启示，构建图书馆学理论基点。八十年代后期，学界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实践脱节，而应用研究又缺乏理论依据的现状而困惑，于是宋继忠、周庆山等人把眼光投向了传播学。周庆山排除一些特殊性的传播系统模式，从奥古斯德的人类传播系统模式引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双重模式，即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使图书馆学基本原理出现分野。内在机制是原理部分，在宏观上表现为“信息源→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媒介→受传者→反馈→”。标志着传播理论的渗透与演进，外在表象是在微观上表现为具体图书馆收集、加工、整理、流通、阅览、反馈的模式，是原理模式在社会系统中的放大。同时，他声明尽管该理论模式直接利用传播学模式成果，但却仍然是建立在图书馆学文献信息理论基础上，与传播学是有区别的，因而不属于交叉研究。
第二，从传播学模式中探索图书情报系统中信息情报传播的模式与实践。传播模式是传播学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例如方舟的图书馆文献信息三循环圈模式，刘东维等的利用报纸这一大众传媒进行情报传播的形式，以及张珠圣提出的正式口头传播模式，如信息交流发布会、信息沙龙等。
第三，图书馆传播效果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利用传播学相关原理，特别是以“5W”模式为基础，对图书馆传播的主体、受体、渠道、效果、环境等进行分析，找出其特点、影响因素和提高传播效果的策略与途径。
3 交叉研究
那些试图从传播学中找到本学科理论基点的人是学科交叉研究的先驱，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对交叉地带进行系统研究，主要的代表是黄宗忠的文献信息传播学和周庆山的文献传播学。由于他们都是以传播学理论框架为参照，全面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在内容方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下面主要简述他们的差异之处。
3.1 黄宗忠：文献信息传播学
代表性的表述为文献、及其学科的相关论述。黄宗忠先生注意到这一新领域并不奇怪，在完成他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发行学及档案学的上位学科“文献信息学”的架构之后，将文献信息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与特定文献信息学的交叉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就是说，这一学科不包括文献的产生和人际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具体而言就是指上述学科的读者工作、用户研究、开发利用等部分，在后续的论述中往往忽视掉图书发行部门。他的信息传播体系为：自然传播、生物传播和人类传播，而人类传播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传播，其中正式传播又分为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文献信息传播。这一体系观融合了传播学和情报学的分类思想，在该学科体系架构上则完全采用了他所擅长的层次系统思维：理论、技术、应用三分法，这与他的图书馆学体系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黄宗忠先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有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倾向，是站在图书情报学的立场上探讨其中的传播问题。其观点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一，文献信息传播学是文献信息学的应用分支；二，图书情报学包含有传播以外的研究内容；三，图情机构的文献信息传播是传播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分支。
3.2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
代表文献为专著，该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文献传播的人文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因而其起点应为1994年。作为周文骏先生的弟子，作者的观点带有强烈的交流说烙印。他首先认为图书情报机构是以文献为工具的传播机构，因而文献传播学是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传播学的分支而不是图书情报学的应用分支，从这一点看，他可以说是完全跳出图书情报学，站在传播学的立场上反观原来的学科，这里似乎隐含着一个倾向，即图书情报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因此，周的理论体系基本上表现为传播学的形式，研究内容也比黄宗忠的体系增加了社会、人文方面的问题，并以阐释学作为理论基础。在文献传播的界定上也大大扩展，包含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类型，其中公共渠道的组织传播主要是指图情档案系统，因而文献组织传播理论是图书情报学理论的基础和抽象。值得注意的是，周将大众传播纳入文献传播的范畴，而且包括了广播、电影、电视。尽管周庆山继承了周文骏的主要思想，但却有相当大的差异。周文骏的文献交流与大众传播不是一回事，而是在黄宗忠的文献信息传播概念上增加了出版系统和人际文献传播，同时将电影、广播、电视排除出文献之外，实际上是指狭义的图书传播，因而与大众传播基本上不相重合。
3.3 其它人的文献传播研究
在传播系统区分上仍然众说纷纭，较有特点的区分如：卿家康将文献生产，主要是大众传媒排除于文献传播之外，形成以文献发行、图情档案和人际文献传播为主体的文献传播，本质是选择传播。陈寿祺分信息传播为口语传播、非口语传播和文献信息传播，并认为文献信息传播是口语传播的高层次延续。较早提到文献信息传播特殊性的力浩等又认为文献信息传播从属于大众传播，属大众传播与图书情报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4 融合趋同研究
传播学如同图情学科一样，始终也存在着研究对象和领域不明确的现象，而且是不同学科融合发展的过程，如同施拉姆所说的“十字路口”。如在传播概念上出现对于Communication 翻译为传播是否确切的争执，逐步认同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实质是“交流”；传播内涵也在信息科学的强烈影响下从社会学传统的关系、意义和语义传统的符号发展到作为统一体的信息，在传播主客体的关系上，从“靶子论”到受众中心论；研究范式近来向系统研究发展，包括提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现代图书馆学的社会学、交流说两大范式都从不同角度具有着传播特色，但除了谢拉外，早期的交流说代表人物并没有有意识地将传播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也相差甚大，而社会说更是在传播学还属孕育的时期就产生了，因而趋同反映的是一种内在机制。八十年代以后，资源管理范式使图情机构完全突破了文献形式的束缚。文献传播学不再成为双方的交叉地带。情报学与传播学似乎有着更密切的亲缘关系，对于情报与信息概念的关系也长期存在争执，因为Information 这一共同的英文术语译为“情报”是否妥当的质疑最终导致国家从机构上将情报改名为信息；学科研究的重点从应用研究向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特别是社会情报交流现象的界定也脱离了科学交流的局限，甚至扩展到娱乐情报；研究范式从早期的系统工程，经过米哈依洛夫的用户研究进一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兴起的认知学、诠释学范式，特别是布鲁克斯的基本公式、贝尔金ASK理论以及德尔文的意义建构理论。
尽管学科生长的趋同很明显，但即便是那些共同的论题与范式仍然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角度，如同上述的那片树林尽管不分彼此，但仍有着不同的根。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才有融合的必要。而对于如何融合，采用什么形式仍然众说纷纭。九十年代情报学家英格沃森、萨拉塞维克等人对此均作了深入的研究，博格曼和施门特提出了范式转移、交叉、领域迭盖和共有理论四种融合模式。上述交叉研究中的文献传播理论，特别是周庆山的研究事实上正是一种融合的实践。最新的情报学专著往往在相应的章节纳入传播学的相关原理加以并置而不是改造，其中主要是传播方式和传播模式。一些图书馆学者也大量涉足有关图书馆的传播问题而不仅仅是文献传播，如传播伦理问题。此外，一些学者特别是资源管理论者企图超越双方，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整个社会信息交流处理系统，而不仅仅是在信息传递模式上罗列不同学科的模式。其中较典型的是文献。他们对整个信息产业系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卢普“知识产业”观的影响，而文献提出的信息交流的栈理论则是将图情系统视为与大众传媒相同的平行的节点。还有一种情况是把触角伸向传统上属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如广告传播。伴随着理论融合的实践，还有着实践的融合，除上述的大众传播系统与图情系统方式的趋同外，一些传播学院与图情学院合并及融合课程，甚至包括台湾的世界新闻传播学院下设的图书资讯学系。
5 引进本身的研究
主要包括引进的意义、现状、方法、渠道等，上述融合模式亦属此列。赵成山对此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认为图书馆学在突破藏书中心观、技术中心论以及纳入信息科学方面均得益于传播学的引入，二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建设也深受传播学的影响，包括从文献世界向信息世界的转变；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也得益于图书馆学，如信息处理理论等。此外他将我国的引入渠道分为间接引入（如交流说）和直接引入两种。笔者认为他有过分乐观之嫌，可能是将信息科学等同于传播学。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引入尽管日益繁荣，但却缺乏统一的行动和认识，而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这有赖于对差异的根源如情报、文献、图情系统的本质在传播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学科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是整合的前提，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比较研究和总体把握。
收稿日期：19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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