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素论文,语义论文,多功能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语言形式的“多功能性”(multifuctionality)是一种跨语言普遍可见的共时现象。研究语素的多功能性特别是“语法语素”(grams)的多功能性，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i)当两个或多个意义或功能关联一个语言形式时，如何判定这些意义或功能之间是有动因的多义关系还是偶然的同音关系？(ii)给定一个语法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在共时层面如何判定这些功能之间概念上的远近和亲疏，并据此揭示其间的内在关联？ (iii)既然共时的多功能模式是语言演变的产物，我们如何通过共时拟测和历时事实来概括这种多功能模式的演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运用语义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尝试性回答。
一 多功能语素
（一）什么是多功能语素
所谓“多功能性”，是指语言中某个编码形式（词汇形式、语法成分、语法范畴以及结构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而相关(related)的功能。语言形式的多功能性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特征，常见的多功能形式是词汇语素（实义词）和语法语素（语法词及词缀），此外，语法结构式和语法范畴也同样具有多功能性①。比如下面的(1)是多功能实义词，(2)-(4)是多功能语法词，(5)-(6)则是多功能词缀，我们将这类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功能的语素称为“多功能语素”(multifuctional morphems)。
(1)英语straight、法语droit和汉语“直”
A英语的straight
(a)［笔直'rectilinear'］a straight line
(b)［直率'frank'］straight talking
(C)［诚实'honest'］a straight guy
(d)［经典的'classical'］a straight play
(e)［异性恋者'heterosexual'］gay or straight
(f)［纯的'undiluted'］straight whisky
(g)［径直'directly'］straight to the point
(h)［直接'immediately'］straight way
B 法语的droit
(a)［笔直'rectilinear'］un trait droit
(b)［诚实'honest'］un type droit
(C)［径直'directly'］aller droit au but
(d)［右手'right hand'］le c
té droit
C 汉语的“直”
(a)［笔直'rectilinear'］马路又平又直
(b)［直率'frank'］这人很直
(c)［径直'directly'］列车直达北京
(d)［一直（持续）］游艺会直到中午才结束
(e)［不断地］冷得直哆嗦
(f)［简直］痛得直像针扎一样难受
(g)［挺直］直起腰来
(h)［公正的］理直气壮
(2)英语的to(Haspelmath 2003)
(a)Goethe went to Leipzig as a student. (direction)［方向］
(b)Eve gave the apple to Adam.
(recipient)［接受者］
(C)This seems outrageous to me.
(experiencer) ［经验者］
(d)I left the party early to get home in time.
(purpose)［目的］
(3)闽语福州方言的虚词“共
”（陈泽平2000:117-118）②
(a)伴随介词：汝着共我齐去我乍去（你要和我一齐去我才去）
(b)比较介词：福建经济共广东比固差真远（福建经济和广东比还差得远）
(c)受惠介词：我共汝洗衣裳（我给你洗衣服）
(d)（人物）源点介词：汽车是共单位借其（汽车是向单位借的）
(e)（人物）终点标记：只件事计汝着共大家讲清楚（这件事你要对大家说清楚）
(f)处置介词：我共被单拆去洗（我把被单拆去洗了）
(g)并列连词：汝共老王都是做先生其（你和老王都是当老师的）
(4)英语的may(van der Auewra & Plungian 1998:90)
(a)She deals with it as best she may.
［参与者内在可能性］
(b)To get to the station,you may take bus 66.
［参与者外在可能性］
(c)John may leave now.
［道义可能性］
(d)John may have arrived.
[认识可能性]
(5)爱沙尼亚语的伴随格后缀ga(Erelt 2008:98)
(a)伴随
Meie isagak
isimemaal
We dad:COM went:1 PL countryside
'We visited the countryside with dad.'
(b)并列
Meie Helmiga kavatseme kahasse kirjutada ühe uurimusliku artikli ESA 53 jaoks…
'Helmi and me intend to write jointly a research article for ESA 53…'
(C)工具：kirjutab pliiatsiga 'writes in pencil'
(d)方式：tuli suure kisaga 'came with a lot of noise'
(e)时间：tegi t
ra kahe tunniga 'completed the job in two hours'
(6)古英语派生后缀-er(e)(Luján 2010:166)
(a)writere 'writer'(write+-er(e))（施事）
(b)pūere 'pestle'(pūian'pound'+-er/e/)（工具）
(C)scāwere 'watch-tower' (scāwian'lookat'+-er/(e))（处所）
（二）多功能语素的两种类别
语素多功能性有两种类别：一是“多义性”(polysemy)，另一是“异类多义性” (heterosemy)。
“多义性”是指一个形式具有两个或更多不同但相关的意义或功能，这些意义或功能属于相同的形态句法范畴，具有这种多义性的语素被称为“多义语素”(polysemous morphemes)（参看Lyons1977:561; Lichtenberk 1991:476; Heine 1992:358; Taylor 1995:99; Croft & Cruse2004:111）。Heine(1992:358)认为，典型的多义性语素需满足下面的要求：
(7)多义性的特征
(a)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但相关(related)的意义；
(b)这些意义只关联于一个语言形式，该语言形式通常是但并非必然是一个词汇项；
(c)该语言形式属于同一个句法范畴(syntactic category)。
根据所关联的意义或功能的性质，多义语素可分为“词汇性多义语素”（多义实词）和“语法性多义语素”（多义虚词和多义词缀）。比如(8)中现代汉语“搞”的三种意义均属词汇范畴，故“搞”为词汇性多义语素；另一方面，(9)中现代英语of所有的意义均属功能范畴，故of为语法性多义语素。
(8)现代汉语动词“搞”［词汇性多义语素］
(a)做/干/从事：搞生产｜搞建设
(b)设法获得：搞点水来｜搞个项目来做做
(c)整治人/使吃苦头：他们合起来搞我。
(9)现代英语介词of［语法性多义语素］
(a)源点：men of the north（从北方来的人们）
(b)原因：a death of tuberculosis（死于肺结核）
(c)距离：a mile east of here（从这里向东一英里）
(d)分离：robbed of one's dignity（剥夺了尊严）
(e)材料/成分：a dress of silk（丝制的衣服）
(f)隶属/关联：the rungs of a ladder（梯子的横档）
(g)领有：a person of honor（有声望的人）
(h)包含/含有：a basket of groceries（一篮的食品杂货）
(i)关涉：think highly of her proposals（对她的提议评价很高）
(j)时间距离：five minutes of two（差五分到两点）
(k)时段：of recent years（在最近这些年中）
(1)被动施事：beloved of the family（受家人所热爱）
不过，假如严格按照(7)所概括的“多义性”的标准，语言中真正的“多义性语素”并不常见，因为一个语素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或功能未必整齐地隶属于同一个形态句法范畴。尤其是多义语法性语素，在语言中更为少见，因为几乎所有多义语法性语素都是由词汇语素语法化而来的，因此给定一个多义语法性语素，如果其最终语源成分（词汇性成分）的词汇意义在共时层面与该多义语法性语素的语法意义并存；则该多义语素的不同功能就不再属于同一个形态句法范畴。可见语素的“多义性”或“多义性语素”并不能准确地概括语言中复杂的多功能模式。
“异类多义性”(heterosemy)是“多义性”的一个特别的类，这个术语由Persson(1988)最早使用，指的是一个特定形式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而相关的意义或功能，这些意义或功能历史上来自相同的语源成分，但在共时层面属于不同的形态—句法范畴或者关联于不同的形态句法环境（参看Persson 1988,Lichtenberk 1991,Heine 1992,Enfield 2006）③。下面是Lichtenberk(1991：476)对异类多义性的经典定义：
(10)一个语源成分的反映形式具有若干源自该语源成分因而历史上相关的不同意义或功能，而这些反映形式属于不同的形态句法范畴。比如一个动词、方向小词和体标记最终都源自相同的历史来源，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异类多义性”实例。“异类多义性”这个定义也包括这类情形：一个语法反映形式在音系上可能业已弱化，而词汇反映形式则不必如此④。
根据Lichtenberk(1991)，“异类多义性”具有以下特点：
(11)“异类多义性”的特征
(a)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而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源自一个共同的语源成分；
(b)这些意义通常但非必然用一个形式来表达，如果表达这些意义的形式多于一个，那么其中必有语音弱化形式；
(c)这些意义所关联的形式属于不同的句法范畴。
比较(11)和(7)可以看出，“异类多义性”跟“多义性”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的不同意义或功能所关联的语言形式具有相同的句法范畴，而前者的不同意义或功能则属于不同的句法范畴。此外，“异类多义性”的不同意义或功能所关联的语言形式可以多于一种，而“多义性”的不同意义只关联一种语言形式。我们将这类具有“异类多义性”的语素称之为“异类多义性语素”(heterosemousmorphemes)。比如现代汉语的“得”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异类多义性语素”。
(12)汉语的“得”
Enfield(2006)根据意义所关联的形式类之间开放与封闭的区别，将异类多义性分为三类：
A开放性异类多义性(open-class heterosemy)：一个异类多义语素的不同意义所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类(grammatical classes)均属开放类(open classes)范畴，比如英语的father及汉语的“编辑”即属此类：
(13)英语的father
(a)父亲｛名词性意义｝
(b)履行一个父亲养育孩子的职责｛动词性意义｝
汉语的“编辑”
(a)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动词性意义｝
(b)做编辑工作的人｛名词性意义｝
B封闭性异类多义性(closed-class heterosemy)：一个异类多义语素的不同意义所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类均属封闭类(closed classes)，如现代汉语虚词“不过”。
(14)现代汉语的“不过”
(a)我不过只是问问价钱罢了。（限定副词；封闭类）
(b)试验失败了，不过他并不灰心。（转折连词：封闭类）
C交叉性异类多义性(cross-class heterosemy)：一个异类多义语素的不同意义所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法类，分别属于开放类和封闭类，比如现代汉语的“在”。
(15)现代汉语的“在”
(a)我在家里（完全动词；开放类）
(b)我在家里看书（处所介词；封闭类）
(c)我在看书（体貌副词；封闭类）
以上的举例和分析显示，语言形式的多功能性特别是语法语素的多功能性，确实在人类语言里广泛可见。我们的问题是：(a)假定一个语素关联多个意义或功能，我们如何确定这些意义或功能之间是“相关的”(related)，也就是说，如何断定这是“一音多义”现象而非“同音形关系”(homonymy)?(b)即使同一个形式表达的多个意义或功能之间是“相关的”，如何分析其相关性，换言之，我们如何证明哪些意义或功能是直接关联的，哪些意义或功能是间接关联的；哪些意义或功能之间的关系相对较近，哪些意义或功能之间的关系相对较远？ (c)多功能语素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多功能语素的不同意义或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演变路径演化而来的？
二 语义图模型
（一）什么是语义图模型
语义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是近年来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义学广泛使用的一种重要的语义分析方法，也是跨语言研究多功能语法形式特别是多功能语法语素的重要工具（参看Haspelmath 1997a,1997b,2003; Croft 2001,2003,2007a,2007b; Croft & Pool 2008; de Haan 2004,2010; Kemmer 1993; Kortmann 1997; Malchukov 2005; Stassen 1997;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van der Auwera et al.2004; van der Auwera & Malchukov 2005; van der Auwera and Temürcu2006; van der Auwera et al.2009; Zwarts 2010）。事实上，这种语义研究模型原本就是语言学家在多功能语素研究中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假设是，人类语言的多义形式或多功能范畴在语义关联模式上虽颇多歧异，但不同语言对应或相关的多功能形式在语义组织上一定存在相似性，也一定具有共同的制约和限制。语义图模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揭示人类语言多功能模式的殊相（变异模式）和共相（普遍特征），特别是不同的多功能模式背后的跨语言规律性。下面是语义图模型的几个关键概念：
1 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概念空间是通过跨语言比较建立起来的普遍的语义空间，是语言中特定编码形式（语法语素、语法范畴、句法结构及词汇形式）的不同功能及其相似关系构成的几何性概念网络。概念空间由节点和连线两部分组成；节点代表不同语言中对应或相关语法形式的不同功能，连线表示两个功能之间的直接关联。图1是Haspelmath(2003)构建的与格功能的概念空间。
图1 与格功能的概念空间（据Haspelmath 2003:213）
概念空间的构型(configuration)体现于不同功能在概念网络中的空间位置及连接方式。语义图模型假设，概念空间中不同功能的区域位置及连接方式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Haspelmath 2003:217-218)：任何语言的对应或相关语素所具有的功能均应在特定概念空间内占有某个区域位置，换言之，所有语言都是将其相关编码形式的不同功能映射(map)到同一概念空间之上。另一方面，任何语言中相关的多功能语素，其功能之间的关联模式均应符合这个概念空间的构型。
2语义图(sementic map)。与概念空间不同，语义图是针对特定语言而言的，它是特定语言相关编码形式的多功能模式在概念空间上的实际表征，体现的是不同语言对同一概念空间的不同切割方式。比如英语的介词to具有“方向”(Zhangsan went fo America as a student)、“接受者”(Zhangsan gave the apple to Lisi)、“经验者”(This seems outrageous to me)和“目的”(I left the party early to get home it time)等标记功能，但缺乏“谓语性领有者”(predicative possessor)、“受惠者”(beneficiary)、“外位领有者”(external possessor)以及“判决者与格”(judicantis)等标记功能。另一方面，法语的与格介词à也具有“方向”(à Leieig)、“接受者”(à Adam)和“经验者”三种标记功能，二者的区别是法语à不具有“目的”功能，但可以表达“谓语性领有者”功能(Ce chien est à moi "This dog is mine.")。据此，我们可以在图1的概念空间上绘出英语to和法语à的语义图：
图2 英语to和法语à语义图（据Haspelmath 2003:213-214）
由图2可以看出，英语to和法语à在与格概念空间上的切割方式和功能界域虽有不同，但二者的功能关联模式并未逸出与格概念空间的制约。可见语义图和概念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概念空间提供人类语言多功能语素在语义关联模式上的变异范围和普遍制约；语义图则表征不同语言对应或相关的多功能语素在语义关联模式上的变异类型。换言之，概念空间表征的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语义图刻画的是不同语言的变异模式。
3邻接性要求(contiguity/adjacence requirement)。概念空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多功能形式的不同功能在概念空间中的位置必须是毗连的。反映在具体语义图上则是：任何一个语言中相关编码形式的若干功能必须占据概念空间内的一个邻接区域(Haspelmath 2003:217)。比如图2中英语to和法语à的四项功能均彼此邻接，各自占据一个连续的区域。van der Auwera(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van der Auwera & Temürcu 2006)和Haspelmath(1997a,1997b,2003)将这种制约概括为“邻接性要求”，Croft(2001:96,2003:134)则表述为“语义图连续性假设”(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isis)：
(16)a.邻接性要求(Haspelmath 1997a:105)：特定语言的某个语法标记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
但这些功能必须在语义图上相互毗邻，也就是说，这个语法标记必须在语义图上占据邻接区域。
b.语义图连续性假设(Croft 2003:134)：任何与特定语言及/或特定构式相关的范畴必须映射到概念空间内的毗连区域(connected region)。
4 蕴涵关系。尽管概念空间是基于不同语言中实见的多义模式运用归纳法建立起来的，但概念空间上功能的构型(configuration)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universal)。也就是说，概念空间及语义图体现了不同功能之间的蕴涵(implicational)关系，据此可产生一系列蕴含共性。这类蕴含共性可以预测：若两个特定功能在概念空间上处于非邻接位置而享有相同的形式，那么该形式也用来编码上述两个功能之间的功能。设若A、B、C三种功能在概念空间上是以这样的序列存在：
(17)A-B-C
那么根据邻接性要求，我们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语言类型有：(a)A、B、C由三个不同语素表达；(b)A和B由同一个语素表达，C由不同的语素表达；(c)B和C由同一个语素表达，A由不同的语素表达；(d)A、B、C由同一个语素表达。(17)排除的一种可能模式是，A和C由同一个语素表达而B由不同的语素表达。这样，我们就可以绘制(17)预测的四种类型的语义图：
(18)
根据(17)和(18)，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A、C两种功能，那么这个语素同样具有功能B。另一方面，概念空间及语义图所体现的蕴含关系还可以让我们有效地预测什么样的多功能模式在人类语言里是可能出现的，什么样的多功能模式在语言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根据(18)，我们可以预测[AB]、[BC]和[ABC]三种多功能模式在人类语言里是可能的，但[AC]（如(18e)）这种多功能模式在人类语言里通常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语言学家将概念空间和语义图称为“蕴涵图”(implicational map)。Haspelmath(1997a:105,1997b:62,2003:232)甚至认为，蕴涵图包含一系列蕴涵共性，实际上可被视为若干蕴涵共性的缩略性表述。
（二）如何构建概念空间和绘制语义图
简单地说，语义图模型的分析程序大体有以下步骤：(1)构建概念空间：基于跨语言的比较来识别和确定多功能语法形式的不同功能，然后根据邻接性要求将业已确立的不同功能排列在合适的区域位置，并用连线将概念上直接关联的功能连接起来。(2)绘制语义图：以业已构建的概念空间为底图，根据不同语言的多功能关联模式在概念空间内切割出不同的连续区域，从而绘制不同语言的语义图。(3)分析与阐释：对定义概念空间的参数进行说明：揭示并解释多功能语素在语义组织策略和功能关联模式上的普遍特征和变异类型。其中概念空间的构建是语义图分析程序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下面结合一些例子来略作介绍。
概括地说，概念空间的构建有两个重要步骤：
(1)功能的选择。构建概念空间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种功能本身如何选定，即面对一个特定的多功能语法形式，其哪种（或哪些）意义或用法可被确定为特定概念空间的功能。通常的做法是，如果假定的两项“功能”A、B至少在两种语言里用不同的语素来编码，那么A、B就被视为真正的功能，从而置于特定的概念空间。譬如在图1的与格概念空间内，“方向”(direction)和“接受者”(recipient)被区别为两种功能，如果我们只看英语和法语，这种区分难于成立，因为英语和法语并没有用不同的形式来编码这两个功能。为了证明在概念空间上对这两个功能的区分是必要的，我们至少需要一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形式来编码这两种功能。当然，这样的语言是不难发现的：比如德语用zu或nach来表达“方向”，而用与格标记表达“接受者”(Haspelmath 2003:217)；现代汉语普通话用“到”表达“方向” （“扔到屋外”），用“给”表达“接受者”（“送给老张”）。这个程序会随着所考察语言的逐渐增加而不断重复，直到没有新的功能被发现为止（参看Haspelmath 2003:217）。
关于概念空间上功能的确立和选择，de Haan(2004,2005,2010)提出，概念空间上的功能必须具有“基元”(primitive)和“独有”(unique)两种属性。“基元性”是指功能的“不可切分性”，即一个假定的功能不能进一步切分出另外的功能。“独有性”是指编码的可区别性，即一个假定的功能至少在一种语言里具有区别于其他功能的编码形式。比如，假定A、B是两种可能的功能，如果它们在任何给定语言里总是用同一个语法形式来表达，那么A、B只是一种功能，没有任何理由将它们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功能。反之，若A、B用两个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那么它们就是“独有”(unique)的功能，即使这两个语法形式也用来编码别的功能。此外，假定有A、B、C三个可能的功能，假如发现它们在不同语言里呈现A-B和B-C的配对模式（即一个语言的某一语法形式表达A和B，而另外一个语言的某一语法形式表达B和C），那么，A、B、C应视为三个不同的功能，即使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用三个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A、B、C。
(2)功能的排列。如何将业已确定的若干功能以合适的方式排列成概念网络，是概念空间构建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总的原则是，功能的排列必须符合“邻接性要求”，即所有多功能语法语素的不同功能均须占据特定概念空间内一个连续区域。通常的做法是，在服从“邻接性要求”的前提下，通过跨语言比较来确定哪些功能是直接关联的（有连线连接），哪些功能是间接关联的（无连线相连）。比如，假定一个多功能语素具有三种功能，当我们只考虑一种语言时，这三种功能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比如英语to有“方向”、“接受者”和“目的”三种功能，原则上这三种功能可以有下列三种排列方式：
(19)a.目的—方向—接受者(purpose-direction-recipient)
b.方向—目的—接受者(direction-purpose-recipient)
c.方向—接受者—目的(direction-recipient-purpose)
不过，当加进法语资料时，b这种排列方式就要被排除，因为法语的à只表达“接受者”和“方向”，并不表达“目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德语介词zu的用法时，c的排列方式也应排除，因为zu表达“目的”(Anna ging zum Spielen in den Garten "Anna went into the garden to play")和“方向”(Ich gehe zu Anna "I'm going to Anna's place.")，但不表达“接受者”。因此，上述三种排列方式中只有a是正确的，这就是图1与格概念空间中的一个子图(sub-network)。
我们（吴福祥2009）曾基于相关语言的比较构建了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的概念空间：
图3 东南亚“得”义语素的概念空间（吴福祥2009:202）
图3显示，功能(1)、(3)和(4)、(5)、(7)分别跟功能(2)（即动相补语）直接关联，而功能(6)跟功能(2)并非直接关联，(6)直接关联的是功能(5)。另一方面，功能(3)、(4)、(5)、(7)之间亦非直接关联，它们之间是通过功能(2)而获得间接关联。最后，功能(1)跟功能(2)之外的所有功能均非直接关联。
现在的问题是，图3所示的“得”义语素概念空间是如何构建的？换言之，为什么以那种构型来表征“得”义语素的概念空间？这个问题在吴福祥(2009)里因为篇幅的限制未能展开讨论，下面我们简单做些分析。
考察发现，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具有几种类型：
(20)东南亚54种语言里“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
(a) “得”义语素具备(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iv)能性补语、(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和(vi)能性补语标记等6种功能：仫佬语、吉卫苗语、京语、勉语（勉）、勉语（标敏）、布芒语、老挝白苗。
(b)“得”义语素具备(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iii)能性补语、(i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和(v)能性补语标记等5种功能：汉语普通话、临高语、村语、拉基语、壮语、傣语、布依语、水语、仡佬语、标话、畲语、傈语。
(c) “得”义语素具备(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iv)能性补语和(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等5种功能：布央语、巴哼语、优诺语、泰语、越南勉语、老挝语、高棉语、越南语。
(d) “得”义语素具备(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iii)能性补语和(i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4种功能：佯偾语、毛难语、侗语、炯奈语、普标语、回辉话、Ngeq语。
(e) “得”义语素具备(i) “得”义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和(iv)能性补语4种功能：莫语、侬语、芒语、老挝克木语(Kmhmu Cwang)。
(f) “得”义语素具有(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和(iii)能性补语3种功能：苗语（养蒿）、莽语、布兴语、Thai Neua语、掸语、Katang语、Taliang语、Alak语、Brao语。
(g) “得”义语素具有(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和(iii)状态/程度补语标记3种功能：Pacoh语。
(h)“得”义语素只有(i)“得”义动词和(ii)动相补语两种功能：彝语、傈僳语、纳西语、木佬语。
(i)“得”义语素具有(i)“得”义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iv)能性补语、(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和(vi)持续体标记6种功能：白语。
我们将上述语言中“得”义语素的功能排成词汇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东南亚54种语言里“得”义语素功能的词汇矩阵
现在根据上举多功能模式的类型以及表1所示的词汇矩阵来构建东南亚语言“得”义语素的概念空间。
首先，在我们考察的54种语言里任何一个“得”义语素至少具有“得”义主要动词和动相补语两种功能，比如彝语的
：
(21)彝语（陈士林等1985）
(a)“得”义主要动词
噫！我得了一窝鸟。(147)
噫！我鸟窝 得 了
(b)动相补语
找着了。(160)
找得 了
因为具有“得”义动词的语言，其“得”义语素并非必然具有动相补语功能，相反，所有“得”义语素具有动相补语功能的语言，其“得”义语素总是具有“得”义主要动词功能。据此，可将“得”义主要动词和动相补语两种功能排列如下：
(22)“得”义动词一动相补语
其次，当一种语言的“得”义语素具有“得”义动词、动相补语和能性补语三种功能时，在概念空司中有两种可能的排列方式：
(23)(a) “得”义动词—动相补语—能性补语
(b)“得”义动词—能性补语—动相补语
但因为所有“得”义语素具有能性补语的语言均具动相补语用法，而有些语言的“得”义语素只有“得”义动词、动相补语用法而没有能性补语功能，所以(b)应被排除。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彝语（陈士林等1985）、傈僳语（徐琳等1986）、纳西语（和即仁、姜竹仪1985）和木佬语（薄文泽2003）。据此我们把“得”义动词、动相补语和能性补语三种功能在概念空间内的区域位置排列如下：
(24)“得”义动词—动相补语—能性补语
第三，有些语言的“得”义语素（如莫语
、侬语
、芒语
）具有(i)“得”义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和(iv)能性补语4种功能，其间的排列有四种可能：
(25)(a) “得”义动词—动相补语—能性补语—完整体标记
(b) “得”义动词—动相补语—完整体标记—能性补语
上面几种可能的排列中，(d)首先要被排除，因为在所有“得”义语素具有完整体标记功能的语言中，“得”义语素一定具有动相补语功能。其次，(b)也可以被排除，因为有些语言，其“得”义语素具有能性补语、动相补语以及“得”义动词功能，但并不具备完整体标记功能，如苗语（养蒿）、莽语、布兴语、Thai Neua语、掸语、Katang语、Taliang语、Alak语和Brao语。最后，(a)也必须被排除，因为动相补语和完整体标记不仅语法意义相近，且均用于已然(realist)语境，而能性补语通常只用于未然(irrealist)语境。据此我们把这四种功能在概念空间中的区域位置排列如下：
第四，当一个语言具有(i)“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iv)能性补语和(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时，理论上可以有以下排列方式：
上面几种排列中，(a)和(b)要被排除，因为有的语言里“得”义语素具有(i) “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和(i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三种功能，但不具备完整体标记和能性补语两种功能，如Pacoh语(Enfield 2003)的boon：
(28)(a)“得”义主要动词
可见，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和动相补语直接关联，因此(c)是唯一可能的排列模式。
第五，能性补语标记功能应该跟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功能直接关联，因为在所有“得”义语素具有能性补语标记功能的语言里，其“得”义语素也一定具有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功能，而反之则不然。据此，假若一个语言的“得”义语素具有(i)“得”义主要动词、(ii)动相补语、(iii)完整体标记、(iv)能性补语、(v)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和(vi)能性补语标记等六种功能时（如仫佬语
，吉卫苗语
，京语
、老挝白苗tau），其排列方式应该是：
最后，“得”义语素的持续体标记功能在我们的取样语言里只见于白语，这个语言“得”义语素没有能性补语标记功能，可见持续体标记功能跟能性补语标记功能没有关联，持续体标记功能最有可能直接关联的是动相补语，因此可排列如下：
三 语义图模型在多功能语素研究中的功用
语素多功能性虽是一种共时现象，但它是历时演变的产物：一个语言成分在历时过程中先后产生各种意义或功能，如果这些意义或功能并存于特定的共时层面，则该语言成分就会呈现多功能性。因此对于多功能语素的研究，不仅要共时地分析不同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应历时地探讨这些功能的演化过程和路径。这就需要将语义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而语义图模型恰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一）语义图模型可以有效地区分语素的多义性和同音性
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形可以造成一个形式关联两个或更多的意义：一是前面所说的“多义性”(polysemy)（包括“异类多义性”），另一是“同音形异义性”(homonymy)。通常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前者的两个或多个意义之间相互关联，后者的意义之间没有关联。比如英语的date作为名词有“日期”和“约会”、“约会对象”等意义，这三个意义之间存在关联，因为约会通常要有约定的时间和约会对象；所以这是个“多义性”实例：
(31)英语名词date的多义性：一种发音，两种（或多种）相关的意义(Eifring & Theil 2005)
另一方面，date还有“海枣”的意义。很明显，这个意义与上述“日期”、“约会”和“约会对象”等意义没有关联：原本是两个意义不相关的词汇，偶然变成了同音形式。所以这又是一个“同音形异义性”实例：
(32)英语名词date的同音形异义性：一种发音，两种不相关的意义(Eifring & Theil 2005)
其实，date作为
还有一个与“海枣”相关的意义，即“海枣树”。所以也是一个多义词。由此可见，英语date所关联的意义之间既有多义性的一面，也有同音形异义性的一面。即：
(33)英语date的同音形异义性和多义性(Eifring & Theil 2005)
以往对于“多义性”的判定，主要标准是意义之间的“相关”(related)。“相关”有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的理解：共时的相关是意义之间概念上的联系（通常表现为具有共同的概念要素），历时的相关则是指意义之间语源相同或相关。其实“相关”这个标准并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概念上没有联系的两个意义历史上未必没有关联：譬如一个作为同音异义性广为引用的例子是英语的bank，这个词的“银行”和“河岸”两个意义在概念上似乎没有联系。但意大利语的历史研究表明，在意大利语的演变中，“银行”和“河岸”这两个意义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关联：因为历史上银行家正是在河岸边从事银行业务的。另一方面，概念上有联系的两个意义历史上未必语源相同或相关，比如捷克语的介词s 'off of'和z 'from'语源毫不相关，但在现代捷克语里二者意义相同。所以，同音形异义性和多义性，以及同音形异义词和多义词的区分，一直是困扰语言学家的难题。
但是，基于跨语言比较的语义图模型就可以对同音形异义词和多义词做出有效的区别。比如前面提到，英语to作为介词有“方向”标记和“接受者”标记两种功能，孤立地看英语，我们很难判断这两个意义之间是多义关系还是同音形关系。但图1所示的与格功能概念空间显示，方向标记和接受者标记在与格概念空间里直接关联（其间的连线表示二者意义相似且直接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实际的语言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除了英语的to，用同一个语素表达方向标记和接受者标记的语言还有：古汉语“于”、粤语“过”、日语に(ni)、法语à、西班牙语a、土耳其语e、韩语ey、毛利语ki、他加禄语sa、藏语la、Lezgi语z、泰米尔语iku、Hawai'ian语ia、Bella Coola语
、Acholi语bòót、波斯语be、Senufo语má、Ika语se
、Quechua语man、North Slavey语ts'
等。另一方面，“海枣”和“日期”或“约会”等意义用相同的形式来编码，除了英语的date之外，目前尚未见到其他语言的资料。可见英语to的方向标记和接受者标记之间一定是多义关系；相反，英语date的“海枣”与“日期”或“约会”之间一定是同音形关系。
（二）语义图模型可以直观地呈现不同功能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如前所述，多义词或多义语素之间的“相关”有共时和历时两种解释。其实这两种解读均涉及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两种模式。
(34)多义语素的两种关联模式
直接关联：两个意义具有共同的概念要素，且有直接的“语源—目标”关系。
间接关联：两个意义缺乏共同的概念要素，只是因为它们均跟另外一个意义相关，从而也获得相关性。如(35)所示：
以往对于多义词或多功能语素不同意义或功能之间内在关联的分析，往往凭借意念或主观判断来进行，缺乏可验证和可证伪的客观标准；而语义图模型就可以非常直观地表征一个多功能语素不同功能之间的远近和亲疏关系：特定的概念空间内，位置邻接且由连线相连的功能之间关系较近，属于直接关联；反之，位置间隔较远或无连线连接的功能之间，关系较远，属于间接关联。比如在图1所示的与格功能概念空间内，“接受者”与“方向”、“受惠者”、“经验者”等功能位置邻接且有连线相连，因此“接受者”分别与这些功能关系密切，属于直接关联；反之，“接受者”与“判决者与格”、“目的”等功能位置不相邻接且五连线相连，因此这三个功能之间关系较远，属于间接关联。同样，在图3所示的“得”义语素的概念空间内，“动相补语”与“能性补语”、“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完整体标记”等功能位置邻接且有连线相连，因此“动相补语”分别与这些功能关系密切，属于直接关联；反之，“动相补语”与“能性补语标记”位置不相邻接且五连线相连，因此这两个功能之间关系较远，属于间接关联。
（三）语义图模型可以部分地预测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
如前所述，概念空间及语义图体现了不同功能之间的蕴涵关系，据此可产生一系列蕴含共性。但这种共时蕴涵关系也可以有历时的解读，这就是概念空间及其蕴涵共性的动态化：不同功能之间的共时蕴涵关系意味着某个（些）功能的存在先设(presuppose)另一个（些）功能的存在；历时地解读则为：某个（些）功能的演化先设另一个（些）功能的演化。举例而言，假定存在(36)这样的概念空间：
(36)假定的包含四个功能的概念空间
根据邻接性制约，这个概念空间预测一个多功能语素X可能具有的几种多功能模式，比如这个语素可能具有[AD]、[ADC]、[ADCB]、[AB]、[ABC]、[ABCD]；但有两种多功能模式被预测为不可能出现，即[AC]和[BD]，因为A和C、B和D两组功能在概念空间内均不相邻接。这种蕴含关系历时地解读则为：概念空间上两个功能的直接关联体现的是演变的“语源—目标”关系，功能之间的连线则可动态地解读为语义演变特别是语法化的路径和方向。再拿(36)为例，多功能语素X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最初可能只具有(36)所示的概念空间内A这个功能，而在此后的某一时期X拥有了A和D两个功能，甚至后来具备了A、D、C三个功能，如(37)所示：
(37)三个阶段可能的语义演变或语法化路径
但上述概念空间预测，这个多功能语素X在只有功能A的时候不可能直接获得功能C，而一定是先获得功能D，然后才获得功能C。因此，根据概念空间的邻接性和蕴含关系，下面的语义演化路径或语法化路径被预测是不可能发生的：
(38)不可能的语义演变路径或语法化路径
Haspelmath(1997b)认为，历时蕴涵关系其实只是对应的共时蕴涵关系的一种副现象：就像共时层面上一个语素的若干功能必须占据概念空间内邻接区域一样，历时过程中一个语素也不可能任意“跳到”概念空间内位置较远的功能，而一定是一步步地累积性引申或扩展。也就是说，当一个语法语素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获得新的功能时，它首先衍生的应是概念空间内与其已有功能相邻接的功能，然后再逐步产生位置较远的功能(Haspelmath 1997b:63、149)。可见，概念空间和语义图不仅能对共时蕴涵共性作出描述和预测，而且还可以对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作出判断和预测，这就将语义图模型和语法化研究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有些语言学家认为，通常所说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渠道”、“语法化连续统”、“语法化链”、“语法化斜坡”，其实就是概念空间和语义图的动态化：只要将概念空间和语义图上不同功能之间的连线加上箭头，我们即可得到一系列语法化（或其他语义演变）路径。比如图3所示的“得”义语素概念空间，若将其中的连线换上表示演变方向的箭头，就可以动态化为“得”义语素的语法化路径：
(39) “得”义语素概念空间的动态化（吴福祥2009:204）
问题是，在缺乏任何历时资料的情况下一个特定的共时概念空间如何动态化为带有历时维度的概念空间？简单地说，方法是基于语法化原则、功能蕴含关系和跨语言比较的共时拟测。语法化过程有两个重要原则，即“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和“渐变性”(gradualness)(Heine et al.1991; Hopper & Traugott 2003)，前者是指语法成分的意义演化通常是单向和不可逆的，后者则指语法成分的语义衍生和演变总是逐步进行而非跳跃式的。这两个基本原则是概念空间动态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功能蕴含关系和跨语言比较则是确定概念空间内直接关联的两个功能之间衍生方向的主要标准，比如，给定A、B两个功能在特定空间内直接关联，若在给定的取样语言里，具有B功能的语言，其对应语素均具有A功能，而具有A功能的语言，其对应语素并非必然具有B功能：那么，A、B两种功能之间的衍生方向应是“A＞B”。下面以(39)为例来对这种方法略作说明。
首先，在所有“得”义语素具有动相补语功能的语言里，其“得”义语素一定具有“得”义动词用法，反之，在“得”义语素具有“得”义动词用法的语言里，其“得”义语素并不都具有动相补语，因此“得”义动词和动相补语之间的演变方向一定是“‘得’义动词＞动相补语”。
其次，在“得”义语素具有能性补语功能的语言里，其“得”义语素一定具有动相补语功能，反之，在“得”义语素具有动相补语功能的语言里，其“得”义语素未必具有能性补语功能（比如彝语的），可见动相补语和能性补语之间的演变方向一定是“动相补语＞能性补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图3所示的概念空间中的连线换上箭头，得到的便是(39)这种带有历时信息的概念空间。而(39)跟基于汉语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而发现的“得”的语法化路径“若合符节”，试比较(39)和(40)：(40)汉语语素“得”的语法化历程（Lamarre 2001：吴福祥2009,2002a,2002b,2007）
这个实例说明，即使在因文献资料缺乏而对历史演变事实不甚明了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运用语义图模型来研究多功能语素的语义演变或语法化路径，从而对多功能语素的历时动因做出解释。
不过，概念空间中功能之间的连线动态化后，箭头仍有方向的差别，纯粹基于共时资料有时并不容易判断功能演变的方向，特别是在概念空间涉及功能数量较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通常要凭借历时演变的事实特别是跨语言反复出现的语义演变或语法化路径来确定概念空间内功能之间的演变方向。比如下面的图4是Haspelmath(2003)基于图1概念空间的共时蕴含关系和相关历时演变事实，将其动态化的结果。
图4 带有方向性的与格功能概念空间(Haspelmath2003：234)
图4中，“谓语性领有者”与“外位领有者”、“外位领有者”与“受惠者”以及“受惠者”与“判决者与格”等功能之间使用的是表示直接关联的连线而非表示演化方向的箭头，原因是“这些功能之间的演化方向因历史资料不足而无法确定”(Haspelmath2003:234)，可见，概念空间内直接关联的功能之间演变方向的识别和判定通常还是需要语义演变的历史事实尤其是语法化路径作为依凭⑤。
事实上，很多语言学家（如van der Auwera & Plungian 1998; van der Auwera & Temürcü2006; van der Auwera 2008; Narrog & Ito 2007; Narrog 2010）主张，语义图应具有历时维度，van der Auwera(Van der Auwera and Plungian 1998; van der Auwera 2008)强调，如果相关结构式的历时演变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么语言学家就应该使用带有历时信息的语义图。而van der Auwera(2008:43)主张，最好的语义图应是历时语义图。有些语言学家如van der Auwera & Plungian(1998)，甚至直接根据相关的历时研究成果构建动态化的概念空间，然后绘制特定语言中语法语素的动态语义图：
图5 Van der Auwera & Plungian(1998:87)的情态语义图
四 结语
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传统上对于多功能语法形式（特别是多功能语法语素）的分析往往采用“罗列法”(list method)，即将一个多功能语素的各种用法或意义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并贴上不同的功能标签。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反映多功能语素不同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它无法说明，一个多功能语素所具有的若干意义或功能之间，哪些关系较近，哪些关系较远。跟罗列法不同，语义图模型在构建概念空间时根据意义的相似程度来确定不同功能的空间位置和连接方式，因此概念空间的构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表征多功能语素不同功能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此外，语义图模型还可以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有效地区分语素的多义性和同音性，以及通过共时构拟和历时事实部分地预测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
【附记】本文承汪维辉教授多所指正，谨致谢忱。文中尚存的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Goldberg(1995)强调：“假设句法和词汇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那么语法构式的多义性则是很自然的，因为语素多义性邑经得到广泛论证。也就是说，由于构式被看作是与语素相同的基本数据类型，因此构式自然像语素一样具有多个意义。”譬如她认为，英语双及物结构式“S+V+NP1+NP2”就有下面6种功能：(1)“X致使Y收到Z”｛实际的成功转移；中心意义｝：Joe gave Sally the ball.（乔给了萨丽球）；(2)“条件的满足表示‘X致使Y收到Z’”｛承诺的实现意味着接受者收到承诺的物体｝：Joe promised Bob a car.（乔承诺给鲍勃一辆车）；(3)“X使Y能收到Z”｛施事不阻止转移的实现，从而使得转移发生｝：Joe permitted Chris an apple.（乔允许克里斯有一个苹果）；(4)“X致使Y收不到Z”｛对转移的否定｝：Joe refused Bob a cookie.（乔拒绝给鲍勃饼干）；(5)“X有意致使Y收到Z”｛转移只是一种蕴含｝：Joe baked Bob a cake.（乔给鲍勃烤了一个蛋糕）：(6)“X做出动作致使Y在未来某个时间收到Z”:Joe bequeathed Bob a fortune.（乔遗赠给鲍勃一大笔财产）。至于语法范畴的多功能性，可举德语“现在时”(Present)范畴为例：德语现在时范畴可以表示惯常体(habitual)、进行体(progressive)和将来时(future)等功能，例如(Haspelmath 2003)ich spiele:a.I play（惯常体）：b.I'm playing（进行体）；c.I'll play（将来时）。
②福州方言“共”的功能标签是笔者据陈泽平(2000)的实例所作的概括。
③Rice & Kabata(2007:452)将“异类多义性”称之为“跨语类多义性”(cross-categorial polysemy)。
④反映形式(reflex)与语源形式(etymon)相对待，指的是一个语言中的某个形式，历史上衍生于该语言的某个早期形式，即它的语源形式。比如现代汉语中“在”有动词、介词和副词等功能，这些功能历史上均源于汉语早期的动词“在”。因此，现代汉语的动词“在”、介词“在”和副词“在”可视为早期汉语动词“在”的反映形式。
⑤正因为如此，本文认为，语义图模型对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只能作出“部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