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政治艺术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艺术论文,李光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光耀自1959年担任第一任新加坡总理开始，35年来一直矢志于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成功地使新加坡从一个破旧、简陋的港口，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甚至连水都要进口的小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35年中，新加坡经济平均每年增长8.4%，至1995年按人均收入计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为22300美元，超过英国和新西兰[①]。
李领导新加坡人民创造了奇迹，这一点举世公认。然而李在新加坡成功的秘密何在？至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本文认为，李在新加坡成功的秘密，主要不在于他发现了新的政治规律，提出了全新的政治思想，而在于他善于驾驭政治规律，掌握了高超的政治艺术。因为，严格地讲，李不能被说成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哲学家，他没有提出全新的科学概念或理论，更谈不上自成体系。他的政治思维中，理论色彩不如政策色彩浓厚，与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出色、精明的政治家更贴切。
所谓政治艺术，它是指政治家通过对政治规律的深刻体验和自如运用，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活动。李的政治艺术突出表现在：他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巧妙地构筑了符合新加坡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精心地设置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理智地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新加坡生存、发展与繁荣的灵活而又精明的政治决策。
一、李光耀的政治艺术，体现在政治文化上则是巧妙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
这是就宏观的或深层次的意义而言的。政治文化上，李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善于吸收利用古今中外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能巧妙地选择中西两种文化精华，加以适度揉合，并且与新加坡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创立了有利于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文化。
本文之所以把李的政治思维说成是艺术，首先就是因为李所构筑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确实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照搬东、西方的文化传统，李对东方、西方文化的吸收利用完全是适用性的。李并不赞成全面西化，也从未提出全面东方化。李善于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在东西方文化中找出最适合新加坡发展的具体部分，并加以适度揉合或改铸。具体地说，首先李选择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主要基础，这是考虑到新加坡多元性的社会特征。其次，李并未忘记新加坡社会76%以上是华人这一特殊国情，因而在他构筑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时候，也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大体上，李注意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性建设方面，以西方的一套为基础，再按照新加坡的特性作适当改铸；而在人的完善如人伦道德、社会和谐等领域，则倾向于东方文化传统。其目的是想在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中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国家，最终形成既含容了两种文化精华，又超越这两者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
但是，李并不照搬西方文化的现成模式。如新加坡的议会制度并不照搬英国的两院制，而是采用一院制；政党竞争上实行一党独大而不是英国式的两党制。同时，李也从未单纯出于文化的原因或仅仅为了与西方人相区别，而盲目地遵循孔子的教义。相反，他对儒家智慧的吸收完全是适用性的，有选择的。即使是一样的词语也赋予新的解释。如李提倡的“忠”，并不是像孔子主张忠于君主那样要求新加坡人忠于某个领导人，而是忠于国家，尽心尽意为国家服务，要具有国民意识，即对新加坡的归属和效忠意识、国家利益至上意识、集体精神。
李在新加坡构筑的具有东西方交融特色的政治文化，贯穿于李政治艺术的一切具体方面。
二、李光耀的政治艺术，体现在中观层次即基本政治制度上，则是精心地设置并实现了议会民主与精英政府的和谐统一
首先，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一党独大。
李在思想信念上，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认为，每一个公民必须有权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选出一个政府；新加坡独立后，基于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应继续存在，但必须根据新加坡的需要作适当修改；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坚持民主和公开讨论、投票表决。因此，李执政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政党竞争等基本民主制度；始终把人民自由选举看作是对他及人民行动党的一种定期的强有力的鞭策和监督。
由于采用一党独大的政党竞争制度而不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新加坡的民主制度曾一度被某些人所怀疑。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并不背离民主原则，完全不同于一党专制。因为，在新加坡，第一，其他政治派别也有组织政党的自由；第二：各种政党可以参加竞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由其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所决定的，而不是靠宪法垄断或其他垄断形式获得的；第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随着各党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过去30多年中，新加坡共举行过8次大选，每次大选都有几个政党参与竞争，人民行动党每次都获胜，这只能说明该党深得人民拥护。正是这种坚持民主基础上的一党独大制，集中地闪现了李的政治艺术光辉。
新加坡的成功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议会民主功不可设。议会民主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点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同处东南亚，许多国家政治腐败成风，独有新加坡享有“清廉先生”的美誉，最重要是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的制约是最强有力的制约。
其次，李坚持认为，新加坡政府一定要由精英组成，实行精英治国。
李信仰民主，也信仰智力。李并不认为所有的人在智力上是相同的，也不认为所有的人在所有方面应受平等对待。只有在法律、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在李看来，有创见、有才能的人，有资格比那些无此天赋的人应得到较高的报酬和地位。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让平凡人治国同样能治理好的论调。他强调治理国家不能像在新加坡广播局拍戏一样，拍不好，重新来。“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②]
在智力方面，李特别强调受教育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智力，首先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他指出：“的确，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也没有。……但是，你们对于这些事，如果听之任之，那么你们是在把你们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当儿戏”，“即使像赫鲁晓夫那样肆无忌惮的一个人，如果经过一个系统的培训过程，懂得了历史必须和人类经验必须提供的所有基本准则，然后再接受领导权，那就会好得多。”[③]
李信仰智力，同时也强调品德的重要性。李指出：“世界上为数惊人的有高度知识的人，对他们同胞的幸福，一点也没有贡献。有一种还无法确知的，或者更可以说不可估量的质量，叫做‘品德’，加上了你的智力，或者知识，或者训练，那就会对领导有利。”[④]因此，李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认为治国者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献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资格为新加坡人服务。”[⑤]
在品德上，李非常推崇中华传统美德，提倡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国民的行动准则。尤其强调廉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关系到社会能否正常运作。因此，李从执政之日起，就把实现和保持政府廉洁作为其从政的基本目标和宗旨。李本人多年来也一直处心积虑地防止新加坡的廉洁政治受到破坏。
总之，李认为的精英就是指那些既有非凡智力同时又有高尚品德的人，新加坡政府尤其是高层领导应由这样的人来组成。李常常自豪地向人们夸耀，在他周围集中了新加坡第一流的人才，这些精英人物在最上层约有二百人，在基层约有二千人，他们掌握了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假使你一击而消灭这些人，就可以摧毁整个新加坡[⑥]。
再则，更重要的是，李在新加坡实现了议会民主与精英政府的和谐统一。
议会民主或精英治国，孤立地看都不是李在新加坡首创。前者来自于近代西方，后者则更古老，孔子的圣人治国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民主与精英有机结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中，则是李在新加坡独创，属于李的艺术杰作。
中国古代虽然提倡圣人治国，也确曾实行科举选才，但却一直排斥民主，精英与民主不能共存。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产生靠世袭靠血缘关系，不受人民监督制约。因而，国家机关中常常是昏君当道、奸臣横行、腐败丛生。因此，中国古代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政府。
近代西方，虽然建立起了基本民主制度，但由于一味追求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不太愿意承认人的天资有差异、智力品德有高低，因而往往反对精英治国，代之以平民政府主张。精英与民主也难以兼容。由于反对精英治国，选民在选举中对候选人的要求，并不首先考虑其德才是否兼优，而首先考虑其能否代表各自一己私利，因而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员，往往是一味迎合民众心理、没有原则主见、首鼠两端的庸俗政客。以至无才无德、品质低劣之徒也充斥其间。因此，西方社会也无法实现精英治国，无法保证政府的高效和廉洁。
只有李光耀在新加坡坚持实行民主与精英的和谐统一。李并不认为民主与精英不可兼容，因而如前所述，李在新加坡建立起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同时坚持实践精英治国主张，实现了中西文化精华在基本政治制度上的和谐统一。李的高明之处在于，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不仅不违背民主原则，相反更利于民主、更利于公正。因为，第一，李的精英政府是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之上的。它不像某些人所提倡的专家治国论那样否定大众参与和个人自由。新加坡的精英能否参政，最终由新加坡全体人民选举决定。第二，李并没有违背法律、机会上人人平等原则。李的精英治国，强调根据知识才能和品德因素来分配政治职位和社会地位，而知识和品德不能先天遗传，又不能后天继承。在教育高度普及和民主化的新加坡，知识才能和品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自身的努力。因此，在精英治国的新加坡，机会更均等，社会更开放。
实践上，李在选举过程中向人民呼吁，在选举谁的问题上，不仅要看他能否代表人民说话，而要看他本人是否德才兼优，决不能让平庸之辈和政客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基本上能保证精英人物入选政府。从而实现了精英与民主的和谐统一。正是由于新加坡政府长期由精英人物所组成，因而也就保证了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高效。也正是由于新加坡长期由精英人物所领导，因而能够制定出一系列的有关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英明决策。这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也突出地体现了李的高超政治艺术特色。
三、李光耀的政治艺术，体现在政治决策上，具有理智、灵活与精明等特点
这是就微观层次而言的，政治决策上，李不是靠感情用事，而是凭理智思考，为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作出了一系列的灵活、精明的政治决策。在种族和谐、人口控制、对外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李的决策都相当精明，表现了其高超的政治艺术。
首先，李为新加坡精心制定了多元种族和睦共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新加坡的种族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移民社会而且历史很短，各种族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种族问题极其敏感。因此，李上台执政后，一直认为对新加坡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殖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种族主义。所以，种族问题一度是李决策关注的首要问题。
在处理种族问题上，世界有两种主要模式，即多元种族主义和单元种族主义。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口占76%，李本人是华裔，从感情上看，李有理由在新加坡推行“华人至上”即单元种族主义。但是，李清醒地分析了两种模式在世界上的典型代表：前者以瑞士为典型，意味着多元种族和睦共处，意味着独立、稳定和繁荣；后一种以巴勒斯坦为代表，意味着各种族尖锐对立，意味着战争和灾难。同时，李提醒人们：新加坡是在东南亚地区，它的南北有两个伊斯兰大国。单元种族主义将引起国内其他种族的强烈反应，还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并授人以搞“第三个中国”的口实。因此，他断言：“如果你要一个中国沙文主义，那么失败是肯定的。新加坡必然会孤立。”[⑦]因此，李决意在新加坡选择实行多元种族主义模式，视多元种族和睦共处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不二法门，也是新加坡生存繁荣之道。
为了在新加坡促进种族和谐，李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首先，建国伊始，政府就宣布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和英文为四种官方语言，具有同等地位；其次，政府出资大力创办混合学校，让各民族的学童一起上学、活动，增进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第三，政府在住房方面，要求每所住宅要有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居住，防止种族隔绝；第四，鉴于新马关系特殊；李赞成给马来人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以特殊照顾，帮助他们提高地位；第五，官方对传播媒介实行审查，取缔任何会引起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报道；等等。这样，李在新加坡成功地实现了种族和谐，为世界其他多种族国家和平解决种族问题树立了又一光辉榜样。
其次，在人口问题上，李不搞一刀切，及时地为新加坡制定了灵活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
1959年李刚执政时，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是创世界纪录的，每年接近4%。李执政后马上认识到了在新加坡进行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并把这看作是东南亚国家所要解决的7个重要问题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现代的科学已经阻止了疾病和时疫的蔓延，各种灾害很少发生。适应千百年以前条件的那些旧的文化模式和家庭价值观念应当彻底改变。过去，一个人的妻子儿女越多，他的地位越高，妻子儿女就像汽车一样，是地位高低的象征。在一个周期性的瘟疫、灾害经常大批毁灭人类的时代里，人口这样的增长是有意义的。但是，在一个比较富裕而公共卫生水平又高的社会里，同样的传统习惯会导致人口惊人的增长，从而会对经济增长、维持生活水平问题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李执政伊始便决心控制新加坡的人口增长。
在如何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上，李并不搞一刀切，而是针对不同的家庭采用不同的灵活政策，并巧妙地将其与国民教育、国民素质的提高联系起来。李注意到，发达国家有一个显著的趋势，那就是受过较多教育的同那些受过教育少的比起来，家庭成员要少得多。如果这种趋势按其必然结果发展下去，人口的素质就要下降。新加坡要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
李并不否认后天教育对个人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相信心理和身体的许多特征属于遗传。基于此种想法，新加坡政府鼓励知识夫妇早生育、多生育，以弥补新加坡人才资源缺乏的事实。李认为，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父母，一般都会自愿限制家庭人口的数量，而不会生育太多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已经懂得，他们子女的前途决定于他们能否照顾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因此，对他们的问题不是抑制而是鼓励多生育。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妇，则叫她们最好节制，生育孩子决不要超过两个。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担负培养更多孩子的责任。由于缺乏教育，他们常常认识不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一般不会自觉限制生育，常常不负责任地生育过多的孩子。对他们必须采取抑制性措施。为此，新加坡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助和教育资助，帮助他们提高地位，条件是其妻子生育不能超过两个孩子。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低收入家庭背上抚育过多孩子的负担。
由于李及时地制定并推行灵活的人口控制政策，新加坡至今没有出现许多亚洲国家所面对的令人头痛的人口爆炸问题。其人口增长率由1959年的4%下降到现在的1.4%，远低于其他亚洲国家人口增长水平。在人口问题上，表明李更精明、更有先见之明。
最后，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李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智和精明。
李执政后，为了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精心制定了和平中立、睦邻广交的基本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在国际上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不结盟；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求均衡；区域间合纵连横；优先发展与马来西亚、印尼两个邻国的良好关系。
李把国际社会比作海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李认识到，根据国力，新加坡是不折不扣的虾米，生存能力相对较弱。新加坡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要存在下去，必须有广大的朋友而没有仇敌。因此，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应致力于在大国间建立均势，和平、中立和不结盟，与所有尊重自己生存权利的国家交朋友，实现政治经济外交多元化。同时，又鉴于新加坡在地理上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接触非常密切，在自然资源方面也高度依赖他们，在种族方面更是生活在马来人的海洋之中，且国内的种族问题又与对两国的外交关系纠缠在一起，因此这两个国家对新加坡的生存、繁荣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李主张应把新加坡与这两个国家的睦邻关系放在优先位置。实践上，李奉行全方位的睦邻广交方针，不仅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建交，而且同时与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国家友好建交。60年代，鉴于周边国家担心新加坡成为“第三中国”，李虽然没有与中国正式建交，但却积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使新加坡成为中国除香港之外的最大海外外汇来源 。
尤其在处理与前宗主国、侵略者英、日的关系上，李充分表现了其精明娴熟的外交艺术。
对英关系上，李首先领导新加坡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赢得了独立，避免了其他国家暴力革命付出的高昂代价；其次，李在获得独立的同时，就开始奉行对外自由开放政策，防止了许多国家闭关锁国带来的不良后果。李在建国之初，并没有视外国资本为本国人民之邪恶将其扫地出门。相反，李清醒地认识到，当政权掌握在本国人民手中的时候，对外开放不仅不会危害本国利益，相反会促进本国人民的繁荣幸福。李认识到，新加坡独立后，英国对新加坡的经济仍然是重要的。比如，英国在新加坡的巨大海空军基地，曾为新加坡提供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由于李继续参加英联邦且与英国保持一种相互谅解关系，英国规模宏大的贸易公司和银行仍把它们的总部保留在新加坡。同时，英国决定免费移交它在新马两国的防务设施，英国在赠送海军基地和三个皇家机场之外，并提供1.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新加坡从中得益非浅。
在处理英殖民者留下的语言遗产上，李也相当理智。他说，在他读到尼赫鲁的话“在我想到我不能力像讲英语那样讲我的祖国语言时，我哭了”，他的感情受到了强烈的憾动。从情感上看，他完全有理由将华语定为新加坡的唯一官方语言。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新加坡实行四种官方语言，并把重点仍放在英语，英语是政府、法庭、商业和大学通用语。因为他清醒地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全世界的科学技术都是通过英语这个媒介而展开的。
在对日关系上，血债问题曾一度是困扰李的重要问题。日军入侵新加坡时，屠杀了众多的新加坡居民。李的一个内弟被日军枪杀，自己也差一点被日军屠杀。新加坡独立后，许多人强烈要求向日本人讨还血债，开展与日本不合作运动。从感情上看，李有理由痛恨日本人，拒绝与日本交往。但是，李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理智。一方面，李大力支持某些反日运动，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新加坡人作出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李又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要是李参与了日益扩大的反日鼓动，他就有可能毁掉日本协助新加坡工业化的前景。因为，当时新加坡能引进的最廉价的专门技术和管理技术几乎全来自日本。因此，他提出“让我们和平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吧。”由于李的清醒和理智，新加坡不仅得到了日本应有的赔偿，同时又廉价地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国的迅速工业化。李在处理与前宗主国、侵略国的关系上，比许多国家领导人更理智、更精明。
李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他的政治艺术，他的治国有方，举世瞩目。正如香港《亚洲周刊》的罗伯特·伍德罗在1984年11月所说，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领导人奖的话，李一定是得主，而且不可能只得奖一次。又如英国记者亚历克斯·乔西所指出，李光耀用民主来产生一个国家和发展一个国家，“那是谁也未曾做到过的事。”[⑧]
李在新加坡的成功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需要政治家掌握高超的政治艺术。政治家首先必须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且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为本国发展选择和重构先进的政治文化，以此作为本国发展的政治指导思想。其次，必须为本国建立健全民主高效的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有一批德才兼优的精英来领导，则是国家迅速发展的关键。此外，政治家决策一定要避免感情用事，一定要清醒、理智、灵活、精明，要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就民族和谐、人口控制、改革开放、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正如李光耀所指出，治理国家不能像拍戏一样，拍不好重新来，不能摸着石头过河，瞎折腾，否则总有一天会超出界限，把整个国家搞跨。李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有益的启示，很值得人们更深入地研究。
注释：
①路透社1995年12月2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95年12月27日。
②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3年11月第3版，第518页。
③④⑥⑦⑧阿列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2页；第86页；第315—316页；第265页；第264页。
⑤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