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商会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上海商会兴盛时期的三次发展高潮
从近代上海商会发展的轨迹来看，前28年是它的兴盛时期，后20年是它的衰落时期，本世纪20～30年代之交，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在“整理商人团体”的名义下重新改组商会，强化对商会的控制，正是上海商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上海商会前28年的兴盛时期大体说来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是1902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粗具商会规模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创商会之先声，促商务之进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商会热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同时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面目出现在外交场合，充当中方谈判代表的智囊机构。它在当时举国关注的中外商约谈判中，以其“不随不激”、“两得其平”的正确主张和灵活手腕，为中方确定了谈判的基调，在当时的清政府及全国人民面前显示出商会的突出作用，也由此加速了建立商部、劝办商会的历史进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闪亮登台，随即以一新工商界耳目的励精图治姿态，公布了它所制定的“第一次章程”。尽管这个章程还很不完善，但其条条内容则均符合工商界的心愿。这对当时上海以至全国的工商界都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了真实的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了工商界向近代化举步迈进的第一面旗帜。蓄积已久的社会革新潮流，即将在行帮壁垒森严的商业社会里形成一股狂飚，所以一当商部成立，并颁布劝办商会文告和《商会简明章程》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三四年时间，各地组成的大小商会即有180个，到1911年止，全国大小商会的总数达800余个，其办会之热情，发展之迅速，确实反映了兴办商会是时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上海商会第二次发展高潮是在民国政府建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内，当时的上海商会，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执掌上海商会权力的一批领导人，最初沉溺于宪政的请愿和奔走，因多次碰壁，而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从而较早地与清政府决裂，并相继投身于革命起义活动。一部分人还参加了同盟会，在光复上海及组建沪军都督府的军事行动和治理地方行政的举措中，屡建功绩，从而为上海商会增光添彩，在全国工商界博得了一个“革命商会”的称誉，并以其在全国工商界的巨大影响和号召力，带动了各地商会挣脱与清政府残余势力之间的政治羁绊，向民主共和旗帜迅速归附。
民国初期再次改组的上海商会，一方面修订原有章程，放宽入会条件的限制，降低会费标准，改变选举办法，使得以往那些渴望参加商会但因受自身经济实力或入会条件所限而不得不向隅观望的中小行业的商人也有跻身商会的机会。据报载，经过改组后的新一届上海商会，呈现出商界涌动、踊跃入会的局面，使商会会员人数较之前清时期猛增4 倍。新当选的上海商会领导人对此也不免喜形于色，认为“欲求会务发达，全赖各业维持，入会之商号愈多，则商人的权力愈大，凡事皆宜措办。”（注：《申报》1912年5月7日报道。）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大局底定的民国政府，能真正开创民主政治的新局面，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商会能专心致志地开展正常会务活动。1912年间，出席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的上海商会代表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并经与会代表议决，把该会总事务所设于上海商会之内。这样，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国际都市也就成为商会大联合的活动中心，上海商会实际上掌握了全国商联会的领导权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言行举止，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海商会第三次发展高潮是在1920年的一次历史性改组之后，由于受民国初期奖励实业政策的刺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有所振兴，与此相应的各类实业人才也相继脱颖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为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激发了人们变革社会现状的爱国热情。在日益澎湃的社会革新潮流的推涌下，上海企业界人士对上海商会的旧有领导体制和因循守旧行为越来越不满意，而不断发出改组上海商会的呼声。发生于五四运动中的“佳电”风波，加速了上海商会领导层的权力交替进程，改组后的上海商会新领导人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以及雷历风行的办事作风，把许多年来一直载入商会章程，但长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重大事项，诸如创办商业期刊、商业图书馆、商品陈列所、商业补习学校以及罗集各地国货产品举办不同内容的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国货产品出国参赛等等，都在短短几年之内被先后提上商会的议事日程，并组织专门委员会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把这些重大事项一一付诸实施。这在上海商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盛事，也是上海商会在近代化进程中办事效率最高、实绩最为显著、事业最为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
上海商会前28年所处的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然而恰恰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上海商会有比较大的作为，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促使它获得较快发展又有哪些条件呢？这正是留给我们思考而必须寻求获得答案的问题。
我认为，上海商会之所以乱世反盛，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在政权分崩离析、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况下，商会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职能范围。
一般来说，商会是统领工商界的社会团体，在与各方面进行社会交往和处理各种事务中，应把握住自己的社会定位，行使自己的职能。商会章程中载明的辅助政府促进工商业的进步与发展之类的宗旨和任务，正是商会社会定位和基本经济职能的体现。但是在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当时政府的极端腐败，或长时期分兵割据，政出多门，穷兵黩武，殃民祸国。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内，作为代表上海全市工商利益的商会不能不为工商业的命运和前途着想，不能不起而干预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以尽其拯救国家危亡、保护工商业利益的责任。这样也就使上海商会行使的职能范围从原有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也正是这一系列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才把上海商会推上了政治舞台，从原来的商界“明星”变成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大大提高了它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第二，在不能指望获得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强化了“商人自治”的组织力量。
中国商人的“自治”意识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商会建立之前，他们通过会馆、公所之类的同乡、同业团体的组织和联系，进行所谓“联乡情、敦友谊、求自治、谋公益”的社会活动。商会建立之后，这种原始的商人“自治”形式获得了改造和升华，成为商会联结工商各业谋求进步和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精神纽带。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在具体考察上海的同乡同业团体和商会之后对中日两国商会发展的不同作出比较，认为先于中国引进新组合的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发展之所以不如人意，在于它缺乏行会的根基和团体的训练，而中国引进的新组合（指商会组织形式）不久便很快隆盛起来，就因为传统行会的根基深厚，“其组合精神深入人心”（注：[日]根岸佶：《上海的行会》，日本评论社1951年版，第27～28页。）。这个分析虽未必完全允当，但他所说的“组合精神”，则确实在中国工商界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象征，是外国侵略者最感畏惧的一道难以冲破的无形屏障，也是中国工商业者在极端恶劣的社会条件下赖以生存、立足、创业、建基的精神支柱和“商人自治”的重要思想内涵。上海商会前28年的发展，依靠强固的“组合精神”和“商人自治”力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三，不失时机地进行新旧交替的改组，保持上海商会的生机与活力。
上海商会建立初期，确立了绅商领导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其介于官、商之间的特殊社会身份，为消除有碍于商务发展的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从解决历史进程中突出的社会矛盾来说，这也是为近代化扫除前进的障碍。但是当近代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面临最突出的主题，社会革新潮流已经滚滚而来，新一代企业人才已经脱颖而出的时候，上海商会如果不顺应时势进行变革，依然抱残守缺，按照旧观念、旧习惯办事，就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这一意义上说，1920年上海商会的改组，是一次组织上的自我完善，是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促使其在逆境中获得发展的内在动力（注：参见拙著《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244页。）。
二、上海商会由盛转衰的外在因素
我们对上海商会前28年的发展历程作了上述的论述和分析，决不能由此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中国商会的发展不需要有一个国家统一、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而只能在乱世中才能体现出商会的社会存在价值。实际上中国商会一经出世，便以其明确的语言文字，向社会表达它期望国家归于一统，社会获得安宁，干戈得以弭息，政治清明有日，民族工商业在政府强有力保护之下顺畅发展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各地商会数十年来一直为能在中国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不息。他们先是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继之又期待民国政府与民更始，振兴中华，然而无论是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都以其倒行逆施的反动统治和诛求无厌的经济掠夺，陷广大商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极度失望之余，他们从震动全国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中又盼来了一线曙光，把结束分裂、统一国家，使民族工商业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希望，寄托于当时国民党营垒中的风云人物蒋介石身上。以江浙资产阶级为支柱的上海商会，更是频频向蒋介石传送秋波，不惜捐资助饷，认购库券，甚至发出反共鼓躁，以取悦于蒋介石所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然而，他们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再一次落了空。靠着上海商会和江浙资产阶级的财力支持上台执政的蒋介石，一转身便背弃了他曾经向工商界作过的承诺。而且变本加厉地实行一党专政，强化政治和经济的统制，连同商会这样的工商团体也要施加党化教育，牢牢地置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
国民党当局驾驭、控制商会的企图，从1929年着手整理商人团体之时即已开始。他们选择了在全国工商界最具社会影响而又长期凭借自身具有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敢于同政府分庭抗礼的上海商会作为首先要降伏的对象。在以官方名义组建的“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市的党、政、警界要员高踞首座，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会议程序完全按照国民党党政机关例会的程式进行。与会的工商团体代表，包括商会代表均以“属会”、“属员”身份聆听国民党党政长官的“训导”，接受效忠党国、服从长官意志的精神训练（注：《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成立记》， 《商业月报》第9卷，第5号。）。一些厕身上海工商界的国民党骨干分子， 立即进行呼应，表示上海商会必须“服从中央意旨”，全市商人必须要“有一致的言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策略，一致的步骤”（注：王延松：《整理商人团体之我见与期望》，《商业月报》第9卷，第5号。）。在经过组织上的精心安排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以后，获得国民党当局认可的上海市商会正式成立，一批国民党在上海工商界的骨干分子被安排进入商会的领导层，他们虽未爬上上海市商会的第一把交椅，但却以常务委员的身份代表国民党当局左右商会的行动，实际上把持了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被上海工商界认为“已不复适用于今日”的“在商言商”论，又重新被加以强调，而且首先出于国民党当局之口，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在上海市商会的成立大会上，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莅会作“训词”的陶百川这样说：“从前商人有一句话，叫做‘在商言商’，外界多把这句话责骂商人缺少国家思想。实在呢？一个工商业者能够负起责任做他份内的事，就是‘在商言商’也是不要紧的。因为一个商人只要能够做工作去发展商业，就是为国家，就是为全国的同胞。”（注：《上海市商会第一届各业会员代表大会记》，《商业月报》，第10卷，第7号。）
这些言论乍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理应是商会第一位的任务。然而在工商界急切盼望的民主政治尚未真正实现，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政府仍悖逆民意的情况下，工商界爱国人士又怎能对此置若罔闻？作为上海工商界的社团又怎能缄默不言？特别是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我东北三省，并向我中原腹地步步进逼的时候，举国同愤，各界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商会又怎能把自己的会务活动局限于工商领域之内，而不顾事关国家存亡的大局呢？何况国家的存亡安危与民族工商业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离开了抗日救亡，就没有国家的存在，也没有民族工商业的前途。所以这位国民党代表的训话，说得清楚一点，就是要上海市商会服从国民党当局的指导监督，老老实实地做它“份内”应做的事，而不要过问它不该过问的内政外交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当局对上海商会以往插手内政外交事务依然心有余悸，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当局力图限制商会干预政治发出的又一个公开信号。然而商会毕竟是由各业资本家自行组建的社会团体，在一些事关民族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准则，有自己的是非选择标准，尽管它当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力，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主活动，但要它在国难当头完全忍气吞声也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上海市商会的领导人在一些公开场合表露的那种既怀有一定的抗日救亡情绪又不得不降低调子，屈从国民党当局“指导”的矛盾心态。1931年11月间，即在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一个多月，上海市商会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开口说话了。在一次召集国货厂商代表的会议上，担任商会主席委员的王晓籁发表讲话，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悍然出兵占辽宁，据东铁，杀我人民，劫我财帛，尤为未足，复派遣战舰窥伺各省区要塞，登陆示威”等罪恶行径，说明当时上海商会的一些领导人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和日敌的侵略动向，压在心头的民族义愤在此次会议上终于一吐为快。但是他接着便话锋一转，附和国民党当局抛出的“在商言商”论调，说什么“吾侪商人，祗得本在商言商之意，从商人的一方面着想”（注：《沪市商会召集国货厂商代表大会记》，《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1号。 ）。一次以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开头的会议，却在“在商言商”的国货改良声中结束，反映了此时此刻上海商会领导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苦衷。
为了不触犯国民党当局干预政治之禁忌，又不拂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热情，上海商会领导人挖空心思地提出了一个“本位救国”的口号，在1933年6月召开的上海市商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 主席王晓籁致辞说：“国步艰难，于今为烈。敌人之中伤我者恒讥我民族无团结，无组织。团结力与组织力从何表现？……晓籁等每谓挽救国难，杜绝强敌觊觎，当先以吾人服务下职业团结切实做去，即近人所谓‘本位救国’是也”。
此言一出，立即博得官方的喝彩。王晓籁的话音刚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陶百川马上上台致辞，极力称赞“本位救国”的新口号，认为“这不仅是商人，就是全国任何一个国民，也都要共同努力，作为一个救国的目标”（注：《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4号。）。
上海市商会在深重紧迫的民族危机面前未能担当起领导工商界抗日御侮的重任，使上海工商各业大感失望。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段时期内工商界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表态，经常是各业同业公会行动在前，而商会应声于后，一反以往商会登高一呼、工商各业纷纷响应的惯例。上海市商会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牵制，常常表现得前顾后虑，欲行又止，其行动反而落在各业同业公会的后面， 处于极其被动尴尬的境地。 例如1932年1月17日上海17个同业公会联名发表公告， 敦促上海市商会迅即组织商界抗日救国会，负责办理抵制日货事宜及组成检查队实施检查。市商会不得不于1月20日召开会员大会， 匆匆作出了组织上海市商界救国会的决议，并讨论对日经济绝交办法。然而讨论来讨论去，除了要各业推派代表，组成一个所谓的“实施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外，仍然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1933年1月3日，日本派兵攻占山海关和临榆县城，举国震惊。尽管在上海地方协会的发起下上海市商会也列名致电华北首脑，要求他们积极御侮，但该会对于如何发动工商界爱国人士把对日经济绝交问题具体贯彻实施，则未置一词。2月16日， 上海市商会紧急集议，号召上海工商界“准备应付严重局势”，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应变措施。于是上海180 余个同业公会自行联合发布一份决心抗日御侮的通电，表示他们通过对日经济绝交，以制敌死命，并积极输财纳粟，支援抗日前线，以壮士气的坚定决心。一直到6月25日， 上海市商会才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发出一份通电，切陈团结救国之必要，但仍然是一纸空文，并无实质性的措施和内容。
然而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上海市商会却曲意逢迎，在该会1934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 代表公然通过决议向蒋介石拍发一份反共通电，极力称颂蒋介石剿共的“壮猷”，并希望“早奏扫穴擒渠之绩”，“完成安内靖外之伟烈”云云（注：《工商中月刊》第6卷，第14号。）。
上海市商会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亦步亦趋，使得它在上海工商界的声誉迅速下降，而其自身也因失去了工商界的支持。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和社会环境中，商会领导层治理无方，应变乏术，造成上海民族工商业日益衰败的严重局面。连续4 年担任上海市商会主席委员的王晓籁也不得不引咎自责，他在上海市商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公开检讨商会的失职行为，认为“近年以来，入超高涨，年胜一年。……吾国对外商业，本系一部失败之历史，而近年失败之程度，尤较以往突飞猛进。商人之失败，探本言之，即系商会本身之未能尽职”。他表示自己“备位四年，朐光虚掷，不能不于今日会员莅止之时，自表其引疚之意”。（注：《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14号。 ）这当然不能看作是王晓籁个人的责任，而实际上乃是一个政治上受到官方挟制、经济上又缺乏实力、对重大问题难以进行自主决策的商会的必然结局。
形式上建立起统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肆意践踏民主政治、奉行专制独裁的极权统治的官僚机构。在这样的政权控制下，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商会要求获取民主的权利和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保障，则无异是与虎谋皮。商会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悲剧，也是中国商会的历史悲剧。
三、上海商会由盛转衰的内在原因
上海商会之所以在国民党上台执政之后迅速结束了它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而一步步趋向衰落，除了受外部条件的种种制约以外，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商会自身素质条件以及它的经济活动与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工商界要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性。
社会的不断向前进步和发展，推动着事物的新陈代谢，也推动着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变革。然而在国民党控制下成立的上海市商会却逆潮流而动，在组织结构上又重新恢复了过去以商人为主体的传统，把一大批在推进近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骨干作用的银行家、实业家摒之于商会领导层之外；在行为方式上则表现出对新事物反应的迟钝和缺乏追赶时代潮流的能力，从而使商会游离于当时工商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之外。
以二三十年代间最受工商界关注的科学管理法应用热潮为例， 当1914年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纺织学和工商管理学专家穆藕初把当时风靡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泰罗科学管理法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工商界虽然感到新奇，却没有真正被理解和接受。及至穆藕初在他参与创办的德大、厚生两家纱厂里进行了西方科学管理法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一下子便轰动了全国工商界，前去这两家纱厂观摩者络绎不绝。但是这种一时的轰动，并未真正在工商界扎下根来，大多数观摩者不过是基于一种猎奇心理，前去开开眼界，凑凑热闹，热过一阵之后，又各自我行我素。其间虽有少数企业进行这种移植西方科学管理法的尝试，而由于停留在形式上的模仿，缺乏精神实质的真正领悟，又不能根据企业实际进行创新，故相继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有志于研究和应用西方科学管理法的改革家仍不乏其人。在学术界，继穆藕初首译的泰罗《学理的管理法》（原译名，后称《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以后，又先后有多部专门著作出版，进行科学管理法的应用试验的企业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1929年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试行科学管理法的成功，再一次在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迅速成为工商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群相关注的热点。
当时正困扰于无休止的劳资纠纷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和社会安定，而找不到出路的一些企业家们，对康元印刷制罐厂建立在劳资双方“共信”基础上实施科学管理法的成功，怀有浓厚的兴趣，受到很大的启发。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在实地参观考察后也纷纷题词赞扬，邹韬奋认为这是“中国人用科学方法办的好工厂”；汪震认为该厂的突出成就在于“有精神，有组织，有规模，有成绩”；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科学管理法试验，几经挫折，仍楔而不舍的王云五更是盛赞该厂是“我国实行科学管理法之先锋”（注：《康元印刷制罐厂十周纪念刊》。）。这些积极评价，更扩大了康元印刷制罐厂成功地实施科学管理法的社会影响。
康元印刷制罐厂的成功，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因为工商企业管理的不善。劳资矛盾的加剧和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所以当时担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也出来大唱其科学管理的赞歌，并且亲自召开由上海一部分知名专家和企业家参加的工商管理会议，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短时期内筹备成立了一个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并同步创办《工商管理月刊》，开展宣传和传播科学管理知识、征集有关资料、组织研究讨论、实地调查工厂、应企业咨询及派专家指导等活动。从1930年该会成立及创办《工商管理月刊》起始，连续三四年间，活动频繁，也有一定的成效可睹，从而“博得社会间渐感管理科学之重要，而实业界亦深悉管理与实业有密切之关系焉”（注：参见《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9、10、12等号及《工商管理月刊》各期有关内容。）。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象管理科学化这样事关工商企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海市商会却反应冷漠。在上海市商会的大小会议上，从未见人有把此问题列入议程，也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或建议，为管理科学化的热潮推波助澜。该会主办的《商业月报》上也未刊载过阐述科学管理理论和介绍典型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法成功经验的文章和报道。倒是官方主办的《工商半月刊》屡有专文发表，还重点介绍商务印书馆、康元印刷制罐厂推行科学管理的典型经验，并开辟“科学管理”专栏。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也对此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其自办的《机联会刊》上发表了不少通俗易懂的文章讲解科学管理的原理和内容，还专门出过“科学管理”专号。该会把科学管理法的宣传和应用，纳入国货运动的轨道，自1929年成立以后，即先后举办过六次工厂管理方法的系列演讲会，出席听讲的企业代表达1500人次以上，还特地放映关于德国“靴尔白闸”（译音）机器工厂实施科学管理法后生产操作井然有序的影片，使参加听讲的企业代表对科学管理增加一些视觉效果和感性认识。此外，该会还曾举办过关于工商法律常识的演讲会和关于工厂事务的专题研究会，邀请对科学管理法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如时任《工商管理月刊》主编的曹云祥、著名会计学专家徐永祚、主持实施科学管理法著有成效的企业家王云五、项康原、李祖范、陈万运等作专题演讲，均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注：参见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十年来之机联会》，自印本，1937年版，第261～263页；又见该会《会务报告》第4 册所载有关内容，以及《机联会刊》有关各期发表的文章。）。
当时的上海市商会虽然在提倡国货方面也确曾做过一些工作，如曾与其他国货团体一起筹备开展国货运动周，开设南市国货商场，推派代表出席上海国货宣传运动大会，组织劝用国货会，发起组织国货展览大会等等，但在整个国货运动中，商会还是步步落在人后。在发生于20年代的前一轮国货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一马当先，成为运动的主角，商会自感“未能尽职，愧对社会人士”（注：上海总商会：《国货与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关系》，收录于《中华国货维持会二十周年纪念刊》。）；而发生于30年代的新一轮国货运动中，唱主角的乃是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以及该会与金融、商贸、职业教育界联合组织的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附其骥尾、摇旗呐喊而已。
在上海工商界失去众望的商会，不得不走马换将。自认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商会新领导人俞佐廷，看到了推广商业教育和培育企业人才的重要，力图从“商业教育”入手，在工商界养成一批“洞明宇内大势”的“稳练有为之士”，以应付不断袭来的“世界经济怒潮”，但是他仍然搭错了脉搏，找不到工商界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尽管为此作出了一些努力，仍未见有任何起色。一年之后，他不得不在会员面前表露出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示只能“竭智尽忠”，“做到一分是一分而已”（注：俞佐廷在上海市商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14号。）。 在失去了工商界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商会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因循敷衍，得过且过，这就是处于衰落时期上海商会领导人的普遍心态。至于抗战爆发之后，随着上海沦入敌手，原来的上海商会也就无形解体。抗战胜利后虽重新恢复了上海商会的组织，但在当时国内面临经济崩溃的形势下，商会的作用更是微不足道了。
上海商会的兴衰，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如果把上海商会存在于世的48年比作是一场球赛的话，那么前28年它基本上是打了半场好球，而后20年则由于外来压力加重，自身状态欠佳，而不得不节节败下阵来。优胜劣汰的法则在这里又得到有力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