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莎莎[1]2014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文化视野下的狂欢化叙事》文中研究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著名且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和理念给当代世界文学引起了极大震动,但是梳理各研究学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后,我们能够发现其中缺乏对宗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探讨,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宗教背景对陀氏在文本中的实践。笔者希望通过文本批评的方法,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狂欢化叙事理论置于俄罗斯正教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寻找出两者的相互影响。从十世纪的“罗斯受洗”之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开始化走向一统化。西欧国家的基督教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后进入成熟期,俄国没有这种变化,而是保存了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文化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他的宗教观也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陀氏宗教观念是由俄国东正教做基石,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为辅料构建而成的。其中既包含对基督教义主要教义的接受,也包括对上帝持有的辩证认识,对神正论的思索,对人的内在神性的肯定(人身上的人),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这些都是构成陀氏文学世界的制约因素。笔者拟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讨论他作品的狂欢化叙事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氛围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化叙事产生的宗教背景和土壤。绪论：全面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资料,以此为基础整理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找出其中可能忽略的因素；从中发现,宗教文化背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狂欢化叙事的影响。之所以我们能看到如此丰富、如此生动形象的心理突变和挣扎的文学作品,都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的深入理解和不同阐释。第一章：本章探讨的重点是宗教文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和创作的影响,使其能创造出“人身上的人”这样特殊的理念。宗教在俄罗斯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每个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宗教情节是不可磨灭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对罪的认识,对苦难的理解,对救赎之路的追寻等,都体现了他在创作中深厚的宗教思想及其“人身上的人”这一理念的产生。第二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最大的特征——狂欢叙事,这种创作手法见于陀氏几乎所有作品中。本章讨论的重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具有的狂欢化叙事的体现,狂欢化叙事在陀氏文学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形态,并借鉴巴赫金的理论从文本方面进行细读,探讨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对宗教的痛苦思索而产生的文本形态是如何体现的。第三章：重点挖掘宗教文化与陀氏狂欢化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在文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传达给人们的能够实现“最终理想”的道路。文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中研究宗教与陀氏创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陀氏创造“最高现实”的最终目的。
王志耕[2]2001年在《《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博士学位论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及诗学原则对当代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在以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缺少对其诗学原则从俄国的宗教文化角度进行批评的实践。本论文将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原则置入俄国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寻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俄国从十世纪“罗斯受洗”以降 ,未能像西欧那样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 ,因而保持了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文化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形成其宗教观的 ,这种宗教观以东正教为基础 ,但融入了他自身的特殊体验 ,除了对某些主要教义的接受之外 ,还包括对上帝的辩证体认、神正论思考 (对自身怀疑的回答 )、对人的内在神性的肯定、对普世宗教的乌托邦理想等 ,这些思想是构成其诗学原则的制约因素之一。如 :一 ,神正论与现实主义原则 :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切体验了现实的苦难 ,同时他又笃信基督 ,他试图以“神正论”来解决信仰与现实的矛盾 ,但却把思想的悖谬留给了艺术表现 ,在创作上体现出正视苦难、直面罪恶等特色 ;二 ,“人身上的人”与“人的内在神性”。三 ,“众声喧哗”与“聚合性”:“多声部”性已是公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诗学原则之一。四 ,历时性 ,共时性与原型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乌托邦思想及神
朱胜萍[3]2016年在《《卡拉玛佐夫兄弟》创作中的聚和性》文中研究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文学天才,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以其独特的诗学艺术和丰富的思想创作了多部价值非凡的文学作品,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作品也为后世的文学研究者们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他独特深邃的宗教思想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是其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核心。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作为作家一生心灵探索的总结,作为最能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艺术的代表作,更是一直为研究者们所关注、所探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巴赫金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诗学结构称之为“复调”,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艺术构造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在同一空间中各种思想同时发声的“复调”小说。这一评价得到了世界各国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当代研究者们沿着“复调”的方向继续深入挖掘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艺术。然而,笔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艺术不仅仅具有共时性的特征,还具有“历时性”和“聚和性”特征。为了分析和揭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聚和性”意识,笔者将从小说中同时共存的由下往上的三个精神层面来进行分析,分别是潜意识层面、现实层面和超越现实层面。小说是在统一的宗教语境下,三种层面意识的聚和。
张磊[4]2012年在《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文中认为我国俄苏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发端以来,经过几个时期的发展和积淀,至今成果已蔚为可观。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局面的形成是众多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学人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俄苏文学学人的研究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俄苏文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本论文在此基础上选择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研究方法问题,试图揭示出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作用及贡献,进一步丰富俄苏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内容。俄苏文学学人群体庞大,本论文主要选取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但个别研究内容会涉及到新时期以前的情况。同时,本论文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选取学者较集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为个案,从中选取五位不同类型的学者进行分析论述。绪论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机制、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问题。第一章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俄苏文学学人的概况。按照学者所属单位的所在地区,将我国的俄苏文学学人划归到北京、沪宁杭地区、北方其他地区和南方其他地区四个区域中,并对其基本情况进行概述。第二章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俄苏文学学人的主要研究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实证主义批评、宗教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神话原型批评等方法,并选取若干学者的有代表性的例证加以分析。第三章以戈宝权为个案,探讨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重材料、重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在普希金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第四章以高莽为个案,从“视角独特的俄苏文学研究”,“绘画和文学研究交相辉映”以及“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等角度,论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的特色。第五章以吴元迈为个案,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苏联文学思潮研究以及俄苏文艺学方法论研究等角度,探讨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第六章以周启超为个案,从白银时代研究,俄国经典作家研究以及俄苏文论研究等角度,阐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涉及的重要领域。第七章以刘文飞为个案,从布罗茨基研究,俄语诗歌研究以及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等角度,论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的特点。结语认为,学人和方法都是俄苏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志耕[5]2006年在《宗教之维: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诗学研究概述》文中研究表明国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从上世纪初就开始注意到其宗教特性,但真正的宗教文化诗学研究起始于1980年代,由仅关注作家的宗教思想到对宗教文化理念与诗学原则关系的探讨。迄今已出现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这一研究方向仍存在着许多缺憾,包括对第一手材料的疏忽、对作家宗教思想理解的偏颇、对诗学本体研究的粗浅等。文章对近一个世纪来的主要成果作了学理分析,从而为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宗教诗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统。
王志耕[6]2000年在《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文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及诗学原则对当代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以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缺少对其诗学原则从俄国的宗教文化角度进行批评的实践。本论文将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原则置入俄国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寻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俄国从十世纪“罗斯受洗”以降,未能像西欧那样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因而保持了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文化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形成其宗教观的,这种宗教观以东正教为基础,但融入了他自身的特殊体验,除了对某些主要教义的接受之外,还包括对上帝的辩证体认、神正论思考(对自身怀疑的回答)、对人的内在神性的肯定、对普世宗教的乌托邦理想等,这些思想是构成其诗学原则的制约因素之一。如:一,神正论与现实主义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真切体验了现实的苦难,同时他又笃信基督,他试图以“神正论”来解决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但却把思想的悖谬留给了艺术表现,在创作上体现出正视苦难、直面罪恶等特色; 二,“人身上的人”与“人的内在神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其是“在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对这句话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肯定人的神性的原则下去描写人的,因而他在专注于恶的同时,也在众多卑微的人物身上发现着神圣的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人对上帝赋予的自由的选择与滥用。三,“众声喧哗”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多声部”性已是公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诗学原则之一。在巴赫金之前就有许多人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一原则在宗教文化的语境中来看,其所形成的原因除了对人的神性肯定外,还是普世教会形象的结构性体现。它将具有不同品相(地狱型、炼狱型、天堂型)的人组合在一起,使之在这一结构中具有同等的价值。四,历时性、共时性与原型结构:从巴赫金起,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共时性的,无论结构还是人物都缺少历时感。其实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三界原型结构:地狱、炼狱、天堂。这三重结构同时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这种结构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展示罪的同时,也揭示了地狱与炼狱的“罚”的力量,以及罪孽中的人由罚走向救赎的“精神辩证发展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其宗教乌托邦思想与现实理解而营造了一个体验的“最高现实”,他在其中看到了我们所未见的许多东西,但也创造了某些与现实相悖的虚幻之物。
焦静芳[7]2011年在《“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中指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他对自己诗学思想的精心提炼。“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艺术反映现实,而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不仅指社会的实际状况,还包括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作家要对社会现实进行加工,并深入挖掘人的心理现实。艺术具有独立性,但也必须根植于民族精神,它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改变社会。这一诗学的形成与陀氏所处的错综变幻的社会时代背景、文学向内转的发展规律、陀氏个人成长的环境以及个性是分不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可以引申为三个层面的内涵:心灵的现实、形而上之思、神学的终极对话,这三个层面依次递进,最终指向的是神学的完美理想。“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根植于现实主义诗学,坚持文学反映现实的基本诗学观点,但又往往以永恒问题为契机来处理特殊的时代问题,以人物所代表的思想代替典型形象,以文学表达哲学和宗教观点,体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诗学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这一诗学思想又表现出与现代主义相通的审美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重视心理现实的展现,揭示现代性转型期社会的危机,人的生存处境。可以说,“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宋春香[8]2008年在《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宏大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下,此文考察了狂欢与宗教(主要是多神教和基督教)丰富的渊源关系及巴赫金狂欢理论内容中的宗教性主题和宗教文化意义,并试图通过狂欢理论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个案分析,强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进行一种跨文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理论尝试。宗教是狂欢得以产生的基本起源,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形成体系规模的理论生发点。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若对此再加以细化考量,狂欢同宗教的渊源关系不容质疑:一方面狂欢源于多神教,一方面狂欢源于基督教。狂欢可谓是多神教和基督教综合作用的产物,这在欧洲文化史上都有着清晰的记载。巴赫金博古通今,在其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直接陈述的宗教观念是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表达的宗教理想是其重要叙事策略。诸如: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反映了鲜明的宗教意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影响,成为其理论得以产生的宗教背景;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成为其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之一;狂欢的笑和宗教禁忌、狂欢的身体和宗教美学、狂欢的形象和宗教圣贤、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等,都通过狂欢理论的内容要素同宗教主题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张扬着宗教精神诉求,构建了文学与宗教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批驳其超离现实的虚幻性同时,肯定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内涵和对文学研究和宗教研究的重要价值。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概述巴赫金狂欢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狂欢与宗教关系的历史渊源追溯、宗教与巴赫金思想体系的建构问题、国内外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本论文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的范围界定,进一步厘清狂欢理论中基本概念的客观含义,进一步明确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对象、论证方法、研究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说明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巴赫金狂欢理论同宗教的联系有着历史和逻辑两方面的依据。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以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论证方法、以民间立场为研究原则、以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三个关键词为基本范畴、以宗教层、文化层、文学层为具体的分析结构,从而体现出一种理论建构的体系性特征。关于巴赫金的研究现状问题,东西方各不相同。巴赫金研究在其故乡最突出的研究特色就是——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明显地走着一条“本土化”的研究路线。比如,探讨狂欢同古罗斯之笑的关系、研究狂欢同中世纪的历史渊源、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等。在西方不仅首次发现了巴赫金,而且对巴赫金的研究更多的是迎合当时文论思潮的话语解读,表现为解读视角与20世纪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某种契合及其相关焦点问题的论争。西方的巴赫金研究明显不同于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二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方的巴赫金研究并不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而是在还未充分理解巴赫金概念及其内涵之前,就已经强化了诠释其理论的“拓展与挑战”的学术情绪。在我国,巴赫金研究与俄国的“本土化”路线和西方的“他者化”路线截然不同,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可以说已经大致走出搜集整理的初级研究阶段,向着渊源探索、文化寻根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更高研究阶段迈进。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的宗教人格及其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从微观角度把握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和“非宗教的宗教追求”。巴赫金关注狂欢与宗教并不偶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环境因素。主观在于本身的基督徒身份和世界观,客观在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氛围,巴赫金学术研讨兴趣起初就是围绕着宗教哲学来展开的。若从巴赫金的宗教身份来考证的话,巴赫金本人是一个基督徒,而且终身信仰宗教。可以说,巴赫金的一生,凝结了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童年,巴赫金就受到了俄国东正教的熏陶。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是绝对创作不出具有宗教内涵的理论的。巴赫金是一位拥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人生和研究理论中,不时闪现宗教的真知灼见。早期,巴赫金关于主体的哲学和美学思考,就具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巴赫金同本国宗教思想家的对话与交流,更是其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渊源和学理基础。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的论述中,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理论借鉴和影响上,都有着深刻的学理基础。这主要是对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的承接与发展。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侧重论述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哲学基础。一方面,就对话理论来讲,从哲学的高度而言,对话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语言的角度而言,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对话是与独白相对立并存的两种言语方式;不管巴赫金的“他人”与“我”具有怎样的基督教人格论意义,也不管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彰显怎样的自由精神,仅是巴赫金的这种对话理想,就已经承继了宗教话语“我/你”关系的阐释问题。当伊凡诺夫从酒神迷狂状态中总结出了“我”和“你”关系在超越个体经验的集体无意识中所具有的“绝对平等”性质时,巴赫金在对话基础上的兼收并蓄,完全使得狂欢-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共存成为对话后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对话这个层面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始终以对话哲学为基础,不断延伸深化,形成同上帝的长久对话取向。另一方面,就酒神理论来讲,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重要基础来源之一。从始作俑者角度讲,德国的尼采和俄罗斯的维·伊凡诺夫是其直接影响者。若从酒神理论对巴赫金的影响来讲,巴赫金从中汲取的主要是宗教的生死哲学观,而远非酒神的短暂狂欢。一段源于神话的故事,在经尼采和伊万诺夫的形而上升华诠释后,强烈地影响了巴赫金的理论起点和价值取向。尼采的酒神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比亲密的“对话关系”:一方面巴赫金从神话世界中索取理论资源,通过话语的置换,用“狂欢”取代了“酒神”,将尼采倡导的酒神精神发展成自己独特的狂欢精神;另一方面巴赫金又在遵循酒神理论精髓的同时,在阐释语境、宗教态度、精神所指上,与尼采存在明显的不同,并最终将尼采“梦与醉”的审美艺术理想转换为走向“两种生活”的宗教精神诉求,实现了一种“从神到人的超越之路”。在俄罗斯本土,伊凡诺夫有关酒神理论的宗教阐释视角,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某些论说。显然,俄罗斯本土文化的亲和性与地域沟通的便利性,无疑强化了巴赫金对酒神理论的深层次解读和理解,而对酒神理论的接受就更加偏重于宗教层面。第二,侧重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产生的宗教背景基础,这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和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为代表,尤其是从宏观角度叙述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背景。诸如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东正教传统,割舍不掉的基督教文化渊源,宗教哲学复兴的“白银时代”等。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要素及其宗教主题。通过狂欢的“笑”论与宗教冲突问题、狂欢的身体与宗教亲和问题、狂欢的形象与宗教圣贤的问题、狂欢的戏仿与宗教文本问题四个方面内容来论述狂欢理论同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内涵。其间,笑是狂欢同宗教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狂欢之“笑”与渎神游戏唇齿相依,狂欢之“笑”与宗教禁忌互动共生,狂欢之“笑”与宗教态度相辅相成,由此巴赫金极力批驳那些将诙谐与宗教相对立的观念,提倡二者的亲和与关联。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由于同宗教的亲和关系,狂欢的身体是走出了禁欲的樊篱,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认知,拥有了一种宗教文化内涵,一种“宗教价值”和一种宗教美学蕴涵。在狂欢理论的阐释中,巴赫金史无前例地将小丑、傻瓜和骗子列入文学形象体系之中,并且认为这些形象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意义,同时,巴赫金又赋予“小丑”和“傻瓜”一种神秘的内涵。这同古老神话中的文化英雄——造物主,及俄罗斯传统中的“圣愚”,都有着亲缘关系,并在巴赫金所言及的颠覆、“贬低化”、“加冕和脱冕”和“他者”的视野中,获得了独特的宗教性内涵,拥有着宗教圣贤的文化原型。若从正统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话,狂欢化文学无疑是“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的勇敢挑战。但是,若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的话,这不为人正视的“小丑”和“傻瓜”,恰是由宗教中的“文化英雄”和“圣愚”原型演化而来。因为,无论是“文化英雄”,还是“圣愚”现象,都绝非为单一的“敌基督教的”文化,反而是一种亲基督教的文化。在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的论述中,巴赫金强调了“梅尼普体和狂欢化”对宗教文本创作的影响、“基督文学”中的“狂欢化”因素和“拉丁语诙谐文学”与“神圣的戏仿”的密切关系,更为直接地表述了狂欢同宗教文学创作之间的文化联系。第五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精神诉求问题。不可否认,“理想世界是宗教和文学的永恒主题”。作为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理的安慰。在狂欢理论中,从表面看,巴赫金对狂欢活动中的物质存在大加描摹,但从深层次讲,他在颠覆现有存在的众多束缚中,始终期盼一种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彼岸,一种十分抽象的宗教精神上的东西。在诸如“交替与更新”、“肯定与否定”、“第二种生活”等看似对立的二元论概念中,巴赫金都赋予其精神解放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人性追问中,显出人类生命诉求间的原初样态,在狂欢中寻找人终极的归宿,在颠覆中期盼人的精神解放,凸显一种宗教精神诉求。第六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的宗教反馈问题。巴赫金狂欢理论宗教性维度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它同宗教传统、宗教观念的关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狂欢理论也拓展了人们对宗教传统和宗教观念的理解,甚至使“狂欢”本身成为带有某种宗教意味的元素,以至于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不时地反馈着由“狂欢”带来的新鲜视点。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狂欢化文学创作和对狂欢理论进行宗教视角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俄国文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和法国文学的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狂欢理论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并且为如上文学作品宗教层面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可资运用的话语资源和方法论基础。同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远远超出文艺学和哲学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介入到宗教史研究的学理层面,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宗教史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深深影响了宗教史中的狂欢研究和笑研究,诸如儒思·蔻斯、英格维尔特·萨利特·吉尔胡斯等,就将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同基督教相联系,同宗教史相沟通,在充分认识到狂欢的宗教价值的同时,进行了有益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宗教史研究呈现出较之从前截然不同的理论风貌。总之,狂欢与宗教的关系复杂而暧昧,其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日益成为学人予以褒奖的论题。而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问题,狂欢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亲和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巴赫金的宗教观问题和生命哲学问题,也将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互通中,在当代学者的阐释中获得新的内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狂欢在宗教方面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巴赫金狂欢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宗教视角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学术课题。
许海娜[9]2013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神”形象的建构及其现代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深奥、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其思想总是徘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游走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其作品亦因对世界性哲学命题的思索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挖掘而被誉为“思想小说”。纵观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群像，“人神”与“神人”形象分别代表其矛盾思想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对话与抗争使陀氏思想得到全景式的展现。其中，最能反映陀氏精神演变轨迹及其思想复杂程度的并非那种完美、崇高的“神人”形象，而是那些消解了生命的神圣性，在善与恶、罪与罚、理性与信仰的撕扯中历经困苦与磨难而又最终复归生命神圣性的“人神”形象，他们并非单一、静态的人物，而是一种多个、有着类似精神特征的人物群像的动态建构。本文主要以形象学、精神分析、文化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通过对陀氏宏观生存背景考察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从多维度阐释“人神”形象的独特内涵，着力勾勒其精神演变轨迹，进而从现代性与宗教文化角度切入，分析“人神”形象的建构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对陀氏创作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综述，提出本论的选题思路和学术目标。正文分三章：第一章结合既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厘定“人神”形象的概念，从外在言行、内在精神、悲剧性结局等角度分析“人神”形象的精神特征，综合时代文化语境与陀氏自身人生体验剖析其生成原因。第二章在分析“人神”形象内涵与成因基础上，结合陀氏个人思想变化过程与《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具体文本，提炼出“人神”形象从自由状态到思想分裂再到走向救赎的三个精神演变阶段。第三章写徘徊在理性与宗教之间的“人神”形象所蕴含的启示意义，剖析“人神”形象所折射出的现代人精神困境，通过评析陀氏对理性与宗教的复杂态度，揭示出神圣对人类精神的意义、现代人对价值理性的美好期许，以及陀氏为了人的拯救而选择重建生命神圣性的创作理念。无论是陀氏自身在理性与宗教之间的游走，还是“人神”在万难忍受的“炼狱”中的试炼，他们上下求索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生存的意义，寻求精神世界与尘世生活的平衡，以求达到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安宁。陀氏借助“人神”形象的建构阐释了自己对理性与上帝的质疑、追问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内隐性追求，企图通过写作来探寻在这“恐惧与颤栗”的世界中人类生存的言与行之价值。
周卫忠[10]2005年在《巴赫金诗学的双重性思想》文中指出论文对巴赫金著作中有关双重性问题的阐述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并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界定巴赫金双重性思想的承前启后意义。 论文第一、二部分分析了巴赫金《拉伯雷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两部主要著作中关于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的诗学阐述,认为双重性是巴赫金诗学的一个基础概念,也是巴赫金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它贯穿了巴赫金关于狂欢问题阐述的每一方面,体现着巴赫金独特的艺术视野与哲学视角,是巴赫金用以构建其狂欢诗学大厦的一快基石。 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首先指出《巨人传》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狂欢节及其代表的民间文化传统,因而必须在这一文化视界下才能正确地给予解读。而《巨人传》所具有的颠覆中世纪天主教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功能,正是源于民间狂欢文化内在的深刻双重性:它是有着两副面孔的雅努斯,一切事物的过去与未来、死亡与诞生、衰老与青春、毁灭与更新等等相反的两极属性共存于这个一体双面的形象中,以双重共在的格局显现着。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狂欢语言的辱骂——赞美同在之中,表现在狂欢节的形象和狂欢化文艺作品的情节中国王——小丑一体的现象之中,表现在狂欢节及其他民间文化中的怪诞人体上生——死两种因素的共存之中。而狂欢宇宙观中对属肉的、生殖的、代表民间大众的生机与活力的下部世界的肯定与张扬,正是对属灵的、僵死的、代表教会官方的腐朽与没落的上部世界的否定与打击。巴赫金认为,拉伯雷作品的进步性正在于此。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巴赫金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双重人格的主人公的大量描写,乃是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表现采取了狂欢与对话的艺术立场:狂欢化的体裁本能地蕴涵着讽刺性模拟,讽刺性模拟则意味着塑造一体双生的主人公形象;而对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存在方式,他在对话中与他者建立特定的关系,他也在对话在中凸显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建立于深刻的对话性基础之上的存在,使他的身上不仅显现其“自我”,而且显现“他者”。世界就是由“我眼中之我”、“他者眼中之我”和“我眼中之他者”构成的,而“他者眼中之我”与“我眼中之他者”又都是通过“我”来显现的,在此也都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人身上的人”。由此,主人公的自我便一分为二,这个“人身上的人”与“我”相反相成、共存共生,相互对应,双重人格由此而生。 从宏观的存在的双重性到微观的个体的双重人格,双重性,是巴赫金关于狂欢文化与狂欢化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 论文第三部分阐述了巴赫金双重性范畴的独特内涵,分析了巴赫金双重性思想的西方哲学、文化背景,并把巴赫金对双重性问题的阐述与其早期伦理哲学联系起来,从而在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宏观语境和巴赫金本人的哲学运思轨迹中来把握双重性的思想意义。 论文从巴赫金对狂欢文化和狂欢化文学的研究中,从他早年构建的行为哲学理论话语中来把握其双重性思想的独特内涵。在巴赫金的诗学、哲学视界下,双重性首先体现为世界的双重存在,在狂欢诗学话语中又具体体现为官方与非官方的双重存在。巴赫金在中世纪教会官方似乎一统天下的世界里,发现了狂欢及其他民间节日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作为宇宙的另一极,它与官方基督教世界的对应共存构成了新的世界图景。其次,双重性也表现为事件的双重意义。巴赫金的行为哲学认为,存在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必然产生连串行为,连串的行为也就是事件:存在即事件。从这样的哲学立场出发,中世纪的狂欢就是巴赫金所面对的存在即事件,他对狂欢节和狂欢文化的研究则是对历史的存在即事件的揭示。狂欢节所表达的除旧迎新、告别死亡迎接再生的交替与更新精神,即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正是这一事件的双重意义所在。第三,双重性还表现为人格的双重共生。从狂欢文化中怪诞人体的生——死相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量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形象,无不体现着狂欢世界观
参考文献：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文化视野下的狂欢化叙事[D]. 刘莎莎. 黑龙江大学. 2014
[2].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博士学位论文)[J]. 王志耕. 当代作家评论. 2001
[3]. 《卡拉玛佐夫兄弟》创作中的聚和性[D]. 朱胜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4]. 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D]. 张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5]. 宗教之维: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诗学研究概述[J]. 王志耕. 国外文学. 2006
[6]. 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D]. 王志耕. 北京师范大学. 2000
[7]. “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D]. 焦静芳. 湘潭大学. 2011
[8]. 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 宋春香.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9].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神”形象的建构及其现代启示[D]. 许海娜. 江南大学. 2013
[10]. 巴赫金诗学的双重性思想[D]. 周卫忠. 浙江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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