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方向性对译语非流利产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向性论文,流利论文,译语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口译是一项时效性极强的双语转换活动，译员往往在表述中出现类似于日常口语中的停顿、重复、赘语等非流利现象（刘绍龙2007：276）。口语失误一般仅涉及人脑单语思维出错或障碍，译语不畅的原因则要复杂得多，临场压力大，语码切换快，专技运用不娴熟等，都会给译员表达的流利度带来挑战。系统考察反映译员即时思维活动的译语产出，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口译活动本质的理解，同时也能对研究者探索人脑复杂的认知加工机理提供借鉴。不过，目前对非流利现象的考察多停留在特定自然语言口语，涉及口译活动的非流利研究较少。
现代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由于语言结构差异和熟练程度高低的存在，人对母语信息和外语信息进行认知加工的过程往往呈现出较大的差别（Carroll 2000：129-186）。那么，在口译这种跨语言交际模式下，译入母语和外语时的非流利现象呈现何种特征？这种特征是否蕴含着某些独特的认知规律？译语中非流利现象形成的主因有哪些？口译学习者译入母语是否比译入外语更流利？本文拟对一组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口译表现进行观察，旨在探讨上述问题并对口译流利度的发展提出建议和启示。
2.研究背景
2.1言语产出的非流利研究
根据《语言与语言学字典》（Bussman 1996），非流利现象是指任何形式的言语流利障碍（包括病理性的言语产出失调，比如口吃等）。这是广义的非流利定义。狭义的非流利研究主要关注口语的产出障碍，这也是研究者探讨最多的领域。国外对言语产出的非流利研究从最初零散地考察犹豫现象（包括停顿、重复等）开始，至今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杨军2004），其中又以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研究者借用自然观察、实验和语料库等手段，对非流利现象的概念、分类、特征等进行了大量探索，为人们深入了解言语产出机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此外，Raupach（1980）曾开创性地采用时间性变量对口语语料进行定量研究，从客观上为我们认识流利度和非流利现象提供了途径，也为后续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2.2口译产出的非流利研究
与口语中的非流利研究相比，人们对口译中的非流利产出关注有限。尽管有研究者从心理语言学对言语产出障碍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并倾向于认为，译员使用语言的音韵特点（如语音、语调、停顿等）与常人使用口语应有所不同（Gerver 1975；Shlesinger 1994），但真正涉及口译非流利产出的专题研究仍屈指可数，且多数仅关注了同声传译这种口译模式。P
chhacker（1995）曾利用工作语言为英语和德语的会议口译语料库对讲者和译员之间的口误现象作了比对。Tissi（2000）详细描述了同传中的停顿等非流利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非流利分类体系。Cecot（2001）考察了职业译员同传中的停顿特征并对其作用进行了探讨。Petite（2005）根据认知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有关言语产出的理论对同传中的修补和监控机制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译员修补具有多重动机，并指出言语产出研究成果对口译研究的借鉴意义。另外，Mead（2000）曾设计了语言组合为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口译实验，讨论了停顿与方向性（directionality）的关系。他的研究则首次关注了交替传译这一口译模式。
相形之下，国内有关口译非流利产出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其中，徐海铭（2010）曾对受训译员在汉英交替传译中的停顿分类、时长、频数进行了初步论述；戴朝晖（2011）利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口译语料库分析了中国大学生汉英口译活动非流利现象的模式和特点。遗憾的是，上述两项研究并未涉及译入汉语时的情形。尽管杨承淑、邓敏君（2011）通过实验比较了专家译员和新手译员在英汉双向视译和带稿同传中的停顿、重复等不流畅现象，但其侧重描述两者译技巧和策略运用的异同，亦未就口译方向和流利度之间的关系做深入探讨。
一直以来，方向性是口译研究界和从业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但诚如Gile（2005）所言，译入母语或外语孰优孰劣终究仅流于传统意义上的判断，而非实证基础上的定论。鉴于此，本文拟作一初步尝试，旨在通过分析一组学生译员的在不同方向下的口译产出，丰富我们对方向性和流利度两者关联的认识。
3.研究方法
3.1研究假设
Mead（2000）在其交替传译实验中，曾以停顿为指标，认为译入母语比译入外语流利。本文延续其思路，但采用英汉语言组合，同时追加重复和修补两项指标，检验该假设的适用性。
3.2定义和分类
在言语产出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出于各自的目的和需要，对非流利现象的定义和分类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Hieke 1981；Duez1982；Gósy 2007）。口译表达涉及两种语言，语言的结构差异往往会导致各自的译语产出呈现不同的特征。为了使不同语言组合之间的非流利现象具有可比性，我们综合现有的各种分类方法，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将英汉双向口译中的非流利现象大致分为停顿①、重复和修补。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停顿的两种分类，有声停顿通常被视为言语产出过程中不流畅的一种表现，而静默停顿则有可能是流利度的组成部分（Duez 1982；Mead 2005）。故明确起见，我们仅在标定停顿位置、测量停顿时长和转录录音文稿时采用上述分类，在统计和分析实验数据时，根据停顿的分布，将其分为合理停顿（grammatical pauses）和不当停顿（non-grammatical pauses），并在转录稿上加以区分（详见3.6节）。另外，Hieke（1981）曾将重复定义在话者犹豫的范畴下，并把它分为前瞻性重复和回顾性重复。前者属于拖延式重复，主要为话者计划言语争取时间，后者则属于修补式重复，起着纠正前述话语的作用。本文借用其分类，但为与另一类非流利现象——显性修补有所区分，文中的重复现象是指前瞻性重复，亦即隐性修补。
3.3实验对象
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为15名国内某大学英语专业翻译方向本科三年级学生，已系统接受过一个学期的口译训练（强度为每周4个课时），基本掌握交替传译的听说和笔记技巧。
3.4实验材料
为客观反映不同方向下译语非流利产出的特点并确保实验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中的口译源语选自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语音片段。虽然不同语言的演讲会有形式和内容上的细微差异，但两人的讲话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可比性，易于学生译员胜任：1）主题均为双边关系；2）出自同一场景且都为即席讲话；3）译员仅通过源语声音接收讲者信息；4）讲话时长接近（中文2'13’’；英文2'10’’）；5）平均语速近似（中文177音节/分；英文170音节/分）②。
3.5数据采集
口译视学生个人的时间自由度随机逐个进行。因属于常识类话题，口译相关主题由本文作者现场告知受试。实验现场布置尽量接近原口译场景的生态效果，如使用投影仪展示现场图片，播放记者问题录音等，以使学生获得直观的视听感受。整个口译活动全程录音。
3.6数据统计与分析
研究者将每位学生的口译录音导入Adobe Audition 1.5，获取声音的波形文件，并通过反复听辨标定停顿、重复和修补的具体位置。随后，研究者对照标记将受试的口译录音转录成文字。由于两位领导人发言时均有各自译员在场，我们也对他们的口译录音做了转录和标注，方便比对。最后，研究者将所有收集到的数据输入SPSS 11.5软件留待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此外，鉴于停顿功能的特殊性，我们在统计实验数据时需对合理停顿和不当停顿加以区分，后者一般是指那些位于正常句法界限之外的停顿。如：当然这[p]两个国家之间……；As the[p]journalist mentioned just now…。对此，Mead（2005）曾将停顿按句构位置不同分为句间、子句或短语间、子句连接词后、子句内、短语内五类，并认为后三类属于译员在无恰当句法界限时的不当停顿。不过，由于英汉语分属不同语系，句法结构相差悬殊，停顿的合理与否并无公用的标准可循。再者，汉语缺乏形态特征，对其分析通过句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语义知识（齐璇等2001），这对分析口译语料尤显必要。为便于比较，本文仅统计了译入英语时短语内停顿的数量；译入汉语时，我们选用香港科技大学人类语言技术中心开发的语义分析器（HKUST Chinese Semantic Parser）③对译语进行检证，藉以判定停顿的合理性。
4.结果与讨论
4.1总体特征
参照三类非流利成分的定义，我们采取录音回放和反复比对的方式对每位受试及两位职业译员的转录稿进行仔细标注，随后统计得到两种口译方向下每类非流利成分的数量，并测得每人的口译时长，如表1所示。为了对群体在两种口译方向下的非流利成分分布进行考察，我们按类汇总各成分数量并根据所占比重绘制成百分图，得到图1。此外，根据表1我们还可计算得到受试个体在两种口译方向下非流利产出成分的比重以及他们人均每分钟内的非流利成分频数（为提高统计分析的有效性，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确保均值差呈正态分布后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得到表2。
首先，不当停顿是非流利成分的核心要素，在三类成分中比重最大。从表1中所有受试的停顿特征来看，译入汉语时，不当停顿占总停顿的比例均低于译入英语时的情形，母语优势无疑使学生减少了误入句法“陷阱”的可能性，表2配对样本T检验的分析结果亦证明了这一点。鉴于我们仅对译入英语时短语内的不当停顿进行了统计，因此可以认为，语言娴熟程度的差异在两种不同方向的口译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可能使停顿特征出现更显著的偏向。此外，我们对受试群体的各非流利成分比重进行对比后发现，口译方向的改变分别对不当停顿和修补的增减趋势造成了较显著影响，不过对重复作用似不明显（见图1）。另值一提的是，不论受试还是职业译员，口译过程中均有不当停顿产生。但从总量上看，学生译员在两种方向下的不当停顿比例均较可观（译入汉语和译入英语的均值分别超过5次/分和9次/分），而两名职业译员表现稳定（均为译入外语，频率每分钟3次左右）。
其次，受试口译产出中的重复和修补现象比较频繁。就重复而言，表2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单位时间内受试个体译入英语时使用的频率要比译汉语时高，呈显著差异（p＜0.05）。表2的统计结果同时显示，受试个体不论译入何语，其使用重复的几率并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群体在两种方向下的重复特征总体一致（见图1）。此外，表2的检验结果同时表明，与译入英语相比，受试个体译入沉语时使用修补的频率和比重均显著增加。
4.2分类讨论
4.2.1不当停顿
从表1的统计结果看，不当停顿在受试的停顿使用中占有相当比重，且译入英语时出现的几率均高于译入汉语。可见，口译方向的改变使学生译员言语产出的流利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当然，对于交替传译这种特殊的跨语言交际活动而言，译员在口译中出现“语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而言，停顿的产生与译员的语言能力以及口译技能是密不可分的。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语言能力和口译技能的高低均无法避免不当停顿的产生。这恐怕与口译活动的在线计划和即时产出有关，因为即便是训练有素的“老手”也会有“马失前蹄”可能。
心理语言学认为，言语产出过程中的停顿现象是认知活动的外部反映（Goldman-Eisler 1968），且其频数会随着交际任务的复杂程度而增加（参见Zellner 1994：47）。就交传而言，任务的复杂程度可能与口译主题和概念的难易度有关，也有可能是因口译方向的改变所致，即双语的娴熟度差异使得译员在词汇提取、句法组织以及谋篇布局等方面受到区别性的掣肘。尽管受试在口译听辨、笔记和应对技巧等方面的受训时间较短，但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构成与某种译语的流利度有切实关联的理由。鉴于本研究的口译主题属于常识类话题，且均由研究者在实验前告知相关信息，我们认为，口译方向的改变是导致受试在两种实验条件下停顿（尤其是不当停顿）数量悬殊的主因，这也部分地佐证了译入母语比译入外语流利的假设。
4.2.2重复
重复现象是本研究中受试口译产出的又一大特征。在对自然语言的研究中，重复是话者用来为后续语流计划赢得时间或是争取话轮的一种方式（杨军2004）。我们认为，译员虽然不需要参与概念生成，却要即时地把通过源语听辨获得的概念进行跨语言的表述，故也经常会因为面临认知资源紧张而倾向于借助重复来维持语流和协调脑力。
不过，本研究中有关重复的数据并未与特定的口译方向出现一致性的关联。首先，受试译入英语比译入汉语产生重复的频率更高。Schmidt（1992）指出，言语中的语音加工不同于复杂的概念加工，前者可经过反复练习而臻于自动化，后者却不能。因此，就本研究而论，由于译员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译语的即席组织和发布，语言娴熟度差异的存在使得受试译入自动化程度相对不足的英语言语计划更容易滞后，故而频繁借用耗费认知资源较少的重复以维系其在特定交际场合下的话语权，为后续的产出争得时间。其次，通过横向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三类非流利成分中，重复发生的几率在群体和个体的译语特征中具有总体的稳定性（图1和表2），即对口译方向性不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在双语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尽管仍有明显差异），音节、字词、短语甚至句子复读所需的注意力资源与特定语言的关联不大，毕竟重复属于简单的语音加工行为。不过，本研究中15名受试译入英语和汉语时的重复数量人均各超过12次和5次，而两名职业译员中仅有1人使用了1次。可见，重复虽然为译员的言语计划赢得了时间，但过度使用无疑将有损译语质量，得不偿失。
4.2.3修补
在我们所关注的口译产出中，译语修补是总量上仅次于不当停顿的非流利成分（图1）。不过，与不当停顿相比，有关修补的实验数据为我们呈现了几个相当有意思的趋势。
首先，译入汉语比译入英语时的修补更频繁（见表2）。Postma（2000）认为，修补是交际者监控到言语错误后一小段时间内所采取的纠正行为。修补的发生无非经过三个阶段：发现错误、中断语流和实施修补（Postma & Kolk 1993）。可见，已有产出中的某种“缺陷”是话者启动修补的根源所在，修补的过程也是话者对产出进行自觉监控和调节的过程。本研究中，汉语的修补更为频繁一方面可能是受试在该方向下监控到了更多的“缺陷”从而引发纠错，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译入英语时监控不力或放弃修补。我们认为，相比停顿和重复，译语中的修补是认知含量最高的交际行为。受试即便有修补的意图，英语中陈述性知识④的欠缺也往往会使修补的过程仅止步于停顿或简单的重复；相比较而言，译入汉语时修补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这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悖论，即译入母语反不如译入外语来得流利。
其次，对受试个体在两种译语中修补频率的相关性检验显示，Pearson系数=0.735，p=0.002，呈显著正相关。这也意味着，对于同一受试个体，译入英语时修补频率越高，其汉语的修补也越频繁。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口译初学者的自身特质（idiosyncrasy）有关。以上两个趋势说明，在口译教学和培训过程中，表达技巧的习得与译语流利度的发展密不可分。
再者，群体和个体在译入汉语时实施修补的可能性更大（见图1和表2）。就本文所探讨的三种非流利现象而言，修补的这种趋势似与不当停顿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联。换言之，受试在口译中容易受方向性的干扰，具体表现为汉译英时不当停顿的比例显著增加，而英译汉时修补的比例明显上升。Gile（2011：163）在其交传第二阶段的认知负荷模型中（Effort Model of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将成功的口译归因于如下几种认知努力的有效运作：Rem（长时记忆提取）、Read（笔记阅读）、P（口译表达）和C（认知协调）。他认为，在认知加工能力总量有限的前提下，任一负荷的增加将以牺牲其余认知努力为代价，从而损及口译效果。据此，若我们假设受试个体因笔记阅读和认知协调所耗费的认知资源不因语言不同而变化（事实上亦无明显理由可说明这两类认知努力与特定语言切实相关），那么记忆提取和口译表达便成为制约认知资源分配的两大瓶颈。Gile（同上：209）同时指出，译员在口译产出中的犹豫现象，即有声或静默停顿，根源在于其语言知识的易得性（availability）较低。不难理解，由于双语娴熟差异的存在，与译入汉语时相比，受试译入英语时从长时记忆中提取表达所需的认知负荷不同程度地增加，进而使口译表达所需的注意资源供给无法保障，其外在表现便是频繁的停顿。相应地，译入汉语时，受试提取表达所耗的认知资源减少，保证了其有相对充裕的精力进行译语监控和协调。遗憾的是，母语优势非但未给受试带来更为流畅的口译产出，却诱发了过度的修补，使译语显得更不流利，而两名职业译员（虽均译入外语）仅有美方译员使用了一次。杨承淑、邓敏君（2011）通过观察资深译员和新手译员的口译决策过程也发现，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各自的监控与修补手法，也即其所谓的策略运用能力。这一方面说明，在口译这种特殊的交际模式下，流利度的高低未必与语言知识的多寡形成正面的关联。另一方面，强化口译产出的自我监控和规避外显的修补行为是受训译员口译流利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本研究参照不当停顿、重复和修补三项指标，通过对一组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口译产出进行定量分析，指出双语水平不均衡的情况下，口译方向的改变将对译语的流利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上述指标的统计结果并不趋同：与译入汉语相比，译入英语时产生不当停顿的频率和几率显著增加，而修补则截然相反；与译入英语相比，译入汉语时重复的频率显著降低，但几率却并无显著差异。简言之，口译方向性与译语的流利度仅呈特定而非一致的关联，译入母语也并非比译入外语流利。
此外，本文对两名职业译员的分析显示，当译员双语水平差异缩小时，方向性对流利度的影响也许将式微。Goffman（1981：172）指出，成功的演讲者总能将产出中的停顿、改述、重复和纠正等缺陷控制在可接受的限度内。故本研究对于口译学习者的启示是，在习得语言知识和表达技巧的同时，应有意识地强化对译语中不当停顿、重复和修补等非流利成分的自觉控制，使流利的表达成为可能。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仅考察了符合最低统计界限的样本数量，这可能使本文的统计精确度存在一定的偏差。另外，实验对象中未能囊括（当然也很难）一组规模和语言层次类似且母语和外语分别为英语和汉语的学生译员作为参照，因而现有讨论结果仍将继续接受更多此类实验的验证（包括其他语言组合），以期进一步明确方向性与流利度之间的关联。
①关于译语中停顿时长的阈值（cut-off point），目前并无公认的量化指标（徐海铭2010）。本文在参考相关口译停顿研究的文献后，采用0.250s作为静默停顿的最小阈值；而任何无表意功能的发声，如汉语中的“呃”、“嗯”，英语中的“um”、“err”等不论长短均视为有声停顿。另外，同时包含两种停顿形式的片段则视为有声停顿。
②关于语速的测量研究者往往有基于选择单词或音节作为测量单位的争论。Pchhacker（1993）认为，相比单词由于受特定语言的制约，音节更适合用作比较两种不同语言之间语速测量单位。
（③网址为：http://hlt030.cse.ust.hk/research/c-assert/。
④译员的陈述性知识可以大致表征为语言知识、非语言知识（含学科知识、行业知识等，且范围广泛）（刘绍龙200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