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史观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是人类面向21世纪必然做出的战略选择。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反思文明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反思工业文明以来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成就。因而，从实质上看，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一种社会发展观。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观，它与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近似的、乃至相同的理论立场。例如，可持续发展思想虽然是一种发展战略，但它十分注重社会实践的意义；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而要求以自然主义和辩证思维作为理论基础，呼唤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因而具有强烈的全人类意识，要求人类代际之间的协调发展，因而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感。由此可见，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从理论上深化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于唯物史观理论现代形态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唯物史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
众所周知，可持续发展强调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从哲学意义上看，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科学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本体论基础。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可持续发展具有与唯物史观相同的理论起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并且“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24页。）。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首要的问题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与唯物史观不仅在理论出发点上接近，在许多根本原则问题上也不乏共同之处。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共同性、公正性等三个基本原则，强调要实现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注：参见《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这些理论原则与唯物史观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科学解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唯物史观认为，人与自然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表现在，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因此，在本原的意义上，自然界具有优先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对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但是，唯物史观同时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不是像动物那样简单地适应自然、直接生存在自然界中，而是通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实现“自然界的人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不无深刻地指出，要实现“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历史使命，必须确立如下前提：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大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927页。）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即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0页。）
笔者认为，唯物史观在本体论层次上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意义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本原问题上，唯物史观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把人与自然紧密地统一起来。借助于人类物质性实践活动，自然界由单纯的客观实在性，而变得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性；同样借助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依赖于而且又超越自然界，在使自然不断人化的同时，不断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实际上，人类要实施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离不开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离不开物质性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根本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本体论基础。
其次，唯物史观在坚持社会实践这一唯物主义前提下，力求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彻底统一，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个基本目标。一方面，唯物史观所指出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道路，可以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借鉴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对超越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脱离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脱离自然和社会之间整体关系的协调发展，就不会有任何发展，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矛盾之中，总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为了进行生产，人们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62页。）。可见，人与自然关系具有社会实践性，脱离这一前提谈论“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只能陷入空洞、抽象的理论思辨。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是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的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5页。）。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戈尔曾明确指出，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根源于同一个哲学性错误，这种错误的表现在于“这种哲学认定，我们的生命与自然界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我们的精神是与我们的肉体分开的，作为脱离肉体的纯理智，我们可以用我们选择的任何方式来操纵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我们觉得与物质世界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才轻视我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而且，由于这种联系似乎是抽象的，我们才总不肯明白对于我们的生存极关紧要的环境遭到摧毁意味着什么。”（注：〔美〕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1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同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所有的反馈循环中，人的因素是拯救地球环境的关键因素”（注：〔美〕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30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摒弃可持续发展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基础和“唯生态主义”的偏颇立场，代之以唯物*
、实践的、辩证的哲学基础，而这正体现了唯物史观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体论意义。
二、唯物史观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必要的认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从产生、发展到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不仅有严峻的客观现实作为基础，而且是有深刻认识论根源的，就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反思。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结合，使人类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物资和消费品，极大地刺激了人类消费欲望的膨胀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为这些成果所陶醉，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深信人类的理性是万能的，科学技术是至上的，人类可以无条件、无限制地从自然获得资源，向自然排放废物；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盲目地迷恋于追求经济指数的高速增长，而过度耗费资源，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因为如此，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出现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就不足为奇了。面对活生生的严峻现实，人们不得不做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的战略选择。
而在唯物史观看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59页，人民出版社，1971。）。因此，人类从工业革命→出现生态危机→选择可持续发展，既有实践上的必然性，同时也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借助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认识论根源有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唯物史观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历史性。
如前所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具有一般的社会性，实际上，这种一般社会性正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性，在不同社会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是非曲直，从根本上说，源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社会历史制约性。只要我们具体分析，就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是历史上三种依次更替出现的社会形态。“这三种社会形态，是伴随着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三种发展状况而产生的。同时，这三种社会形态反过来又使人与自然关系的三种发展状况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新编本），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在人的依赖性社会中，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关系的共同特征在于：自然经济占优势，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弱小，人对自然界普遍存在着敬畏甚至崇拜之情。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生态问题并不会引起人与自然的剧烈冲突。即使在某个阶段、某个局部发生此类矛盾，也不会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力量。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也是对当时现实的反映，尽管其中包含许多合理思想的萌芽，但片面夸大这些思想的作用，无疑会妨碍人们对问题更深入的认识。
在物的依赖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即由前资本主义形态下人对自然的盲从和敬畏，转化为人对自然的普遍征服和占有，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们对象，不过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393页。）在这里，马克思既肯定了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优于人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又指出了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局限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同人们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6页。），使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对象化，使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形式不断得到深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2页。）。但从实质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在社会关系上的全面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追求经济至上的目的，只能导致人、自然以及二者关系沦为手段。生态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在唯物史观看来，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此，马克思多次批判那种“留恋原始的丰富性”的非历史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强调只能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全面消除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
在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大地提高，全面消除了各种异化关系，消除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真正实现自然和人的同时解放。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是人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2页。）。由引可见，自然界能否获得新生，与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能否真正实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唯物史观必然得出的科学结论。
概而言之，唯物史观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人类文明只是发展到现在才成了改变全球环境的主要原因”（注：参见〔美〕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1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这既是人类进步的代价，也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它既昭示了主客对立、理性万能的认识论模式的流弊，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唯物史观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认识论意义所在。
其次，唯物史观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本质的分析，对于克服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可能出现的认识偏颇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在物质领域的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均急速增长，人们通过技术所改变的自然环境又影响自己的存在，因此，技术的发展再也不能只顾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无忧无虑地不断扩张下去。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要克服的根本症结之一。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当前生态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技术方式的缺陷和科技的盲目增长。只要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式，使科技与生态结合起来，就能改变人们的技术观，从而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应该说，坚持科技进步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的观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科学技术不仅只是面对物的世界，而且还有属人的性质这一面。在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问题上，唯物史观理论是很值得借鉴的。
唯物史观认为，尽管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二重性，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要求人们疏远科技、放弃科技、停止科技研究的非理性主义观点，彻底划清了界限。
固然，对于全球出现的危机，科学技术或许应负一定的责任，但绝不能负也不应该负根本责任。同时，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根除生态危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能依赖于科技进步，别无它途可言。
如前所述，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源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如果不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单纯靠科学家、工程师和资本家的“良心”来试图解决问题，只能是“本末倒置”。
这是因为“技术可能仅仅增强人们某些感知力，仅仅扩大人的基础能力，仅仅提高人的某些潜能，而不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注：〔美〕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因此，唯物史观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应当“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而应当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8页。）。这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发展只有纳入到人—自然—社会的综合系统中去考虑，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为处理好科学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关系，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综合地看，唯物史观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认识论根源的揭示，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思想方法上，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它对于唯物史观的发展，特别是唯物史观现代形态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石的生态文明，（注：参见《北京大学学报》，71页，1997(3)。）应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课题。
生态文明既是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对传统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又要以传统文明的发展作为基础。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文明观念中，文明是与野蛮相对而言的，在这里，自然完全处于对象化的状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恰恰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和尺度。生态文明第一次把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明确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使得人—自然—社会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真正成为可能。这是因为，生态文明的提出和实现，是全人类的理想和奋斗目标，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它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特别是对于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在内的社会生产整体系统，必将产生划时代的重大影响。比如，生产力概念的拓宽和深化、绿色产业的出现和规模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影响，都应当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课题。
生态文明的实现，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多元化、多层次的矛盾体系，如何实现诸矛盾、诸因素的综合协调，既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任务，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参见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86～494页，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出，应当把社会生产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通过克服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即实现“红与绿”（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的革命。这种学说虽然抓住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基本矛盾，但由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没有把生态问题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只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切实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科学理论，依然是唯物史观研究的当务之急。
其次，可持续发展思想直接推动唯物史观价值理论的发展。
价值是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告诫人们，尽管人类在自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作为世界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价值并不能大于世界整体的价值。因此，人类的价值应该建立在自觉维护世界整体的价值和促进自然进化基础之上，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人类必须意识到，不光要追求自己发展利益，同时也要为维护地球生物圈的安全，促进生命在宇宙中的进化做出贡献。人类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发展融入自然的普遍的进化过程中去，才能不断开拓人类生活的深远意义。（注：参见佘正荣《生态智慧论》，1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这也就是说，价值范畴的属人性质，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个人的价值也好，社会的价值也罢，只有在人—自然—社会综合统一系统中才能切实得以实现。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人类社会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的价值只能是“空中楼阁”，不仅无法全面实现，而且还可能走向反面。这是生态危机对人类发展的莫大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价值实现基础的自然，它是客观的，但不是中立的；它既有属人的性质，但同时又是制约着、影响着人类价值实现的基础。因此，一方面，如果承认自然有“价值”的话，那么，它也是人的价值实现过程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自然是带有决定性的根本力量。所以，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价值理论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克服现代科技异化状态的理论努力，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具有启发作用。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要为现代科技发展提供新的范式。它既保留了经典科技观中的合理因素，又试图批判其主、客二分的机械论局限性，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内在要包含着自然的价值（或生态价值）和人类的价值的统一。客观地说，这种全新的科技观一方面顺应了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以生态科学为中心，建立或准备建立一系列新的科学群，另一方面从整体上推进了现代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即确立以生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主导技术，逐步取代以理化技术为核心的主导技术，最终建立与人、自然和社会高度协调的新技术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可以限制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影响社会安全，危害人们健康的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在自然系统方面，保持生物多样性，稳定和完善生态系统，节约利用非再生资源，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等；在社会系统方面，提高经济效益、减少贫困，扩大社会公平，扩大公众民主参与能力等；在个人方面，增强人们的自由和身心健康，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和完善品德等等。（注：参见佘正荣《生态智慧论》，2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在这里，科学技术不再单纯地是“为技术而技术”式的发展，也不再单纯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武器和手段，而是以“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注：参见叶文虎、邓文碧《可持续发展的科技进步观》，《科技日报》，1998-01-06。）为宗旨，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已使得经济、科技和生态环境在全球范围内高度相关，因此按照地球生物圈动态平衡的客观要求，按照全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来调控科学技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科技越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灾难，而不是越来越多的福音。总之，可持续发展思想突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责任，预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这些问题应成为唯物史观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具有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绝不是人类发展的权宜之计，它预示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课题。假如我们不带有任何理论偏见的话，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唯物史观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同时，假如我们不是教条地对待唯物史观的话，就应当充分吸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