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化与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现代都市，也逐渐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形态与内涵。1904年，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了题为《新上海》的社论，对上海的地理位置作了生动的描绘，并感慨：“美哉上海，何幸而得此形势！”① 由于面对浩瀚的大海、背靠长江三角洲平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近代中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小渔村的上海浦，至南宋末年正式设置了上海镇，到元代始设立了上海县，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正式设立了江海关，雍正年间上海逐渐成为苏州、松江、太仓三个地区的行政中心。清嘉庆的《上海县志》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② 虽然上海为东南之都会已得到了认可，但由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远远落后于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上海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移民城市，成为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的商品集散地，上海文化也在都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开埠以后的上海，英国领事巴富尔将上海县城以北的外滩一带建立了第一块租界。接着，法租界、美租界等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内实行治外法权，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获得了特权、提供了便利，也为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治外法权租界的存在，外国工商业资本纷纷来上海投资，外国的轮船公司、造船厂先后在上海出现，外国的银行、煤气公司、电话公司、电厂电光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先后在上海建立。这刺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时，上海新创办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已达到112家，到1928年已跃升至1229家③。至19世纪末，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商业、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商业大都市。租界先进便利的生活设施、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比较安全的化外之地等，使得诸多华人纷纷迁居租界，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状况。由于上海逐渐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外地的移民纷至沓来，外国的移民纷纷迁入，上海市区的人口激增：1852年由开埠前的20余万增加到了54余万，1910年增长到128万，到1921年时，已经超过150万④。都市人口的激增，为上海作为商业化都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⑤，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的特征。
其次，外来文化的引进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开埠后，外来文化加快了在上海的传布，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外国文化文学著作的翻译、洋学堂的建立与教育等，使上海在外来文化的传入与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上海文化中西合璧的特点。
上海开埠以后，为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传教士麦都思、文惠廉、裨治文、林乐知等先后于1843年、1845年、1847年、1868年抵达上海。在传教的过程中，也传播着西方科学与文化。傅兰雅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三十余年，在与诸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中，翻译了139部科技著作，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诸多领域，还编辑了《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等科普刊物。他谈到西书翻译时说：“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目睹华人得其大益。”⑥ 据统计，1843年到1898年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⑦。
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⑧ 国门被打开之后，上海的学者、翻译家等纷纷开始翻译外国文化文学著作。1869年上海华草书馆翻译出版了英国班扬的长篇小说《天路历程》。1871年王韬翻译了《普法战记》。1872年4月《申报》连载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汉译的第一部分，取名为《谈瀛小录》。1873年至1875年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连载了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静轩居士翻译的日本小说《江户繁昌记》。在近代上海的翻译史上，严复与林纾的成就为最，在甲午国耻的刺激下，严复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1898年后他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西方八大学术名著。林纾自1897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逸事》后，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70余部。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和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为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提供了重要的阵地，这两大刊物发表的翻译小说占其发表作品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除此以外，周桂笙、周瘦鹃、张碧梧、陈冷血、俞天游、包天笑等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翻译家，均有翻译作品发表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五四”以后，更是加快了对于西方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
上海开埠以后，洋学堂纷纷先后在上海创办，绝大多数为教会学校。传教士爱菲尔认为：“中国确实需要西方学者所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中国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获得这些知识。”⑨ 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教会学校主要课程之一。教会学校“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⑩。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除了有关宗教教育和儒家经典的课程外，还有化学、物理、数学、天文、动植物学等有关科学知识的课程，对于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培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上海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再次，上海的文化传统是上海文化形成的血脉。在从上海浦发展成大都市的过程中，上海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也有着其自身的建树与传统，有着诸多载入史册的成就：魏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是我国第一部探讨文学内部规律的名作。晚年居于松江的元代诗人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拟古咏史，想象奇异、诗风奇诡。隐居吴淞的明代诗人高启的诗文，感时怀古，抒情写景，涵浑中见清逸，从容中现才情。明代嘉定人李流芳，诗文写景酬赠，清新自然，画幅描画山水，笔墨疏朗峻爽。南明松江人陈子龙，诗歌感时伤世反映民间疾苦，直抒孤愤悲慨苍凉。南明华亭人夏完淳，诗赋抒发政治抱负、书写国破家亡之悲痛，凄楚激昂慷慨悲歌。清朝张南庄的小说《何典》以村言俚语嘲讽幽默的笔调，以鬼蜮世界展示人生事相。龚自珍在上海完成了他以经术做政论的著作《乙丙之际塾议》，抨击封建专制、针砭社会时弊、强调个性张扬。任上海龙门书院主讲14年之久的刘熙载，完成了《艺概》、《昨非集》的编撰。受雇上海墨海书馆达13年之久的王韬，协助传教士翻译西学著作，著述甚丰、创作甚勤，政论强调变法自强；创作强调“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能言人之所未言”(11)。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提倡“文体革命”，开创了平易畅达抒发感情的上海报章文体。章炳麟自1897年来上海后，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论析时政的文章，以古奥的言辞、尖锐的语气针砭时弊倡导革命。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官场谴责小说不断在上海涌现，以嬉笑怒骂的文笔谴责官场的腐败堕落。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政治小说纷纷在上海刊载(12)，在官与民的对立中倡导新的政治理想。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大量在上海问世，以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历史的变迁。辛亥革命以后长期居住上海的南社成员柳亚子等，以其诗文强烈的政治色彩、忧国忧民的胸怀，呈现出慷慨激昂的风格。上海文化与文学的传统，为上海现代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上海开埠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在融会贯通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
商业化的大都市注重经济利益关注市场效益强调商场竞争，“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都商业化了。在中国内地还不明显，在上海这情形就十分明显了”(13)。商业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特征，商业性也成为上海文化的一种特点，在商品交换极度发达的都市社会中，以物化的商品特性衡量事物的社会价值，突出事物的消费特质。上海是一个最具流动性的都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上海文化开放性的特征，外国文化的引进、外地文化的融入，使上海文化在中西合璧多元交融中具有一种开放的气度，纳外来文化于传统，融异地文化于一体，这也导致上海文化呈现出追求创新的精神，无怪乎30年代曹聚仁就曾经说过：“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14)。由于西洋文化不断传入与移民城市的特点，与中国儒家血缘文化家族文化强调群体性不同，在西方文化注重个体性的影响下，上海文化呈现出突出个体强调自我的特征。不迷信权威而看重自己对于事物的感受，不为他人见解所左右而注重自我的看法，五方杂处华洋杂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就成为上海文化中的一种现象。
上海开埠以后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融汇中，形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上海成为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缩影，上海文化制约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现代化。
都市的繁华、文人的云集、出版业的发展等，使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晚清维新运动中，康有为于1895年12月在上海设立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梁启超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此后，在上海出现了许多鼓吹新学和维新变法的团体和报刊。1898年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诸多维新派志士汇集到上海，在传统文化的中心北京处于没落状态时，上海逐渐取代了北京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1915年上海群益书社《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张作霖、曹锟控制北京政权，“五四”新文化阵营逐渐溃散，1920年陈独秀被捕获释后南下上海，将《新青年》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租界的特定环境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无怪乎胡适、傅斯年等曾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15)。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日益明显，诸多知识分子来到上海，使文化中心的南移成为定局。
在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深刻制约了上海文学的发展，使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这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新的质素。
上海在不断都市化过程中，稿酬制度在上海逐渐确立，使文学日趋显现其商品特性，促进了作者队伍的壮大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由于传统抑商扬士观念的影响，文人撰文大都以谈润笔为耻，而商业化的上海却开拓了稿酬制度，并逐渐使文人有了商品意识。1907年徐念慈在《小说林》上刊载“募集小说启事”：“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这种按质论价的稿酬致送，无疑催生了许多作家，尤其发挥了取消科举制度后文人们的才华。在谈到民国初年文学的繁盛时，范烟桥说：“除了晚清时代的前辈作者仍在创作外，更平添了不少后继者，也可以说是新生力量。而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16)。稿费制度的建立，使写作不仅成为抒写性灵的方式，而且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文学阅读也成为了一种消费，这必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商品意识的介入显然促进了文学创作，而上海正是促使作家商品意识形成的大本营。“五四”期间反对文学的拜金主义，在文学革命倡导的过程中，北京的新文学作家们郑重宣告取消稿酬，当时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新文学报刊概不支付稿酬，甚至构成如此印象：“判断哪一份报刊是否是新文学报刊，哪一位作家是否是新文学作家，无须看作品内容，只要看这份报刊给不给稿费，这个作家要不要稿费便一目了然了”(17)。从某种角度看，这却是一种倒退，以至于郭沫若后来反省说：“这些正是我们那时候还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的铁证，并不是泰东能够束缚我们，是我们被旧社会陶铸成了十足的奴性”(18)，“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19)。1926年，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与泰东书局决裂，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郭沫若思索道：“‘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意识上的革命”(20)。由封建意识的卖文为辱而转变为具有现代意味的卖文为荣，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上海文化商业性影响下的一种进步，具有了商品意识的现代作家使上海文学具有鲜明的消费特色，这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在上海商业性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消费特色。上海文学在商业化文化背景中走向文学消费，在注重文学的读者市场中，注重文学创作的世俗性、可读性、趣味性。在商业化大都市的氛围中，用商业化的方式创作与推销文学，用文化的趣味来欣赏、表现商业都市，文学在表现都市生活中走向消费，并呈现出对于都市生活的审美观照，使上海文学更具有消费色彩的某些特征。在商业性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使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开始注重文学的消费市场、注重读者的阅读趣味、注重世俗的社会生活、注重作品的雅俗共赏，而不再将文学创作仅仅视为作家的独抒性灵自娱自乐。
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在文学上形成了向世界文学开放的姿态。“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上海仍然是对国外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特别关注的地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月刊》、《文学旬刊》等刊物不断译介西方文化文学，仅《小说月报》就出版了《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法国文学研究号》、《拜伦纪念号》、《安徒生号》、《现代世界文学号》、《藿普德曼研究》、《芥川龙之介研究》等专号，对于外国文学分别做了详细的翻译介绍。由于上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诸多国外的文化人士进入中国常首先来到上海，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上海不断向西方的开放，也就使上海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在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关注与影响下，上海文学的运用现代手法使20世纪中国文学在形式上更具有了现代色彩。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上海自觉地承担着对于西方文学新潮引进的重要职责，上海的作家们在对于外国文学的模仿与借鉴中运用现代手法，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方面不断探索，引领着中国20世纪文学的新潮流。在诗歌创作中，上海文学开拓了中国现代派新诗的道路，使现代派诗歌在上海走向成熟。20年代李金发在上海出版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诗坛最初的操练。30年代梁宗岱在上海出版诗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将中国传统诗学融入象征主义。30年代戴望舒在上海出版诗集《望舒草》、《望舒诗稿》等，追求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统一，将中国象征派诗创作拓展到成熟的阶段。1932年《现代》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歌在中国诗坛形成了气候，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诗形”(21)。上海的《诗歌月报》、《文饭小品》等刊物都发表现代派诗作。1936年10月，戴望舒、徐迟、路易士在上海创办了《新诗》，并邀请冯至、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等参与主编，形成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强大阵营。辛笛、唐祈、唐湜、杭约赫、陈敬容等诗人在40年代中国刮起现代主义的旋风，在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影响下，他们的诗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派手法撞击出的绚烂火花。可以说中国现代派诗歌是从上海引进，又在上海走向成熟。
在小说创作中，上海文学拓展出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新天地，并推进了现代都市小说的成熟。1920年，上海的《东方杂志》、《民铎》分别刊载了“Y”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张东荪的《论精神分析》，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了细致的介绍。1928年后，张东荪的《精神分析ABC》、黄维荣的《变态心理学ABC》、章士钊翻译的《佛罗乙德叙传》、高觉敷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等先后在上海出版，促进了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在小说创作中，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在上海也逐渐形成气候。上海是创造社的大本营，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小说，以心理分析的手法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常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与心理分析的幻想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其文艺创作譬如在做梦的思想。郁达夫的《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等小说，关注人物性的冲动、灵肉的冲突、性心理的涌动，将私小说的题材、浪漫主义的情绪、心理分析手法糅合在一起。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浴》、《昙花庵的春风》等小说，描写人物的性本能的冲动、红色的梦境、隐秘的心理，将个性自由的表现、至美境界的追求、人物心理的波澜结合起来。白采的《微眚》、周全平的《楼头的烦恼》、滕固的《石像的复活》等小说，都在关注人物的隐秘心理的描写中，使小说透露出心理分析的意味。受到创造社影响寓居上海的许杰，他的《萤光中的灵隐》、《暮春》、《雨后》等小说，“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了的”(22)。在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中，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的出现，使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魔道》、《旅舍》等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手法描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他的《将军底头》、《石秀》、《鸩摩罗什》在对历史故事的重新阐释中，突出人物色欲和民族情感的冲突。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空闲少佐》、《某夫人》等小说，在对人物潜意识、性心理的展示中突出人物的二重意识、两重人格。张爱玲的《金锁记》、《封锁》、《花雕》等小说，将都市人的欲望追求和心理波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出来。中国心理分析小说到30年代已经形成气候走向成熟。
30年代，在日本新感觉派、欧洲现代派的影响下，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以具有现代色彩的新感觉手法，反映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与心理，拓展了都市文学的表现手法。徐
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营构荒诞情节与浪漫情调的故事，构成了现代主义的浪漫化、通俗化。无名氏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将哲学的思辨与宗教情绪融合，以浪漫笔调与现代手法交织，被称为“后期浪漫主义作家”。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章克标、黑婴、徐霞村、予且、周楞伽、丁谛、苏青、施济美、东方蝃
、谭惟翰等都以其各自的小说创作，构成了都市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发展，拓展了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创作。在戏剧创作中，上海成为文明戏的大本营，孕育了中国话剧的雏形。洪深在上海创作的《赵阎王》是中国第一部表现主义剧作，以大段的内心独白描写一个士兵的罪恶与痛苦，展现出社会的黑暗、现实的荒诞。曹禺的《日出》、《原野》在上海发表与演出，汲取了外国剧作家的艺术营养，在反映社会的深度与力度上达到了中国话剧艺术的高峰。
儒家文化在强调礼的规范中忽略个体的独立性与个人的权益，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上海文化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追求，这使上海文学更具有了人性内涵，这也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嬗变与发展。“五四”时期，陈独秀在谈到东西民族之差异时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23)“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引进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萨特等人的人文思想纷纷被介绍进国内，重视人的价值和权益，突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注重西方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人道主义思想，注重灵肉的统一、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使新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人性内涵，这在上海文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突出人生的世俗况味等方面。
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成为上海文学突出表现的主题。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将表现自我作为艺术构想的基点，塑造了极富个性色彩抒情主人公形象，以愤世嫉俗的姿态表现出对于封建伦理道德挑战的个体自由独立的追求。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笔调、喷涌的激情，抒发了抒情主人公的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时代呼声。叶圣陶《隔膜》、《一个朋友》等小说，将在封建伦理体系浸淫下个体心理的变异揭示得十分深刻。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描写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追求过程，突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个性自由、自我价值的追求。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以其低吟浅唱的韵律抒写时代重压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复杂内心，突出对于个性自由的崇尚、美好人生的向往。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小说，以洋溢的激情描绘青年人如何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社会斗争的过程，充满着对于个体自由独立的追求。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上海作家努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以典妻过程中被撕裂了的慈母心，写出封建陋习中人性的被摧残。《二月》通过萧涧秋在江南小镇中的彷徨与挣扎，将人物的复杂心理性格刻画得十分生动。叶紫的《丰收》以大革命中农村的丰收成灾，写出农民们在窘困中的心理与觉醒。《星》以饱受封建势力凌辱折磨的农村妇女梅春姐复杂心态的刻画，展示出农民运动中人性的欲求和解放。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以在梅雨之夕与一女子邂逅时男主人公的性心理的勾勒，突现出人性的丰富复杂。《石秀》以石秀捉奸的情节注重于人物性心理的描绘，突出了原始本能与江湖道义的冲突。
上海文学在满足市民的文学消费过程中突出了人生的世俗况味，在对于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中，注重对于世俗人生的体察描写，强调生活本身的丰厚性生动性，注重对于日常生活琐事的细致描写中展现出世俗况味的真趣。包天笑的小说常常在充满市民气息的故事中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他的《一缕麻》以女主人公嫁与丑陋痴呆富家子的不幸婚姻，表达要求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追求。《爱神的模型》以画家寻找裸体模特却屡屡受挫，终于找了一个荡妇才完成题为爱神的作品，揭示出社会的虚伪、妇女的不幸。张恨水的小说大多以反对强暴同情弱小的母题受到欢迎，他的《啼笑因缘》将言情与侠义融合起来，在波澜起伏的爱情故事中迎合市民的阅读趣味。《金粉世家》在民女冷清秋与国务总理公子的婚姻悲剧中，揭示出官场腐败、人格的独立。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于洋场生活中畸形人生的描写中，展现都市生活的丰富与复杂。
上海文学中呈现出的人性内涵，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学创作从一味对于人的外部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从一味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逐渐转入对于人的世俗生活、心理心态的展示，从对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的方式，逐渐转入对于人的生活情趣人生境界的细腻描写，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更加生动了起来。
作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上海在中国20世纪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上海文学也具有导引影响中国文学发展与嬗变的重要作用，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上海开埠不久，英国传教士就在上海设立了墨海书馆，用来自英国的印刷机从事宗教宣传品的印刷出版。随后外国人的字林报馆、美华印书馆、清心书馆、申报馆、点石斋石印局等先后创办。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很快就为中国人所掌握，开办起同文书局、蜚英馆石印局、鸿文书局、富文阁、拜石山房等，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印刷业的重镇。印刷业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上海较早的报刊是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文报《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申报》等。中国人创办的《强学报》、《时务报》、《实学报》、《蒙学报》、《工商学报》等也纷纷出现。据统计仅1896年至1898年上海创办的报刊就近50种之多。20世纪以降，《笑林报》、《寓言报》、《方言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诸多文学性小报在上海的创办，扩大了文学作品发表的阵地。民国初年姚公鹤在《上海报业小史》中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报纸为最声先。”(24) 在报刊业的发展中，报纸文艺副刊的开辟促进了上海文学的发展，也强化了文学的消费特色。文学期刊的创办更是促进了上海文学的繁荣，据统计仅民国初年全国创办的59种文学期刊中，在上海出版的就有55种。在商业化都市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市场运作方式，逐渐影响到全国的文学消费与出版。
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范伯群在谈到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时，指出：“这种‘存真’的文学——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也只有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工商业中心才得以诞生……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繁荣皆离不开现代化”(25)。这不仅指出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诞生地在上海，也道出了上海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上海是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从20世纪初至“五四”前夕，在上海创刊出版的通俗文学期刊就有《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小说世界》、《小说世界报》、《月月小说》等几十种。上海的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小说林社、有正书局、新世界小说社、改良小说社、中华书局等也出版通俗小说。从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李定夷、周瘦鹃、胡寄尘的言情小说，到程小青、孙了红、陆谵安的侦探小说；从30年代张恨水的新章回小说、张资平的言情小说、顾明道的武侠小说，到徐卓呆的国难小说、王小逸的言情小说、叶灵凤的恋爱小说；从40年代张爱玲的洋场小说、秦瘦鸥的言情小说、苏青的自传体小说，到徐的爱情传奇故事、无名氏的浪漫爱情小说、予且的市民通俗小说……上海构成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雅俗流变与整合发展的全过程，在突出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中造就了大批的市民读者，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运行的过程中，上海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行的秩序，而且这种运行并非沉潜的、凫藏于时代的浪涛之下的，而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并且可以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新文学、通俗文学、现代派文学三种流脉，虽然现代派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延伸，但是已经在其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拓展，已经具有了新的质素，左右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运行秩序，使中国文学贴近了世界文学潮流。
“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倡导呼唤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发现，“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26)。20世纪的中国，从封建的注重群体伦理的社会向现代的注重个体价值社会转化，上海文学以其对于个体自由独立的强调、人性丰厚复杂的表现、人生世俗况味的突出等，构成了上海文学丰富深刻的人性内涵，在中国文学转型与嬗变的过程中，促进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看到在上海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特征的影响下，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等方面也导致了文学的某些偏向。在商业性文化主宰下文学的消费特色中，常有为了商业利益追求消费效益而一味降低文学品位粗制滥造的现象，“追逐时髦，卖弄噱头，粗制滥造，形成了海派文化商品化的另一些特点，人们称之为‘恶性海派”(27)。这种“恶性海派”的文化商品化的倾向，显然影响了文学的品位，将文学的创作演变为制作，将文学的通俗化演绎为庸俗化，构成了上海文学有时一味迎合读者迎合市场，一哄而上制造文学潮流，而导致文学品位降格的状况。在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中，有的作家的创作往往又显示出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倾向，在追求创新的心态下，又常常简单地模仿西方作家的创作，而往往置中国文学传统于不顾。在猎奇创新的努力中，有时创作演变为文学的杂耍、域外的拷贝。上海文学的人性内涵有时在个体的自由独立中，呈现出仅注重维护自己的个体自由、而不顾他人的个体自由的倾向，各执己见各行其是中相互诋毁，各自为阵中难以形成群体或流派。有时在强调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中，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使文学运动演变成一场党派斗争、政治斗争，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将文学引入政治宣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误区中。在人性的丰厚复杂的描写中又往往表现出过多的肉欲追求，在人生的世俗况味的展示中又常常充满享乐庸俗色彩，这又使某些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内涵具有了及时行乐自私颓废的色彩。
20世纪，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中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铸成了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的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制约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下，上海文学的传统逐渐失落了，上海文学融入了建国初期的颂歌主旋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又几乎变异为策划与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几乎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上海文学的传统至此已经丧失殆尽了。新时期以后，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逐步得到了弘扬，上海文学逐渐努力恢复上海文学的传统，但上海文学也未能引领全国的文学潮流。综观上海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上半叶的辉煌与下半叶前30年的衰微构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新时期的上海文学有着新的生机新的面貌，但是在继承弘扬上海文学传统中仍然有着诸多的缺憾。我们期盼着上海文学在努力恢复与弘扬其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的传统中，保持传统中优良的部分，对中国21世纪文学的发展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
注释：
①见《警钟日报》1904年6月26日。
②转引自朱少伟：《海派文化浅论》，见《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⑤⑦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第59页，第923页。
④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⑥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引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页。
⑧转引自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⑨⑩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大会记录，1890年》，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第233页。
(11)王韬：《蘅花馆诗录自序》，转引自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序言》，转引自欧阳健《晚清小说史》第2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3)高植：《在上海》，见1934年5月20日《大上海半月刊》第1卷第1期。
(14)(27)转引自陈旭麓：《说“海派”》，见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第170页。
(15)见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期。
(16)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7)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市场经济与中国近代文学》，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18)(19)(20)郭沫若：《革命春秋》，上海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144页，第206页，第206页。
(21)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4卷第1期，1933年11月出版。
(22)许杰：《火山口·新序》，见许杰《火山口》，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
(23)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4)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转引自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25)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6)茅盾：《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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