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研究中的若干史实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的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闪耀着异彩的两颗明珠。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国内外研究者在有关《两论》问题上不同意见，笔者曾对《两论》与30年代苏联哲学关系及《两论》的写作、修改和出版等做过一番认真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驳斥了“抄袭说”，也澄清了一些事实。今天看来，对《两论》的讲课时间与写作时间、讲课提纲与初稿、初稿的修改和参考书等问题仍须再做说明。
一 有关《两论》的讲课时间与写作时间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间分别定为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选集》编辑者在题解中做了这样的说明：毛泽东曾以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题解没有说明是什么时间作的讲演。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论著中指出：“据有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是1937年4月至‘七·七事变’，共110多个学时。‘七·七事变’的爆发，毛泽东因忙于抗战大事，只好中断讲课，辩证法只讲了一个矛盾统一法则，其它法则和范畴没有能讲。”“讲课后，总政治部把讲课的提纲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意，印发给大家学习。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本末尾的括号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8、7’。《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2章‘辩证唯物论’的第11节，即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中第3章‘唯物辩证法’的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这两节看来是根据讲课提纲和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它们不再是‘提纲’，而是完整的论文了。其余各节十分简略，是名副其实的‘提纲’。”“可见，《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在抗大讲完课后，1937年7月至8月这段时间里整理完成的。所以解放后，作者重新发表这两篇著作时，把它们的写作时间分别定为1937年7月和8月，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的。”[1]22－23笔者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何长工、郭化若两位的回忆文章和在抗大当过教员的回忆。笔者认为，《两论》的讲演时间与写作时间是不同的。《实践论》的讲演时间可能在7月初，写作整理完稿时间则在7月，而《矛盾论》的讲演则应在“七·七事变”之前，文稿的写作整理的完稿时间则在8月7日。
令人遗憾的是，笔者的上述观点未能引起有些研究者的注意和认同。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说：“4月～8月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2]671《年谱》（中卷）又说：“7月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章第11节‘实践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8月7日写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第1节‘矛盾论’，并以此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3]6－10《年谱》的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是先撰写好“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演稿之后再在抗大作讲演的。这与《毛泽东选集》题解说明有明显不同。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对毛泽东在抗大讲课时间和《两论》初稿则另有说法：“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成抗日军政大学。引者按：此说法有误。事实是，这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传》的最后一页印影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1937年9月印的油印本封面，并说明：“毛泽东于1937年7、8月间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演。”[4]445－452很显然，《毛传》把毛泽东在抗大作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演时间定为7、8月间，而不是《年谱》的4月～8月。《毛传》与《年谱》两者存在不一致。
由于《年谱》、《毛传》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具有权威性，因此一些研究者很自然采纳它们的说法。雍涛是研究毛泽东哲学的专家，他是了解笔者的上述观点的。他虽然认为：毛泽东从1937年4月起就在抗大讲授哲学，至“七·七事变”爆发时止。可他仍说，《矛盾论》是8月份讲的[5]80－81。这就在同一段文字里出现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现象。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从何时开始？何长工回忆说，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是“从4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历时3个多月，共讲110多小时”[6]372。毛泽东是给抗大第二期学员讲的课，何长工是当时抗大第4大队第11队的队长，聆听了毛泽东讲课。他的回忆大体应是可信的。李志民在《革命熔炉》一书中的说法略有不同。他写道：毛泽东到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来讲课，每次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从5月份直讲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3个多月，讲课110多小时。”[7]26－27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把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定在“从5月起直到7月‘芦沟桥事变’前后，共讲110多小时”。回忆录在时间上很难做到精确。笔者认为，综合起来可以确定，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起始时间应是1937年4月或5月。《毛传》把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的时间定在7、8月，值得商榷。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何时中断？笔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见过一份“文化大革命”之前写的有关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的情况调查，其中说到讲课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中断，辩证法只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其他规律和范畴没有能讲了。何长工认为，讲课到“七·七事变”。李志民则说，“七·七事变”以后。国防大学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则取一个综合说：“芦沟桥事变”前后。笔者以为，“讲课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中断”的说法较为合理。不过“七·七事变”之前或之后的差别不大，可以不计。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讲课不会延至8月。8月7日是《矛盾论》（也是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写作整理的完稿时间，而非讲课时间。《年谱》把《矛盾论》的讲课时间定在8月，不知有何根据，值得商榷。
二 有关《两论》的讲课提纲与初稿的关系问题
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从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看，毛泽东在讲课前确实有一个“讲授提纲”。后来印行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如笔者早已指出的那样，除《两论》外，是名副其实的“提纲”。从行文风格看，它不是在讲课的记录稿基础上整理成的，而是毛泽东在讲课前就精心编写的。“绝大部分的内容，或是对苏联三本教科书有关原文摘录的编纂，或是对三本教科书有关内容的改写。”[8]176所以流行的说法（“讲课后，总政治部把讲课的提纲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意，印发给大家学习”）严格说来并不准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两论》初稿则不同，它虽然也充分吸取了苏联教科书的成果，但它“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极大的理论上的创造和发挥，已不是讲课提纲了”。从文字表述的口语化看，它确实是在讲课记录稿基础上稍加整理而成的。就此而言，毛泽东不是拿着《两论》初稿去讲课的。
那么，毛泽东在讲《两论》时就没提纲么？那也不是。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教育问题时曾说，《矛盾论》写了几个礼拜，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小时。1965年1月9日，他同斯诺谈话时也有类似的说法。郭化若在《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我折本了”一节中回忆了毛泽东的话：“我化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9]128这些话表明，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确有讲稿，而且是花了很大工夫写成的。从他在抗大讲课的过程看，如同讲其它问题一样，毛泽东在讲《两论》时也一定会有一个经过认真编写的讲课提纲。不同的是，他在讲《两论》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对所论问题做了大大的发挥和创新，其内容远远超出原来的提纲。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总政治部派人做记录，整理出记录稿，这是常例。笔者推测：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的整个过程都有人做记录，有记录稿，同时也都有他自己编写的讲课提纲。在整理记录稿时，除《两论》外，他用的是自己编写的讲课提纲，而没有用记录稿，《两论》则不同，以记录稿为基础。原因何在？主要在有没有创造性，有没有自己的见解，有没有中国内容。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两论》初稿与其它部分在文字风格上明显不同的缘由，也是解放后作者只把《两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缘由。
总之，笔者以为，《两论》初稿是根据讲课记录稿和讲课提纲整理而成的，《年谱》的以《两论》初稿“为讲稿在抗大作过讲演”的说法并不准确。
三 有关《两论》初稿是否有两次修改的问题
1981年10月，杨超回忆说：“1939年春，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六人哲学小组，每周举行一次讨论，讨论后被留在毛泽东同志家中吃饭。讨论采取漫谈方式。哲学问题主要围绕《两论》进行。对《矛盾论》谈得更多些。讨论不拘形式，敞开思想，自由漫谈，各抒己见。我记得在《矛盾论》的初稿中，有‘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矛盾阶段’这样一个小标题。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如果有主要矛盾的阶段的话，是否还有非主要矛盾的阶段呢？如果有，又怎么解释呢？毛泽东同志是善于听取群众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后来在定稿中‘主要矛盾阶段’的提法就没有再用。”他又说：“毛泽东同志后来修改《两论》，都把大家讨论的意见概括进去了。”[10]247－248以后，杨超又多次重述类似的话。
龚育之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解放前《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所有翻印本，都是源于1937年9月的油印本。除了翻印过程中发生的错漏外，都是一样的文本，中间没有修改过”[11]70。笔者对杨超关于毛泽东吸取哲学小组讨论意见修改《两论》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赞同龚育之的意见。笔者曾明确地说过：“应当肯定，《实践论》、《矛盾论》在解放前未作过修改。”[1]25
笔者原以为，在解放前《两论》是否作过修改的问题已经解决。可事隔20多年，近日读到雍涛的文章，发现问题依然存在。雍涛不赞成在解放前《两论》未作过修改的观点。他认为，《两论》从1937年7、8月问世到1950年、1952年分别正式发表，中间至少经过两次修改，时间为1938～1940年延安哲学小组活动期间和1950～1952年《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他的主要根据是上面所引的杨超的回忆[5]81－82。笔者以为，杨超的回忆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矛盾论》初稿中根本不存在“主要矛盾阶段”的标题和“主要矛盾阶段”的提法；第二，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不同于1937年9月油印本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版本，或《两论》不同版本的单行本；第三，没有材料能证明解放后在修改《两论》时，毛泽东用的是经过修改的吸取了“哲学六人小组”意见的版本；第四，杨超说的“哲学六人小组”及其活动，只是他一人的回忆，没有他人旁证。郭化若有毛泽东“哲学夜谈”的回忆，但内容与杨超的不同，也较合情理、可信[9]133－134。雍涛引用《艾思奇文集》第2卷附录的“艾思奇年谱”中有关毛泽东组织由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参加的哲学小组的材料，作为对杨超回忆的佐证。笔者还可补充，200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的《大众哲学》附录“艾思奇生平事略”中也有类似的叙述。问题是，“艾思奇年谱”和“艾思奇生平事略”的编写者所根据的正是杨超的回忆。对此，笔者曾在河北省纪念《大众哲学》出版66周年暨艾思奇哲学思想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生平事略”的有关毛泽东请哲学小组成员对《两论》“反复推敲提出意见，然后认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的“文字不一定正确”。哲学小组“讨论情况如何，现在只能凭一位参加同志回忆，无旁的佐证”。“说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修改，是缺乏根据的。”“现在无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解放前，毛泽东对《实践论》《矛盾论》作过修改。”[12]152笔者认为，用“艾思奇年谱”的叙述来旁证杨超回忆是一种循环论证，不可取。从考据学讲，只有拿出修改过的版本才能证明在解放前毛泽东确实对1937年的初稿作过一次修改。单凭一个人回忆的孤证是难以成立的。
四 有关《两论》写作的主要参考书问题
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愤读书，钻研哲学，为在抗大讲授哲学做了理论准备。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驳斥“抄袭说”时以确凿的资料指出，毛泽东在编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曾主要参考了3本苏联哲学教科书，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8]176。198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书中收入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两书的批注，缺《新哲学大纲》的。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编辑过程中，笔者曾希望编辑者能寻找到毛泽东读过的《新哲学大纲》。令人遗憾，毛泽东读的《新哲学大纲》很可能是他人借后未能归回，失散了。
毛泽东批注的《新哲学大纲》未能找到，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在编写包括《两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吸取了其中的内容这一历史事实。不过，至今不少论著在讲到有关《两论》写作的主要参考书时只讲《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两书，而不提《新哲学大纲》。如前面已讲到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杨超和毕剑横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史》（四卷本）等。更有甚者，有的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不与笔者商量就擅自将本人书稿中的《新哲学大纲》从参考书名单中删去。《新哲学大纲》是由艾思奇、郑易里翻译的。在有关艾思奇的生平事略、传记等著作和材料中，也很少有人提及《新哲学大纲》是毛泽东在延安讲哲学和写作《两论》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曾指出：决不能因为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没有读《新哲学大纲》的批注，就不承认毛泽东读过《新哲学大纲》，并吸取《新哲学大纲》的某些观点、资料。李达研究者很注重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意义。艾思奇的研究者也不应忽视艾思奇翻译出版《新哲学大纲》的意义[12]151。
为什么在讲《两论》写作的主要参考书时不能不提《新哲学大纲》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对《两论》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写作的意义与提到的其它两本苏联教科书的意义是一样的。毛泽东是很重视《新哲学大纲》的。1941年9月，他为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开列的四个学习材料中就有《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笔者以为，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必须注意到《新哲学大纲》一书，否则不易做到实事求是。
顺便指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一书不加分析地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论述编入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为其中有些论述是从3本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来的（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如该书一开始的“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节中的第一、二段的语录就是如此。
最后应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两论》的参考书甚多，决不只限于3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笔者曾在《（大众哲学）与（实践论）》一文中论述了《实践论》对《大众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吸取。至于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两论》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艾思奇在1939年编著的哲学《研究提纲》之间的关系，笔者早在在1982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与修改》一文中就加以辨证和厘清，纠正了日本学者竹内实在这一问题上颠倒了历史事实的错误。
以上四个问题对研究《两论》来说虽是琐屑之事，但把它们搞清楚却不是毫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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