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际贸易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功能论文,上海论文,贸易论文,经济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8-0073-09
上海因港口而兴，其经济繁荣与城市发展离不开商品流转的贸易。1843年开埠后上海港口优势得到全面发挥，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埠际贸易的汇聚枢纽，为贸易服务的航运、商业、金融及工业随之兴盛，逐渐发展成为对全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重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埠际贸易，作为上海向全国传递其经济影响的重要途径，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发展紧密相联。
鉴于近代上海埠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往对上海经济、城市、贸易、港口的研究成果中，几乎均有章节对之有所涉及，在此不赘述。已有研究为该课题的深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那就是对上海埠际贸易只限于笼统的讨论，没有对之做明确的划分与界定，更没有对其不同性质埠际贸易各自代表的意义予以应有的重视。这样不利于分辨上海不同性质埠际贸易前后相继的发展，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上海贸易与经济地位的变化。
上海埠际贸易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以根据贸易性质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几种类型，分别反映上海不同经济功能的影响力：1.外贸埠际转运，即上海与各口岸之间开展的与对外进出口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①；2.内贸埠际直运②，20世纪后的内贸埠际直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3.内贸埠际转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内贸中转枢纽港影响力的体现。
篇幅有限，本文讨论侧重一种或几种埠际贸易进行探讨。希望以此为线索体现上海不同经济功能的前后发展及其相互支持，揭示上海埠际贸易变迁与其多功能经济中心发展之间的联系，为上海经济和城市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埠际贸易的宏观变化与上海外贸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1.外贸中心在埠际贸易中影响的下降
上海开埠后不久便取代了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地位，成为全国外贸中心，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上海埠际贸易最重要的内容。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及其辐射范围，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重要体现。
图一 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占全国外贸比重图(1864～1930)③
1864～1904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平均约为36%，最高达到43.9%（见图一）。以一口转运占全国外贸如此之重，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国内口岸的强大影响。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对各区域影响力来看，在表一所取的五个年度里，经上海外贸转运占华北和东北口岸进口总值平均70.1%，占其出口总值平均42.7%；经上海外贸转运占华中口岸进口总值平均82.1%，占其出口总值平均69.2%；而华南口岸则因邻近香港，同时直接对外贸易能力也较强，因此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联系松散。故这一时期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范围集中在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的主要口岸，时人有对上海外贸地位的评论：“上海港益发达，而吸收中国北部中央部及扬子江一带，外国贸易全数也。”④上海外贸转运的对象口岸分别又是各地区中心市场，均连接着更为广阔的腹地。因此上海外贸埠际转运虽然对华南口岸影响较小，但通过与华北、东北及华中主要口岸及其广大腹地相连，已将其外贸转运的影响辐射到大半个中国。1864～1904年这一时期无论从比重来看，还是从辐射范围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重要性，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在埠际贸易中的影响达到鼎盛的时期。⑤
1905～1930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所占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1905～1915年间平均比重为30.7%，1916～1930年间平均比重降为20.1%，到1930年已降至最低值15.9%（见图一）。与前期相比，上海外贸转运对国内口岸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
从外贸埠际转运辐射范围来看，受日本大力发展对华贸易影响，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转向以直接对日贸易为主，同时各口岸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因此直接进出口在其外贸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1930年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直接进口比重已达到80.5%，直接出口比重已达到66.9%，经上海转运大大降低，已基本脱离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影响范围。时人对此敏锐地观察到，“北清诸港，其贸易上，不恃上海为转枢，故自输入观之，前年来货物增加，如日本棉丝，直输入于牛庄、天津之额，年见其多”⑦，而华中口岸的直接进出口能力增长则相对缓慢，幅度也小，仍以经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为主⑧（见表二）。由于华南口岸本来对上海外贸转运依赖不多，上海外贸转运影响力便由原来辐射华北、东北及华中的大半个中国，变成只集中在华中地区，其在全国的外贸转运范围大为缩减，影响力也大大减弱。
到1930年，从比重上看，上海外贸转运在全国外贸中所占份额已大大减少；从辐射范围上看，上海外贸转运的影响缩减为集中在华中地区，不再具有辐射大半个中国的影响力。上海作为外贸中心在全国埠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已从鼎盛走向中落。⑩
2.工业中心对外贸中心地位的强大支持
尽管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自20世纪初开始便不断下降，但上海外贸总值在全国外贸总值中的比重并未随之呈现同样的大幅度下降。1864～1904年间上海在全国外贸总值中的比重自始至终保持在40%以上，其外贸值的变化始终直接影响着全国外贸的变化，因此到1930年上海仍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然而上海对外贸易的内容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已经不再是依靠曾经兴盛之极的外贸埠际转运，而是靠其自身在对外贸易中消费与输出的增长。
如图二所示，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在1864～1915年间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年平均为18.2%，1915年后这一比重持续上升，1930年已在全国外贸总值中占28.7%，接近1/3。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之所以大幅增长的原因，与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发展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正式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掀起了外资设厂的高潮，上海成为外资设厂的集中地，同时私人民族资本工厂也在上海不断开设。1895～1911年间，上海近代工业中心已经初步形成(11)。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更进一步奠定了上海在全国工业中心的地位。上海工业的发展，加大了进出口中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更为其外贸中心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图二 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图(1864～1930)(12)
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主要指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进口洋货与上海自身出口的土货，与转运无关，其中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进口洋货在全国进口中的比重增长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工业的发展，上海生产所需的原料、燃料及机器等商品，大量由国外进口，并留存上海本地供工业生产消费。1915～1930年上海进口净值中原料、燃料及机器类商品已由18%上升为36%(13)，其中以棉花、小麦、烟叶等生产原料的增长为主。上海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需从国外进口大量棉花，因此上海本地消费的进口棉花增长尤为明显，1930年的进口净值已是1895年的近3倍。上海工业所需机器设备也需大量由国外进口，上海海关曾在20世纪20年代对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其中有146家有国外进口的机器，8家有上海仿制的进口机器，77家兼有中外机器，只有39家工厂用的是中国旧式的设备(14)。此外，上海进口的电器材料、钢铁五金、安尼林染料等其他工业所需生产资料也成倍或数倍地增长，上海进口的这些商品要占全国进口的60%～70%(15)，其中大多数留存本地消费。可见，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地位的兴起，使上海本地对于原料、燃料及机器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和消费大量增加，促进了在对外贸易中上海洋货进口净值在全国进口中比重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海洋货外贸转运比重的下跌。
与上海进口净值在全国进口中比重的大幅提升相比，上海自身土货出口在全国出口比重的增长幅度较小，因为上海本地生产的工业品如面粉、纱布等多以国内为市场(16)。尽管如此，1915年后上海自身土货出口在全国出口中占据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由1915年的11.0%增长到1930年的18.2%(17)，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上海土货外贸转运比重的下跌。
可见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上海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将随着外贸埠际转运比重一同下降。正是由于上海工业中心的发展，使得上海本地的消费与输出大幅增长，弥补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比重的减少，才使上海得以保持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不变。因此将埠际贸易进行细分研究，便很好地揭示出在对外贸易中，上海工业中心对其外贸中心地位曾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
3.埠际贸易中影响由外贸中心向工业中心转化
在国内埠际贸易中，上海外贸中心影响向工业中心影响转化。20世纪上半叶上海虽然仍是全国外贸中心，但在埠际贸易中对国内口岸的外贸转运影响已显著下降。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内贸埠际直运的发展取代了之前外贸埠际转运的地位，上海开始以另一种埠际贸易方式对全国口岸产生强大影响，显示出其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实力。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主要是上海将自身工业制成品输往其他口岸供其消费，而其他口岸将原料运往上海供其生产。
以海关数据计算，如果取全国各口岸土货进口净值总和作为全国内贸的土货实际流通值计算的话(18)，1929年上海内贸埠际直运在全国内贸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63%，其中上海本口土货出口所占的比重尤为明显。1871年上海本口土货出口值为10 879 086海关两，1929年已增至314 381 402海关两，在全国内贸值中的比重也由26.2%增长到45.7%。上海土货进口净值的比重增长则比较迟缓。
从商品结构来看，上海出口国内的本口土货内容有了性质上的改变（见表四）。在1895年之前，绸缎、棉花、大米构成了上海本口土货出口国内的主体，而大米主要是由于上海承担海运漕粮的任务，并不属于商品流通范畴。1895年前上海工业尚不发达，因此上海本口土货出口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在全国内贸中影响并不十分大(20)。《马关条约》签订后，工业开始显著发展。上海纺织工业在全国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而上海的纱厂尤其是华厂所生产的纱布，大都行销国内市场。作为全国仅次于东北的面粉生产中心，上海各厂生产的面粉也几乎全部销于国内(21)。上海生产的纸烟出口国内增长亦十分迅速。这些都体现在上海内贸中，这一时期棉纱、机制面粉、纸烟在上海出口国内的本口土货中已上升为主体。
上海运往国内口岸的本口土货，由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机制工业品为主，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并且上海这些产品的输出在全国内贸流通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在埠际贸易中对其他口岸影响力的增强。
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进口土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后半叶，其他口岸运来上海的土货中，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以茶叶、糖、烟丝为主，19世纪末又增加了土产鸦片。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棉花、小麦、烟丝烟梗、煤等工业原料与燃料，则成为了上海进口土货消费的最大宗，也正是上海棉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几种重要工业发展的体现（见表五）。正如上海海关十年报告所述“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控制着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基本原料，这些原料来源是稳定的”(22)。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上海对土货的消费能力在全国内贸中逐渐突出起来，消费的土货中以工业原料和燃料居多，体现了其作为工业中心在埠际贸易中对其他口岸土货流通的牵引力。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在全国埠际贸易中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已走向中落，实际到1930年，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国内其他口岸的中转影响已经很有限了。但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上海内贸埠际直运在全国埠际贸易中的影响继之而起，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对国内其他口岸的强大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上海在国内埠际贸易中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由外贸中心向工业中心的转变过程。
二 对象口岸的微观研究与上海航运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的形成
开埠后，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上海埠际贸易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促进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发展的首发因素。因此本节由微观角度，选取华北中心口岸天津、长江流域中心口岸汉口、长三角与上海联系紧密的宁波三个主要口岸，看上海与这些口岸的外贸埠际转运与上海作为全国航运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1.埠际贸易与上海航运中心
具备良好的航运条件，是口岸发展的首要基础。天津、汉口及宁波都是各区域的重要口岸，但是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能力发展直接对外贸易，需要依赖上海转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对外航运条件的困难。
天津与外洋开展直接航运的最大困难就是远航的货船太大，无法逾越大沽坝。在天津开展直接对外贸易上其他问题“远非大船无从入港之严重，唯此难题殊堪重视”(24)。1892～1901年天津海关十年报告中对这一困扰已久的问题评价道：“无疑，海河——天津通海之水路——的情况在过去整个十五年内在严重影响天津的商业情形普遍繁荣的问题上，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25)直到1897年天津海河工程局成立，开始整治海河，才为天津对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依赖的减轻创造出必备的条件。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是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但长江的航道并不适合远洋轮船的航行。如往来日本的船只自每年5月初起，到11月就必须停止，“因虑冬水浅涸，海船不能行驶自如也”(26)。因此在冬季水位低落的时期，汉口便面临着直接对外贸易的障碍，“货主们宁愿从上海发货，把上海当作长江流域唯一的整年对外通航的海港”(27)。同时适宜于绕过好望角进行远洋航行的船舶，也并不适宜于长江上的航行，“因此大部分海轮不得不停在上海，而由内河轮船或中国本地的帆船来完成上海至汉口这一段航程”(28)。
由于邻近国际航运资源集中的上海，因此宁波对欧美的远洋航线一贯不发达。1864年来宁波装运货物的商船中只有三艘开往国外，浙海关对这一现状十分不满，对宁波与欧洲的直接通航充满期待(29)。遗憾的是，直到1930年前宁波与欧美等国家的远洋航运仍几乎没有进展。而沪甬间的轮船航运始终是宁波航运的主体，直到1921年，除少数英美商轮从他口而来外，表内所列之吨位，几乎全为往来沪甬船只所占(30)，这也是宁波对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依赖的体现。
直接对外航运的困难，迫使各区域重要口岸需要依赖上海的外贸转运。与之相对的，是上海国际航运条件的无比优越。上海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先后开辟了到伦敦、横滨、利物浦等多条远洋航线。19世纪60～70年代，优越的航运条件已促进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发展，当时“各国来华贸易之大号帆船及定期轮船，大多数仅以香港或上海为目的地，其余别埠输出之土货，大抵先用轻便之西式纵帆船、横帆船、鸭尾船等，运至港沪二处，再行转船出口”(31)。19世纪70～80年代，上海又相继开辟欧亚航线、太平洋航线和对日航线，使上海成为中国远洋航线的集结点。19世纪下半叶，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处于鼎盛时期，华北、东北和华中各口岸均需依赖上海的中转开展对外贸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一切外国轮船，不论其最后的目的地是哪儿，都要先到达上海。借由内外贸易发展，1865～1911年间，上海已经成为中国航运业的中心(32)。
2.埠际贸易与上海商业中心
在与上海联系密切的各口岸尚不能够完全独立开展对外贸易时，需要通过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也就是说，各口岸实际是以国内贸易的形式间接完成对外进出口的，而在这种“国内贸易”中华商与洋商相比更具优势，这使得各口岸的华商因此得以在最初各口外贸的经营中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
开埠初期，天津的进口洋货多数来自上海，最初经营沪津间洋货贸易的是天津的洋行(33)。但天津的华商很快就发现直接与上海联系更加合算，于是跳过洋行直接“于进口贸易之首埠上海置货”(34)。1866年天津的进口棉制品“其一半多为在沪之天津代理商以及晋商所购”(35)。沪津间的鸦片贸易也由天津华商操办。因此，津海关反映“洋货进口贸易之大部犹在华商掌握之中，无论其人为天津之批发商抑或内地之贩运商，照旧假手于在沪代理商及其分号进货”，天津的洋行代理行和进口商均难从中获利(36)。
汉口开埠后对外贸易也主要通过上海开展。开埠早期华商在棉纺织品进口贸易和运销上海茶叶的贸易中，就已开始与外商竞争，1870年左右汉口华商已基本掌握了棉纺织品的进口。在汉口经营鸦片的商人主要是广东帮，经营棉花和丝织品的为浙江帮，经营烟叶的全部是福建帮，至于经营茶叶、油、牛脂、毛皮等零杂商品的则几乎各省商人都有(37)。华商绕过汉口直接到上海购买洋货，结果是使得西方人始终与汉口大部分商业活动相隔绝。
“密迩沪埠”的宁波与上海间外贸转运格外密切。宁波的棉、毛织品，全部操纵在华商手中，都从上海进货(38)。洋商虽也曾力争，但只属徒劳，“沪上匹头巨子与宁波之匹头商或以易货，或以照管待机等手段聪明，以至生意兴隆，利市三倍，而洋商徒呼奈何”(39)。五金业中，“这十五六年来之业务办理、交易之谈判、执行等等几乎是宁波、上海两地间宁波老乡之事，绝少与洋商有什么往来”(40)。在出口中也是如此，除大宗茶叶由华商经营，洋商所占微不足道外，“还有许许多多宁波贸易中之土产，当地商人就了如指掌地供应上海市场，把洋商拒之门外”(41)。
造成各口岸这种商业情形的，正是因为这些口岸的进出口均以经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为主，无需直接与国外打交道，只需与上海的洋行进行交易即可。而在这种经营上华商确实比洋商更具优势，“中国人认为，单以在他们自己国内采购商品这项活动而论，他们是最在行的了”(42)。因此上海当时全国外贸转运中心的地位，对其主要转运对象口岸的外贸经营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各口岸集中到上海进行进出口商品的交易，也促使上海发展成为全国商业总汇。
1870～1880年后，各口较大的商号纷纷来沪设立申庄或分号，经营当地的洋货贸易。各埠棉布商纷纷来上海设立申庄，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商帮。他们大规模地采购洋布，使原来以门市零售为主的洋布店转为向发展原件批发业务，促进了上海洋布店新的交易方式的产生(43)。经营出口业务的各种栈号，也以上海为中心，由各地收购土货。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人一年甚于一年地倾向于把上海作为中国北方贸易的商业中心……现在，中国人最大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这里”(44)。各国洋行也在上海纷纷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达到1000多家。受内外贸易的推动，上海出现了许多新式资本主义商业，如经销进口货的洋布业、百货业、五金钢铁业等，与出口相关的丝业、茶业，还有专供出口商品的草帽辫行、牛皮栈、骆驼毛栈等行栈(45)。
新式商业的兴起、新的交易方式的形成、商业机构的集中与商业交易的密集，使上海发展为全国商业总汇，“依托于上海港内外贸枢纽港地位发展起来的上海商业，以其门类居多、设施先进、交易灵活、服务配套等优势，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奠定了中国商业中心的地位”(46)。
3.埠际贸易与上海金融中心
大量的埠际贸易商品流通离不开金融的辅助，没有上海金融的强大支持，各口岸与上海间的埠际贸易就无法开展。
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枢纽，上海钱庄在为进出口商品流通提供融资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上海的申票在上海与各口岸间商品流通中不可或缺，如上海的商号到汉口办货，可以向素有往来的上海钱庄开具迟期兑付的汇票，至汉口后将此票卖给当地钱庄，取得现金购货。汉口钱庄则将该票加价卖给赴沪采购的商号，以供其进货之用，或邮寄抵还欠款。桐油是汉口与上海间外贸转运的大宗土货，上海油行向汉口油行购油，均用申票。号客到汉口买桐油，可将申票卖与当地钱庄或银行贴现，取得现款后向油行收油。收买此申票的钱庄或银行即将申票寄于上海，向出票人照兑(47)。上海的棉花商号赴汉口办运棉花时，可以向素有往来的上海钱庄，开具申票，到汉口后将之卖与汉口当地钱庄或银行贴现，取得现款后向花行收花。钱庄可将该项申票加价后，卖与赴上海办货的庄号，使之可以持票去上海进货，或者邮寄抵欠(48)。这些金融汇兑方便了汉口商人与上海间的贸易往来。
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外国银行也加入到埠际汇兑中，但不是直接参与运作，而是为钱庄提供资金拆借，弥补了内外贸易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钱庄资本不足的缺点(49)。票号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昔日集中的苏州转移至上海，也开始对钱庄实行拆款。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外国银行、钱庄和票号三种金融势力并存，为上海的贸易提供金融支持。辛亥革命后票号逐渐衰落，本国银行兴起与外国银行、钱庄构成新的金融格局，继续为上海的埠际贸易提供支持。
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是现金的最终集中地和分配地，各地从上海输入银元的多少，大致视其对沪出口贸易的大小而定(50)。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占全国对外贸易“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量的80%(51)。
天津开埠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出口商品十分有限，而自上海转运进口之洋货却数额巨大，以致天津在对外贸易上存在巨额逆差。因此天津自开埠以来便长期金银大量出超，1895年才初次出现入超。在20世纪初之前，天津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上海转运，因此其对外贸易的逆差，直接表现为天津与上海间的逆差，其运送出口的金银多运往上海，有时几为全部。1899年天津所有金、银出口，“咸运往上海也”(52)。金银对上海的长期大量流出，使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自然造成银根紧张，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天津金融基础的脆弱，对天津20世纪初数次金融风潮的爆发造成了一定影响。(53)
每年逢各地土产兴旺的季节，上海会调拨大量的现银以供各口采办土货，运送出口。每年8月以后天津各项土产正是兴旺之季，1923年七八月后天津“用款奇旺，运出尤多，其运往西北者，为收买粮食、皮毛之用；其运往鲁豫者，为收买棉花土货之用；又有洋商在张家口收集现洋，运往外蒙，约达三百余万元，以致现洋缺乏”，该年“经金融界自沪宁两地，运现来津，为数达一千余万元之钜，市面始觉松动”。20世纪20年代自上海运来的现银常在1000万元左右(54)。上海每年也运大量现银往汉口，供市面采购土货之用。上海现银供应不足时，会直接导致汉口进口洋货与出口土货购销的停滞。可见上海与对象口岸间贸易和金融联系之紧密。
对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杜恂诚做过深入的研究并给予了厘清。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形成两个金融中心，北京是财政金融中心，上海则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咽喉，而成为全国商业金融中心。20世纪20～30年代，总行本设在北京的银行纷纷将总行迁到上海，北京财政金融中心渐渐消失，只剩下上海一个商业金融中心，后来又成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中心，两个中心合而为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符合一系列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条件(55)。正是上海开埠后繁盛的内外贸易所提出的大量资金融通需求，促使了晚清上海金融业的勃兴，促进了为贸易服务的金融业的发展，为上海日后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 小结
对上海埠际贸易的初步深入研究表明，1864～1930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地位已由鼎盛转向中落，上海却仍然能保持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正是因为上海工业中心的兴起给予了外贸中心以强有力的支持。在对外贸易上，上海工业中心的兴起使得上海本地的消耗与输出增长，保证其外贸总量能够始终维持在全国最高的水平；在国内埠际贸易中，上海对其他口岸的影响力上则有一个由外贸中心向工业中心转化的过程，使得上海在对其他口岸外贸埠际转运影响下降的同时，仍能在全国埠际贸易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埠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清楚地体现了上海作为多功能经济中心，其不同的经济功能之间相互支持和促进的良性互动。“埠际贸易”与“多功能经济中心”都是上海研究中的习见之词，但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埠际贸易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上海自身经济成长进行再认识的全新角度。
上海因港口和贸易兴起，促进了为贸易服务的航运、商业、金融的发展。襟江带海的优势使上海成为集远洋、沿海、沿江及内河航线为一身的全国航运中心，无可比拟的航运条件加深了各口岸对上海转运的依赖，使之联系更加紧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数口岸都是与上海间的外贸转运超过直接开展的对外贸易，这使得华商得以掌握本埠外贸中的相当一部分。各埠纷纷来上海开设申庄或分号，采办货物，经营上海与本埠间的外贸转运，也促使上海的商业愈来愈繁荣。新式商业兴起在上海，商人和买办聚集在上海，洋行以上海为大本营，使上海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为商业服务的金融，也因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通过汇兑实现的资金融通与埠际清算，以及上海对各埠资金的划拨，为上海与各口岸间的外贸转运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使上海的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把视角从上海移开，投向它背后连接的多个重要口岸，发现还存在各口岸开展直接航运的困窘、中外商人利益的相争、资金的短缺与牵制。上海埠际贸易的对象都是各区域重要口岸，其辐射范围或为一省或为数省，背后连接着该区域广阔的腹地。与上海间的埠际贸易，在上海繁荣兴盛的背后，为这些口岸带来了什么？上海的资源独占对这些口岸城市及该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又造成了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如何看待这些在中国的经济和城市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具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其埠际贸易对象也都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和发育的关节点。以上海为立足点，以埠际贸易为线，以区域和全国为面，将埠际贸易研究全面继续的推向深入，将揭示更多中国经济变迁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并寻求答案。
收稿日期 2008-11-08
注释：
①说明：(1)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上海与国内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与国际口岸间的转运暂不包括在内；(2)本文有关外贸埠际转运，都以上海为中心，以其他口岸为中心对上海进行的外贸中转暂不包括在内。
②指国内各口岸间的土货贸易往来，即仅限国内贸易的本国商品流通。各口岸间流通的洋货及待运送出口国外的土货均不属于本文内贸讨论范畴。
③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如非特殊注明，本文数据均来自该书。
④曾志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2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版，第358页。
⑤详见拙文：《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⑥本表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历年数据整理而成；说明：(1)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包括天津、营口、烟台；华中主要口岸包括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宁波、温州；华南主要口岸包括福州、厦门、汕头、广州；(2)1864年华南各口统计单位不一致，无法计算。
⑦曾志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第2辑，第360页。
⑧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⑨本表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历年数据整理而成。这一时期的华北和东北形成的新的口岸贸易格局，新兴的大连和青岛取代了原来营口和烟台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表中所取主要口岸为天津、大连、青岛；华中主要口岸仍指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宁波、温州。
⑩关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影响力由盛转弱的变化过程，详见拙文《从鼎盛到中落——上海全国外贸转运中心地位的变迁(1864～1930)》，《史林》2007年第6期。
(11)陈正书：《试论上海近代工业中心的形成》，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12)本表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历年数据整理。1.上海自身消费取上海进口洋货净值，上海自身输出取上海本口土货出口值；2.全国外贸总值＝全国进口洋货值+全国出口土货值。
(13)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相关年度分册江海关统计数据计算。
(14)(16)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以下简称《上海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80、278～279页。
(1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17)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相关年度分册江海关统计数据计算。
(18)海关统计中关于国内各口岸间土货贸易值的数据有土货由国内口岸进口值、本口土货出口国内口岸值、土货复出口国内口岸值和土货进口净值，其中前三项，都包含了可能会再复出口国外或国内其他口岸的部分，高于国内实际流通的内贸土货值。而各口岸土货进口净值项，已减去了各口岸进口土货中复出口国外和复出口国内其他口岸的部分，是各口岸土货实际消费值，全国各口土货进口净值的总和，较能反映全国口岸内贸中的土货实际流通值。故此处取历年全国各口岸进口净值的总和作为该年全国口岸内贸值，对上海内贸埠际直运在全国埠际贸易中的地位进行讨论。
(19)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历年数据整理。1.全国内贸值为各口岸土货净值总数，见历年“通商海关贸易货价计值关平银按关全数”表；2.上海内贸埠际直运＝上海本口土货出口国内值+上海进口土货净值。
(20)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1)(22)徐雪筠等译编：《上海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78～279、278页。
(23)表五中*表示该项土货当年在上海进口土货净值中并不属于大宗商品。
(24)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25)许逸凡译：《天津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书》，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4期。
(26)《光绪三十一年汉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1905年分册。
(27)［美］罗兹·墨菲，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28)［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3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以下简称《浙海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30)《浙海关贸易报告集成》，第365、383页。
(31)［英］班思德编，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译印：《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见《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7卷。
(32)陈正书：《上海通史·晚清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33)罗澎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34)(35)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第41、16页。
(36)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第114、101页。
(37)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38)(39)(40)(41)《浙海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6、129、196、123页。
(42)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第134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24页。
(44)徐雪筠等译编：《上海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34页。
(45)张仲礼主编：《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134页。
(46)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47)(48)(4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180、30页。
(50)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51)汪敬虞：《19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第73页。
(52)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第200页。
(53)龚关：《20世纪初天津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城市史研究》第22辑。
(54)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第298～300页。
(55)杜恂诚：《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充要条件》，《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