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先秦论文,丝绸之路论文,中国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对外交通系统里，西南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域，这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和《汉书》、《后汉书》《西南夷传》以及《魏略·西戎传》等文献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述。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西南早期的对外交通问题颇有兴趣，不少名家曾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论述中印之间有六条交通线，其中第六条是滇缅路。夏光南于1940年出版《中印缅道交通史》，对早期中印缅交通多有考证。方国瑜在1941年发表的《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中认为，“中印文化之最初交通，当由滇蜀道”。①张星烺、冯承钧、丁山、岑仲勉、季羡林、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杨宪益、陈炎等先生均对中印缅古代交通进行过研究。国外学者对古代中印缅交通问题向来十分关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可谓这一领域的名作。②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沙畹(Chavannes)，③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先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英国学者哈维的《缅甸史》、缅甸学者波巴信的《缅甸史》，亦对中印缅早期交通进行过阐述，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对此也有涉及。④但“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⑤许多结论未获学术界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古代从成都出发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交通线，亦即“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和课题，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但学者多从《史记》等文献出发进行探讨，缺乏对中国西南古文化和古蜀文明的系统分析，尤其缺乏对中外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所以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及其作用等问题上存在歧见，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汉武帝时期的看法，而主张开通于先秦时期的学者或认为始于战国，或认为始于商周。由于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以古蜀为重心，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对中外古文献与西南考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古希腊罗马文献所载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
(一)关于赛里斯(Seres)的再研究
根据古代希腊罗马文献的记载，在东方极远的地方，有一地域叫Seres。大多数西方文献以Seres为中国的代称。中文一般根据其读音译为赛里斯，也有一些论著直接译为中国。
但是，Seres的内涵究竟是指什么？或它究竟是指中国的哪一地域？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向来存在争议，诸家说法不一。
不少学者认同亨利·玉尔所提出的对Seres的解释。玉尔认为：Seres、Serica，出于希腊罗马称中国缯绢的Sericon、Sericum，又由阿尔泰语讹传。中国的丝绢，早为西方欧洲社会所喜爱，自古经索格德拉(Sogodiana)、安息(Parthia)商人输往西方，为希腊罗马士女所珍爱，以至因缯绢而称呼其产地。Sin、Sinai系统的字，胚胎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帝国名称，后百余年随汉武帝远征匈奴而传至边远之地。他认为，Seres名称的起源，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21年，但缯绢贸易的存在则可上溯到远古。⑥另有一些学者认为Sin为蚕之译音。⑦虽然，蚕字上古音为侵部从纽，读若Cin，与Cina读音相近。但是，Sin系统的字既然源出阿尔泰语，起源较晚，那么它与起源较早的梵语Cina系统就不具有同等的关系，应当是来源于梵语，其间关系恰好与中国丝绸从古蜀经印度西传的途径相一致。玉尔以为Seres名称为陆路西传，Cina名称为海路西传，其实并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伯希和坚持认为Seres、Sin均出Cina，⑧劳费尔亦赞同这一看法。⑨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伯希和与劳费尔的看法是正确的。
至于赛里斯究竟是指整个中国，还是指古代中国的某个地域，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认为赛里斯是指中国西北地区，而杨宪益先生则认为赛里斯是蜀的译音，主要证据有两个：一是根据脱烈美《地志》所记载道里的方向和距离；二是认为“蜀国的蜀本为织丝的蚕的原字，此亦与Seres产丝的西方记载相符”。⑩
蜀，上古音为屋部禅纽，南方话无卷舌音，读为Su，是古蜀人的自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人们则根据古蜀人善养蚕的特征，把Su的读音音译写作蜀。蜀，在甲骨文里为桑虫的象形字，如《说文》所释。此义正符合自称为Su的族群之经济特征，所以中原地区的人们即以蜀字来写定Su这个族群的名称。在殷墟甲骨文中的蜀字，从目、从虫类躯体，而不从虫，以目和虫体两个字会以蜀字。但在周原甲骨文里，蜀字则从目、从虫类躯体、从虫，以目、虫体和虫三个字会以蜀字。有学者以为殷周对蜀字的两种写法，是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蜀族。其实，两种蜀字完全是一样的，它们都表示同一个自称为Su的族群，这就是四川盆地的蜀。殷墟甲骨文中从目、从虫类躯体的蜀字，应当是省形字，即是省去了所从的虫，而周原甲骨文的蜀字则是完全写法。可见，蜀字的下半部从虫或不从虫，其含义完全是一样的，毫无二致。不论是殷墟甲骨文还是周原甲骨文里的蜀字，都不与蚕字相同。蜀，即是《尔雅》释文所谓的“桑中蚕”，《诗经》毛传所谓的“桑虫”，即桑蚕，它是“蚕之类多”中的一种，(11)只有这种桑蚕才能演化为家蚕，而其他种类的蚕均不能演化为家蚕。(12)可见，以蚕字来代替蜀字是不妥的。
其实，虽然从内涵来看，Seres与Su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从字音上分析，Seres与Su，二字的字根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尔泰语的Seres来源于梵语的Cina，而梵语的Cina来源于丝绸的原产地地名成都，(13)读若Sindu，而不是读若Su。
赛里斯(Seres)和后来产生的秦尼(Thinai)名称，都是公元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称呼。赛里斯一名初见于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秦尼一名初见于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530年希腊教士科斯麻斯的《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则称为Tzinit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出自一源。(14)而据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ades)的看法，西语里的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坦(Tzinista)，“显然就是梵文Cinathana(震旦)的一种希腊文译法”。(15)可见，不论是赛里斯还是秦尼，或是秦尼扎、秦尼斯坦，它们的语源都是支那(Cina)，而支那就是成都的梵语译法。(16)
公元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某商人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是分析希腊时代关于东方地理知识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17)《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谈到，经过印度东海岸以后，向东行驶，到达位于恒河口以东的“金洲”后，再经过一些地区，到达赛里斯，一直到达一座名叫秦尼(Thinai)的内陆大城市的地方，该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生丝、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之布罗奇)大商业中心，另一条道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赛里斯国与印度之间居住着称为贝萨特人(Besatai)的野蛮人，他们每年都要流窜到赛里斯国首都与印度之间，随身携带大量的芦苇，芦苇可用来制作香叶(肉桂)，这种东西也向印度出口。据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yon Richthofen)研究，贝萨特人的位置是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的编者戈岱司完全同意李希霍芬的看法。(18)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印之间的交通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和缅甸到达东印度、北印度、西北印度和中亚的。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记载了10世纪时阿拉伯人麦哈黑尔东游写的《游记》，其中说到中国的都城名为新达比尔(Sindabil)。玉尔分析说：“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如康达比尔(Kandabil)、山达伯尔(Sandabur)等。中国无如斯之城名也，其最近之音为成都府，《马可波罗游记》作新的府(Sindifu)，乃四川省之首府，五代时，为蜀国之都城。”(19)这条材料十分重要。10世纪时的中国，最初7年是唐末，多半时间属于五代十国时期，960年以后是北宋，这些政权的首府和唐、宋都城名称的读音，除蜀之成都外，没有一座的发音接近Sindabil和Sindifu，可见当时阿拉伯人是用Sindabil这个名称来指称中国都城的。从语音上分析，不论Sindabil还是Sindifu的词根，都与古希腊语Sina、Seres的词根完全一样，均为sin，而Seres、Sin均源出古印度梵语Cina，其他音节都是词尾，可见Sindabil、Sindifu的语源是从Sina、Seres演变而来的，而Sina、Seres又是从Cina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关系的原因在于，由于最初经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人手中的丝绸是成都生产的丝绸，而成都是蜀之都城，所以都城生产的丝绸这一概念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到10世纪时还不但保留着成都(Sindabil)这一称呼，而且更用这个名称来指称阿拉伯人所认为的中国都城。玉尔说，阿拉伯人《麦哈黑尔游记》“谓中国都城曰新达比尔(Sindabil)，此名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恰好揭示出了丝绸产地成都(Sindabil)与丝绸中转地印度和丝绸到达地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和路线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如像此类因缺乏直接接触和交流而误解异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史例不少，正如有的中国古文献把Sind(印度河)当作五天竺(五印度)，而以条支指称阿拉伯，却不知那些地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变化已引起多次版图变化和名称变化的情况一样。
印度学者谭中指出，欧洲人称中亚为Serindia，这个词的Ser是Seres或Serica的缩写，意思是“丝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Serindia的意思是“中印”。这与人们把东南亚半岛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如出一辙。Serindia和Indochina这两个概念，是指中印文明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的大舞台。欧洲人到了Serindia和Indochina(中亚和东南亚半岛)，就有中亚文明相互交叉影响的感觉，所以这样取名。而印度人自己的“印度”名称，来源于Sindhu这个名称，Sind是河流的名称，即是印度河，Sindhu一地现在位于巴基斯坦，(20)是著名的印度河文明的发祥地。根据这个认识来看，Seres这个名称，显然是与Sindhu(Sindhu，在波斯人那里讹变为Hindu，传入希腊后，希腊人又讹变为Indus，此即India名称的由来)这个名称一道，从印度西传到中亚地区的，欧洲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知道Cina这个名称，而且把梵语的Cina一词，按照欧洲人的语言，音转成了西语的Seres。由此看来，Seres名称和Sindhu名称同传中亚，应该是从今印度经由巴基斯坦西传的。张骞所说蜀人商贾在身毒进行贸易活动，身毒即是Sindhu的汉语音译，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地区。(21)可以知道，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地中海，这条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所途经的对外交通线。这与中国古文献《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进行贸易活动、《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蜀人商贾在身毒(西北印度)进行贸易活动的路线是恰相一致的。
(二)关于赛里斯之长寿者的传说
在戈岱司所编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著录了公元前4世纪欧洲克尼德(Cnide)的克泰夏斯(Ctesias)关于远东有人居住地区珍异物的记载：“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Coudee，法国古代长度单位，指从肘部到中指长，约等于半米——译者注)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22)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的引述与此稍异：“希罗多德(Herodotos)之后，记述东方之希腊人，有克泰夏斯(Ktesias)，据云为欧洲人士最先记述中国者。克氏之作，约在纪元前四百年(周安王时)，谓赛里斯(Seres)人及北印度人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每骨尺，由肘至中指之末端)，寿命达二百岁。”(23)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约公元前58年-公元21年之间)《地理书》XV，I，34记载：“然而，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还要长寿。”《地理书》XV，I，37还记载说：“人称赛里斯人可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24)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的说法虽然不免荒诞，不过仔细考察分析，却有着几分中国古史传说的真实素地。
在中国先秦秦汉史中，长期流传着关于长寿的传说，流传最广泛的要数有关彭祖长寿的传说。相传彭祖为殷守藏史、周柱下史，寿八百余岁，(25)较早的记载盖为孔子所说“窃比于我老彭”，(26)老彭即彭祖。屈原也说：“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27)汉晋间人对此亦颇多习知。(28)先秦秦汉的史籍上有两个有关彭祖的记录，历史上曾把两个不同的彭祖混为一谈，以为是同一人，其实不然。考之史籍，不难知道这两个彭祖及其所在，其中一个是为孔子所提到的彭祖，以长寿闻名；而另一个彭祖，则不仅长寿，而且还以长于仙术闻名于世。关于彭祖仙术之迹，《庄子·刻意》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29)从《庄子》所述来看，彭祖长寿之术应属当时所谓的“方仙道”，(30)与蜀人王乔的仙术，均以行气吐纳为特点，属于同一仙道派别。
据《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彭祖为祝融陆终氏之子，又称“大彭”，“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31)《汉书·地理志》以为：“彭城，古彭祖国”，地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但蜀中也有彭祖遗迹，《华阳国志·蜀志》于犍为郡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下记载：“郡治，有王乔、彭祖祠”，又载：“王桥(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彭蒙之蒙，与望音近相通，《续汉书·郡国志五》犍为郡武阳县下载有“彭望山”，刘昭注引《南中志》云：“县南二十里彭望山”，又引李膺《益州记》曰：“县……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元和郡县图志》卷32亦载：“彭亡城亦曰平无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32)蜀地这个彭祖渊源有自，应与《尚书·牧誓》所载西土八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的彭人有关，不必勉强去同陆终氏之后的大彭相比附。从三国时张鲁之子叫彭祖的情况看，(33)西蜀有为子取名彭祖之习。再从仙人彭祖行迹看，他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为特征，恰与其同乡仙人王乔相同，(34)所以《庄子》所说的仙人彭祖，实为西蜀犍为郡武阳县的彭祖，而非东方彭城的彭祖。此彭祖与王乔并为一派，蒙文通先生考证其为南方之仙道，与燕、齐有殊，而吴、越的行气一派也是源于西蜀王乔、彭祖的。(35)至于《华阳国志·序志》所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则混淆了东方的彭祖和西方的彭祖，而两个彭祖又是各有渊源的，正如三个王乔各不相同一样。(36)
克泰夏斯与斯特拉波把长寿者和赛里斯联系在一起加以讲述，这显然是对于人物和人物所在地的描述。正如我们以上的分析，赛里斯是指蜀之成都，而赛里斯之长寿者则是指蜀人彭祖。可见，希腊罗马古文献关于赛里斯与长寿者的记载，虽然其中含有一些荒诞不经的成分，但其内核却并非捉风捕影之说。剔除那些荒诞成分，我们便可看到赛里斯和长寿者的故事与先秦秦汉的蜀地所具有的内在关系。由此可知，希腊罗马古文献关于赛里斯与长寿者的记载，来源于中国西南古蜀地区传说的流传，它们曲折地反映了古代蜀人传说的西传，应是古希腊作家根据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作的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中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存在。
克泰夏斯的生活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此时关于支那(Cina)的名称已经远播于印度。(37)古蜀人经云南、缅甸进入印度，一条主要的通道是从今东印度阿萨姆经北印度进入西北印度(身毒)，这正与克泰夏斯把Seres和北印度联系在一起的记述相吻合，也与古蜀丝绸西传印度的年代、地域和路线相吻合。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中国古文献所载西南地区的早期对外交通
贾谊《新书》卷9《修政语上》记载：“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北中国幽都及狗国与人身鸟面及僬侥。”(38)其中几个地名和古国、古族名，颇与古蜀和西南地区的内外交通线有关。
独山，即蜀山，独字上古音屋部定纽，与渎字音同相通，《史记·封禅书》即作“渎山”，指岷山，即是蜀山。(39)狗国，先秦岷江上游有白狗羌，称为“阿巴白构”，为牦牛羌之筰都，即《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所说：“筰，白狗羌也。”筰都在战国至汉初渐次南迁至今四川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逐渐南迁至雅砻江流域今四川凉山州西南部之盐源等地区。(40)“人身鸟面”，似与古蜀三星堆青铜雕像的人面鸟身有一定关系。(41)而狗国与人面鸟身相联系，则可能暗示着三星堆古蜀人与白狗羌在族群上的某种联系。
僬侥，或作焦侥，始见于《国语·鲁语》，其后《史记》、《后汉书》、《山海经》、《列子》、《括地志》诸书中有所记载，说其人身高不过三尺。《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小人名曰僬侥之国。”《海外南经》所记略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即焦侥国”。方国瑜先生引证李长传《南洋史纲》说：“小黑人，后印度(中印半岛)之原住民，人种学家名曰小黑人，属尼格罗系(Negritos)。身躯短小，肤色黝黑，在有史以前，居住半岛，自他族徙入，遂见式微。”方先生认为，永昌徼外僬侥夷，当即古之小黑人，惟不详其地理。(42)夏光南和波巴信认为焦侥可能就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黎多人。(43)其实，就印度历史看，所谓小黑人，即是尼格罗种系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他们是印度河文明时代的主要居民，在印度河文明衰亡后，当北方操雅利安语的印—欧人从欧亚草原进入印度北方时，达罗毗荼人迁移到恒河流域、印度南部和印度东北等地，今天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卡拉拉邦、东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和库奇山区的安加米那人身上，还可以见到达罗毗荼人的体质特征。(44)印度河文明衰亡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此后，达罗毗荼人从印度河流域逐步向东印度和南印度迁徙。这个时期，正是古蜀三星堆文明兴起并走向繁荣的时期，也是古蜀文明与印度文明接触交流的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来源于印度洋的大量齿贝，古蜀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45)以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巨量象牙，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不是偶然的。李学勤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见到该校收藏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是在缅甸以南；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黏附的一些织物痕迹，经台湾学者检验是木棉。(46)木棉即《华阳国志·南中志》、《蛮书》、《新唐书·骠国传》等所说的“帛迭”，也就是所谓橦华布，主要产于缅甸。这些文化因素的直接来源，颇与印度洋沿岸地区、东印度阿萨姆和上缅甸有关，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交通，应是通过这些地区进行的。这表明，中、印、缅之间的交通、交流和互动，不但在商代确已存在，而且缅、印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还通过古蜀地区输往中原商王朝。(47)
古代东印度阿萨姆有一著名的迦摩缕波国，中国史籍记为盘越国，或滇越，滇越的东南即是上缅甸。公元前3世纪以前，上缅甸不曾存在任何国家，而印度早在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王朝的势力已扩张到东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48)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盘越国，一曰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盘越，《后汉书》误作“盘起”。(49)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50)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51)《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记载：“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52)这里所说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直接毗邻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53)《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后汉书·明帝纪》更是明确记载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直接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还记载：“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这些记载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这一线就是古蜀人出云南到东印度进行商业活动的线路。由此不难知道，古蜀三星堆文化和中国西南文化中出现的印度河文明的因素，其来源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由蜀商通过当时已从印度河流域东迁至阿萨姆的原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达罗毗荼人那里了解，并往来传递信息的。
考古资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而后来在中、印、缅广泛分布的细石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印就有文化传播和互动关系。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国、比哈尔、奥里萨、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多处发现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是中国云南考古中常见的形制。(54)在东印度阿萨姆发现一种圭形石凿，刃部磨在两窄边，这在四川西南部凉山州西昌市等地区是常见之物。(55)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孟加拉国)的，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56)阿萨姆石器原料所用的翡翠，产在离中国云南边境仅150公里的缅甸猛拱地区，这个地区当属东汉永平十二年设置的永昌郡内外。阿萨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建筑是干栏式，(57)这同样是中国西南云南和四川常见的建筑形式，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58)根据陈炎先生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所引证的中外学术观点，印度以东缅甸的现住民，不是当地的原住土著民族。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史前时期从中国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迁入，其中的孟高棉语族是最先从云贵高原移居到缅甸的，(59)这显然同有肩石器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向缅印地区的次第分布所显示的族群移动有关。
《新书·修政语上》还提到“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西王母的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之在中国的西方。近年有学者认为，“王母”是古印度语Uma通过古突厥语演变而来的，是印度神话中喜马拉雅山神之妻Uma的化身。(60)葛剑雄先生认为，先秦至张骞通西域以前昆仑山、西王母所在的“西方”，实际上指的是西南，不仅包括今四川、云南，甚至包括境外的南亚次大陆和中亚，(61)确实是有道理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在今阿富汗。渠搜，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称西戎中有“渠搜”，《汉书·地理志》将“搜”改作“叟”。《汉书·武帝纪》诏云：“北伐渠搜，氐羌来服”，可知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叟人是古代氐羌的一支，也是今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族的一支先民，这不仅从现今四川凉山彝族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居北方，以及古侯和曲涅两支人在唐代从云南昭通渡江进入凉山的事实中得以说明，(62)而且从在云南昭通发掘出的晋代霍承嗣墓葬的壁画中也可获得叟人与彝族关系的实证。(63)该壁画绘有当时夷汉部曲的形象，其中的夷人即当地的叟人，他们的装束与现今凉山彝族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披毡、赤足、椎结等等。晋时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地区一带)和越西郡(今四川凉山一带)境内的叟人属于同一民族，习俗相同，形象相似，得以古今印证。(64)贾谊既将僬侥与狗国和人面鸟身联系在一起，又将它们与西王母、大夏和渠搜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些古国古族之间有着往来交流的关系，而这一联系交流和往还线路，恰恰是古蜀文明从岷江流域经西南夷之牦牛种白狗羌地区(即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之牦牛道)至上缅甸再至东印度西行至阿富汗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线，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中张骞所谓的蜀身毒道。《新书》关于这些古国古族交流往来的记载恐怕不是出于偶然，应是贾谊对西汉初年关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传闻的记录。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传》记载：“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65)东汉时僬侥进献封牛，所谓封牛，即牛脊梁凸起成峰的峰牛，这种牛的青铜雕像在云南大理地区的战国秦汉考古中有大量发现。峰牛产于印度，为中国所不产，云南大理考古发现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峰牛青铜雕像，即与印度僬侥有关。这说明，中印之间通过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频繁的程度。东汉时，“永昌徼外夷”多次遣使从永昌(今云南保山)通过西南夷地区进入中原京师进献方物，(66)其中除僬侥外，还有敦忍乙、掸国等。据学者考证，这些族群和古国多在今缅甸境内。夏光南认为敦忍乙即下缅甸的得楞族(孟族)，(67)方国瑜先生认为敦忍乙是“都卢”的对音，似在上缅甸的太公。(68)掸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是今缅甸境内的掸邦。《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即罗马帝国。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全部行程。
贾谊《新书·修政语》还将蜀、越、交趾联系在一起，越为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古族，先秦秦汉时期的南中地区亦有相当多的越人，《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古文献亦称南中有“濮越”、“滇越”等；交趾在中印半岛北部，有雒田、雒王、雒侯、雒将。(69)联系到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发现的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同的歧锋牙璋，越南北部永福省义立遗址发掘出土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A类灰坑等，(70)以及在四川凉山州、云南以及越南青铜时代东山文化发现的大量蜀式三角形援青铜戈，(71)云南和中印半岛出土的大量铜鼓，和《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以及越籍《大越史记》、《安南志略》等文献所载蜀王子安阳王南迁交趾建立“蜀朝”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从四川经云南至中印半岛的交通线是畅通的，(72)这不仅与战国晚期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地南迁交趾有关，而且同从商代以来中越文化的早期交流互动有关。
王嘉《拾遗记》卷2记载，周成王即政三年，泥离之国来朝。法国学者鲍梯氏认为“泥离国即埃及国泥罗河之转音”，久良认为是“印度拿拉镇之转音”，拉克伯里认为是缅甸伊洛瓦底江西岸之奴莱。《拾遗记》卷2还记载，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驾以赤象”。从献玉和赤象来看，旃涂国有可能是缅印地区之国。五年，“有因祗之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纳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六年，燃邱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豢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张星烺认为：“豢头尖鼻，或者即欧洲之白人也。”(73)
过去学者在对《拾遗记》所述故事进行解释性研究时，或没有凭借可靠的参考资料，或其解释缺乏依据，多有比附之嫌。当笔者在系统研究古代巴蜀和西南地区的文化与文明后，再来分析《拾遗记》所述故事，可以发现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一是“五”这个数字，与古蜀人的尚五习俗是否有关？古代蜀人尚五，在社会组织、文物制度等方面均以五为纪，秦始皇在蜀整修道路，亦以五尺道命名。(74)二是丝，五色丝，当为织锦，是否与蜀锦有关？三是五色之玉和赤象，五色之玉当为翡翠之类，象则是缅甸和印度的特产。由此可以认为，《拾遗记》记载的这几个古国应该都在西南方向，当在印度支那半岛或南亚次大陆，与中国西南相毗邻。四是拳头尖鼻，这种形象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极为近似，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三星堆文化族群的主体属于古代氐羌民族系统，而古羌人的种属与中亚或西亚有关。五是献比翼鸟，《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巴人献比翼鸟，二者是否有关？
以上五点，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丛(文化集结)，似乎已非偶然。但要进一步确定其间的关系，还需做深入的比较研究。
三、中国西南地区海贝和象牙的来源
从中外古文献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和中亚已存在以商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交通线。事实上，从对考古新资料进行分析的角度看，商周时代中国西南与印度的交通就已经明确存在，并且通过印度至中亚、伊朗和西亚的交通线，吸收采借了近东文明的若干因素。(75)
(一)商代三星堆海贝的来源
1986年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大批青铜人物雕像群、动植物雕像群、黄金制品、玉石器、海贝和象牙。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环纹货贝(Monetriaannulus)，日本学者称为“子安贝”，大小约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间有齿形沟槽，与云南省历年来发现的环纹货贝相同。这种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76)既不产于近海地区，更不产于江河湖泊。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出现如此之多的齿贝，显然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指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引入的。
诚然，中国古文献中多见贝的记载，如《逸周书·王会篇》讲到“具区文唇，共人玄贝，海阳大蟹”，在《左传》等文献里，也可见到楚国富有贝的记载。不过，《左传》等文献里虽然记载江、淮产贝，但是江、淮所出贝，乃是蚌壳，而非海贝，不可混为一谈。是否可以根据文献的记载，就可以判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海贝原产于南中国？对此，不少学者持审慎态度，也有学者断然说产自中国，认为海贝原产于华南。对此，仔细参订文献，并非没有疑义。海贝，多是深海产物，尤其白色的齿贝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乃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籍里确实讲到南海附近产贝，但对产贝说要具体分析。殷墟甲骨文和一些史册中所谓产贝之地，其实多是中原的贝从那里输入，而那里本身并不产贝，只是从那里进口引入，并由此输往中原，故中原人以为是那里所产。在9—10世纪阿拉伯人所著《中国印度见闻录》中，(77)说到广州是从海上引进海贝的输入点，即是从海岛或沿海国家、地区进口海贝的集散地，说明大批海贝有赖进口，可是中国史籍却多误以为广州一带产贝，可见是将海贝的进口地和集散地误为原产地。也有另一种情况，古代中国视周边一些地区为属国，以附属国视之，故将其所产物品视为中国所产。比如“交广”连称，便把交趾(今越南北部)纳入中国领土范围。而交趾、日南相近，多见海贝，通过交趾入广州，海贝便被视为产于交广，这样也就混淆了其原产地与集散地的区别。
在印度洋北部地区，一直流行以齿贝为货币的传统。《通典》卷93“天竺”条记载说：“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币)。”《旧唐书·天竺传》也说道：“(天竺)以齿贝为货(币)。”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朋加喇”条记载道：“铸银钱为唐加，每个钱八分重，流通使用，互易
子一万五百二十有余，以权小便民，良有益也。”所谓“朋加喇”，即孟加拉国的对音。此书还谈到，许多地方如“罗斛”、“暹罗”、“大乌爹”、“放拜”等，都以海贝为货币。这些地方，虽不能确指，但均在印度洋地区，属于南亚次大陆或东南亚靠海的某些地方。根据《岛夷志略》，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也是以海贝为货币的。此书“北溜”条说道：“地产子，海商每将一舶子下乌爹、朋加喇，必互易米一船余，盖彼番以子权钱用，亦久远之食法也。”北溜，故地在今马尔代夫群岛的马累(Male)。北溜国以贝为货币，还见于明人马欢《瀛涯胜览》，此书“溜山国”条记道：“海，彼人采积如山，罨烂其肉，转卖暹罗、榜葛喇等国，当钱使用。”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溜山国”条也说：“出海，土人采积如山堆，罨待肉烂，取壳转卖暹罗、榜葛刺等国代钱使。”暹罗，为今泰国。榜葛喇，即《诸蕃志》所述的鹏茄罗国，求之声类，当即孟加拉国，亦即《岛夷志略》所述的朋加喇。英国人哈维所著的《缅甸史》，引用唐大中五年(851)波斯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说道：“居民市易，常用海
(Cowries)以为货币。”海，即是海，(78)今云南仍然称海贝为海()。
东印度和缅甸亦富齿贝。唐人樊绰《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载：“小婆罗门，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后事。出齿贝、白
、越诺布。”文中“出齿贝”一句，今本作“出见齿”，四库馆臣不知“见齿”为何物，所以在校注时说：“按此句未详”。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4则说：“《南夷志》云：‘小婆罗门国出具齿、白蜡、越诺。’出具齿、白蜡，当作‘出
玉、象齿、珀蜡’。《明一统志》：‘孟养土产琥珀、碧。’《缅甸国志》云：‘孟拱产宝石、碧玉、翡翠、琥珀，又出国象、鹿茸。’《滇南杂志》云：‘琥珀以火珀及杏红为上，血珀、金珀次之，蜡珀最下。’玉、象齿、珀蜡，谓碧玉、象牙、火珀、杏红、血珀、金珀及蜡珀。”究竟什么是“见齿”？实则所谓“见齿”，乃是今本《蛮书》在转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见”字是“贝”字之讹。而“具”字也是“贝”字之讹。“贝齿”这个名称，见杜佑《通典》卷193《天竺国传》，《本草纲目》卷46引《别录》，百衲本《太平御览》亦写作“贝齿”。足证“见”、“具”、“贝”三字形近而讹，而以“贝”字为确。可见所谓“贝齿”，其实是“齿贝”的倒文。至于小婆罗门国的所在之地，历来多有歧义，陈序经《骠国考》认为在骠国西北，当今印度的曼尼普尔一带，岑仲勉亦主此说，向达《蛮书校注》则以为在今东印度阿萨姆南部一带。(79)不管其间分歧如何，总之，小婆罗门国属于在东印度和缅甸地区内的古国，则无歧义。
中国西南地区出土来源于印度地区的海贝，并非只有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处，其他地方还多有所出。例如：云南大理地区剑川鳌凤山的3座早期墓葬中出土有海贝，其中M81出土海贝43枚，M155出土海贝1枚，M159出土海贝3枚。这3座早期墓的碳-14年代为距今2450±90年(树轮校正)，约当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80)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79年底至1980年初发掘的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的41号墓中，出土海贝1500枚。(81)云南省博物馆1955年至1960年发掘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年代从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有17座墓出土海贝，总数达149000枚。(82)四川地区，最早出现海产品是巫山大溪遗址，但其来源不得而知。岷江上游茂县石棺葬内，亦出土海贝、蚌饰等海产物。(83)云南大理、楚雄、禄丰、昆明、曲靖珠街八塔台和四川凉山州西昌的火葬墓中，也出土海贝。(84)这些地区，没有一处出产海贝，都是从印度地区引入的。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
不过，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却并非由云南各处间接转递而来，不是这种间接的、有如接力一般的关系。通观从云南至四川的蜀身毒道上出土海贝的年代，除三星堆外，最早的也仅为春秋时期，而三星堆的年代早在商代中、晚期，差不多要早上千年。再从商代、西周到春秋早期的这1000年间看，云南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海贝。不难看出，三星堆的海贝，应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而这类未经中转的直接的远距离文化传播，通常很难在双方之间的间隔地区留下传播痕迹，通常是直接送达于目的地。因为无论对于传播一方还是引入一方来说，这些文化因素都是十分珍贵的，否则远距离传播便失去了意义。正如经由印巴次大陆传入古蜀地区的青铜雕像和金杖等文化因素，也未在云南境内留下任何痕迹，而是直接达于成都平原一样。这种现象，文化人类学上称之为“文化飞地”。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大多数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将若干海贝串系起来。这种情形，与云南历年出土海贝的情形相同。三星堆海贝，出土时一部分发现于祭祀坑坑底，一部分发现于青铜尊、罍等容器中，这也与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时代将贝币盛装于青铜贮贝器里的现象一致。云南汉晋、南诏、大理、元明清时期，几乎商道附近均使用贝币，如《新唐书·南诏传》记载：“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马可波罗游记》说昆明一带“用白贝作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又说大理“也用白贝壳作钱币”，“但这些贝壳不产在这个地方，它们全从印度来的”。马可波罗所说白贝壳，其实就是白色齿贝。云南历史上长期用齿贝为货币，是受印度的影响所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方国瑜、张增祺先生等，(85)都主张这种观点。成都平原深处内陆盆地的底部，从来不产齿贝，因此齿贝为货币，必然是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所致，而这种影响，必然也同齿贝的来源地区密切相关，这就是印度。需要指出的是，齿贝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外汇储备”。古蜀人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商品贸易以齿贝为媒介的情形，恰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其他南亚文化因素的现象一致，绝非偶然。不仅如此，从中原商文化使用贝币，而商、蜀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往来尤其青铜原料交易的情况，(86)以及古蜀王国从云南输入青铜原料等情况分析，(87)古蜀与中原和云南的某些经济交往，也是以贝币为媒介的。
(二)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象牙的来源
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了13支象牙；在二号祭祀坑内，出土了60余支象牙，纵横交错地覆盖在坑内最上层。一号祭祀坑里，还堆积着3立方米上下的较大型动物的骨渣，全部被打碎，经过烟火燔燎。这些较大型动物的骨渣，有可能是大象骨骼之遗。三星堆青铜制品中最具权威、高大无双的二号坑青铜大立人——古蜀神权政体的最高统治者蜀王的形象，其立足的青铜祭坛(基座)的中层，也是用四个大象头形象勾连而成的。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重量，竟然超过1吨。
据有关史籍记载，中国南方地区历来产象。《国语·楚语上》记载：“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诗经·鲁颂·泮水》记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左传》定公四年、僖公十三年，也提到楚地有“象齿”。《尚书·禹贡》则称荆州和扬州贡“(象)齿”。这些文献记载的产象之地，多为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唯“巴浦”与“岷山”，有的学者以为是指巴蜀地区，故认为古巴蜀产象。巴浦在何处呢？《国语·楚语上》“巴浦之犀、牦、兕、象，其可尽乎？”韦昭注云：“今象出徼外，其三兽则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巴浦，应如韦昭自己的解释，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巴郡与合浦的连称。巴郡地在嘉陵江以东地区，合浦地在今广西南部沿北部湾的合浦县东北，两地相隔万里，何以能够连称。况且，《国语》此言出自楚灵王之口，时当公元前529年，为春秋中叶。可是巴郡之设，时当秦灭巴以后，为战国晚期，而合浦纳于汉家版图，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可见，巴浦不是指巴郡和合浦郡。而且韦昭自己也明言“今象出徼外”，分明不是言巴郡产象，当然更不是指蜀地产象。联系到《尚书·禹贡》荆、扬二州产象齿的记载，以及《左传》所说楚地多象齿等情况来看，巴浦这个地方，大概是指靠近古荆州的荆南之地，这也与楚灵王所指相合。《山海经·中山经》提到岷山多象，按《汉书·地理志》，岷山是指今岷江上游地区，但是考古资料却并没有显示出岷江上游产象的任何迹象。《华阳国志·蜀志》说岷山有“犀、象”，不少人以这条材料作为岷山产象的证据。但是，“犀产于会无金沙江谷地，象则未闻”，(88)二者均非岷江上游所产。以岷山山区的气候条件而论，岷山为高山峡谷的干寒地区，不适合大象生存，要说那里产象尤其是富产群象，是没有依据的。何况，在岷山山区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象牙、象骨和象牙制品。所以，岷山产象的说法，当属向壁之论。至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说“巴蛇食象”，据《离骚》、《淮南子》等来看，也是指古荆州之地，与古梁州的巴蜀之巴无关。(89)由此可见，关于古代成都平原产象的说法缺乏根据，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大批象齿不是原产于当地的大象牙齿。事实上，发现象牙和象牙制品的地点，同大象生存的地区，二者之间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并不必然就是同一地点，正如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未必就是青铜原料的产地或青铜器的制作地一样。
古地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固然森林茂密，长林丰草，然而沼泽甚多，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象群的生存。迄今为止的考古学材料还表明，史前至商周时代成都平原虽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兽类，然而诸多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遗骨遗骸，除家猪占很大比重外，主要还有野猪、鹿、羊、牛、狗、鸡等骨骼，除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外，没有一处发现大象的遗骸、遗骨，更谈不上数十成百支象牙瘗埋一处，足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不是原产于成都平原。
诚然，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以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曾经远播于渝东鄂西之地，岷江上游也是构成早期蜀文化的渊源之一。但是，无论在渝东鄂西还是岷江上游地区，数十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未曾发现盛产大象的情况，其周邻地区亦然。这种情况表明，这些地区还不是文献所记载的产象之地，因而也谈不上由当地土著部落向蜀王进献象牙或整象的问题。至于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6所谈到的“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则不仅文献晚出，而且也是指荆南之地，几乎与闽粤之地相接。不难看出，三星堆和金沙的巨量象牙也不可能来自所谓渝东鄂西、岷江上游之地，更与荆南闽粤之地无关。
商代的华北曾经盛产大象，河南古称“豫州”，即与“服象”有关。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末周初，东方江淮之地象群众多，后被驱赶到江南。文中这样说道：“(周)成王立，殷民反……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所谓“服象”，即驯服大象，使其服役，犹如今之印度、缅甸服象。《孟子·滕文公下》也载有周公驱逐服象的商人的史迹：“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从《尚书·禹贡》、《诗经》、《左传》及诸史《地理志》等分析，周公率师将服象的商人远逐于“江南”，远离黄河流域，则象群是南迁到了荆南、闽、粤之地，秦代所置“象郡”大约便与此有一定关系。《汉书·西域传》赞说汉武帝通西域后，外域的各种珍奇宝物充盈府库，其中，“鉅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表明大象来源于外域，属于“殊方异物”之类。先秦黄河流域有象，殷墟甲骨文有象字，河南为豫州，文献里有象牙及象牙制品，考古也发现有象牙制品。关于此点，徐中舒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均早已有过精深考证和论述。(90)但在周初，周成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至汉代而视象为“殊方异物”，由外域进贡中华朝廷。据竺可桢先生研究，汉代气候业已转冷，(91)黄河流域的气候已不适应大象生存。
无论史籍还是考古资料，均不曾有成批殷民逃往或迁往蜀中的记录，更不曾有服象的殷民移徙蜀中的丝毫痕迹。何况殷末时，蜀为《尚书·牧誓》所载参加周武王的诸侯大军，在商郊牧野誓师灭商的“西土八国”之首，协助武王灭纣翦商，而后受封为“蜀侯”，与殷民不共戴天。服象的殷民逃往任何地方，也绝不会自投罗网，投往其域中。而商王武丁时期，即在相当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上下，甲骨文记载商王“登人征蜀”，商、蜀之间还在汉中地区相互置有森严的军事壁垒。(92)此情此景之下，商王朝自不可能赐象与蜀，何况卜辞和史籍中也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片言只语之载。可以知道，三星堆的象牙同样不曾来源于中原商王朝。
云南西南部以及以西的缅甸、印度地区，自古为大象的原产地。不少人以为云南各地均产大象，其实是莫大的误会。汉唐时期的文献对于云南产象的记载，仅限于其西南边陲，即古哀牢以南的地区，这在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和樊绰《蛮书》里有着清楚的记载。而在云南东部、东北部，即古代滇文化的区域中，以及在云南西部，即滇西文化的区域中，古今均无产象的记载。考古发掘中，无论在滇文化区域还是滇西文化区域中，也都未曾发现数十支象牙瘗埋一处的情形。而古蜀文化与云南的关系，主要是与滇文化和滇西文化的关系，与云南西南部并无何种关联。由此可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象牙，也与滇池文化区域和滇西文化区域无甚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商代三星堆遗址的象群遗骨遗骸，以及三星堆和金沙的象牙，既不是成都平原自身的产物，也不来自与古蜀国有关的中国其他古文化区。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西行报告说：“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在今云南大理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滇越即印度古代史上的迦摩缕波国，故地在今东印度阿萨姆邦。(93)《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记载道：“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史记·大宛列传》还说：“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后汉书·西域传》也说：“天竺国，一名身毒……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土出象、犀……”大水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94)据古希腊文献的记载，古印度难陀王朝(前362-前321年)建立的军队中，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辆战车、3000头大象，孔雀王朝(前321-前185年)的创建者月护王拥有一支由9000头战象、3万骑兵、60万步兵组成的强大军队，(95)这与中国古文献的记载一致。汉唐之间中国古文献极言印度产象之盛，说明即使从汉武帝开西南夷到东汉永平年间永昌郡归属中央王朝后，印度象群的数量之多，仍然令中国刮目相看。《史记》和《后汉书》等文献所数称的“大水”(印度河)，正是辉煌的印度河文明的兴起之地。考古发掘中，在印度河文明著名的“死亡之城”摩亨佐·达罗废墟内，发现曾有象牙加工工业的繁荣景象，还出土不少有待加工的象牙，以此并联系东印度盛产大象的情况，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内成千枚来自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海贝，可以说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象牙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而其间的交流媒介，正是与象牙一同埋藏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贝币。
四、古蜀丝绸与南方丝绸之路
由海贝和象牙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引入可见，早在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而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96)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这两种情况，在早期中西交通的开通年代上是吻合的。可是如果仅仅根据中国古文献的记载，至公元前2世纪末期汉武帝时，汉王朝才开通西域丝绸之路，远远晚于考古发现所真实反映的中国丝绸西传欧洲的年代。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97)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之一，丝织素称发达，到商周时期，蜀地的丝绸业已有相当发展。(98)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兽首花冠和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显示出蜀锦和蜀绣的特征。(99)西周前期，渭水上游宝鸡附近分布着一支
氏族类，(100)是古蜀人沿嘉陵江向北发展到渭水上游的一个拓殖点。在氏墓葬内，发现丝织品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的绮，有用辫绣针法织成的刺绣，这些丝织品其实就是古蜀丝绸和蜀绣，(101)它们出土于以丝织著称的蜀人墓中，不是偶然的。
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即是古代蜀国的产品，(102)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葬内发现的织品相似。(103)不少学者认为，张骞在大夏看见的“蜀布”，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扬雄《蜀都赋》说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104)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前任考古所所长乔希(M.C.Joshi)先生曾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105)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106)印度教里湿婆神的出现年代相当早，早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已有了湿婆神的原型，后来印度教文明中的湿婆神就是从印度河文明居民那里学来的。(107)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至少也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前，相当于中国的两周时期，那时中原尚不知九州以外有印度的存在，而古蜀经由西南夷已与印度有了丝绸贸易关系。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108)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109)由此看来，先秦时期中国丝绸的西传，应当或主要是从蜀身毒道西行的。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110)喀布尔正当南方丝绸之路要道，(111)这批丝绸出现在那里不是偶然的。
先秦和汉初，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中已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以前，由中国西北方面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西迁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当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瑞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或译西徐亚)在西梅瑞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 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噶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112)这一时期经中国西北方面以及经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尚存困难。至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年在位)，用由余之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13)但秦在西北地区获取最终胜利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此后西戎也才远居秦陇之西。而秦穆公固然武功勋烈，独霸西戎，但却得而复失。《汉书·韩安国传》所以说“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其原因正在于此。诚如蒙文通先生所说：“秦陇西之得而复失屡也，则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疆土之蹙，事可互证。非秦之支柱其间，是诸戎者胥相率而东也。”(114)
战国至汉初，由于匈奴和西羌分别封锁了河西走廊和北方草原地带，致使西北和北方的中西交通仍受阻隔，张骞所说“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115)反映的正是这种实际情况。而在中国西南方面，古蜀文化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华阳国志·蜀志》记述道：“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其西南方向与永昌、滇越等夷越直接相连，这正是蒙文通先生所论证的包括汉之益州、永昌、越巂等在内的蜀之南中。(116)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117)商周时期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僰道有故蜀王兵栏”，(118)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出西南夷道至缅、印而达阿富汗、中亚再至西亚和地中海，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西行报告说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蜀经西南地区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而古蜀在西南地区的文化辐射和影响，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张骞，汉中城固人，亦即蜀人，(119)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把张骞在中亚所见“蜀物”、“蜀贾”，同蜀贾在次大陆身毒和在东印度阿萨姆滇越从事商业活动等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和汉初蜀人商贾在印度与中亚从事丝绸、“蜀物”等长途贸易，必然是通过蜀身毒道进行的。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往南亚、中亚并进一步输往西方的最早线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与印度地区的象牙即在这个时期见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也由此而来，产于印度和西亚的“瑟瑟”也不仅见于四川考古，而且见于文献记载。(120)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名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121)说明古蜀丝绸在中西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以巴蜀为重心。正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说：“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122)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南行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有西线和东线两条。西线即“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出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对外交通大动脉之一。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即分布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的族群。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
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步头道和盘江进桑道等线路往还进行。而东南亚、南海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盘江道和蜀、黔、桂、粤牂柯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经由西南地区西行而去。可见，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文明初期确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为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大纽带。
附识：本文呈蒙三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表谢忱。
注释：
①参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133页。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0年。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昆明版)1941年第12期。
②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③国外学者的有关论文，多收入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④参见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G.E.哈维：《缅甸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波巴信：《缅甸史》，陈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D.G.E.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⑤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页。
⑥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1: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New Edition by H.Cordier),London，1915.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根据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1月版影印，第7页。
⑦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7、38页。
⑧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编，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6—48页。
⑨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04页。
⑩杨宪益：《释支那》，《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27—129页。
(11)郑樵：《通志略·昆虫草木略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803页。
(12)参见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2—355页。
(13)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6—162页。
(14)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影印本，第66页。
(15)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导论”，第17—19页。
(16)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6—162页。
(17)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16—18页，正文第17—19页。长期以来，《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被认为是公元2世纪前半叶希腊史家阿瑞安(Arrien)的作品，实则是公元1世纪末的作品。参见戈岱司为《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所写的“导论”第16页。
(18)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第30页。
(19)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81页。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15页。
(20)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3、84、88页。
(21)本文所使用的印度这个概念，除特别指出外，多数情况下是指“地理印度”而不是“印度国家”。“地理印度”大致上相当于印度文明的地理范畴，包括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在内。中国古文献对印度的指称，有着多种译名，如：身毒、天竺、贤豆、欣都思、捐毒，等等，而不同时期的译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有所差异，例如迦腻色迦创建的贵霜王朝在中国古文献里并不称身毒，而是初称大月氏，后称罽宾。参见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第80—81页。
(22)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页。
(23)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2页。
(24)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6页。
(25)《世本》雷学淇辑本，见《世本八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712页；并见刘向《列仙传》卷上。
(26)《论语·述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481页。
(27)《楚辞·天问》，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页。
(28)如刘向《列仙传》，应劭《风俗通》(逸文)，常璩《华阳国志》，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抱朴子》等，均极而言之。
(29)王先谦：《庄子集解》卷4《刻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2页。
(30)方仙道之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但“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自不始于汉初，先秦即有之。屈原《远游》即称王乔之术为“道”，则方仙道至少在战国时即已有所流传。
(31)《史记》卷1《五帝本纪》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页。
(3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2《剑南道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7页。
(33)参见《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页。
(34)《淮南子·齐俗训》说：“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淮南子·泰族训》也讲到王乔之道术，与《齐俗训》所述大体相同。王乔，蜀人，《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王乔，蜀武阳人也，为柏人令，得道而仙。”(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1页)
(35)参见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338页。
(36)参见段渝：《巴蜀文化与汉晋学术和宗教》，《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37)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6页。
(38)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9《修政语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60页。
(39)《史记》卷28《封禅书》：“渎山，蜀之汶山。”《索隐》云：“《地理志》蜀郡湔氐道，愍山在西。郭璞注云：‘山在汶阳郡广阳县，一名渎山也’。”愍、岷古今字。(第1372页)
(40)参见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271页。
(41)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中有1件鸟脚人身像，腰部以上断裂，损毁不存。这件雕像腰至大腿、小腿为人身，脚为鸟爪，踩在一只作飞翔状的青铜鸟的头上。根据这件雕像的形态和意境，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1件青铜神坛的上层所铸有高踞四周的青铜鸟头，再联系到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鸟头像和陶制鸟头勺柄等情况分析，这件鸟脚人身青铜雕像的头部很可能是鸟头。
(42)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216页。
(43)参见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第23页。波巴信：《缅甸史》，第10页。
(44)参见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参见R.塔帕尔(Romila Thapar)：《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按，实际上，达罗毗荼人包括尼格罗人和地中海人两部分，一般认为，辉煌的印度河文明即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的。
(45)参见段渝：《试论商周时期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来源》，《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46)参见李学勤：《〈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三星堆研究》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学术集林》卷1，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47)商王朝与古蜀国之间，既有战争的对抗，又有和平的交往，双方还存在微妙的贸易关系。参见段渝：《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48)B.M.Barua,Asoka and His Inscriptions,Calcutta:New Age Publishers,Ltd.,1955,pp.64-69.转引自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49)《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第860页。《后汉书》卷88《西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50)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1—57页。
(51)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52)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4页
(53)《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28页)《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第2849页)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22、24页)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记载。
(54)参见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昆明：云南省博物馆，1981年，第45—67页。杨甫旺：《云南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云南文物》第37期，1994年。
(55)礼州遗址联合考古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56)参见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3、355、356页。
(57)印度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见H.L.Movius,"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vol.19,1944.Shshi Asthana,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est Times to 300B.C.，Delhi:B.R.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6,p.154.参见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58)四川省文管会、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59)参见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关于缅甸的古代民族的来源问题，参见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35—48页；贺圣达：《缅甸藏缅语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兼论其与中国藏缅语诸民族的关系》，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关于孟高棉语的问题，可参见何平：《中南半岛北部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3，第18—33页。
(60)库尔班·外力：《西王母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61)参见葛剑雄：《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13页。
(62)参见李绍明：《关于凉山彝族的来源问题》，《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
(63)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64)李绍明：《邛都夷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65)《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哀牢传》，第2851页。亦见《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07页。
(66)见《后汉书》卷4《和帝纪》、《后汉书》卷5《安帝纪》、《后汉书》卷51《陈禅传》、《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第177、183、231、258、1685、2851页。
(67)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第23页。
(68)方国瑜：《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
(69)王国维：《水经注校》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56页。
(7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越两国首次合作：越南义立遗址2006年度考古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6日。
(71)参见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第12期。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
(72)古代中越交通线的主要线路是步头道和进桑道。严耕望先生在《汉晋时代滇越道》中认为，进桑约在今河江县(E105°、N22°50′)境，此道行程，北由贲古县东南行，沿叶榆水(今盘龙江)而下，经西随县(约今开化、文山县，E104°15′、N21°25′地区)，达交趾郡(今河内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2，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方国瑜先生在《南诏通安南道》中认为，进桑道确为滇越通途，进桑的方位在今云南的河口、马关二县间，系在红河流域，步头道在红河之元江经河口以至河内一线(《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521—530、566—586页)。关于步头道和进桑道在中越交通史上的作用，严耕望先生认为步头道在唐以前不如进桑道重要。笔者认为，步头是出云南至越南的水陆分程地点，以下即沿红河下航，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和中南半岛交通的最古老的一条水道；另一条即是严耕望考证的进桑道。(《四川通史》第1册，1993年，第86、160、161页)李绍明先生《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一文认为，进桑道系沿盘龙江而下，而步头道系沿红河而下，二者走向是不相同的，不可仅视为一途以概之；红河一途即古步头道当是古代蜀人由滇进入越南最为便捷之最佳路径。(《三星堆研究》第2辑，第4—7页)
(73)分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1—53页。
(74)参见段渝：《先秦巴蜀文化的尚五观念》，《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
(75)关于中国西南古蜀文明通过缅印至中亚、西亚的交通线，吸收采借近东文明因素的问题，参见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本文不再赘述。
(76)熊永忠：《云南古代用贝试探》，《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概述》，《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笔者曾在伦敦就环纹货贝的产地问题请教过这种贝壳的印度销售商，他们都说产于印度洋。
(77)《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78)李家瑞：《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形》，《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79)赵吕甫：《云南志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3—324页。按，唐樊绰所作《云南志》，自名《蛮志》，宋以后则多称《蛮书》、《云南志》、《云南记》、《南夷志》等。
(80)云南省博物馆：《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81)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8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
(8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8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云南文物》1987年第12期。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西昌市郊小山火葬墓群试探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85)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前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年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第12期。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86)参见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第395—409页。
(87)参见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8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175、179页。
(89)关于“巴蛇食象”传说与古代巴人的关系问题，参见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90)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180页；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
(91)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92)参见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第45页。
(93)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94)参见夏鼐：《中巴友谊的历史》，《考古》1965年第7期。
(95)引自R.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第50页；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第74页。
(96)参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1期关于奥地利考古队在埃及发掘中发现中国丝织品遗迹的报导。Philippa Scott,The Book of Silk,London:Thames & Hudson,1993,p.78.
(97)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98)段渝：《黄帝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99)陈显丹：《论蜀绣蜀锦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100)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01)段渝：《渭水上游的古蜀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1、602页。
(102)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0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104)扬雄：《蜀都赋》，丛书集成初编本。
(105)转引自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第71、72页。
(106)事实上，至今四川出产的生丝，仍略带黄色。
(107)刘建、朱明忠、葛维钧：《印度文明》，第48、50页。
(108)《国事论》，或译《政事论》第11章第81节，转引自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76页。
(109)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75页。
(110)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9年第2期。
(111)哈维：《缅甸史》，姚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1页。
(112)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47、48页。
(113)《史记》卷5《秦本纪》，第194页。
(114)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57页。
(11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
(116)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117)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15页。
(118)《华阳国志·蜀志》。徐中舒先生认为“兵栏”即驻兵的营寨，见《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119)汉中城固先秦时“属蜀”，见《华阳国志·汉中志》，第103页。考古学上，汉中城固亦曾发现大量商代中晚期的蜀式青铜兵器和陶尖底器，见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可证实《华阳国志·汉中志》之说。直到东汉，汉中仍“与巴蜀同俗”，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6页。
(120)段渝：《古蜀瑟瑟探源》，《三星堆文化》，第542—545页。王滨蜀：《试论“菱形”网纹蜻蜓眼古代玻璃在四川地区存在的情况》，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5—234页。
(121)参见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第126—162页。
(12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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