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成本上涨会倒逼企业创新吗？
龚广祥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抽样调查数据，考察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不断上升的用地成本虽然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生存压力，但也会倒逼企业创新，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概率，而且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规模。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纠正样本选择性偏差，以及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异质性分析显示：用地成本上升提高了东部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效率企业及出口企业创新投入规模，但对中西部企业、国有企业、低效率企业及非出口企业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企业创新与否是自身发展的内生选择，即使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能够享受政策优惠或创新基础薄弱的企业，也不会创新。
关键词： 用地成本；制造业；企业创新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 “三期叠加”的压力下，国家高度重视发挥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 “引擎”作用。制造业转型的实质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1]。土地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 “土地红利”[2]，使我国从一个基础薄弱、结构失衡的制造业落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大多数制造业产品不仅在量上居于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辉煌成绩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充分利用土地等资源低成本比较优势[3]。然而，土地价格作为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上涨的基础，随着土地资源约束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地价、房价的迅猛上涨，导致传统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为此，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 《中国制造2025》，开启了我国由 “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转变的新征程，同时也意味着制造业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够在新征程中由大变强。因此，本文从土地要素价格上涨视角出发，考察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为国家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提供经验基础和直接证据。
死体可燃物含水率(Y)与降水(X1)、相对湿度(X3)、连旱天数(X4)、风速(X5)、蒸发量(X6)之间的数学模型为：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研究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拓展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利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土地要素价格上涨视角，实证分析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不仅为价格诱致性技术进步假说提供经验基础，更为工业用地价格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提供直接证据。②在识别策略上，采用IV-Tobit和IV-Heckman估计方法，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使估计结果更加可信。③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经验。本文不但考察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的总体影响，还考察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用地成本上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力的影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证据。
1 理论分析
目前关于用地成本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地成本与制造业布局、结构转型等方面[4-7]。这些研究表明用地成本上升会促进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当前，关于要素价格上涨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等领域[8-11]。与基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视角研究企业创新行为丰硕的成果相比，从土地要素视角研究企业创新行为的论文较少，仅有赵爱栋等[12]从价格诱致性技术进步假说出发，认为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不仅会使企业改变要素投入结构，还会诱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一方面，用地成本上升会通过要素替代效应促进技术创新。事实上，希克斯早在1932年就在其著作 《工资理论》中论述了要素价格相对变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其认为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会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向是节约相对昂贵要素的使用。赵爱栋等[12]利用该理论，实证研究发现土地价格短期上涨会引起其他要素对土地要素的替代，长期上涨则会促进技术创新。另一方面，用地成本上升会通过 “创造性破坏”效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而言，土地价格上涨意味着成本上升，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势，企业需要积极创新。同时，由于创新能够给企业带来比较优势，并凭此获取创新垄断租金。因此，较高的用地成本能够促进 “创造性破坏”，有利于企业创新。反之，较低的用地成本反而会延缓甚至是阻碍 “创造性破坏”，从而不利于企业创新。
在控制变量中，出口 (ck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越是出口企业，越能促进企业创新。其原因可能是：① “出口中学习”效应。发达国家消费者往往在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以及环保安全等方面与国内消费者相比有着更高的要求，出口企业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不得不加大创新投入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②竞争效应。出口企业，特别是把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的企业，面临的竞争必然更激烈，这就会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发挥创新 “逃离竞争”效应以获取竞争优势。③企业扩大出口规模，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创新投入，从而激励企业创新[16]。企业规模 (gm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能促进企业创新，由于企业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就需要企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通常而言，只有大规模企业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从而从事创新活动。工资水平 (gz )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工资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一方面，企业往往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到优秀人才，拥有优秀人才的企业无疑对提高创新能力有推动作用[23]。物质资本密集度 (wzzb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密集度 (rlzb )对企业创新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创新产生的知识积累是一种无形资产，隐藏于人力资本之中，越是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的企业，越有可能从事创新[25]。该研究结论与梁超[28]认为人力资本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结论相同。电力成本 (dlcb )促进了企业创新，表明企业的基础设施越落后，越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淘汰落后设备。
(2)网络贷款的现状。根据艾瑞咨询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贷款行业的交易金额达到8000亿元，通过网络取得贷款的用户规模达到3970.1万人。在交易结构中，非消费类网络贷款大于消费类网络贷款。
创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企业不创新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那么用地成本上升倒逼企业创新就不会发生。首先，由于国有企业在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更是为政府承担了稳定社会的经济职能。因此，即使土地价格上涨导致用地成本上升压缩企业利润，仍可凭借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系，以较低的价格拿到土地，从而其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就不足。而民营企业则不同，其在经济处于萧条或衰退期，会因融资约束而减产甚至破产，难以长期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更愿意以低价方式给予国有企业工业用地。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出让给国有企业，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更是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14]。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获取土地资源方面享有更多的便利[15]。其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要发达的多，相应的用地成本也比中西部地区上升得快，用地成本压力也比较大，进而企业创新的动力也就较强。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所面临的用地成本压力小，从而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此外，与低效率企业相比，用地成本上升更能够促进高效率企业创新。因为只有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抵消因用地成本上升而引致的成本上升压力，从而弱化用地成本上升对创新能力的冲击。最后，相对非出口企业，用地成本上升对出口企业的倒逼作用更大。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往往在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以及环保安全等方面与国内消费者相比有着更高的要求，出口企业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不得不加大创新投入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更激烈，这会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发挥创新的 “逃离竞争”效应以获取竞争优势。此外，扩大出口规模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创新投入、增加获利空间，激励企业创新[16]。
结合本文结果数据可知,行综合护理干预的接种质量评分(86.25±2.17)分、儿童依从性评分(83.65±2.19)分、家长护理满意度评分(85.63±1.18)分、家长接种知识掌握度评分(87.36±4.06)分均显著优于参照组,P<0.05。
2 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抽样调查。调数据涵盖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全部30个制造业大类，共计12400家企业，数据内容丰富，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创新投入以及财务等指标信息。在该调查时间段内，正是我国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初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因变量为人均创新投入 (rd )，本文借鉴现有做法[17-19]，从创新投入角度度量技术创新活动水平，使用人均创新投入来度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解释变量是企业用地成本，然而没有数据库包含企业用地成本的信息，即使在上市公司数据库中，也没有在财务报表中把土地作为一项单独的资产列入，仅仅汇报了房屋及建筑物资产[20]。本文参照黄玖立等[21]的做法，用企业土地使用税作为企业用地成本的衡量指标。这是因为土地使用税以企业实际用地面积为缴税依据，两者之间高度相关，用地面积越大的企业，其土地使用税越高，相应的企业用地成本越高。李力行等[20]曾采用企业土地使用税与固定资产规模的相关程度衡量企业土地依赖程度。为了使不同企业间用地成本具有可比性，本文分别用主营业务收入和企业雇员总数进行单位化，得到单位产出用地成本 (ydcb_ a )和人均用地成本 (ydcb_ b )。
2.2 估计模型和策略
本文首先用Tobit模型考察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投入规模的影响。实证研究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研究发现,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96.67%,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76.67%,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示统计学有意义。实验组患者的FVC、FEV、PEF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表示统计学有意义。
(5)人力资本密集度 (rlzb )。用大专及大专以上员工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表示。创新产生的知识积累是一种无形资产，隐藏于人力资本之中，越是拥有丰富人力资本的企业，越有可能创新[25]。
(1)
其中，i 为企业、c 为城市、l 为行业。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人均创新投入金额。ydcb i 为第i 个企业的用地成本，取对数形式。α c 为企业地区固定效应，a l 为行业固定效应，CV i 是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向量，控制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可能性的个体特征。
根据公式 (1)进行Tobit模型估计，其中，模型 (1)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模型 (2)到模型 (5)逐步加入企业层面其他控制变量。
pr (y 1=1|rd i >0)=Φ (λ i ,ydcb i ，CVi)
(2)
ln (rd i |y i =1)=μ c +μ l +θ 1ydcb i +χCV i +
随着外科手术抗菌药物使用量的增长，细菌耐药性问题日趋显著，近年来新型细菌耐药情况也更为严峻，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问题成为我国医疗卫生部门的重大挑战[1]。外科治疗中，抗菌药不合理使用是引起严重耐药和二重感染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安全，迫切需要制定合理管控措施[2]。为加强Ⅰ类清洁手术切口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我院于2015年11月开始实施Ⅰ类清洁手术切口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的综合管控，选择该模式实施前后在本院行Ⅰ类清洁手术患者分别作为对照组、干预组，比较其实施效果。
mills i +ξ i
(3)
根据公式 (2)和公式 (3)，进一步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纠正企业创新与否的样本选择性偏误，表3模型 (1)和模型 (2)报告了仅控制了用地成本、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模型 (3)和模型 (4)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在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创新的虚拟变量，在第二阶段数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人均创新投入。Wald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存在。同时，athrho与0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公式 (2)回归中的扰动项和公式 (3)回归中的扰动项相关，与Heckman模型基本假设相符 (见表3)。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用地成本，式 (1)～式 (3)还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见表1。
教师的教育信念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教师专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师专业结构中位于较高层次，统领着教师专业结构中的其他方面[1]。
表1 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1)是否出口 (ck )。一般而言，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创新。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是 “出口中学习”效应。由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往往在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以及环保安全等方面与国内消费者相比有更高的要求，出口企业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不得不加大创新投入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其次是竞争效应。出口企业，特别是把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的企业，其面临的竞争更激烈，这就会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发挥创新的 “逃离竞争”效应以获取竞争优势。此外，企业扩大出口规模，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创新投入和增加企业获利的空间，从而激励企业创新[16]。
(2)企业规模 (gm )。用企业员工总人数表示，取自然对数。由于企业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只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才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从事创新。
(3)工资水平 (gz )。用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表示，取自然对数。一方面，企业往往只有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到优秀人才，拥有优秀人才的企业无疑对提高创新能力有推动作用[23]。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还会倒逼企业创新[9]。
1.2.1 治疗组 34例患者，给予给予木丹颗粒(国药准字Z20080033)，7 g/次，饭后温水冲服，3 次/d，胰激肽原酶（国药准字 H19993089，商品名怡开）240 U/次，口服，3次/d,甲钻胺（国药准字 H20080290）0.5 mg/次，口服，3次/d，疗程为持续4周。
(4)物质资本密集度 (wzzb )。用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员工人数表示，取自然对数。企业具有异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会影响到企业创新[24]，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的概率更高[17]。
rd i =α c +α l +β 1ydcb i +γCV i +ε i
(6)电力成本 (dlcb )。用企业因电力问题造成的损失占收入或总产量的百分比表示，取自然对数。企业设备越落后，企业进行创新淘汰落后设备的动力就越强。
虽然通过城市固定效应可以控制地区因素，通过行业固定效应可以控制行业因素，但毕竟调查问卷指标有限，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控制，从而造成估计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有效识别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参照现有文献[26，27]的通常做法，用企业所在城市—行业用地成本的中位数 (ydcb_ median )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为城市—行业层面变量，具有两个变化维度。一般而言，该中位数与企业的用地成本密切相关，而与企业创新行为并不直接相关。
3 实证分析
3.1 Tobit模型估计
为了进一步考察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参与创新概率的影响，本文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第一步，构建选择模型，考察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预测企业进行创新的概率，利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同时构造逆米尔斯比率miss i ；第二步，将逆米尔斯比率miss i 作为解释变量添加到影响模型中，使用OLS进行估计。根据上述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模型 (1)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仅控制行业效应和城市效应后，用地成本 (ydcb_ a )前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用地成本越高，创新投入水平越高。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是否出口、企业规模变量，模型 (3)在模型 (2)基础上加入工资水平变量，模型 (4)在模型 (3)基础上加入物质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密集度变量，模型 (5)在模型 (4)基础上加入电力成本变量，当模型 (2)到模型 (5)逐步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用地成本的估计系数不仅绝对值在增加，而且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随着加入其他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而改变，估计结果较为稳健。模型 (6)将人均用地成本 (ydcb_ b )作为单位产出用地成本 (ydcb_ a )的替代指标，在控制地区效应、行业效应以及一系列反映企业特征量后，人均用地成本 (ydcb_ b )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人均用地成本越高，创新投入水平也越高。可见，即使在替换解释变量后，用地成本上升依然会倒逼创新，从而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这表明模型 (1)到模型 (5)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靠 (见表2)。
如同课程中所讲，沟通问题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在尝试解决沟通问题时，首先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坦承自己感受有助于缓和个人情绪。在控制情绪的基础上，做到中立的评估事实，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而不是对峙。使用非对抗性的语言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是有效的手段。而我在初次和项目长沟通受到质疑时，并没有正确的分析问题，尝试有效的沟通。后来在与项目其他成员沟通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个人情绪，陷入了对峙的状态，采用了对抗性的语言，并把对方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最后冲突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表2 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用地成本上升还会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但制造业创新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前期工业用地相对充足、用地价格相对便宜，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不强，相应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从而企业创新的概率较低。但是，随着土地资源约束加剧，特别是房价、地价的迅猛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成为不二选择，这时市场上对新技术的需求量变大，新技术市场规模变大，创新收益可以弥补创新投入，从而大大促进企业创新。企业创新与否会受到新技术需求规模的影响，当市场需求规模较小，企业即使创新，也会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而无法弥补其创新成本，企业创新的概率较低[13]。相反，当市场需求规模变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弥补其创新成本，甚至还可能获利，企业创新的概率就会提高。可见，虽然用地成本上升可能会挤压企业利润，但会扩大新技术市场需求规模，使创新企业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加速创新。
3.2 Heckman模型估计
其中，i 为企业，c 为城市，l 为行业。公式 (2)为Heckman第一阶段的样本选择模型，估计企业创新的概率，其中pr (y i =1|rd i >0)，表示企业创新的概率。被解释变量y i 表示企业是否创新的虚拟变量，若企业的人均创新投入金额大于0则取1，否则取0。ydcb i 为企业i 用地成本的对数值。μ c为城市固定效应，μ l 为行业固定效应，CV i 是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ξ i 为误差项。方程 (3)为Heckman第二阶段的影响模型，用来考察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投入规模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企业i 人均创新投入额rd i ，此外，公式 (3)中加入了逆米尔斯比率mills i 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能够克服企业是否进行创新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22]。
表3 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Heckman 两步法估计
从表3模型 (1)的估计结果可知，用地成本 (ydcb_ a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不断上升的用地成本提高了企业参与创新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创新企业的数量。这初步表明，用地成本越高，企业参与创新的可能性越大。模型 (3)在模型 (1)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企业层面的特征进行控制，用地成本 (ydcb_ a )前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大幅提升，且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用地成本上升提高企业参与创新的概率并不因控制企业层面的特征而改变。模型 (2)的估计结果显示，用地成本 (ydcb_ a )对创新投入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用地成本上升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规模。模型 (4)为进一步控制企业层面特征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进一步控制企业层面的特征后，用地成本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幅提升，且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较高的用地成本会倒逼企业扩大创新投入规模。通过Heckman模型对样本选择性问题进行纠正，研究发现用地成本上涨不仅会提高企业创新概率，还会增加企业创新投入规模。
灰渣粒径 60～100 目、投放量 2.5g·L-1、温度 20℃，改变pH值，按1.3试验方法对染液进行吸附处理。实验结果见图3。
3.3 内生性检验
表4报告了IV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1)到模型 (3)的解释变量为单位产出用地成本人均 (ydcb_ a )，模型 (4)到模型 (6)的解释变量为人均用地成本 (ydcb_ b )。Heckman模型在使用工具变量时，只能采取 “两步估计法”，但这会将第一步的估计误差带入第二步中，从而降低其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需采用自助法计算相应的标准误差，因此本文采用两步法估计。从表4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解释变量是使用单位产出用地成本 (ydcb_ a )，还是使用人均用地成本 (ydcb_ b )，无论是模型 (1)和模型 (4)采用的IV-Tobit估计，还是模型 (2)和模型 (5)采用的2SLS估计亦或是模型 (3)和模型 (6)采用的IV-Heckman估计，解释变量单位产出用地成本人均 (ydcb_ a )和人均用地成本 (ydcb_ b )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用地成本上升能够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倒逼企业创新。工具变量法估计同样得到用地成本上升能够明显倒逼企业创新的结论，从而表明前文的估计结果较为可靠、稳健。
淑芬农家乐的经营户主要经济来源有农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及农家乐经营收入。调查发现旅游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占40%左右。
根据表4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可知，工具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尽管模型 (1)的 Wald 检验的p值不显著，但模型 (4)的 Wald 检验的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另外，模型 (2)和模型 (3)以及模型 (5)和模型 (6)中弱工具变量F检验的值比10大得多，拒绝了 “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设。所以总体来说，工具变量的选取比较合理。
表4 用地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工具变量法估计
3.4 异质性检验
为了考察用地成本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利用Tobit模型分别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5 。
表5中模型 (1)和模型 (2)分别对东部和中西部企业进行估计，发现用地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投入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要发达许多，相应的用地成本也比中西部地区上升得快，用地成本压力也比较大，进而企业创新的动力也就较强。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面临的用地成本压力小，从而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根据所有制类型，表5中模型 (3)和模型 (4)分别估计用地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发现，用地成本上升对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非国有企业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了创新投入。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创新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一种自我选择行为，如果企业不创新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回报，那么用地成本上升倒逼其创新就不会发生。国有企业凭借其和地方政府特殊关系，使得其不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拿到土地，而且还能获取税收优惠等补贴，所以其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非国有企业在融资、拿地等方面要比国有企业面临更高的成本，其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其进行创新的动力也就比国有企业强得多。
本文按照企业生产率水平的中位数把企业分为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估计结果见表5的模型 (5)和模型 (6)。发现用地成本上升对低效率企业的创新投入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地促进了高效率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认为，导致这一回归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只有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抵消用地成本上升引致的成本上升压力，从而弱化用地成本上升对创新能力的冲击。
本文依据企业是否出口对总样本进行分组，估计结果见表5的模型 (7)和模型 (8)。发现用地成本在出口企业样本中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用地成本显著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创新。但在非出口企业样本中，用地成本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用地成本上升对非出口企业的创新并没有促进作用。具体原因可能如下：① “出口中学习”效应。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往往在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以及环保安全等方面与国内消费者相比有更高的要求，出口企业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不得不加大创新投入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②竞争效应。出口企业，特别是把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的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会积极发挥创新的 “逃离竞争”效应，从而起到对企业创新活动激励作用。③规模效应。企业扩大出口规模，能够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创新投入和增加企业获利的空间，激励企业创新[16]。
表5 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投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用地成本上升提高了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效率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出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表明企业创新与否是自身发展的内生选择，即使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增大，能够享受政策优惠或创新基础薄弱的企业，也不会创新。只有那些受到压力大并且有一定基础的企业，才会创新。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抽样调查数据，考察用地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不断上升的用地成本对企业造成很大的生存压力，但总体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水平，较高的用地成本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的可能性，还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规模。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纠正样本选择性偏差，以及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异质性分析显示：用地成本上升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效率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创新，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出口企业并没有显著影响。表明企业创新与否是自身发展的内生选择，即使面临外部环境压力增大，能够享受政策优惠或创新基础薄弱的企业，也不会进行创新。只有那些受到压力大并且有一定基础的企业，才会进行创新。因而，本文的研究对理解企业创新行为和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积极支持和引导被东部淘汰但仍能够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土地需求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利用好土地价格上涨带来机会成本的 “推” “拉”功能，促使相对落后的企业、产业链转移到中西部，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东部地区企业转移承接能力，实现我国经济总体平衡。③一方面要改革现有土地管理制度，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提高土地拍卖过程的透明度，加强监督，减少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行政配置行为;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政企分离，减少国有企业凭借自身特殊产权属性获得低价用地机会；同时也要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与其他企业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市场竞争。④以出口为导向，以提升生产率为依托，促进企业创新。一方面政府应该继续鼓励企业出口，尤其是鼓励原来不出口的企业出口，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从而提高中国企业整体创新投入水平；另一方面企业也要致力于提高其自身生产率，这样才能弱化用地成本上升对创新能力的冲击，为企业创新投入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1]钱纳里，鲁宾逊，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89.
[2]陈浩,张京祥,陈宏胜.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中国 “土地红利”开发模式转型[J].经济地理,2015,35 (4):1-8.
[3]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 (11):5-13.
[4]颜燕,贺灿飞,刘涛,等.工业用地价格竞争、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 (3):9-13.
[5]藏波,吕萍,赵松.中国园区建设中的工业地价、产业升级及其地区差异:城市层面的产业发展雁行模型[J].中国土地科学,2015,29 (8):24-32.
[6]文雯,车娜,周丁扬,等.工业用地供给与工业转型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7,39 (9):1702-1711.
[7]黄金升,陈利根,赵爱栋.工业地价上涨、地方政府供地行为与产业转移[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19 (5):4-14.
[8]周密.研发存量、研发经费来源与知识生产效率[J].经济评论,2012 (5):61-68.
[9]林炜.企业创新激励:来自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释[J].管理世界,2013 (10):95-105.
[10]赵西亮,李建强.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6 (7):41-49.
[11]诸竹君,黄先海,宋学印,等.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式创新与中国企业加成率动态[J].世界经济,2017,40 (8):53-77.
[12]赵爱栋,蓝菁,马贤磊,等.土地价格市场化对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投入与技术选择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6,42 (8):85-96.
[13]ACEMOGLU D，FINKELSTEIN A.Input and technology choices in regulated industries:Evidence from the health care secto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 (5):837-880.
[14]赵文哲,杨继东.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土地出让方式——基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互利行为的解释[J].管理世界,2015 (4):11-24.
[15]干春晖,邹俊,王健.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中国工业经济,2015 (3):44-56.
[16]SEKER M.Importing，exporting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20：299-314.
[17]张杰,芦哲,郑文平,等.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R&D投入[J].世界经济,2012,35 (10):66-90.
[18]吴延兵.中国哪种所有制类型企业最具创新性[J].世界经济,2012,35 (6):3-29.
[19]徐伟,张荣荣,周文梅.国有控股方治理机制、竞争环境与R&D投入[J].中国软科学,2017 (10):184-192.
[20]李力行,黄佩媛,马光荣.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J].管理世界,2016 (8):86-96.
[21]黄玖立,冯志艳.用地成本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7 (9):100-118.
[22]HECKMAN J J.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Econometrica，1979，47 (1):153-161.
[23]苏莉,冼国明.出口企业工资水平与贸易方式关联之实证[J].世界经济研究,2015 (3):82-129.
[24]张杰,郑文平.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J].经济研究,2017,52 (3):151-165.
[25]王展祥,龚广祥,郑婷婷.融资约束及不确定性对非上市制造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 (11):27-37.
[26]FISMAN R，SVENSSON J.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Firm level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3 (1):63-75.
[27]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经济研究,2013,48 (6):71-84.
[28]梁超.垂直专业化、人力资本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工业行业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3 (2):65-73.
Will the Rise of Land Cost Compe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novation ?
Gong Guangxiang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hina，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land cost on the firm’s innovation behavior with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had been studied in this study，by us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data of World Bank.This study employed Heckman two-stage model to correct sample select bias while the problem of endogeneity has been overcome by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echnique.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s that rising land cost not only exerts pressure on the firms in terms of their survival but also forces enterprise innovation.Apart from this，the aforesaid cost improves the overall business innovation，and scal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s.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business heterogeneity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land have increased the scale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non-state-owned，high-efficiency，and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China，on the other hand，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f aforesaid cost on the state-owned，inefficient，and non-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in Central，and Western China.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there is indication that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n endogenous choice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Though enterprises are facing an increase pressur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njoy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innovative enterprises with weak foundation will be less innovative,enterprises that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and have a certain foundation will highly innovate.
Key words: Land cost;Compel；Manufacturing industry；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8-21
作者简介： 龚广祥 (1991-)，男，江苏宿迁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创新。
(责任编辑 柯文先)
标签：用地成本论文; 制造业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