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确信与后现代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后现代论文,确信论文,视角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学习专业社会工作不去探讨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而是思考后现代视野下的社会工作建构，对笔者而言是一个既有意义又很吊诡的现象。所谓有意义，是在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课程学习中反思批判的专业理念和学习历程，使笔者这个当初对社会工作专业化抱有极大兴趣的学习者能够从专业的学习中内化专业理念，反思专业理论（模式）和方法（技巧），警觉专业的限制，探讨专业在中国的本土化道路。吊诡的是我们在中国推动专业的发展最后还是要走一条本土化或根本化的道路，而不是专业化本身。
用后现代的视角思考社会工作专业，不能不涉及现代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假设（确信）、大理论（模式）、方法（技巧）的探讨和解构。
一、专业的确信
在社会工作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有两种路向，一种是迈向专业化，“用所谓的专业向世人证明所拥有的知识和技巧，是建基于科学，有理论基础，并且能解决问题。长久以来，他都积极寻找并建立本身的知识体系，家庭治疗与心理治疗成为北美社会工作的主流选择，并非偶然。许多学者忧虑社会工作在北美已伦为心理治疗的附庸而丧失了他原先对社会公益的使命……”，另一种就是“……更不断挣扎徘徊于对个人福址之关顾与改进社会……”（朱志强，1999），显然今天主流的社会工作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源于现代学科分类的专业知识体系基于许多基本假设。
第一，专业社会工作确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问题，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社会上一些掌握科学知识的专家（少数精英）就可以用科学研究范式，不带价值偏好（价值中立）地发现问题，找出规律性解决问题的理论（模式）、方法（技巧），社会工作者可以凭借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等科学地解决案主的问题。
第二，专业的有效性体现在其认受性和不可替代性上。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使社会工作“专利化”（不是谁都能够做），专业的生产者们用法律的形式创建“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另一方面创造出许多宏大的理论和模式来指导实践。比如“当事人中心”的观点、“精神分析的观点”和“行为治疗的观点”成为三种经典大论述，逐步引入专业体系，为专业工作找到了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理据。
第三，这些理据就是专业主义所谓的“学识”，是理性秩序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宣称普遍有效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主流知识体系。这种知识宣称是“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以通过现代教育体系加以传播并推广运用。实际上排除了作为技艺的经验性知识（就是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第四，专业的第三个假设就是宣称他的可控制性。系统的隐喻是控制，“愿意是指船上的舵手，所以在他（Norbert Bateson发明控制论）的心里，控制论是科学的指引，借由一连串矫正错误的循环来控制好像使船保持在正确的航道一样。事实上，控制论早期就是应用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导弹系统。当我们以控制论的隐喻作为思考的指引时，容易把焦点放在治疗是否‘正中目标’，也就是说，在我们提供帮助时，会从有助于控制事物达到特定目标的角度来思考”。(Jill Fueedman and GeneCombs,1999)在这里目标和结果比什么都重要。
笔者对专业化的忧虑和警觉是建基于对现代专业体系假设的解构而来的，这些限制是专业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
从以上的主流论述的解构，自然会产生下列疑问：
1.“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社会的建构的？如果我们相信后者，学科、知识和权力在“问题”界定中是怎样运做的（谁说是问题）？对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的本质有什么意义？
2.工作者真的能够价值中立，不带任何自己的先见把案主作为客体“诊断”和“治疗”吗？我们客观研究出来的一些科学理论（模式）和方法（技巧）等真的具有普适性吗？
3.专业的认受性（合法性）有危机吗？
4.主流知识怎样建构并排斥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二、专业主义的困境与后现代主义的的挑战
笔者认为专业和专业主义是有分别的，所谓的专业就是专门化的职业分工，现代社会有这样一种职业划分还是必要的。笔者反对的是将专业意识形态化（专业霸权），就是专业主义。当专业走到这个地步时，专业的危机就产生了。
朱志强先生在自己文章（《社会工作与心理家庭治疗》1999）的注释中写道：“Specht从事社会工作超过五十年，他目睹社会工作随着美国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从激进到保守；从关心社会公益到社会工作专业化，似乎昔日所珍惜和重视的使命，到今天已变得不合时宜了。昔日的精神病专科社会工作者，已变成今天的临床社会工作者，干着不同种类的心理治疗，且私家执业，半世纪以前，当社会工作还是很有使命感的时候：帮助贫困的人、改善社区生活与解决社会问题，似乎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关怀。但时移世易，美国今天的社工，相当一部分是私家执业，从事心理治疗的治疗师，且主要是针对中产阶级白人服务为主。Specht认为，美国社会今天的穷人比以前更多，社区生活更衰落，社会问题比以前更复杂更难处理，虽然仍然有社工愿意承担使命。但大部分的社工则随着潮流，淹没于各种心理治疗或家庭治疗的汪洋里”（朱志强，1999）。
这里带出了—个吊诡的现象就是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的内在矛盾及其困境，这在专业主义的范式下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这是专业主义的确信使然。
上述困境及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四个问题从后现代对专业的批判、反思和颠覆中似乎有了另类出路。笔者很喜欢香港理工大学朱志强先生在课堂所说：“后现代是社会工作的一杯凉茶，他提醒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对专业社会工作而言，第一个困境是“价值介入”与“价值中立”的矛盾。社会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不可能不涉及态度、立场、偏好等主观认识问题，而价值观又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当我们持守平等、公正、尊重、正义、关怀、爱、真诚、接纳等专业的价值观时，这些源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不是人类的普遍信仰，如果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在自己生活的处境下对“平等”、“正义”等观念的理解相同吗？我们在与案主相遇时，没有真情的投入怎样建立信任关系？如果投入了，岂不违反价值中立的原则吗？
这些专业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后现代的视角下似乎有了出路。所谓的“后学”（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所谓理性和真理的怀疑，对人类世界的普遍性标准和共通性需要的反叛。“后学”不相信理性主义宣称的普遍真理原则，因为后现代确信人的价值是不可能中立的，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到诠释学、现象学的“价值介入”，再到批判诠释论的“强烈价值介入”论，人们越来越确信实证论所谓绝对价值中立是不可能达到的。既然不可能用中立的态度做人的工作，那么在“后学”的论述中一方面承认我们在与人的互动中自己的态度、价值取向等一定会对案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足够的警觉（反思、批判等），在后现代看来，在呈现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前，应该仔细聆听，放下自己所谓专家位置，对话以达到深层次的理解。
专业主义看待情感投入也是很吊诡的，在助人的关系中，一方面在专业的伦理规范中突出“同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所谓的专业关系，要反移情。大家都知道，没有感情的投入，我们不可能与案主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但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像笔者实习机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督导所说：“没有情感投入做不好工作，情感投入太多又会把关系搞的一塌糊涂”。这个议题的确值得探讨，但不是本文的重点。
第二个困境是关于对“问题”的界定，对社会工作本质的理解。
一位学习后现代“叙事（故事）治疗”的工作者这样写道：“治疗时，我最大的挣扎，就是会掉人所有问题的痛苦里。叙事治疗则为这种挣扎带来新的光亮，它教导我‘问题是问题，人是人’。把问题外化，使我看见案主的本质。我可以把他们看成问题，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故事。问题使你陷入痛苦，而故事则有很多可能。在训练课程中，我受到鼓励，从记者的观点来看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故事。每个故事都像个谜，我的工作是帮助找出情节和相对情节，而案主则可以选择较喜欢的部分。”(Jill Freedman Gene Combs 2000)
后现代对专业主义挑战的首要问题是“问题的界定”。案主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谁有资格说他们是有问题的？询问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颠覆现代专业问题的假设。
对于现代主义者，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被我们通过客观的研究或诊断得出结论或界定出来，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完全可以科学地定义对象或案主的问题并按照科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技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现代逻辑背后的问题定义。
但到了后现代那里，“问题”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及充满价值取向的过程，因为定性什么是“问题”时，已经隐含着谁造成“问题”、谁要对“问题”负责任、谁要应该怎样改变及案主可能做到的改变等。
“简单地说，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作全面的反思、批判及检讨而产生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文化、语言、权力、知识、认识论、人的本质及主体性、人类身处的境况，人类的前景及出路等课题，都与现代主义持非常不同的理解”（杨家正，2001）。所以，“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问题’并不是来自个人及其经验，而是他／她身处环境中用以描述经验的语言所建构出来的”（杨家正，2001）。福柯所谓的论述的话语权力，每一个所谓的事实不过是一套论述，而论述被认定来自语言背后的权力，知识和权力结合使论述得以成立。所以在后现代看来所谓的“问题”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在个文化中，往往有不少主流价值鼓吹某些标准或规范，维护某些团体的利益，并将这些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内的其他人身上。当这些主导价值观念形成后，便广泛地出现于日常生活的言谈中，经过漫长的潜移默化过程，这些带有价值的语言亦被视为唯一合理的；当人发觉自身的经验与语言所传递的价值不符合时，其经验或自身往往被当事人或其他‘权威’人士定义为有‘问题’，而深受语言影响的自我就出现问题，渐亦对个人造成损害”（杨家正，2001）。
由此，后现代所谓“问题”是透过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建构出来的，所以就推倒了现代辅导（社会工作）大理论（模式）和方法（技巧）等逻辑。由于每一个人脉络和情境不同他／她所面临的“问题”差异性很大，不能够用一个普遍的理论（模式）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由于专业主义的前提都被推翻了，所以专业的科学程序、方法（技巧）也就站不住脚了。
第三个困境是知识的认受性也就是合法性出现危机。著名的后现代学者李欧塔通过考察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的处境得出结果是：“所谓后现代，就是确立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根据出现危机的年代。从社会生活的层面看，这同时也是为社会实践确定合法性根据出现危机的年代”。“对李欧塔而言，这两种危机的出现，正是由于知识的处境或地位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是相对于知识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而说，特别是相对于知识在自笛卡儿还是西方现代哲学里的地位而说。李欧塔认为，西方现代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现代知识确立合法性根据；故哲学就是一套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论述。而后现代社会之出现上述两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不再能充当提供合法性根据的任务”（刘国英，2001）。
相对于科学知识合法性危机而言，后现代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差异性和多元化知识和文化的尊重。所以文化相对主义就显得很重要。文化相对主义来源于人类学，“注重特定文化的‘内在理解’，把每一个文化当成是独特的统一体和有机体，强调个人深受文化的型塑与内化，要了解个人的特定言行必须了解他所处的特定文化”。日本人类学者滨本满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三项基本特质是：(1)容许“异己”文化；(2)对于自文化中“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部分予以不断反思及追究。(3)寻求与他者文化进一步对话和理解（邱淑雯，2002）。
文化相对主义的一个意义就是承认“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在专业体系下面只是认同所谓专业知识的价值，并认定这一套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意义，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中，注重每一个特定文化的价值及其经验，认同异己文化，挑战和颠覆主流知识论。地方性知识对助人的工作而言，就是本地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即助人理念、模式和方法等，虽然不具有普适性，但对当地情境下的人们一定适用。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带出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根本化问题。
三、后现代的社会工作观念
（一）对本土化的强调
Cahoone（嘉安）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一些主线。一是对事物呈现的认识。后现代反对有所谓的客观事实。一般所谓的现实，其实只是透过论述与演绎后再呈现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事物是不透过人类语言、论述、符号与诠释而再呈现的，因此，我们一般所谓对现实的认知，都是经过一系列论述工作，包括透过知识、语言和映像再生产的结果。于是，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不是现实本身及其内容，反而是现实如何被生产、如何被呈现和再呈现。二是对事物根源的看法。后现代理论认为，事物既没有所谓客观的事实存在，通过科学的方法追索事物的根源也是徒然的。三是对单一性的批判。所有的人和事物都相对与他人和事物存在的，而所有相对性都是情境化的，因此，也是复杂的（赵维生，2002）。对于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解构也是寻着这个路向的。
受上述观念的影响，非西方国家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接纳都是走本土化的道路，一般“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本土化这个概念，是非西方社会工作普遍接受的原则。关于本土化的探讨国内外都有很多论述，笔者基本赞成香港理工大学叶锦成博士的见解：一般社会工作从业员对本土化的醒觉过程可能会呈现下列阶段：一是西方化（了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二是处境化（放在特定的文化处境下理解）；三是理念化（反省过程中的理念化）；第四是本土的寻索（本土特色的助人理论和方法[TTU1]）（叶锦成，2002）。
（二）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和追求“互为主体”的状态
后现代社会工作追寻一个工作者和案主“互为主体”的状态。因为只有达到这个理想的沟通情境，工作者与案主才能“深层理解”，彼此之间的互动才会有意义，而不是去纠缠所谓问题的界定上。
从后现代意义建构的角度出发，不是把对象作为“客体”（对象）看待，去界定他的“问题”，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目标、方法等，像医生一样解决他的问题。后现代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将问题个人化、固定化等本来就是违反特定情境中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原则。相反后现代倡导去“问题化”，要求工作者和案主的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放下所谓专家的姿态。“后现代主义挑战是彻底将辅导者的专家地位摧毁，要求辅导者从案主的角度尊重案主，因为辅导者真的不比案主明白他们的问题，真的不比案主知道案主如何面对他们的困境，因此，理想的辅导必须是一个真正平等合作的过程”（杨家正，2001）。笔者个人的经验是，每当我放下所谓“专家”的架子，我放下所谓“承担”（帮助解决问题），我与他人的关系发生奇妙的变化。首先，我与案主都显的轻松而自然，彼此的接纳程度很高，也可以互相欣赏，案主此时不是寻找答案，反而很轻松地倾诉；其次，我发现案主不再那么敬畏地依赖工作者，反而有许多自信，他可以从工作者的聆听态度和经验分享中分辨出什么，而不是找一个答案。
一位学习后现代叙事治疗者这样写到：“我发现当我放弃维持专家的知识和做法时，我发问的对象其实自己就有答案，而且是难以想象的答案。他们的生活和经验精确说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真实。我了解到，我治疗的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或故事，有专家的知识”。(Jill Freedman Gene Combs 2000)
当然过分注重本土知识也是有危险的。日本人类学家滨本满一语道破：过度强调文化之间的相异，会演变成文化各自独立、内缩、区隔、断绝于外部，是故异文化永远无法理解，即使理解也有其及限。所以，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导致的恶果是“异文化理解与对话的停止，而非开始”。文化相对主义还有一个危险这就是萨伊德所言，文化相对主义有其世俗性的一面，会因不同时空状态的制约而发挥不同的政治力量，也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常常被人拿来用做反殖民主义，助长国族主义，或是排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之理论工具（邱淑雯，2002）。
（三）叙述治疗（寻解导向）——解构并重构生命的故事
后现代建构主义对社会工作个案和家庭治疗带来了新的意义。王国维先生归纳为至少三点：第一，把意义的重要性，提升至与行为互动模式同样重要的位置。第二，使工作员对自身所使用的理论持谦逊之心，与此同时对工作员所持假设及其背后的价值更重视和关注。第三，工作员在治疗中要改变和控制案主再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和迫切，反之是越来越重视和信任案主的资源和能力（王国维，2002）。
他谈到治疗是交谈，治疗是语言的游戏。我们应该通过仔细地聆听解读出案主“问题”背后的原因，和他们分享这些所谓故事的意义是什么，也许我们能这样做就足够了，可能案主在分享中就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也就是在建构对“问题”的新理解；他也可能在分享中对自己有了信心，因为有一个人在聆听他的故事，与他同在，他感到被理解，这就是意义。
后现代也颠覆了控制、目标、结果等一系列现代辅导的话语体系。在后现代看来，所谓的“平衡”，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结果，也不是所谓主观“矫正”后达到的目标，而是人自己的主观看法改变的结果。现象学所说的互为主体的状态，没有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只有聆听生命的故事，解构并重写生命的故事，这就是所谓意义的重新建构。
所以，Jill Fueedman and Gene Combs在他们的书中写道：
自从我们接受了叙事和社会建构论者隐喻后，我们对治疗历程的体验就转变了，不再以“资讯”和“形态”这类用语统整我们的外在经验，而是以“故事”为之。考虑的不是系统而是“文化”或“社会”。不再视自己为修理坏机器的技工，也不是试图了解并影响复杂生态系统的生态学家，而是满怀兴趣的人，也许还带着喜好人类学、传记或新闻采访的味道，精于提出问话，以此方式从案主叙事的故事，找出其中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认为自己是次文化中的成员，以同心协力的方式与别人社会互动，而建构新的现实。现在我们致力于帮助人注意生活中文化故事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影响，进而拓展并丰富其人生故事。我们以各种方式努力宣扬这个能发挥个人极致的消息——藉着传布个人成功的故事，促使我们的文化以满意的方式不断地成长和流动。(Jill Fueedman and Gene Combs,2000)
结语
对专业主义的解构并不否定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建构，其实解构本身就在不断地建构。今天我们在中国建构社会工作专业时，应该反对专业霸权（特别是“拿来主义”的自恃清高），对源于西方和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要有足够的警觉。后现代视角让我们在现代专业的建构中必须立足本土的情境，尊重本土文化处境下的助人理想和方法技巧，将专业的理念和方法技巧与这些本土的文化精华给合起来，这就是本土化和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社会工作者不断反思自己的角色，追求与案主“互为主体”的状态，就是既反对将问题个人化，更反对居高临下操控案主，而是倡导工作者在与案主同行的过程中聆听生命的故事，解构并重新建构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