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的社会作用——“导向学研究”之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之六论文,作用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向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能产生重要的社会作用。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涉及到诸多因素，但方向问题是其中最为重要者。方向不明确等于没有方向，从何发展？方向错了会走入岐途，发展会变成停滞不前甚至逆行倒退。因此发展首先要解决方向问题，而要解决方向问题，除了导向别无他法。正因为导向能指引发展方向，所以它能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那么，导向有哪些社会作用呢？择其要者有：其一是能促进世界或区域的和平、进步与发展；其二是能引发社会变革；其三是能引发社会思潮；其四是能遏制社会逆流；其五是能推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一、导向能促进世界或区域的和平、进步与发展
这是就国际社会的导向而言的。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由于形成了国际社会，一个国家很难完全割断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而孤立地存在。国际社会的某些趋势和走向，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而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也有可能影响国际社会。在世界“一体化”浪潮高涨的今天，此种相互影响的情况尤为明显。国际社会的导向，其主体主要是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但也可以是某个（些）国家政府或某个（些）人。
1.导向能促成世界或区域的和平
和平，无疑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要求和希望。当国际间的争端和冲突发生时，导向能缓解冲突促成和平，能促使和平变为现实。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和区域的和平方面做了大量导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5年6月26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在继承《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4日）、《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1月1日）反对法西斯、倡导世界和平的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在第一条中规定了联合国维护和平和人权的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和对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尊重；协调各国行动。《联合国宪章》还具体规定了维护和平安全的目标和方式：“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式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即根据上述宗旨、目标和方式开展工作。当发生国际争端或冲突时，或作出决议、提出建议与要求，或出面斡旋、劝说与调解，或对侵略方、非正义方予以谴责和制裁，乃至派出军事观察团或维和部队，以此去实施导向，引导发生冲突的双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促使双方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这正如联合国新闻部所描述的：“在联合国历史上，它经常被要求防止危险局势升级成战争，说明对立各方坐下来谈判而不诉诸武力，并在发生冲突时帮助恢复和平或至少制止战斗。”（注：联合国新闻部编、华晓峰等译：《联合国概况》（1985年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7页。）
联合国以导向促成和平的事例不胜枚举。当国际争端或冲突发生后，联合国并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主要是引导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促成和平。如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引发的两伊战争，1948年以来多次发生的印巴冲突等等，联合国都通过导向缓解了冲突或避免了冲突的升级，促成了和平的实现。联合国的导向有时虽然也会遭遇挫折或暂时的失败，但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反复的工作，最终仍能成功。如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后，联合国立即作出反应开展导向工作：就在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呼吁两国采取克制态度，通过谈判解决纠纷；随即安理会召开会议，呼吁双方停止战争行动，敦促双方接受调解、调停。以后几年，安理会一直致力于导向工作，多次呼吁和平解决争端：1984年6月，两伊双方在秘书长的调解下，达成了不袭击对方平民区的协议；1985年4月，秘书长访问德黑兰和巴格达，对导致冲突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力图引导双方和平解决冲突；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为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一致通过了要求两伊停火谈判的598号决议。在联合国的敦促下，伊拉克1987年7月22日表示赞成决议，伊朗1988年7月18日宣布接受决议，两伊战争遂告结束。导向对和平的促成，于此可见一斑。
2.导向能促进世界或区域的进步
联合国在促进世界或区域进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颇有成效的是以导向消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和促进了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以南非为例，在1994年新南非成立之前，南非是唯一公开推行制度化种族岐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自1948年以来，南非政府制定了众多的压制黑人的法律规章并强制推行，剥夺了黑人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此种野蛮落后的制度，无疑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毒瘤。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都认为种族隔离是与《联合国宪章》不相容的，认为它是违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因此，南非政府推行的这一制度，不但遭到南非黑人的反抗，还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如何引导南非政府放弃这一制度而走向进步，这成了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作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数十年来，联合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导向工作，力图引导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其一是呼吁和要求：50年代，联合国大会多次呼吁南非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修改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南非政府放弃这一政策；1983年，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上，明确地发出了导向，指出“只有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并通过在一个统一的、不分隔的南非实现全体人民完全自由地行使成人选举权来建立基于多数人统治的非种族的民主社会，才能使南非的爆炸性局势得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注：联合国新闻部编、华晓峰等译：《联合国概况》（1985年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5页。）。其二是谴责：1976年6月，索韦托城反对种族岐视的示威游行遭受镇压，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镇压示威和枪杀示威者的暴力行动，并把6月26日起义这一天定为国际声援南非人民斗争日；1986年11月，第41届联大通过八项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要求尽早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其三是孤立：1962年，联合国要求并敦促各成员国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和一切官方关系；1974年，南非被剥夺在联合国的权益，仅保留席位，被拒绝参加各届会议。其四是制裁：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对南非政府实行了武器和石油禁运的制裁；1981年，联合国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制裁南非会议，将1982年定为国际制裁南非年，动员全世界舆论支持对南非的制裁，鼓励各国个别地或集体地采取制裁行动；1984年，联合国呼吁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制裁，要求各国通力会作，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来消除种族隔离。呼吁、要求自然是导向，谴责、孤立、制裁也是导向：通过否定、制约、惩罚南非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引导其弃旧图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导向，终于打破了坚冰，促使了南非当局改弦更张：多数白人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放弃这一制度与黑人共存共解。就这样，1989年德克勒克当选为总统；1990年2月南非政府解除党禁，无条件释放了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1991年2月至6月，南非政府废除和取消了种族主义的立法和法令，并在此基础上经过1991年的制宪谈判和1993年谈判的突破，制宪会议决定通过不分种族的大选产生南非新政府。1994年5月，南非新政府诞生了，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这宣告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也是在世界上寿终正寝，现代文明的这颗毒瘤被割除了。是联合国和国际
社会的导向，促使南非实现了这一巨大的进步。
3.导向能促使世界或区域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然而就事实而言，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峙的结束，世界上虽然还有局部的争端和冲突，但全球性的战争危险已不复存在，因而应当说，发展这一主题更为鲜明和突出。发展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传统的方向，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向；一种是新的方向，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沿着传统方向发展是恶性发展，发展终将走入绝境；沿着新的方向发展则是良性发展，发展前景仍然十分广阔。走入绝境的发展当然谈不上发展，只有前景广阔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如何促使各国的发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不但引起了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需要导向，导向可解决这一难题。
联合国为此开展了时间跨度达30年的导向工作。1972年6月，联合国大会出于对因污染而导致的环境恶化的关注，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会议还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提请人们注意环境恶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严重危害，要求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在保护环境方面进行合作。《人类环境宣言》所发出的保护环境的导向，不但引导了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而且促进了各国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教育与宣传，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此后，某些国家的学者在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可以持续”发展观点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进入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形成，如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在1981年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一书中，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作了系统的阐述。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领导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该委员会向第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得到大会的确认。该报告的导向，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对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注：李建民：《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基石：可持续发展》，《合肥工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庐再次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几个单项公约。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从理议上升为战略。大会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加强合作，以推动《21世纪议程》的落实。至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导向，已普遍为各国政府接受，促使各国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如中国政府在世界环发大会召开后，于1992年6月编制了相应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对策，确定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的发展能由恶性发展步入良性发展，这与联合国的导向有直接关系。
二、导向能引发社会变革
这里所说的社会变革，包括革命、改良和改革，可指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文化变革以及社会风气的变革等。社会变革的发生，除需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外，与人为的努力其中包括导向的努力有一定的关系。当不具备历史条件时，导向确实无济于事；但当历史条件已具备时，导向确能引发变革，能促使变革的发生。因此，如果说变革如同将燃的柴堆，导向即是引发燃烧的火星；如果说变革如同将爆的炸药，导向即是引爆的雷管。导向对社会变革的引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点上。
1.导向能引发变革由可能走向现实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并非时常发生，它只能发生在客观条件具备之时。但有了客观条件是否意味着变革必然发生呢？未必。在中外历史上，变革条件已具备却丧失机遇而与历史擦肩而过的事例并不乏见。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具备了条件只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趋势仍属于可能性范畴，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变革由可能变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为的努力和人为的推动，其中就包含着导向的引发。导向不能制造变革，但导向可以引发变革，这已为中外的变革史所证明。
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它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考察一下辛亥革命的发生，不难看出导向的引发作用。首先应当肯定，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内外交困，由于西方先进思想的输入和人民反清情绪的高涨，清政府已成为历史前进的巨大障碍，排除这个障碍，推翻这个腐朽不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政府，已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换言之，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革命的机遇已经到来。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的发生，也并非一蹴而就，仍经历了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复杂过程。是什么力量使辛亥革命由可能发生而变为终于发生呢？是导向的力量，是革命派的导向所产生的引发作用。革命派的导向大体经历了四个程序。其一是以导向在知识阶层中引发革命思潮。革命派通过《中国日报》、《苏报》、《浙江潮》、《醒狮》等报刊，通过《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小册子，宣传革命，鼓动革命，进行革命导向，使革命思想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二是孙中山以导向统一革命派的思想。孙中山通过制发组织纲领和革命报刊宣传，在革命派中进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导向，使上述16字纲领成为革命派的共识和奋斗目标。其三是以导向争夺民众和舆论。1906-1907年间，革命派与康梁保皇派的论战，较为深入系统地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对民众和舆论作了深入的引导。革命派的导向，使民众进一步认识了革命派和接受了革命思想，以至保皇派报纸《新民丛报》，亦不得不哀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此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与将来之党派》，《新民丛报》等92期；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4页。以上均转引自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其四是将导向的触角延伸到下层和军队。武昌起义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湖北革命派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宣传反清，发展会员，开展了宣传组织活动。两团体以革命报刊和《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小册子作宣传材料，对新军下层官兵进行革命导向。导向获得了成功，以至“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注：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与将来之党派》，《新民丛报》等92期；*
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4页。以上均转引自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革命派正是通过以上导向，才终于引发了辛亥革命，才使武昌起义得到各省响应，迅速掀起了全国革命高潮。导向，正是导向，才使辛亥革命由可能变为现实。对此，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后曾深有感触地说：“自武汉发难不数月而共和政治出见于东亚大陆，论者推原功首，咸以为数年来言论提倡之力，固矣！”（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1页。）又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屡扑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理想普及于人之心中”，“革命成功，全仗报思鼓吹之力”（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95页。）。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提倡”、“鼓吹”，其实就是一种导向，即提倡和鼓吹革命，引导民众的思想和行动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提倡之力”、“鼓吹之力”，其实就是导向对辛亥革命引发之力。其他，如马丁·路德、托马斯·闵采尔宗教改革的导向，引发了16世纪20年代的德国农民战争，卢梭、伏尔泰等人启蒙主义思想的导向，引发了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赫尔岑、别林斯基、东尔尼雪夫斯基废除农奴制的导向，引发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农奴制的改革等，均是导向引发社会变革的力证。
2.导向能加速社会变革的到来
当社会变革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或迟或速会发生时，早发生比晚发生对社会发展更为有利。时机到来，导向与不导向大不一样：不导向，变革可能会推迟；而因势利导，可促使变革早日发生，能加快社会发展的进程。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由于十年动乱，可谓百业凋敝、伤痕累累、问题如山，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另辟蹊径冲出困境，变革已成为历史必然。当此之时，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导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导向，无疑加速了中国变革的早日到来。导向如同催化剂和推进器，能对社会变革起到催化和推进的作用。
战国后期，结束纷争、实现统一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统一已成为时代要求和历史趋势。统一的趋势是由若干因素构成的。其一是经济因素。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各国之间经济的联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了发展趋势。然而诸侯割据、七国争霸的局面，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唯有统一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其二是人心的因素。连年战乱杀伐，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农民已厌恶战争希望统一，是统一的最大支持者；战乱也不利于地主的剥削和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地主和工商业者也希望和支持统一。其三是一强六弱的力量对比因素。秦国自秦孝公接受商鞅的导向而实行变法以来，在此后的100年间，已成为政治稳定、财力殷实、军事强大、疆土宽广的强国，已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而关东六国已渐趋虚弱，既无实力统一中国，也无实力阻碍秦国的统一。此时，秦国如能抓住时机，将加速统一的进程，否则会延误进程。而恰好此时，楚人李斯的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了统一早日到来，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即位，李斯入秦向秦王发出了尽快统一天下的导向：“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候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注：《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在这里发出的抓住时机统一天下的导向无疑是无确的，如果秦国“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以至“不能并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尚未亲自执政的秦王显然接受了李斯的导向，不但“拜斯为长史”，而且“听其计”，派遣谋士到各国实施“离其君臣之计”。公元238年，22岁的嬴政亲自执政，他扑灭了嫪毐之乱，从吕不韦、嫪毐手里夺回了权力，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在李斯以《谏逐客书》说服嬴政后，嬴政按照李斯的导向，先后灭掉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延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注：《史记·李斯列传》）很显然，倘无李斯的导向，中国虽然终究会统一，但统一的时间也许会滞后若干年。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中国后，丞相王绾等建议分封皇子到燕、齐、荆地为王，设置新的侯
王。这与已实现的统一是背道而驰的，倘若此建议得以施行，已经统一的中国又可能出现诸候割据的局面。当秦始皇将此建议下交讨论而群臣赞同时，李斯又及时地发出了维护统一、反对封王的导向：“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导向，在地方上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加速了郡县制在全国的推行，使中国实现了彻底的统一。
三、导向能引发社会思潮
导向能引发社会思潮，这已为古今中外大量的事实所证实。孙中山曾多次谈到这一点。1920年他在致海外党人的书信中，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时曾说：“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08页。）孙中山在谈判《民报》的宣传作用时曾说：“《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12页，转引自赵寿莲：《清末留日热潮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唐山师专学报》1998年1、2期合刊。）其实不只通过宣传途径的导向，通过著述、创作、制定、发布、举措、创设等其他途径的导向，也能产生同样的作用。
1.社会思潮的形成
社会思潮，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倾向性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可分为政治思潮、哲学思潮、文学思潮等等各种类别，在每一个类别中又有若干具体的思潮。如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中，就有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社会思潮是思想潮流，与思想自然有关。但社会思潮不等于存在于公众中的一切思想，它需具有如下特征：信奉者多，信奉者多才具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才能产生影响力；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才能形成思想潮流。
社会思潮的形成，是一个思想扩大化和公众化的过程。社会思潮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三个环节。其一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创造或引进了某种思想，他们要通过宣传或传播吸引其他人接受这种思想。其二是宣传或传播初步奏效，吸引了少数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其三是宣传或传播的影响扩大，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终于演变为公众化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上述三个环节缺一不可。第一环节是社会思潮形成的源头，没有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宣传和传播，当然就没有第二、第三环节，社会思潮也就无从形成。第二环节是社会思潮形成的起点，没有少数人的接受就不可能发展为多数人接受。第三个环节是社会思潮形成的跨越点，没有多数人的接受就不可能演变为思想潮流。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环节的递进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宣传和传播首先不能吸引少数人接受，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而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社会思潮仍不能形成。还应当看到，上述三个环节的完成均离不开导向。在第一个环节，主体应有导向意识和导向意图，明白宣传和传播只是一种途径，目的在于通过这个途径引导客体放弃原有思想而接收新思想，使其思想行为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在第二个环节，主体应付诸行动，通过宣传或传播先引导一部分人接受，同时引导思想已发生变化的人去影响其他人。在第三个环节，主体应加大导向力度，引导更多的人接受新思想，促使新思想演变为公众思想，使之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思想潮流。由此可见，导向能引发社会思潮：先促使少数人思想变化，继而促使多数人思想变化，最后促使思想演变为思想潮流。
2.导向能引发社会思潮
晚清的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两个思潮的兴起，均与导向的引发有关。19世纪60年代洋务思潮的兴起，其源头是洋务派所倡导的“自强”、“求富”、“变局”思想。洋务派的导向来自于内外上下等几个方面（注：见黎仁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67-75页。）。其一是国外驻华人员，如任海关总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的《局外旁观论》，英国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交的《新议略论》，二者提出的筹办洋务的导向。其二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央枢臣，为恭亲王奕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在《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呈览请议遵行折》、《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等奏章中提出的“自强”和“练兵”的导向。其三是地方大吏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通过各种奏章，提出的“变局”、“求富”和筹办洋务的导向。其四是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具有改革倾向的下层官僚、士绅、买办及知识分子，如容闳、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黎遮昌、李善兰、华蘅芳等人的导向。其中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中体西用”的导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等著作中提出的“商战”的导向；薛福成在《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中提出的学习西方借法自强的导向，在《筹洋刍议》一书中提出的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的导向；马建忠在《富民说》中提出的“富强为本”、“致富为先”和“访求西法，师其所长”的导向；李善兰等人通过译著提出的学习“西学”的导向等。正是由于以上各个方面的导向，“洋务”才由个体思想演变为公众思想，才由个体意识演变为群体意识，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洋务思潮。这个演变经历了由少及多的过程：最初人们讳言“洋务”，少数言之者被视为“丧心病狂”，“盖以西法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之久也”（注：王轁《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转引自黎仁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93页。），以至李鸿章曾发出“尝若有倡无和”的感叹；随着导向影响的扩大，接受者越来越多，“渐而人们从‘喜谈洋务’发展到‘朝野交哄，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几于人习其说’的地步”（注：黎仁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01页。），洋务思潮终于形成。维新思潮的兴起，亦与导向的引发有直接关系。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及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导向，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论文的导向
，谭嗣同的《仁学》的导向，严复的《天演论》等译著的导向，《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等维新派报刊的导向，强学会、广学会等维新派组织的导向，共同组成了一股强劲的导向合力，才引发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维新思潮。这里，也经历了导向引发思想演变为思潮的过程：以康、梁、谭为主体构成的维新派，“通过著书立说、上书皇帝、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创办报刊等活动传播维新思想，对维新思潮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注：黎仁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20页。），维新派“是维新思想的创造者与积极鼓吹者。在维新派的奔走呼号下，维新思想才发展为时代之思潮”（注：黎仁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15页。）。不可否认，维新思潮的兴起，与“帝党”和部分地方官僚的扶持和声援不无关系，但维新派的导向却是第一动力：它不但启蒙和发动了民众，而且先有了导向才有扶持和声援，扶持和声援也才可能成为促使维新思潮兴起的一种力量。除此而外，其他如民主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均与导向的引发有关；当代世界美、英、德等国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等，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潮等，其兴起亦如此。
四、导向能遏制社会逆流
社会逆流是与社会潮流相对应而言的，它是指与进步潮流逆向而动的社会思潮、社会倾向、社会行动、社会习俗等。社会逆流的产生一般表现为：当进步潮流业已兴起并可能成为时代主潮时，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及其代表者，往往会掀起社会逆流与之对抗，企图恢复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传统。此时，进步的导向能遏制逆流，能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逆流涉及到诸多方面，但较多的是政治逆流和思想逆流。
1.导向能遏制政治逆流
发生于1916年的护国战争，亦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精彩的一笔。护国战争经1915年策划、准备，从1916年元旦开始，仅半年时间即取得倒袁的全面胜利：袁世凯在忧惧中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并宣布遵守《临时约法》召开国会。从表层看，是护国战争遏制了袁世凯掀起的政治逆流；从深层看，则是梁启超的导向遏制了逆流。这是因为，护国战争的发生和成功，均与梁启超的导向有因果关系。原先拥袁的梁启超，当他发现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后，立即举起了反袁的大旗。早在筹安会成立前后，当复辟帝制的舆论甚嚣尘上时，梁启超即发表了《复古思潮平议》和《异域所谓国体问题者》，发出了反袁的导向。对这种导向可能产生的威力，袁本人也很清楚，他曾贿以20万元要梁不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不为所动。此文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中外震动，传颂一时。很显然，梁启超这两篇文章所发出的导向，既是从思想上和舆论上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逆流的遏制，也为护国战争作了舆论准备，对护国战争的兴起产生了诱发作用。在筹划护国战争期间，他为云南起义准备的文告《云南檄告全国文》，对讨袁战争的宗旨、目标定了基调，作了导向：“与全国民戳力拥护共和政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建设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注：见郭汉民：《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护国战争开始后，他写了《军中敬告国人》、《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章导向，进一步遏制复辟逆流，亦推动护国战争发展为全国性的护国运动。护国军发难于西南一隅的云南，能很快波及全国取得全局性胜利，这也与梁启超的导向有关；导向使蔡锷的护国军明确了方向，树立了为正义而战的必胜信念；导向促使了各省响应，导致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福建、陕西、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导向促使了全国民众对护国军和护国战争的热烈拥护，促使海外华侨捐款支援……倘无梁启超的导向，仅凭云南起义单纯的军事行动，未必能形成全国性的护国运动，也未必能迅速获胜。因此可以说，护国战争是梁启超导向的结果，是梁启超的导向遏制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流。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说他“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太炎称赞“再造共和赖斯人”（注：见郭汉民：《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此外，如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与保皇派论战中所坚持的民主共和的导向；抗战初期，毛泽东在
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时所发出的持久战的导向；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解决事变矛盾中所提出的和平解决、促蒋抗日的导向，均起到了遏制政治逆流的作用。
2.导向能遏制思想逆流
思想逆流的产生亦是这样：当新思想兴起之初或发展壮大之时，旧思想的代表者总要掀起复古逆流，企图阻遏新思想前进的步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初期和尔后几年，中国文化界曾出现过三次同样性质的思想逆流。第一次是以林纾为代表。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林纾1917年至1919年，先后写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致蔡鹤卿太史书》及两篇影射性的小说《荆生》和《妖梦》，予头直指新文学和白话文，企图阻遏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兴起。蔡元培写了《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钊写了《新旧思想之激战》，陈独秀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旧党的罪恶》、《林纾的留声机》等文，对林纾作了揭露和反击，坚持了革除旧文学和文言文的导向。第二次是以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1922年，他们以《学衡》为阵地，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评提倡新文化者》、《论新文化运动》等文，功击新文化运动，否定新文学和白话文，鼓吹复古思想。对此，昌群的《什么是文化工作》，邓中夏的《思想联合战线》，以及沈雁冰、郑振铎所撰文章，批评了复古思想，坚持了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导向。第三次是以章士钊为代表。1925年，章士钊以他主办的刊物《甲寅》为阵地，发表了许多诋毁新文学、否定白话文的文章。对此，邓中夏发表了《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章士钊与段祺瑞》，成仿吾发表了《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郁达夫发表了《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化运动》，对“甲寅派”的复古思想作了批判，再次坚持了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导向。
在与复古派的斗争中，鲁迅写了一系列杂文，对复古思想作了猛烈抨击。鲁迅的导向，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揭露复古派的无能与无力，来昭示新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如写于1922年的《估〈学衡〉》，鲁迅在剖析了《学衡》诸文词不达意、文理不通、用典错误等问题后，写道：“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已，则国粹更要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写于1925年的《答KS君》，鲁迅在指出章士钊模仿古文的退步和体式的滑稽后，写道：“倘若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并说，即使“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对手，也无所谓战斗”。其二是直接倡导。如写于1918年的《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在文中直接提出了导向：“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了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同别人一样的好。”又说：“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写于1924年的《忽然想到》（六），在抨击了复古派后明确地提出导向：“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是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药，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正是鲁迅及其他新文化的倡导者、赞同者的导向，有力地遏制了复古派复古思想的逆流。此后，白话文报刊大量出现，白话文被称为“国语”，新文学作品亦随之涌现，旧文学和文言文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导向能推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翼，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教育和科学其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没有方向或方向模糊，则难以发展。然而方向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教育和科学同其他事物一样，唯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引导其发展。正确的导向能指示正确的方向，因而能推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1.导向能推动教育的发展
导向推动教育发展，主要表现为导向能给教育指出一种新的方向，能推动教育进入新的时期、领域或层次。如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1912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它们所提出的废止忠君、尊孔、读经等封建主义内容的导向，推动了教育摆脱封建教育而进入现代教育的新时期；杜威1919至1921年来华演讲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平民职业教育的新领域，促使了平民职业学校的猛增；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发表的文件《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其所倡导的终生教育，推动了各国教育进入终身教育层次。
中国倡导的“素质教育”，亦推动了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大体出现于80年代。作为一种导向，最早见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导向：“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李岚清副总理的讲话再次发出了素质教育的导向：“基础教育必须由‘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此一导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推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自提出素质教育的导向后，对素质教育的研究成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门课题，各类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文章，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专著，教育理论研究空前繁荣。研究涉及到素质教育的基本理论、素质教育的操作、学校和教师如何适应素质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探讨，不但给教育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体系，而且使教育界及社会各界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提高学生素质是学校教育的努力目标和发展方向。其二是推动了素质教育实践的发展。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各级各类学校（已不局限于中小学和基础教育）开始行动起来，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和尝试，如调整课程结构，增强实践环节和能力培养，改革教材、教法和考试方法等；一些省市也采取了素质教育的新举措，如河南省决定取消城市重点初中、小学称号，取消农村中心初中称号，禁止各地下达升学指标和排名次等（注：见《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8日。）。总之，素质教育的导向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推动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最终必将推动教育告别应试教育而进入素质教育的时期。
2.导向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除需社会需要的刺激外，还需有正确方向的引导。导向能给出方向，可指引科学技术研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导向对科学发展的推动，可以是科学家的科学预测或科研成果，能为同时代人或后代人的研究指引方向，这种指引能推动研究的突破和进展。科学预测的推动，如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1900年在第二届国际数学大会上所作的《数学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23个数学问题，指出了未来数学的发展方向，引导了20世纪的数学研究，围绕着23个问题的解决形成了许多新的数学分支。再如富兰克林1750年在制造避雷针时，就曾断言电“物质”是由极其微小的粒子组成，斯通尼1891年给这种假定的粒子取名为“电子”；这种预言使汤姆生深信“电子”确实存在，并指引他进行试验，终于于1897年发现了电子。再如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1864年曾预言“电磁波”的存在，引导了德国物理学家赫兹1888年对电磁波存在的证实和发现，还引导了俄国物理学家波波夫1895年发明了无线电。科研成果的推动，如汤姆生1897年发现电子，引导了卢瑟福和玻尔对原子结构的研究，两人分别于1911年和1913年，提出了原子有核模型和原子结构的玻尔模型，进而引导了刷新世界图景的量子力学的产生。有时，某些通过建议提出的导向，亦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如玻尔1912年对原子结构的研究在氦原子之类的问题上遇到困难而难以推进时，他的一位同事、光谱专家汉森，于1913年2月建议他联系和利用当时已有的光谱学资料。这一导向开阔了玻尔的思路，使他的眼光由原子的正常态扩展到原子的激发态，理论思维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促使他的研究产生了“二月转变”的飞跃，“定态间的跃迁”这一概念呼之欲出，终于于1913年完成了《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注：罗波、周晓林编：《二十世纪重大科技谋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页。）。
导向对科学发展的推动，还表现在科学方针、政策、战略、计划、规划等的导向推动上。中国1978年的科学大会及所通过的《1978-1985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81年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它们所提出的科学技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导向，引导了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重点的转移：促使了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促使了科技企业的兴起，推动了民用科技研究、民品研究与生产的大幅度发展。法国总统密特朗为消除欧洲在技术上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于1985年提出的“欧洲技术复兴计划”（即“尤里卡计划”），其所发出的欧洲在技术研究方面联合行动的导向，促使了欧洲18个国家积极参与计划的研究项目，有力地推动了欧洲高新技术的发展。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即“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即建设一个遍布美国的高速光纤通讯网络，其末端伸入到美国的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家庭，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该计划所提出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导向，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但推动了美国还推动了世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且促使各国纷纷行动起来，提出本国发展信息网络的计划。如欧共体推出“欧洲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计划”，英国、加拿大、韩国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日本推出“新高速电信服务计划”，新加坡推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等。仅仅一年多时间，“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概念风靡世界，推动了各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再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发表的《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等报告，它所提出的知识经济的导向，促使很多国家和地区制订了以科技为中心的发展计划，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又极大地推动了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正是知识经济这一导向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导向主要能产生以上五大方面的社会作用。但应当指出，导向并非全是正面的，因而它既可正向推动，亦可负向推动。当导向错误时，其所指引的方向必然是错误的，这就会出现负向推动。因此，主体应提出正确的进步的导向，这一点至关重要。
有关“导向学”研究的文章，请见本专题1998年第2、4期和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