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续）（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中国经济论文,之二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工业化的转换历程来看，有学者认为台湾现代工业的发展始自糖业，与日本、大陆发端于纺织业的事实相较，其本质相同，都是从转换旧普遍的旧式工业为新式工业开始。这是叶淑贞《台湾工业产出结构的演变：1912—1990》所强调的论点。该文又提到，日本统治时期工业产出结构变动缓慢，偏重轻工业或消费财工业。1930年代中期，台湾的工业几乎只是砂糖一业。但是与日本相比，台湾业相对于纺织业更具比较利益。基于此，叶淑贞认为，总督府发展新式糖业而未扶植纺织业的政策，不应视为殖民政策的缘故。（注：所谓工业化的转换历程，系就工业产出结构的演变来看，其特色为：工业化初期多呈现轻工业或消费财工业较重的形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这两个部门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重工业或资本财工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乃至呈现偏重重工业或资本财工业形态。此外，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多从纺织业进入工业化道路，见《经济论文丛刊》24.2（1996）:227—274。至于纺织业， 台湾不产棉亦不产石油，日本统治时期的纺织业没有什么发展，所见只有以麻纤维为主的制品，见林忠正，《台湾近百年的产业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页469—504，本编另题名为《台湾纺织工业发展政策之研究》，刊于《台湾风物》45.3（1995.9）:121—172。）
在新式工业方面，日本统治时期的电力事业（含电灯）有相当的发展。电灯推广之初，用电价格比日本各大城市便宜，整个日治时期电灯的普及率也高达35—40%。吴政宪《繁星点点——近代台湾电灯发展初探》、《日据时期台湾的电力建设（1895—1945）》及《“油灯、瓦斯灯、电灯”——近代台湾照明工具之变迁（1860—1920）》三文，叙述极详。据其研究，电力建设虽始于刘铭传推行洋务新政之时，但落实电力建设则是从日治时期开始。日本统治初期总督府公营电力的供电能力有限，部分地区开放民营。1919年“国策会社”性质的台湾电力式会社（今台电前身）成立，资本最雄厚，技术亦最成熟，逐渐合并其他电业公司。此外，从供电结构来看，日治前期供电以商业、官厅、米、糖、水利灌溉等对象为主，后期因应战争的整备，改以金属工业，军需工业为主，其电力规划与应用实跟随日本国内的需要而调整。（注：《台湾历史学会通讯》7（1989.9）:21—32，《台湾风物》46.3（1996.9）:219—254、48.4（1998.12）:51—90、49.1（1999.3）:17—50。此三文皆为著者硕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的电灯发展（1895—1945）》（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分。另外，对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研究，林炳炎著有《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发展史》（台北：台湾电力株式会社资料中心，1997年）专门讨论，书评见《台湾历史学会通讯》5（1997.9）:60—68。）
最后关于日治时期的工业政策，可参考许松根《台湾的工业政策：日治篇》。许氏分1902至1937年期间为第一阶段，工业政策先是振兴糖业，再则是开发日月潭水力发电。1938年起为第二阶段，工业政策以配合日本南进国策国主，发展军需工业。著者认为，由于糖业多为日本财团所投资，多数台湾人未得到好处。而日月潭水力发电对台湾工业的贡献，也只能就1934—1937年间加以论断。其第一发电所于1934年完成后，确实带给台湾一些新现象，即新兴的耗电工业（金属工业、矿业）出现、新的日本财阀来台等。至于第二阶段因南进政策带来的新兴工业，因战争所需而起也因二次大战的结束而终了。就各产业产量言，1937年以后有巨幅增加，但只维持到一九四一年。在终战前一、二年，各产业皆处于减产状态。（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讨论文，第8601号，1997年6月。）
（五）税务、物价、金融
税务方面，连瑞枝、壮英章《从一张古契谈清代台湾基层税收组织的运作》，系根据一纸1824年新竹北埔姜家的契约文书内容，籍以掌握胥吏制度下有关税收组织的讯息。该份契约显示，淡水厅署衙门中粮总一职的运作是采业户（殷户）分股认购制。业户共同投资合购粮总一职，共同管理及承担风险（垦户抗粮而正供杂粮征收不足）。股东利润则来自正供杂粮厘余分配、地方摊派金的减免，以及其他名目的规费等等。粮总是官方以合法方式将税收风险分摊给各地殷户，但股东们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不是官僚体系中的伦理关系。（注：《台湾风物》46.1（1996.3）:181—202。）
物价史方面，王世庆曾对清代米价加以注意。近年王良行、陈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一文，系利用王业键“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研究计划搜集的粮价资料所做的分析。由于著者观察到清乾隆时期田赋蠲缓措施在次数及规模上都远超历朝皇帝，为中国财政史上的特殊现象，因此尝试以台湾为例，探讨米价波动是否构成蠲缓措施的原因之一，也探讨蠲缓措施对米价的影响。著者认为，米价上涨与乾隆朝对台湾实施田赋蠲缓（包括灾蠲及赐复）的关系密切，而大部分的蠲缓策实行之后，也产生了抑制米价上涨的效果。（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金融方面，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建立近代化的金融体系，并且留下丰富的金融统计资料，可支持经济学家以西方的经济学原理做实证研究。吴聪敏《台湾的名目利率与物价膨胀率：1907—11986》， 旨在以日治时期和战后资料验证Fisher效果。按吴聪敏所述，Fisher效果是指“当借贷市场上套利机会殆尽之后，名目利率大约等于预期实质利率与预期物价膨胀率之和。”他发现，假设预期实质利率不变，则日治时期资料所示与Fisher效果不一致。（注：吴聪敏文中使用的1899—1960年名目利率，为台湾银行对一般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1961年以后采用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行率。《经济论文丛刊》23.4（1995 ）:419 —444。）
（六）商业组织、经济发展指标
商业组织方面，清代台湾有类似同业公会的“郊”，为传统的商工团体。也以同地商工业者组成的超业际实业团体，则是日籍商工业者所引入，并逐渐取代“郊”，称为商工会，相当于中国的商会。赵祐志《台、日实业家与台湾总督府的分合关系（一八九五—一九三七）——以商工会为中心之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的商工会与商业经营手法的革新（1895—1937）——以“拍卖”、“广告”技术为例》提到，商工会的引入对日人在台的商权竞争较台人劣势，并冀以商工会向殖民政府争取特权打击台商有关。不过，日人商工会的成立及总督府的差别特遇，反使台人仿效设立商工会与日人商战的意识觉醒。无论日、台商工会和总督府之间的分合关系如何，商工会组织的革新和现代商业经营术的推广，富含许多刺激资本主义成长的因子，如致力经营合理化、重视精确数量的观念、勤俭诚信精神、企业形象的追求等等。（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267—313、《史耘》1（1995.9）:181—244。 此二文成为著者硕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商工会的发展（1895—1938）》（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的部分章节。）
超业际实业团体之外，以个别企业体的发展史切入，目前有谢国兴《企业发展与台湾经验——台南帮的个案研究》一书，以发源于本世纪20、30年代的台南市侯、吴两家布行，及其发展至今的企业集团（由统一企业、台南纺织、太子建设等数十家公司组成）为研究对象。著者从乡土认同、资本累积方式、由商而工而多角化经营、企业内部组织与人际网络、以及政商关系等方面，探讨台南帮如何由一个传统商号演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集团。（注：谢国兴：《企业发展与台湾经验——台南帮的个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谢国兴，《当代台湾企业发展史研究的回顾》、《企业发展与台湾经验：一个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分别见于《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页285 —30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331—351。）
此外，国民所得（或国民生产毛额）是研究总体经济活动重要的指标，但一九五○年以前国内生产毛额的资料不完整，需赖估计。邢慕寰、吴聪敏、李登辉都曾估计过，刑氏估1929—1944年期间，吴估1910—1950年期间，李所估为1911—1940年。 此外， 日人沟口敏行则是估计1903—1938年间的国民支用毛额（gross national expenditures ）。（注：吴聪敏：《1910至1950年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毛额之估计》，《经济论文丛刊》19.2（1991）:127—175。）近年郭逢耀、崔洲英、 钟静宜等人合著的《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毛额之推估》，认为吴聪敏所估期间太长，部分时期资料缺漏，又再次处理这个问题，并以1930年代跨日本统治时期、光复复建期和国民政府迁台期的经济变动为焦点。他们认为， 1937 年平均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折算新台币约为1977元，之后下降，至一九四五年为679元，战后则逐年增加 1951年为1493元。（注：《经济论文丛刊》25.2（1997）:207—276。）
三、专题研究计划
（一）“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
台北故宫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的清代粮价单，以及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清代后期粮价钞档，为20世纪以前中国史上最可靠的官方统计资料。虽然以这批材料为主的粮价史研究，已有不少的国内外学者参与其中，但对这批资料进行全面性的搜集和研究的学者当中，以王业键最具资历。他所主持的“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研究计划，便是奠基于他20年来长期累积的成果，并结合其他经济史及统计学者共同执行。
此计划从1996年起，即有系统的将台北故宫和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粮价资料输入电脑。1998年更与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签约，将清代后期（1820—1910）粮价钞档8000余件陆续键入电脑，企望未来二年内能将清代粮价资料库建立起来，提供学界使用。该计划也对这些量化资料作选择性的统计分析，观察粮价长期变动趋势、周期性、季节性，及各地区的粮价差异情形。此外，粮食供需的历史研究也是该计划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可藉以了解影响粮价变动的主要因素，如农作物分布与轮作制度、气候变迁、人口增长、货币数量、以及米粮贸易组织与信用等等。
目前这个计划尚持续进行中，但已获致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在粮价统计分析方面，已研发一套“清代粮价统计分析之专家系统”，为一可提供填补遗漏值及分析粮价时间数列的系统化程式。并完成相关研究论文二篇：《清代苏州府粮价资料之统计分析》与《清代粮价之时间序列模型》。（注：陈仁义、王业键、胡翠华：《清代苏州府粮价资料之统计分析》（将刊于《经济论文》，1999年）；胡翠华：《清代粮价之时间序列模型》，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数理统计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在粮食供需的系列研究方面，首先完成《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十八世纪中国的轮作制度》与《十八世纪中国各省粮食丰啬图及粮食运输路线图》。（注：《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见本文“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一节；另有王业键、谢美娥、黄翔瑜：《十八世纪中国的轮作制度》，见《中国史学》8 （日本：东京中国史学会，即将出版）。）这就是生产部门最基本的土地利用状况所做的分析，丰啬图及粮食运输路线图皆以府为单位，分省图示，将来可结合各省粮价变动趋势作综合研究。另外还完成有关粮价与气候变迁、东南沿海四省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仓储数量与分布、田赋蠲缓措施与粮价关系的研究论文，分别考察清代气候周期、自然灾害与粮价变动的关系，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市场关系性，常平仓储额的地理分布、储额变动及其与人口增减的关系，以及乾隆时期田赋蠲缓与台湾粮价的互动等主题。（注：有四篇论文：王业键、黄莹珏合著二篇，即《清代中国气候周期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一个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及《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将刊于第70本（1999年）；王良行、陈修平：《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见本文“二、台湾台湾史研究回顾”一节；以及《十八世纪中国的仓储政策与数量分布》，未刊。）
该计划还编成《中国各省人口统计，1749—1850》，是根据清代各朝宫中档各省陈报的人口数，及梁方仲、严中平搜集的人口资料集编而成，时间及内容较梁、严二人更为完整丰富。近期拟对梁方仲1820年各府州中可疑的人口及面积数据作必要的修正，重建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此外，以此研究计划资料为基础，至1998年为止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计有四篇。（注：这四篇硕士论文中，统计分析和历史研究各有二篇。除了上文提到的胡翠华之外，其余三篇分别为：林志哲：《以EM法则来解决时间序列资料遗漏问题之研究》（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数理统计研究所，1996年）、黄翔瑜：《十八世纪山东省粮食作物与轮作制度的分布》（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而王业键与Ramon H.Myers 合作撰写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九卷中“Economic Life,1644—1800”一文，则吸取了一部分王业键的粮价研究成果，将于2000年问世。由于粮价变动按阳历观察较为准确，且为了方便国际学术界利用这批粮价资料，该计划附带开发了“两千年中西历转换”资料库，开放给需要者使用。（注：网站地址为http://www.sinica.edu.tw/ftms/luso.htm.）未来二年内，此计划还将进一步对粮食流通与市场，如各省粮食供给丰啬粮食运输、米粮业组织及信用的部分撰成专文。
（二）“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
这个计划始于1994年9月， 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整合院内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跨所合作的大型主题计划，由李远哲院长发起，先后由张光直、萧新煌担任总主持人。以东南亚区域为空间范围，研究方向包括南岛语族的历史，东南亚区域的语言、宗教、文化，脱离殖民统治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族群的互动关系等等。此计划每年均有十几个支计划分头进行，同时也奖助博士后研究及博、硕士论文的撰写，并出版《东南亚区域研究通讯》、“东南亚研究论文系列”、以及研究书目。《通讯》是以提供国内外东南亚研究概况，介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机构、人物、出版品等讯息为主，已出版六期。“论文系列”则是各项支计划研究成果的呈现，目前已刊行24篇论文。（注：有关“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各项讯息皆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上看到，“东南亚研究论文系列”各篇论文也全文刊于网站，网址为http://www.sinica.edu.tw/～proseaw3/。）
此项计划之中，有二个支计划皆以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为主轴，分别是陈慈玉主持的“日本南进政策下台湾与东南亚的贸易和资源分配”、林满红主持的“日治时期台商的东南亚经贸活动”。前者已完成研究报告《初论日本南进政策下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一文，主要是环绕日本“南进论”性质由庶民性渐转为具体化国策，20—30年代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从两种层面的发展来观察，一为东南亚（尤其是爪哇）成为台湾茶叶（主要是包种茶）的主要市场，一为东南亚的矿源陆续输入台湾以配合本地电力资源，发展台湾的工业化。（注：PROSEV Occasional Paper,No.1（Dec.1997）.）
相对于陈慈玉讨论日本政府政策主要货物的进出口所进行的研究，林满红较注意大商人所代表的商人族群，在台湾与东南亚经贸活动中的角色。后者已完成《印尼华商、台商与日本政府之间：日治初期台商的东南亚经贸活动（1895—1919）》一文，从出口台湾包种茶的商人（尤其是郭春秧）为对象，考察日本统治初期台湾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络中，印尼华商、台商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林满红认为，台湾包种茶输出东南亚（尤指印尼）的商人中，日本籍的印尼华商人不但居于领衔地位，而且对台商经商东南亚也具有先导作用，同时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很大部分也是仰赖这群华商在东南亚建立的商业网络和成就而得以发展。（注：PROSEV Occasional Paper,No.1（Dec.1997）.此文亦题名《华南、台商与日本政府之间：日治初期台商的东南亚经贸活动》，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
（三）东北亚区域研究计划
与“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相对的另一个亚洲区域研究，为“中央研究院”1998年开始执行的“东北亚区域研究计划”，也是跨所合作的大型研究计划。该计划研究的空间范畴含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朝鲜半岛及琉球群岛等相关地域，著重东北亚区域内各地区的关系、比较或亚洲统合研究。目前六个支计划中，有三个涉及经济史，包括李宇平主持的“日本与华北经济萧条（1930—1935）——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东北亚经贸圈的冲击”，林满红主持的“亚太经济中台湾、香港之间的竞合关系——日治台湾时期之经验”，以及陈慈玉主持的“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与朝鲜之矿业发展比较研究”。除了李宇平之外，后二个支计划都是与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史关系甚密的跨区域研究。
（四）“台湾资本主义扩张及经济发展之长期趋势研究”
这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社科所与台史所10余位研究人员共同合作的集体计划，以探究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本质，及台湾与东亚、东南亚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目标，堪称为1998年台湾经济史研究中最庞大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包含三大研究范围：（1）成长、 发展与分配，（2）资本扩张与区域间经济关系，（3）造船、航远与贸易。第一项研究范围旨在观察台湾近百年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其分支计划探讨的课题，包括农业、工业政策对农业、工业发展的影响，茶叶发展与台湾在地资本的关系，台湾的地方金融政策与地主资本累积的变迁，战后台湾经济成长的分析及影响因素，产业发展与所得分配等等。（注：研究人员方面，战后台湾的经济成长及决定因素由胡胜正、陈明郎提纲，朱云鹏处理台湾产业发展与所得分配，皆是战后时期；傅祖坛和许松根分别担任农业及工业的研究，曹永和以茶业为主，黄绍恒则讨论地主资本累积的延续与变迁，讨论的时程或自1860年、或自1895年起。）第二项研究范围实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1936—1946）为研究核心，以台拓在台湾的农垦、移民、军需工业、工矿业，以及在中国华南、海南岛、东南亚等地的海外事业为范围。研究台拓的岛内事业，主要探讨台湾的农业开发与台湾工业化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台湾发展的特质。研究台拓的海外事业，主在考察日本资本主义与海外投资的关系，探讨国际区域间的经济往来。（注：台拓的开垦及栽培事业由王世庆研究，台拓的工矿投资事业及其与台湾工业化的关系由张炎宪研究，朱德兰处理农业移民事业与军需工业的部分，台拓在华南的经营（福大公司）在海南岛的事业分别由刘序枫及钟淑敏研究，周婉窈则是对台湾总督府的“南方调查”做总体评估。）第三项研究范围包括台湾船业的发展以及近百年的航运与贸易变迁，将从政府航贸易政策着手，检讨台湾在战前及战后的航运网络，及其在东亚经济区域所扮演的角色。（注：蔡采秀以台湾船业的发展为题进行研究，航运与贸易则分日治时期与战后二个分支计划，由刘素芬和汤熙勇各自主持。）
经济史研究不单是历史学者的专务，更需要具有丰富经济学素养的研究人员投入，尤其是以可靠的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奠基的研究，可以处理历史学者较少触及的经济史议题。“中央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向来对战后台湾经济多所深入，对于战前的部分鲜少涉略。然而在这个集体计划中，有关台湾近百年的农业和工业的分支计划则是由经济学者担任。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前的量化资料可用，尤其是台大经济系执行1950年以前的资料库之建立和研究已行之有年。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学者的学术关怀所使然，亦即关注台湾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连贯性，其研究成果令人期待。（注：战前或日治时期统计资料极为丰富，日本学者较早著手整理为工具书，如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日本帝国领有期台湾关系统计资料目录》（1985年）。近年台大经济系吴聪敏、叶淑贞、刘莺钏等人也编有《日本时代台湾经济统计文献目录》一书，1995年由该系出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更有“台湾研究网路化”计划，建立台湾研究书目资料库。其中与经济史有关的，已有“台湾地权与租佃关系研究书目资料库”，可由网络检索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land。）
四、研讨会
（一）“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
1998年11月24—25日，约有三十余篇财政史论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财政与近代历史”研讨会中宣读。会议议题包罗甚广，每个议题均有二篇以上的论文发表。讨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部分，有厦门大学戴一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结构性危机：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新论》，及福建师大刘慧宇的《论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两篇文章。戴一峰所谓的“新论”，意在肯定清末新政中的财政体制改革，亦即推行中央地方分税制、预算决算制，其意义在于步向财政管理体制的近代化。至于刘慧宇一文，以评断1927—1949期间国民政府统一国税、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遐以标准等务为主，认为此时期的财政划分制度仍具集权特色。
以清代票商为研究对象者，有张惠信《由清季货币的使用论山西票商的兴衰》及宋惠中《票商与晚清财政》二文。张惠信所论山西票商的衰落理由，与向来归因于其与清政府财政关系紧密的解释大为不同。他认为山西票商的兴盛主要是依赖银两币值的区域差异，从中赚取汇差利益及期差利益而来。但是晚清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渐具成效，使票号的汇差利益流失，加上大清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局加入原由票号独占的汇兑市场，票号逐渐失去生存空间终至瓦解。宋惠中着重票号业务与官方财政运作体系之间的连系关系。这种连系以清朝的解协饷制度由官解改商汇程序为基础，并表现在票商承汇京饷、协饷，乃至借款的汇兑业务上，以及票商于地方政府财政拮据时予以代垫饷款。著者把各省关在官款汇兑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视为各省与票号关系疏密的地域差异，划为“交汇型”（多在沿海省关）、“收汇型”（多属内地省份）及关系疏远者三类。至于票号是否代理公库，他认为所代理者仅止于土税局、厘局，非国库或藩库。
会中并有数篇关于战时财政的论文，皆以抗战时期或其前一阶段为背景。包括苏云峰《从扩张至收缩：抗战前湖北的政局与财政》、陈淑铢《蒋经国与新赣南财政政策》、刘熙明《抗战时期的伪军财源》、林美莉《战时利得税的制定与实施》及侯坤宏《抗战时期的财政控案》。苏云峰比较湖北自北洋军阀、武汉政府至国民政府统治三阶段的财政情形，认为前二阶段财政支出皆为军事目标而采扩张政策，至国民政府时期才转紧缩，同时湖北财政的现代化，亦自1933年张群主持省政及贾士毅改革财政开始。陈淑铢一文，主在分析1939—1949年间蒋经国在赣南实行自治财政的利弊得失。据她所述，蒋经国自粤系军人手中收回钨矿、交通等财权，及特允赣南支用盐税的特权，为其实施“新政”的重要经费来源。但是更多的建设附加捐，以及利用无偿的民力劳役进行建设事业等务，则受人非议。刘熙明探讨降日军队的财源，认为主要来自南京汪政权、日军及自筹三方面。其中，由日军直接组建或建制的降日军才由日方供给财源，关内降日军队概由汪政权提供，而自辟财源方式包括自设商行或工厂、设卡抽税、向地方摊派强索及抢劫等，皆延承民国以来的模式。林美莉、侯坤宏皆讨论战时财税问题，前者检讨国民政府基于解决财政危机，进而仿效英、日Excess Warprofits Tax， 实施“战时利得税”的始末与利弊；后者以财税诉讼案件为中心，归纳控案成因和类型，呈现当时政府机关的贪脏枉法及法制缺失面。
此外，以民间团体的财源筹措为主的研究，亦纳入会议的子议题之中，包括庄吉发《清代秘密社会的财政体系》及邱丽娟《来生富贵：清乾嘉道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经费来源与流向——以华北地区为例》。庄吉发一文说明秘密会党中的财产为会内弟兄共有且平均分配，会员各持一定分额的股票，立合同载明权利义务，属合股组织。秘密宗教教产则近似族长制管理，全由教主或总当家支配，教徒不能过问，为集权化管理。邱丽娟的文章进一步说明秘密宗教的起教动机与经济诱因的关系，教费多来自教徒依各色名目献纳累积而成，教费规模少者数两至数十两，多者连数千至数万两。教费的支配有教首自利型和福利型二种，多半私用，或谋一家温饱、购地建屋、经营铺业，甚至捐纳为官。
会中还发表一篇探讨中日贸易的论文：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见本文“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以及林满红《财经考量与国民健康之间：晚清的土产鸦片论议（1820—1906）》。林氏从处理晚清言论界对土产鸦片严禁及驰禁两论的互竞过程中发现，直到1874年中央政府表明驰禁并“寓禁于征”，两造言论的关怀焦点皆非鸦片对国民健康的影响，而是财经考量。1875年到禁烟运动的发生，双方的言论内容才都包含了鸦片毒害观念。林氏认为，双方言论之所以含纳烟毒说，实际上是受在中国的西方人士言论宣传所影响，伴随著渐趋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关怀，而有后来的十年禁烟。
在台湾财政方面的论文也有数篇发表，如王良行、陈修平的《清朝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见“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物价史部份的介绍）、许世融《台湾的地方财政（1921—1942）》、黄克武《日治时期沙山的地方财政》、以及朱志谋《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再组：日本占领时期台湾自来水事业与财政补助》等四篇。（注：沙山即今彰化县芳苑乡，自1920年设庄。朱志谋文章，为其硕士论文《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再组——以日领时期台湾自来水事业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分。）
无论是透过财政制度或自来水事业的兴办，许、黄、朱三文基本上都想要探讨殖民政府的统治力如何深入基层，如何使地方人民与“现代国家”相连结。许世融、黄克武皆称，1920年地方行政制度调整以后，地方财政制度随之确立。亦即州（厅）、市（郡）、街（庄）的层级制度确定，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财政收支的运作，税收除上缴国库之外，开始拥有可存留地方的税源。这与1920年以前地方不能自有财源，而且绝大部分依赖总督府补助的情形大为不同，许世融称之为“更具独立财政的性格”时期。据他研究，地方政府的岁出入趋势可以一九三○年分界，前期岁入类以“税收入”为主，岁出项以教育支出恒占三分之一以上；后期岁入类以“税外收入”比例增大，岁出项仍是教育支出居首，但公共建设、交通建设、产业开发、社会政策等项支出大幅成长。（注：“税收入”包含地租、所得税、营业税、矿业税、户税等储土地及每户生产额为课税基准的各税，“税外收入”包括财产收入、使用费、手续费、公债、上级补助款等项收入。）1920年所调整的州厅市街庄制，黄克武称为“现代国家体制中的地方制度”的出现。自此后庄级（乡镇层级）财政体系于焉建立，地方财政的管理更渗透到下层，殖民政府从“数字化的管理”对每户、每一个个人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庄民纳新式的税、受教育、透过庄协议会的选择参与地方政治、参加新式结社活动等，显示现代公民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已开始出现。著者称此种发展为“从清朝统治之下的帝国臣民转移到现代民主体制之下国家公民的重要步骤”。
随着1920年台湾地方财政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有独立的财政权，可依地方需求实施建设，自来水事业的兴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逢勃发展。按朱志谋所论，1920年以前的自来水建设经费全赖国库支出，由总督府统筹工事。建设点的考量主要是依统治的迫切性而开设自来水系统，例如淡水和基隆两港是因军事和商业的立即需求，台北是因为全台统治中心，纵贯铁路沿线的大中型都市则是因位居各该地的行政中枢和货物集散地。此外，为奖励日人移民东部，自来水设施的兴建成为改善移民村环境的要件之一。1920年以后，自街庄级以上的地方政府均有自有财源兴筑自来水设备及自营，计至1942年为止新筑的自来水厂共123个。 虽然如此，这时期经费倚赖国库补助的比例仍高达70%之谱。著者认为，这是台湾自来水副业发展初期的一大特色，与日本本国最初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发展不同。而且国家势力藉自来水事业由大城市扩至中小城市都市而延伸，籍个人饮水来源和习惯的改变，转移居民对聚落的依赖为对政府的依赖，象征国家权力的扩张。（注：黄克武和朱志谋所关注的焦点，都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支配角色的扩张，同样的论调亦见郭云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嘉南大圳”（1920—1945）》，嘉义县民雄乡：“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
（二）“台湾长期经济统计国际研讨会”
在台湾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学者，如吴聪敏、古慧雯、叶淑贞、刘莺钏等人，是经济学者投入经济史研究最有成绩的一个学群。他们尤其致力于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其成果日昭。近年来，台湾的经济学者将原本局限于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兴趣，向上延伸至日本统治时期，除了学术界本土化热潮的影响之外，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庞大经济调查及统计资料逐渐为人发掘和整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诱因。不过，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史，尚须将统计资料以经济理论为纲加以整理，计算或推估重要的经济指标，如国民所得、物价及工资指数、人口及劳动资料、货币、金融及国际收支变数等等，才能进一步探究经济史议题。关于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从1998年10月中旬台湾大学经济系举办的“台湾长期经济统计国际研讨会”发表的几篇论文看出来。
此研讨会为台大经济系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共襄举办，也可视为一桥大学“亚洲长期经济统计”相关系列中台湾地区的成果展示。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以编纂《长期经济统计》一书著名，该书被誉为“新经济史学家”以经济理论及统计分析研究经济现象而推估、编辑的长期统计资料钜册。（注：《长期经济统计》系196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对1868年以来各项经济统计资料所做的推计与分析，做主要是提供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全书十四册。叶淑贞：《开启台湾经济史研究的契机——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傅戈及诺斯谈起》，《经济前瞻》9.1:168—169。）研讨会论文包括张清溪、刘莺钏的《日治时期台湾非农部门的个人所得分配》，叶淑贞的《台日贸易物价统计：1897—1942 》， 吴聪敏的《1895 年前后台湾的产出、 工资与物价》，Noriyuki Nojima的《台湾贸易ぞ一タベ一ス》，还有沟口敏行、 尾高煌之助、Osamu Saito、Kelly B.Olds等学者发表有关GDP、外贸、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统计资料讨论，时间断限更有上溯至19世纪中期者。
五、经济史研究讨论会
近二、三年除了大型研究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以外，经济史研究学者也有一个跨单位的学术社群成立。为了让研究机构与各大学院校的经济史学者能有机会齐聚一堂，共同切磋、交换研究心得，王业键与刘翠溶发起组织“经济史研究讨论会”。该会自1996年12月起，每月举行二次，自由参加，是一个不限定讨论主题的开放式讨论会。讨论会迄今已进行了50余次，参与的成员除了“中央研究院”各所的经济史研究人员之外，也包括台大、清大、暨南、中兴、中正、东吴等大学的历史系及经济系教授。举凡个人已完成或未完成的论文，或是初步的研究构思，都可在会中提出讨论，藉以抛砖引玉。
近二年来曾在会中讨论的经济史议题包括：（1）商人与商业， 如广东洋行行商（陈国栋）、日治时期的台商及华商与政府（林满红）、《夷坚志》中的商人旅行风险（梁庚尧）；（2）工矿业， 如日本对华煤矿投资（陈慈玉）、百年来的台湾工业（许松根）；（3 ）农业及农村经济，如明清江南农村生活水平（潘敏德）、台湾农田水利（刘素芬）；（4）市镇与城市史， 如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及性质的再检讨（范毅军）、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石吉）；（5）财政史， 如清乾隆朝皇室财政收支（赖惠敏）；（5）物价史， 如清代粮价资料库的建立与统计分析（王业键）；（6）企业史， 如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刘文宝）、台湾的企业（谢国兴）；（7）环境史（刘翠溶）；以及（8）税则、地租，如一九二九年税则性质的数量（分析）王良行、日治时期台湾的地租水平（叶淑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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