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继往开来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4月18日至21日，全国各地近五十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聚集在江西井冈山，参加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南昌大学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举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执行会长方克立先生、刘文英先生、周桂钿先生，副会长蒙培元先生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方克立先生在大会上首先致词，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进行学术研讨，讨论的主题是在世纪之交宏观地分析和审视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总结100年来，特别是建国50年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背景，分析国内外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和创新思路，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和人才培养问题。二是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会，集中研究讨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代表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有深度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任继愈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他说：去年全国最高兴的事就是我国“入世”了。“入世”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哲学早就“入世”了，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像世贸组织那样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哲学的整个行业比较混乱、无序。“入世”后我们面临过去没有遇到的问题现在遇到了，有些在国内很平常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国际上就引起了麻烦、误会。中国现代化的包袱很重，许多障碍让我们现代化不了，现代化不起来。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对过去旧的传统研究得不够，清算得不够，整理得也不够。文化的特点就是继承过去，创造未来。没有平地里白手起家冒出个新的文化来的，文化只有在旧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不断地丰富。中国哲学中的许多思想，过去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其中的不少东西却也成了现代化的障碍。我们怎样在世界众多的流派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地来使我们的思想现代化，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代人接着来做，需要各个学科的协调发展，需要以创新的精神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任继愈先生针对社会上甚至是某些大学校长对哲学的用处的怀疑指出：哲学的最大用处就是让人从过去的思想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哲学的用处是无用之用，看不见用外；而无用之用就是大用，非有不可，没有哲学这个民族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有哲学，而且有丰富的哲学，这是值得我们自豪与骄傲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人才培养的问题，任先生说：做教师的要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特别是作为老师对青年学生不能有私心，看到学生比自己强就应该由衷地高兴。犹如一个母亲，看见孩子进步一定很高兴，决无忌妒。我现在就很怀念小学时的教师，他们对学生就没有一点私心。我们当老师的就要提供给他人没有回报的帮助，以无私的境界来帮助年轻人成长，这样学术事业才能发展得快，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才能后继有人。当然，年轻的学人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要看得远一点，志向放大一点，要坐得住，不要急于成功，要下真功夫。
南开大学的刘文英教授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创新问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理论上的探讨相当活跃，短短二十多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出版了一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通史著作，也出版了一批中国哲学的断代史的著作，另外还涌现出一批中国哲学的专题史或专门史的书。应该说，这二十几年的研究有如此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不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在历史层面上下的功夫较大，而在理论创新这个层面上做的工作还很不够。哲学史的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历史的层面，一个是哲学的层面。历史的层面是基础，但仅此远远不够，还必须上升到学术的哲学的层面，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利用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我们的理论创造，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老一辈的学者实际上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冯友兰先生讲过，研究中国哲学有一个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照着讲就是历史上讲什么我们就照着讲什么，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接着讲就是从以前学者讲的东西向前推进，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后来形成了“新理学”；熊十力先生研究佛学，后来提出了“新唯识论”；贺麟先生研究陆王心学，后来形成了“新心学”。这就是从哲学史的研究上升到了哲学的研究,获得了一个创造的空间，这种创造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当然，哲学史的历史方面的研究相对容易一些，而哲学史研究中的创新方面难度要大一些，甚至还有风险。但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上已经站立起来了，经济上不久也将在世界上占一度之地，而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能否立起来，则主要取决于中国哲学研究上的理论创新。如果我们只讲别人的东西，只学别人的东西，自己在理论上没有贡献，就无法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流派进行平等的对话。所以，我们要在哲学的研究上推出自己的东西来与西方对话。这就必须大力推进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系统地研究传统哲学中的生态观念，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中国哲学史上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创造性的转换，在学习西方现代生态观念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中国现代的生态哲学。二是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解释学，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解释学。西文哲学中的解释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哲学中的经学这个传统中有很深的解释学传统与资源，我们过去挖掘得不够，应该把汉学的解释学、宋学的解释学做系统地梳理，找出我们民族特有的理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我们自己的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做平等的对话。三是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哲学。中国哲学史中伦理学的资源很丰富，艺术哲学也很丰富，为什么有这样一套讲法？因为背后有它的精神哲学。对此，我们重视得不够。在现代社会，精神的问题、生命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慧哲学，如人们应该怎样进行精神修养，如何陶冶自我的性情，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蒙培元研究员就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景问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很好，中国哲学对人类文明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最近，联合国主持召开了一个“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也已经开始，比如美国著名学者麦金泰尔就比较过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与孔子的德性学说。将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应该更多一些。我觉得在21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突显，中国哲学一定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态问题，这涉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思索现代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当然要现代化，但我们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的大问题。中国的资源非常有限，不可能走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之路，而且现在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生态问题，比如北京的沙尘暴等。可见，像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实际上，生态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以来就有，不过现在特别严重罢了。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保存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值得好好研究。西方的思维是人类中心论，主客二分，强调征服自然。贯穿西方哲学的一是决定论，二是目的论。中国哲学则把目兴放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也好，儒家也好，都有敬天的思想，也就是崇敬自然的意思，这实际上就是重视生态的问题。中国哲学一定要好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就哲学分类与中西哲学的比较问题作了演讲。他认为：自从胡适于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后，应该说，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逐渐地建立起来了，出版了很多的专著，现在全国中国哲学的博士点已经有12个，硕士点有几十个之多。但是，另一方面，整个20世纪都有人在讲中国没有哲学。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哲学的定义问题。哲学的定义有许多，本质上还是可以相通的。胡适认为关于人生的切要问题，从理论上加以研究，追求最根本的解决，这门学问就叫哲学。我想，对人生切要的问题探讨，就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人生追求可以分为真善美三个方面，所以，哲学应该有求真的哲学、求善的哲学、求美的哲学三大类。求真的哲学以科学为基础，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宇宙的真实本源为最主要的目标，这一类哲学可以称为科学哲学、宇宙论哲学。因为宇宙的本源有物质与精神之分，所以，这类哲学就有唯物与唯心主义的差别。西方哲学的主流就是这种求真的哲学。另外一种哲学是求善的哲学，它以社会的人际关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治理天下为主要目标，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都是这一类的哲学。这一类哲学没有唯物与唯心的问题，因为它不探讨宇宙本源的问题。中国哲学的主流派是求善的政治哲学。当然，中国哲学里也有一些支流，如以王充为代表的求真的哲学，以庄子为代表的求美的哲学；西方哲学以求真为主，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哲学。过去用西方的模式来衡量中国哲学，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没有哲学，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实际上就是以西方的求真的哲学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以求善为主的哲学，所以得不出中肯的意见。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哲学——儒家的政治哲学，过去都戴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可是，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哲学主要都是政治哲学，但人们却用求真的哲学来衡量，说他们是唯心主义，并进而把唯心主义当作一种绝对的错误进行批判，这混淆了不同类型的哲学区分。另一方面，如果把中国哲学史上影响不大的一些哲学家作为中国哲学唯物主义的代表，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的影响并不大，所以让人觉得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水平要低。我认为中国思维范式有自己的特点，东西方不一样，因为范式不同，就不能随便取代。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喜欢中国哲学，但是我们不能说西方哲学不行；同时我们也不能说“只有西方的行，中国的不行”。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可以互相吸收，但决不能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有关庄子哲学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此外，中国哲学中讲的“和而不同”的观念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都是适用的。既不能完全附和别人的，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自己；既不当“奴才”，也不搞霸权主义，应该和平共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哲学几千年来都提倡这种精神。而西方提倡的是“优胜劣汰”，从征服自然发展到征服别的民族，搞霸权主义，由此引发了恐怖主义。我们当然要反对恐怖主义，但也要反对霸权主义。如果能运用“和而不同”的精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民族的自信心。德国大哲学家伽达默尔曾经说，他这一生没有学汉字感到非常遗憾，他认为汉字很好。可有许多人觉得汉字不好，似乎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字不行。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在欧洲出现？这成了“李约瑟难题”，有许多人研究这个问题，但却把中国过去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中国有孔子、有儒家；为什么中国落后了？因为中国搞了科举制度；中国落后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是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的，是黄色文化。这样，所有中国的东西，都变成落后的坏的，被否定掉。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悲观厌世的思想，是一种没有自信心的表现。任继愈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自信心，没有自尊心，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有信心，但是也不能自高自大。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大力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振兴我们的国家。
四位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副会长的精彩演讲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的进展问题 湖北大学的罗炽教授在大会上综述了代表们就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问题所做的讨论。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一个是我们希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所进展。关于后一个问题，代表们回顾了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认为当时的会议开得比较好，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由此开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逐步克服了前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影响，克服了把全部的哲学史都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的简单化、粗暴化的做法，比较客观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形态、基本概念和范畴，这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按“人头”排列写哲学史、讲哲学史的问题；又比如把哲学史的内容分成几大块：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哲学史研究在新世纪的新的生长点是什么？有的代表提出来，新的生长点可能是庄子哲学，就是要从庄子哲学来突破。为什么呢？庄子哲学讨论了一个“我”的问题，也讨论了一个“物”的问题，还讨论了一个“道”的问题。庄子的“以物观之”，就是“唯我独尊”，以道观之，就是彼此彼此，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境界也很高。代表们还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存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理想人格的确立的问题。
关于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问题，代表们的讨论可以归纳为十一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现在已经与经学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认为经学就是史学，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实现了经学与史学结合的趋势，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姜广辉先生，正在从思想史方面进行经学的研究，他原来计划出两本书，现在将要出四本；浙江大学的束景南先生在做一套关于哲学与经学方面的著作；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也在分段做研究，如清代、元代、宋代的经学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的蔡方鹿教授，正在研究朱子的经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海方面的学者也正在酝酿出一本经学大辞典。第二个方面，上海的学术界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从学术思潮方面着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周山先生主持的课题认为中国哲学史有八大主要的学术思潮，所以准备出八卷本的著作。他们认为对于中国学术思潮史上的相争与相容，得与失，兴与衰的问题，都要给予一个澄清。同时，沈阳师范大学的王思义教授已经在学术思潮这个方面作了一些探索。第三个方面是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上，也有了好的进展，如南开大学的刘文英教授关于梦的释义的问题，已经跟弗洛伊德的梦的释义有所比较，而且显示出了中国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特点。有关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研究正在进行。第四个方面就是有些代表希望今后的中国哲学史的探讨要加强对原始文本的解读。如果研究者不把原著读懂，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问题。如《周易》的研究，现在流行的《周易》的本子有些问题，《周易》是包括《经》和《传》呢？还是《传》跟《经》是各自独立的？有人引《易经》说，结果引的是《传》上的东西，连经和传都没有分清楚，这就是没有弄懂原著的问题。所以，如果原著都没有弄懂，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就会出很多问题。杨泽波教授认为还要加强中国哲学史的动态研究，哲学史的动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迭宕起伏，川流不息。如果把这八个字体现进去的话，哲学史一定是生动活泼的。第五个方面是已经开始了从价值哲学方面去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在贵州已经有学者在写这方面的著作。有的代表还讲到哲学史研究的普世化问题。所谓“普世化”就是中国哲学要跟世界哲学接轨，中国的价值观念和西方的哲学观念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中国哲学也能够解决一些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仁爱”的问题，“和”的问题等等。有的代表还谈到道德观上的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怎么样去区别、怎么样去把握的问题。第六个方面是从地方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去研究。在这方面，许多省有了新气象，如浙江的学者进行的阳明学研究，贵州的学者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江西的学者对江右思想家的研究，还有对三晋流派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研究，等等。这就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第七个方面，目前的学术界出现了两种“三新”的研究：一个“三新”就是用新材料、新观点、新视野对以往的哲学家进行研究，比如对郭店楚简的研究等；另一个“三新”就是对儒家、道家、释家之间思想的相互渗透的研究，如李申教授关于“三教”的研究。第八个方面，有代表认为，应该把以前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人物思想的研究与其内在的精神发掘相结合，要把“人头研究”和思想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第九个方面，有的代表提出，以前对心性方面的研究过于忽视，往往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提问题，这不利于哲学史研究的深入。第十个方面，有代表提出，要对儒家思想的异化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就是一个异化的过程，从这个方面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角度。第十一个方面，代表们希望出一本适应性与实用性都比较强的、反映新时期学术研究新成果的一部40万字左右的《中国哲学简史》的书，作为大学的教材。
三、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如何深化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 中山大学的李宗桂教授综述了许多代表们的看法。他说：许多代表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要深化，要拓展新的局面，要开创未来，首先要有问题意识，不管是要与西方对话也好，要与国际接轨也好，要重新诠释中国哲学也好，要创建中国经典解释学也好，等等，都要增强问题意识，用问题来统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文本研究转到对问题的研究。其次，要增强化较意识。比较意识也是问题意识中的一种，是问题意识的具体化。要作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传统哲学中不同学派的比较、中西比较、中日比较，等等。要加强对民间思想的研究、对地方哲学思想的探讨，以深化与拓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要加强对“三教”文化的研究，如深化儒教问题的研究。要加强对中国哲学的范型研究，搞清楚中国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型，不能用西方哲学的范型来剪裁中国哲学。这就需要跨学科的整合与研究，比如中国哲学与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与科学的研究等等。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进行一些边缘学科的研究，要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对象、范围。许多代表还呼吁要大力加强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建设，要加强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的研究，要加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代表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长期运用的主要方法是：经典的解读及理论的分析。这一沿习的方法无疑是重要的，卓有成效的，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主流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就是唯一的、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或缺陷的。所以，必须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如“思想考古”的方法予以补充。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史料语焉不详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辩。还有的代表提出，要加强版本意识和资料意识。要看到思想家尤其是当代的思想家的文本在编撰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有许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化。如果研究者没有一个版本的意识，没有各种版本之间的比较分析，那就搞不好研究。此外，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也有困难，国内翻译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往往存在着版本不一样，翻译的也不同，这样理解上必然就会有差异，学者之间、中西之间又如何对话？所以，应该由国家组织力量，做出一个规范的、权威的、国内外能够公认的本子作为研究的基础。有的学者还提出，要重新诠释中国哲学，创建中国经典解释学；要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智慧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哲学；要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观念，建立现代中国的生态哲学和养生哲学，等等。
在研讨会期间，由方克立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会，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志明先生受学会的委托向理事们汇报了学会的工作，与会的理事们就如何推进学会的工作、办好《中国哲学史》杂志，以及如何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发扬孔夫子“吾与点也”之仁者精神，体验“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饶有兴味地参观了井冈山雄奇峻险的自然风光。会议获得了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