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近年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2-0009-08
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如今的研究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进入“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与研究的新动向
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视野开阔。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做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另一方面，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的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近年来研究的新动向有以下几端：
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
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梁满仓②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③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应用情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比较，意在揭示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概括出冕服使用中显现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④关于《周礼》在中古的命运，作者概括为“古礼复兴运动”。⑤楼劲则对北魏道武帝开国时期的各种制度建设进行了细密的考察，亦强调了《周礼》的深刻影响。⑥此外，郭善兵近年亦专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庙祭祀，发表不少论文。⑦我对此间的礼乐教化问题也做过一番粗略的梳理。⑧
魏晋南北朝文献显示玄学、佛教与道教在思想领域唱主角，儒教则处于“沦歇”状态，今人亦多相信这一印象，因而以往注意这一时期的儒家与儒教者少，上述关于礼制研究揭示出另一番景象。尽管经学受到强烈冲击，但依然占据统治思想的核心，且顽强地发展，以《周礼》为中心的礼教脱颖而出，并对后世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祝总斌、严耀中与何德章的研究亦值得重视。⑨这些研究将使我们对时代思想氛围的认识更为全面、平衡。同时，礼学开始受到重视，亦是研究开始突破现代学科分类，深入传统学术堂奥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传世文献的记述既揭示了不少现象，但常常也掩盖了不少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特别是要将具体的“表达”置入恰当的语境中加以把握，否则就会产生曲解。
2.法制史
2001年以来楼劲对北朝法律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如北魏后期令班行的具体情况、北魏时期科、格与式的含义及在中国法制史的地位，论证北齐麟趾格是刑法典等。⑩
韩树峰除了研究汉代的刑罚外，对魏晋时期律令形式变化，如《刑名律》、《名例律》的出现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魏律不仅实现了内容上的儒家化，形式上也在名理学与玄学的影响下确立了新体例，从而也规定了后代律令体例的发展方向。(11)
叶炜多年研究中古法律史，2001年发表过关于北周“大律”的研究，(12)最近撰文分析了魏晋至宋代律学兴衰的原因，认为律学的消亡并非“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基本法律素养的结果。(13)
汉唐法制史因新资料的发现整理而成为热点，或即将成为热点，(14)居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法制史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2002年甘肃玉门市花海乡十六国前后凉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晋律注残本，有标题的是《诸侯律注第廿》，约存5000字，(15)释文整理发表后亦会带动法律史的研究。
3.官制史
阎步克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的研究，提炼出“品位”与“职位”视角来分析整个帝国官阶制度的演变，对青年学者产生相当影响。近来不少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都采纳了这一视角并予以扩展，如叶炜、张小稳、顾江龙的研究。(16)阎步克最近提出超越“分期论”与“变革论”，认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与“连续性”、中华帝国“常态”与“变态”，(17)值得重视。
罗新近年来致力于对汉魏以来北方部族名号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18)其研究的特点是较为充分地吸收了近代以来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尤其是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利用内亚出土的碑文与汉语文献，通过对名号语源、在不同部族中相应称呼的挖掘及其含义的考订，归纳出部族名号分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与演变规律。他提出了“名号分化—官号与官称”的发展脉络，(19)具体涉及匈奴的单于号、北魏的“直勤”、
哒的敕勤、突厥的特勤、拓跋鲜卑的得名，柔然、突厥、铁勒与契丹的可汗号乃至唐以后的皇帝尊号等等，试图由此探寻北方部族称号与官职制度名号发生与发展线索，并基于此重新认识北方部族政治体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汉族政权的影响(如皇帝尊号的出现)。关于拓跋鲜卑得名的研究中还将部族名号的取得与固定化同部族组织发展变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本人的identity(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具体到鲜卑诸部，得名多在魏晋时期，此时可能是鲜卑诸部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20)这些研究带给我们许多重要启发。
此外，关于幕府、霸府、军府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有张军、林校生与陶贤都、方建春的研究。(21)以往对这类存在时间不长的机构关注甚少，这些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4.区域史
最近读到一组关于汉唐时期西安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文章，(22)其中涉及唐代长安寺观对环境的影响、唐以前泾渭清浊变动与西安周边森林覆盖变迁的关系比较现代与汉代长安动植物物种的变化等研究，都扩展并细化了区域环境史的研究，留下较深的印象。
5.新资料——三国吴简、新出吐鲁番文书与入华粟特人墓葬
(1)走马楼三国吴简。2007年初《竹简贰》出版，2008年初《竹简叁》出版，《竹简肆》的部分新资料已有披露。(23)吴简的整理工作进展很快，预计在一两年内可以完成，一共将刊布76 000余简，分11卷，出版工作大约在2011年前后完成。随着吴简的不断出版，会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吴简研究。
2006年9月出版了《吴简研究》第2辑，内容涉及吴简的诸多问题。此后，蒋福亚对吴简所见奴婢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资产不多(訾五十)者与师佐亦有蓄奴者，并推测官奴婢从事生产。(24)官奴婢从事生产，目前见到的资料有限，难以确定。他还研究了吴简中的“客”、“食客”和“常限客”之类的地主依附民，至迟在嘉禾六年就已载入户籍。由吏统率的“吏帅客”是官府依附民的新名称，至迟在黄武七年就已出现，这是封建政府和地主争夺劳动人手的结果。(25)高敏与李均明分别讨论了吴简所见的商品生产与地僦钱问题，胡平生则对《竹简壹》地名、人名释读错误做了校订。(26)李均明、王昕对《竹简壹》的释文做了校订。(27)武汉大学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亦刊发两篇吴简论文，魏斌的孙吴贷食简的研究涉及册书的复原、诸仓的关系、贷食者身份、贷食数量、利息与贷米目的。他另有《走马楼吴简中的“臧米”问题》待刊，另一篇是我的关于里、丘关系的研究。(28)
2007年于振波出版了《走马楼吴简续探》，(29)主要围绕“户”展开，涉及户人、户的结构、女子婚龄、户品、户下奴婢、户籍简的“算”与“事”的含义、“老”的含义以及师佐籍。高敏最新的论文讨论了吴简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30)主要是利用吴简补充其过去对孙吴屯田的研究，但做的比较匆忙。
黎虎从不同角度利用吴简探讨了魏晋南北朝的吏户问题，提出“吏民”即是编户齐民，否定了传统的吏、民分籍的观点，(31)需要认真倾听。
2006年吴简中“户调”问题是个热点。高敏、杨际平、张容强与于振波分别发表论文，涉及口钱、算钱、户等划分、人丁“丁中老小”的划分、调的性质、户籍文书的内容等。(32)杨际平从汉代财政中的“调”分析起，认为吴简中的调布是官府出钱购买的，属于财政调度，与户品无关，亦不是常税项目，是一种新见。
此外，2006年10月～2007年1月每周三上午，在罗新主持下北京地区的学者与研究生对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进行了研读，对释文进行了校订，校订稿即将在《简帛研究2006》中刊发。2007年9月～2008年1月在北京大学中古中心围绕《竹简贰》进行研读，2008年3月～6月每隔两周的星期三下午在北大中古中心研读《竹简叁》，同时谈论与会者提交的吴简研究论文。
(2)新出吐鲁番文书。1997年，特别是2004年～2005年出土的，已经整理完毕，2008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一些高昌郡、阚氏与麴氏高昌国时期的文书、墓室壁画、墓表等。《文物》2007年第2期有概述及论文，《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亦有一组论文，可参。
(3)1999年太原发现虞弘墓，2000年～2004年先后在西安发现三座粟特人墓葬，时间为北周或隋代，出土了墓志、围屏石榻(或石椁)，推动粟特研究走向高潮。近来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发表论文颇多，出版《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专号，《文史》2005年第4期“中外关系与西北史地”专栏亦有两文讨论粟特人。因石榻雕有图像，研究中艺术史方法受到空前重视，这或许将成为促进中古艺术史研究的契机。
此外，随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与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开展，魏晋南北朝最基本的资料11部正史，亦着手根据点校本出版后30多年的文献研究与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做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诸史的整理工作正陆续展开。
6.经济史的消沉
最近十年来一个重要现象是经济史逐渐受到冷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2005年只有8篇，其他领域则有数十篇，(33)2006年全年300余篇论文中，吴简以外涉及经济的不过十多篇，(34)2007年只见到2篇，(35)有关著作亦不多。这一趋势值得深思，不能将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人们持续的生产活动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对其产品的收集、分配则是维持社会组织(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持久存在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始终应在历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
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理论与史料关系问题：是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过去几十年强调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这是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在大到整个中国历史，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那么重要？如胡如雷先生所指出的，史籍“编纂者注意的中心是税收方面的问题，对生产关系并未加以重视，所以这类记载的缺陷是：‘国计’多于‘民生’，财政多于经济”，(36)这种偏重是否表达了帝国时期统治者长期秉持的观念？历史上中国人对土地的观念与法律规定是否可以用源于罗马法的那种土地所有权、国有、私有制之类的概念来概括、解释？回答如果是否定的，人与土地存在何种关系？我曾经在古代人名使用的脉络中讨论了汉代“名田宅”制度的含义，认为近似于今天的“责任田”，后代尽管已经不再用“名”田宅或“名有”，但性质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吴简中的“田”类型或性质(也可称为“名”)与交纳物的额度有直接关联，而与耕作者身份联系不密切，似亦是此传统的延伸。此外，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如汉代铁农具与牛耕的推广、代田法的出现、唐代曲辕犁的出现的作用体现在哪些层面？(37)与朝廷赋税征收制度的变化有无联系，有何种联系？亦需要更细致的、更有说服力的研究。
其实，经济史如果能意识到理论上的困境，能够搁置先入为主的定见，提出恰当的问题，仔细梳理旧资料，结合新资料，会有新的突破。最近十多年来明清经济史，包括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研究有不少重要进展，(38)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古时期的土地关系，三国吴简的发现提供了重返这一领域的条件。新出吐鲁番文书发现“前秦建元二十年三月籍”(39)残片，亦会推动户籍研究。
二、面临的困境
目前的现状是大师云集、资料有限，成果丰富而新的题目、新的方向难寻。最需要的是学术史的回顾，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范式”问题，有助于我们清理已有的研究。需要归纳过去研究的范式，范式的有效性、局限与盲点，乃至范式所立基的认识前提中存在的问题。近代中国史学是在西方殖民压力下发展起来的，许多迄今影响至深的论断是在时局压力下仓促间达成或接受的。同时，不少自传教士时代形成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亦对今天的历史观有深刻的影响，这些观念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塑造或正在塑造着我们的历史观，魏晋南北朝研究作为中国史的一个分支，同样无法脱离上述两因素的影响。
此外，作为一个积累了近百年研究成果的领域，亦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认真检讨。关注的问题核心有哪些？从什么角度进入？背后的理论根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属于历史上的哪类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值得研究？利用哪些资料？如何看待并使用资料？例如，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问题，涉及的是王朝统治者源于特定地域的人所形成的“核心集团”问题，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很多，西汉的“丰沛集团”、曹操的“谯沛集团”、“颍川集团”、孙权的“淮泗集团”等等，历代统治核心集团构成的特点、构成原则、前后有无变化、地域性的发展与转变、地域性背后所显示的同乡、从龙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在帝国体制中的作用等等。
反思自身研究的同时亦要眼观六路，广泛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借助他人的眼睛来帮助认识自我。他人，不仅是国外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这同样需要在学术史的脉络上去认识，以期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最近读到一些日本同行的研究，很有启发，如渡边信一郎(40)与渡边义浩。
另一方面，学理上追求之外，还需要关注生活、观察生活，从中获得感悟与启发。在反思、体验与参酌中提炼出更多、更有意义的问题与思路。历史学是一种认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对过去的理解，它既欣赏个性又追求共识。学者的提问多数针对的是史学内部各分支内的具体问题，如果不断追问这些提问，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史家对其生活的时代的提问。(41)当下生活是过去的延续，参悟生活，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可以挖掘出活生生的有意义的问题。
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与思路应是萌发于中国历史实际，而不是简单地借自外国的理论。许多外国史学的新进展在他们的学术史脉络中是合逻辑的，是应和时代要求演进的，对中国而言未必如此。未经认真思考地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学术生态不同，面临的问题有别，表面上轰动一时、炫人耳目，实际对于深化中国史学未必能起到多少积极作用。
同时，现存的史料并非已开发殆尽，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此时往往需要跨越既有的学科疆界，如六朝小说的利用、魏晋南北朝医书的研究等等。小说与医书并非仅仅是文学史与医学史的研究对象，从事其他问题研究的学者同样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资料。
不过，无论哪类新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史料妥帖的理解与分析上，不能忽视训诂治史，更应避免望文生义。试举一例，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中大量出现“佃田”的记载，很多学者不加思考就将“佃田”与租佃、租种国有土地联系起来，这种对应是否可靠呢？如果看看文献与旧注、字书中的对“佃”的解释，仔细分析出现“佃”的段落的语境与时代背景，再读读吐鲁番文书中的“佃人”与“自佃”文书，就不会贸然做出此种联系了。(42)
三、可能的领域
1.空间问题
过去的研究相对集中在朝廷：朝廷的制度、朝廷中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等，有必要将目光扩展到朝廷以外的地域，开展地域史的研究。诸如个别地域的专题研究，地域与朝廷关系的研究，地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常常关注区域，不过，似乎对区域中人的活动关注不够，这里所说的更多的侧重在区域内的人的各种活动，外人对区域的想象，历史上的区域如何形成等等。
涉及如何划分地域？已有的做法至少有五种：(1)行政区划(古代的，如并州、梁、益地区、青齐地区等；现代的，如山西、安徽的移民)，突出了政权行政设置的重要性。(2)古人的概括的文化区(《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与《隋书·地理志》的划分、扬雄《方言》中的方言区、汝颖多名士、三吴)，突出的是当时人的主观感受。(3)自然地理区划(太湖流域、长江中游、下游、汉水流域、宁绍平原)。(4)自然区划上形成的市场体系(江南经济区)。(5)聚落形态(城市——长安、洛阳、建康、平城；乡村)。各种划分有各自的前提与假定，突出了某些特点又掩盖了另一些特点。
新资料亦提供了新的可能。长沙地区简牍的大量发现，预示了一个十分有潜力的领域。出土的简牍从西汉前期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时间跨度达四五百年，地点集中，结合考古、文献资料，揭示一个边陲郡县的发展历程，亦有助于从内地一般郡县的角度——有别于西北边地的带有军事化色彩的郡县，认识初期帝国的形态。
我自己感觉，中国史家一贯重视时代变化，讲求“通古今之变”，有很强的时间感，但对空间问题，区域多样性、不同地域如何经过分裂，整合到帝国内关注不够。19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对于区域研究的提倡(施坚雅W.Skinner)，19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对地域社会的持续关注(森正夫等)，(43)台湾学者王德权的梳理与提问，(44)都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2.精神世界
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是制度与行为，即使研究精神世界，也主要集中在思想家的思想，忽视对一般思想的关注。这亦与我们的史观有直接的联系：目的论的历史观，有意、无意地认定人都是在外在规律(趋势、方向、潮流等等均是规律的同义词)的作用下，向着某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古人成了某种规律驱动下的玩偶，否定了当事人的能动性，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言之亦否定历史上人们的观念与其行为间的关联，其结果是使得研究更多地偏重于行为，忽视了对精英思想以外的思想世界的关注。需要为历史的主体“安上”头脑。
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好转，对佛道信仰、术数方技的研究均有长足发展，但远远不够。还应包括想象世界、人的自我认识等等，如南人对北方异族的想象，时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想象以及在佛教影响下的发展变化，对动植物的分类，(45)对人体的认识(医疗、疾病，如陈明、景蜀慧、陈昊的研究)，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的时空观念，甚至包括语言中所体现的深层观念等等。这一时期是近代以前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碰撞时期，可以从类似问题的研究中观察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影响的程度与范围，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中那些难以动摇的成分。
此外，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亦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存留至今的各种资料，无论是各种文献还是考古，抑或图像资料，都包含了资料制作者的主观想法。有些是有意的，如史书，有些是无意的，如文书档案。亦需要将这种主观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文献而言，各种文体的特点(叙事模式、叙事策略)以及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某个时代的作者共有的思维模式，均值得探讨，同时，研究方法也需要更新。
3.考古资料的运用
指的主要不是考古发掘提供的文字资料，如简牍、文书、墓志，而是出土物没有发现文字资料的各类考古报告，如墓葬、聚落遗址(城址)、宗教遗迹(石窟、寺院)等。如何通过阅读、分析，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不同类型墓葬的分布与地域传统的关系、墓葬中流行的随葬品组合背后的观念史之类，推进相关时代一般历史的研究，是个挑战。中国重视文字的传统深厚，历史学家对于考古资料的利用相当不充分，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如艺术史)，是个很大的缺陷。
4.帝国形态
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出现与帝制的覆灭，一夜之间似乎便与帝制一刀两断，以全新的姿态迈进了共和时代，使得对历史上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陷入低谷，加之8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兴起更是以政治史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吸引了众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目光。实际上对于帝制时期的国家形态、运作逻辑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46)需要在既有的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的思路之外从新的角度加以研究。目前我主要是关注统治的日常运作，具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围绕朝廷展开，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与制度之外的统治的常态运行，包括皇帝与大臣的分工，律令与诏书的关系，一些具体机构，如汉代的传舍的作用等，二是以长沙吴简为中心揭示县级官府的运作机制。希望综合两者而对认识早期帝国有所推进。
注释：
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期。
③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
④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第2期。作者的相关研究还有《〈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文史》2005年第4期；《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⑤阎步克：《〈周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2006年第4期。
⑥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载《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147页。
⑦如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概述》，《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4期；《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褅袷祭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他的博士论文是《汉唐皇帝宗庙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
⑧侯旭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载《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53-469页。
⑨祝总斌：《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文史》2006年第1期；严耀中：《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辩证》，《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何德章：《“关陇文化本位”与“南朝文化北传”——关于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载《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8页。
⑩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1-155页；《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载《文史》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1-337页。
(11)韩树峰：《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叶炜：《北周〈大律〉新探》，载《文史》第5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3)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14)预计即将出版的《唐研究》第14卷就是围绕《天圣令》的研究而编辑的，即是一例。
(15)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载《简帛研究2002-200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325页。
(16)叶炜：《级别、类型与品位、职位——论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中的品位、职位因素》，《国学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56页；张小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
(17)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大学报》2006年第2期。
(18)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296页；《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73页；《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辑(总第8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3-97页。
(19)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0)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1)张军：《两晋时期公府与军府之机构设置及层级——以志书中的记载为中心的考察》，《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曹操霸府的制度渊源于军事参谋机构考论——兼论汉末公府的“幕府化”》，《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军还出版了《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一书，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林校生：《西晋末司马睿府佐吏考略》，《宁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司马睿幕府之构成特征简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陶贤都：《霸府与南朝王朝更替》，《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方建春：《论魏晋南北时期的幕府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2)《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
(23)李均明、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四]内容解析八则》，载《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2-195页。
(24)蒋福亚：《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杂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5)蒋福亚：《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6)高敏《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看孙权时期的商品经济状况》、李均明《走马楼吴简“地僦钱”考》，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竹简壹〉地名、人名释文校正》，均收入《简帛研究2004》，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7)李均明、王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释文校记(一)》，载《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5-181页。
(28)魏斌：《走马楼所出孙吴贷食简初探》、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2006年，第27-57、14-26页。
(29)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30)高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1)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吏户”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论“吏民”即编户齐民》，《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96页；《论“吏民”的社会属性》，《文史哲》2007年第2期；《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2)高敏：《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吴简中所见“丁中老小”之制》，《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于振波：《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杨际平：《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张荣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3)陈奕玲、朱小琴：《2005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9期。
(34)陈奕玲：《2006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8期。
(35)刘华、王亚杰：《魏晋官营牧场分布的历史及其影响》，《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张丽：《论北魏均田制的性质》，《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3期；统计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1-4期。
(36)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页。
(37)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摶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载《新史学》第14卷第1期(2003年3月)，第171-172、194页。
(38)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39)编号2006TSYIM4：5，参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6-180页。
(40)关于渡边信一郎研究的介绍与分析，参见王德权《东京与京都之外——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小史学》第17卷第1期(2006年3月)，第143-200页。他的论文选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值得期待。
(41)总体上看，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史学研究也是国情研究的一部分。它告诉人们，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如何从远古一天天走过来的，过去留给今天什么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后者包括制度、行为方式与习惯、观念等，是活生生的，同时也是不易把握的，更值得用心研究。这些遗产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另一角度看，又应如何在这些活生生的遗产的基础上以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建设适合新形势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精神文明？需要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携手共同面对。费孝通反复强调“文化自觉”，回顾过去，人类的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人类反思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人类自我控制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史学在这方面应起到重要作用。
(42)侯旭东：《走马楼竹简的限米与田亩记录——从“田”的类型与纳“米”类型的关系说起》，《吴简研究》第2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第164页。
(43)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9-524页。
(44)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史学》第14卷第1期(2003年3月)，第186-199页。
(45)余欣：《“附子”考——从一类药物看东西物质文化交流》，《文史》2005年第3期。余欣尽管主要是从中外交流角度立论，实际已触及文化心理层面。
(46)日本学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参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收入前引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3-362页。具体研究如早期西嶋定生、尾形勇，近年如渡边信一郎、金子修一与妹尾达彦等的研究。
标签：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汉朝论文; 中国史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周礼论文; 文史论文; 吴简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