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企业经营管理论文,哲学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2689（2000）50—0064—03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竞争已不仅仅表现为产品、资金的竞争，更表现为人的竞争，企业形象的竞争。而企业具备什么样的经营者，在大众中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与其所具有的经营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企业理念的核心就是企业文化。中外企业的经营实践告诉我们，儒家哲学乃是企业经营成功秘诀之一。那么儒家哲学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是什么呢？
一、儒家倡导的“以人为贵”的思想，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核心。
儒家哲学带有鲜明的“人学”色彩，不论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孔子，还是震聋发聩地提出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的荀子，无不把人视为世界万物中的重中之重，充分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儒家哲学被封建正统派一再地“修正”，渐渐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沦为维护封建极权统治的御用工具，但其人本精神的实质仍没有消失殆尽，甚至被一些有作为的帝王所承继。如在诸雄的夹缝里求生存的刘备，就深刻领略到：“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三国演义》）；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体会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的儒家真谛，靠着他由此得来的高明的驭人之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贞观之治”。近年来，儒家哲学的运用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在现代经营管理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它的“以人为贵”的哲学命题，日益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全新的经营理念，即“以人为本”。
众所周知，在管理思想上，首倡“以人为本”的，是深谙儒家哲学的日本企业界。
儒家尊重人，重视人的主体地位。这在《论语》中曾有记载，一次孔子退朝回家，闻听马厩失火，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这是典型的重人轻物的价值取向。在日本企业家们看来，应把尊重人的价值，放在管理的首要地位。日本企业家、具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松下幸之助说：“企业能否成功，能否对社会做出贡献，又使企业本身昌盛地发展下去，其关键在于人。”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
夫说，企业成功的诀窍是人，“人是一切秘诀的最根本出发点”。正是对人的重视，使日本企业增强了竞争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实，西方的管理界也经历了“以物为中心”管理到“以人为中心”管理的转变。因而才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名言：“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夺去，但只要保留我的组织、人员，4年之后， 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
儒家宣扬“仁爱”精神，重内在激励。这也给许多企业家以启示。“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在中国历史上，“仁者爱人”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种处世方式，更是一种统治人心的“法术”。尤其是孟子在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加以进一步发扬，提出“仁政”的主张。他说：“不以仁政，不得乎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并认为：“仁者无敌”，“应该施仁政于民”。我们都知道，20世纪初，西方管理界盛行“泰勒制”，这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但也使劳动成为了人们的巨大负担，尤其是“金钱+皮鞭”式的管理模式，使工人们更是不堪忍受，怨声载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之白领阶层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泰勒制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于是一种基于儒家仁爱思想的人情管理应运而生。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象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关心职工、爱护职工，还在企业中营造着“家”的氛围，使职工有一种归属感。有的企业为职工搞生日晚会，从而缩小了管理者与职工的距离，使职工产生了自觉地为企业效力的动力。台湾的一些企业家更将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发挥到极致，提出了“爱的管理”和“自主管理”。不能否认这场管理思想变革的实质，是由孔子的“仁爱”精神、孟子的“仁政”思想之影响的体现。
二、儒家提倡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企业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义利之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二者似乎水火不相容的。过去一谈到儒家的伦理观，就认为是去“利”而尚“义”的。其实，提出“君子喻于义”的孔子也并非一概反对对个人私欲的追求，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他还大胆地承认：“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过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命题。“义以为上”就是重义轻利之意。在他看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能违背“以义取利”的原则。
儒家所提倡的义利观，如果单从表面看，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主张是相异的。他们主张“合理利己主义”，指出人都是自利的，但这种自利不是坏事，因为“由于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亚当·斯密《国富论》）由此看来，西方学者更看重“利”对经济发展的趋动效果。这一点却是儒家学者们没有看到的。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的盲目性，以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人们应该如何获利。对此儒家的“义以为上”的思想不失为一剂济世良方。
儒家“义以为上”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命题，即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也包括价值判断上的“先义后利”和“以义克利”。“见利思义”也叫“见得思义”，这是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的。在孔子看来，人在判断事物和行为准则上应以“义”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如果“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见利思义”思想的价值在于，它并不排斥利，而是要求人们在追求“利”的时候，必须以“义”作为取舍标准。这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也是相吻合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企业才能理直气壮地赚到大钱。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在谈到吉田公司成功的“秘诀”时，就提及他是依据儒家的“见利思义”思想创立了所谓“利润三分法”。他说：“我一贯主张办企业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3个部分：1／3 是把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大众，1／3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1／3用在自己的工厂。”他坚信：“为别人的利益着想，才能将利益回归自己。”正是由于坚持了利益分享的原则，以“义”带动了“利”，才使吉田公司成为年销售量25亿元的国际知名企业。
“先义后利”，是孟子针对“先利后义”可能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后果而提出的。从现代企业经营需要出发，将“先义后利”运用于当代企业管理，要求企业家应树立支付意识，即以付出某种经营代价来换取企业效益的一种新观念和行动。从投入产出规律看，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现代企业家只有善于吸取儒家的“先义后利”的智慧，站在战略的高度，以“支付意识”管理企业，才能使企业获得长远的根本利益。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就善用儒家的“先义后利”的经营思想。1984年他们无偿赠送北京一条价值为140 万美元的年产量为7000吨的易拉罐装自动化生产线，专供中国涉外企业和高档酒店使用。当它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又先后在广州、天津、南京、杭州等地建立了13个可口可乐瓶装厂，现已获取800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企业太缺少这种眼光了，过于急功近利。
“以义克利”是荀子在《成相》篇中对儒家义利观的概括。在儒家看来，义与利既有相统一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方面。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儒家主张牺牲“利”而保存“义”，因而有了孟子的“杀身成仁”之说。荀子则更强调以“义”来约束“利”的膨胀，不可使“利”发展到极端，否则是难以真正赢利的。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经营者必须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根据“以义克利”的原则，善于在“公益化经营”中为企业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作为一种企业的经营理念却使经营管理者们受益不浅。
三、儒家倡导“以和为贵”的精神是企业协调内部及外部各种关系的法宝。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断拼搏。但靠什么来立足于市场？单凭勇气和雄厚的资本（或许再加上一点运气）就能叱咤商场？回答应是否定的。因为在竞争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人的智慧。谁能赢得人心，协调好内部及外部人际关系谁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现代企业经营活动中如何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儒家哲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儒家哲学最看重一个“和”字，反复挖掘它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并将其作为统治管理之道来推行。孔子就极力崇尚“和”，公开倡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后来孟子和荀子都在“和”的基础上，将这一哲学命题演化为具体的经营管理思想。孟子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认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从此“人和”，就成为走向成功之路的创业指南，它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比如，诸葛亮在著名的“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大势，提出“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三国演义》第38回）的战略谋划，使刘备集团在争天下时抢得先手，终成“鼎足之势”。
这种“和为贵”的哲学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的形成。“和”所倡导的是化解人际间的矛盾，铲除隔阂，使人与人之间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以至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理想境地。如今企业管理也很看重人际关系，把人际谐和当成提高工作效能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香港山达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林顺忠就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做人处事和管理员工方面，都是以和为贵。”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他将“无讼”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要实现这种理想，就必须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分歧，用“人和”取代无休无止的诉讼。日本有些企业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尽可能采取不诉诸法律的办法，即协商解决双方的纠纷，使双方达到谅解。在日本的一些工厂的车间里，随处可见“和为贵”之类的标语，强调“人和”，改善人际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哲学所倡导的“和”，是不同于“苟合”的，即不讲原则的调和矛盾，保持所谓的一团和气。孔子非常厌恶那种不讲是非、道义的“好好先生”，将“乡原”斥之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那么，儒家哲学中的“和”的本义又是什么呢？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作了明确说明。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和”与“同”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哲学概念。“和”是指在承认矛盾、肯定差异上的和谐，“同”是指否定矛盾、抹杀差异的“同”。前者是追求对立面的协调、统一，不回避矛盾，想方设法去解决矛盾；后者却是混淆是非，无原则的调和，甚至同流合污。这对协调企业结构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及确立“内和外争”的经营理念，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西方文化的主旨是“贵争”的，把人和人之间的竞争视为“战争状态”。这反映到企业经营活动中，势必就造成一个充满争斗色彩的氛围。它们不仅表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外部竞争，也体现于组织内部的竞争。竞争当然并非坏事，但过于夸大其作用，就会导致水火不相容的恶性竞争局面。在这点上，深受儒家哲学浸淫的东方企业家，就恰到好处地将“和”的思想引入到企业的竞争中去。他们主张群体的竞争应是“争”中有“和”，“和”中有“争”。这恐怕也与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有某种渊源关系吧。
由此可见，企业之间只要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也可以“以和为贵”，求得共同发展的生存空间。当然，企业内部更应求大同存小异，精诚团结，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从而形成一股合力去与竞争对手展开面对面的较量。已故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说：“事业的成功，首先在人和”。这恐怕是所有现代企业家都应铭记在心的。
综上所述，儒家哲学对建构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以人为贵”的思想，帮助企业建立起具有“人体”色彩的管理体制；“以义为上”的价值观，给企业的合理经营提供了一面镜子；而“以和为贵”的精神，为企业协调内部和外部关系找到立足点。虽然我们不能把儒家哲学的影响力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应本着“扬弃”的态度，将其“合理内核”移植到企业经营管理上，开辟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