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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2)01-0077-05
辽朝自神册三年（918年）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营建皇都，迄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止，上、东、南、中、西五京悉备。尽管由于契丹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深刻渗透到辽朝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多少淡化了五京作为全国或局部地区政治中心的色彩，但就五京城市功能概括而论，首先仍然突出表现在政治控制上，这与古代其它历史时期的城市功能相比，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以往研究已多有论及。本文着重从军事、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进行讨论。
一、五京城市的军事功能
《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说：“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领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辽朝所处的历史环境为我们了解和讨论辽朝统治者兴建五京的动机、考察五京城市军事功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
（一）上京 首先，从上京城的形制看，据《辽史·地理志一》记载：上京城墙周长27里（应为17里），北城为皇城，城墙“高三丈，有楼橹”。从现存遗迹可见，城墙是夯土版筑而成，主墙基宽约15米，残高在6～9米之间。楼橹，即马面，因皇城南墙即汉城的北墙，大部被河水冲毁，所以，见于皇城的东、北、西三面城墙上有马面遗迹45处，马面间距约110米，正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皇城有4门，从现存东、北、西三门遗迹来看，均筑有突出于城墙外的瓮城。
其次，在辽朝建立初年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上京承担着大本营和战略后方的重要作用。太祖、太宗时期，辽朝大军除了在华北地区与后唐、后晋展开激烈争夺外，还东灭湖渤海，西击回鹘，征服突厥、党项、乌古等部族。辽朝在如此广阔的空间进行如此频繁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稳固的战略后方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而位于草原深处的上京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这些军事行动的中心，具有理想的战略后方的区位优势。
第三，在整个辽朝统治时期，上京是控制北方、包括东北和西北各部族，加强北部边防的战略后方和军事协调中心。见于《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所列的军事统帅机构中，控制奚族的有上京路诸司，控制生女真等东北各部族的有长春路、东北路诸司，控制阻卜等部族的有西北路诸司等。太宗时在征服蒙古高原东部的敌烈部后，设立乌古敌烈统军司，成为辽朝控扼乌古、敌烈两大部族，镇守北部边防的军事统帅机构。
（二）东京 据《辽史·地理志二》的记载，东京城墙“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应为20里）”，有8个城门。宫城位于东北隅，方形，周长8里，城墙高3丈，有马面，四角有楼。东京城的防御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辽朝统治者设立东京并把东丹国的首府迁到这里的军事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天显三年（928年），耶律羽之上表辽太宗说：“（渤海）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乘其微弱，徒还其民，万世长策也。”（注：《辽史·耶律羽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同）。）辽朝统治者通过迁徙渤海遗民的办法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进而淡化乃至平息他们国破家亡的仇恨，巩固渤海故地统治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东京还承担着在军事上控制辽朝东方局势的任务，在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高丽。在《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记载了以控扼高丽为主要任务的东京兵马都部署司等军事指挥机构。在后来辽朝对高丽的战争中，东京都是辽朝军队的出发地，而且多以东京留守担任军队的统帅。
（三）南京 即唐朝幽州城。《辽史·地理志四》记载：南京城“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敌楼，即可以登高望故的城楼，战橹，即马面。《三朝北盟会编》卷11记载，南京城外有护城河，各城门设有吊桥。路振《乘轺录》说南京城东南门为水窗门，水窗即置于城墙底部，既能任水流过又可以防止有人暗中出入城的铁栅。因南京城已大部毁没，各城门是否有瓮城不得而知。
南京城的前身幽州城，是唐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的军事据点，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河北最著名的雄藩大镇之一，也是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石敬瑭把幽州献给辽朝，对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原政权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关系以及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就辽朝与中原诸政权的关系来说，中原政权在军事上向来甚为倚重的沿长城、燕北一线的屏蔽作用完全消失，漫长的北部边防门户洞开，而辽朝则反客为主，动辄兴师南进，南京则成了对中原军事行动的桥头堡。
在《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下有专门为备御北宋而设立的各级军事指挥机构，与其它诸京所设统军司、都部署司不同，南京的指挥机构是兵马都总管府，长官称为兵马都总管，而且有时是由南京留守兼任的，如萧思温、韩制心在留守任上都曾兼任兵马都总管。重熙四年（1035年）改为南京都元帅府，设都元帅、大元帅等军职。可见南京的军事指挥机构等级在诸京中是最高的。
（四）中京 关于辽朝为什么修建中京，是研究中分歧意见较大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有便于接待宋朝使臣说、辽朝后期新都说、适应辽朝政治经济发展说和控制奚族说等。笔者认为后者比较符合实际。契丹建国后，设奚王府统领奚族事务，奚族成为辽朝统治下有稳定的居住地、有独立的管理机构的非契丹部族。统和十四年（996年），奚王和朔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共同领兵讨伐东北的兀惹族战败，给辽朝进一步解决奚族问题提供了契机，辽圣宗下令奚王府所辖的六部部众改隶北宰相府管辖，成为契丹部族之一。奚王府虽然依旧存在，但却失去了统领部众的权力，给统和二十年（1002年）“奚王府王帐献七节度金山河川地”（注：《辽史·圣宗纪六》。）做了铺垫，而辽朝在奚族故地修建都城，就近监视和控制奚族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路振《乘轺录》等文献记载和遗址调查得知，中京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组成，外城城墙周长30里，内城城墙周长14里，皇城城墙周长8里。外城南门朱厦门有瓮城，内城城墙有马面，现存残高3～5米，间距约百米，围绕内城有护城河，军事上的防御功能也是十分突出的。
（五）西京 西京的设立是辽朝与西夏矛盾的产物。自从党项酋长李继迁背宋自立、实行结辽制宋的对外政策以来，辽夏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元昊嗣位以后在对北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同时，对辽朝也不像过去那样驯服了，导致辽夏关系加速走向恶化。元昊与辽朝下嫁的兴平公主不睦，公主生病至去世，元昊既不探视也不向辽朝报告，辽兴宗对此十分不满。元昊屡屡染指辽夏交界辽朝一侧的党项部落，也使辽兴宗不能坐视西夏势力的膨胀，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发动了对西厦的大规模战争，史称“河曲之战”。同年十一月，辽兴宗下诏升云州为西京，并在十二月贺临了这个建立伊始的都城。可见，西京完全是出于针对西夏的军事目的而设立的，所以《辽史·百官志二》说“西京多边防官”。辽朝大兴土木修建西京，措置西部边防，甚至引起了北宋的警惕。重熙十五年（1046年），宋人包拯出使辽朝归来报告说，辽朝“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兵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注：《包拯集》卷9《论契丹事宜》，中华书局1963年版。）。
通过今山西大同西京遗址的调查可知，西京城大体上呈方形，边长4.6里，与《辽史·地理志五》所记大体相符。城墙在辽朝时为夯土版筑，明朝时在墙体外加包青砖，现在墙基宽12～20米不等，高8～10米。《辽史·地理志五》有“敌楼、棚橹具”的记载，现存东墙有马面21座、西墙2座、南墙3座，残高约8米。四面各有一城门，从遗迹上看，除东门外均有瓮城构筑，其中北门瓮城规模最大。城外有护城河，以北墙外遗迹最明显。
二、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
中国古代城市的突出特点之一，即城市是政治或权力的中心，由此赋予城市经济功能的基本特征就是其经济自主性差，仍然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与农村或农业经济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辽朝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即表现了这样的特征。
（一）辽朝的五京是消费性城市。无论是辽朝在塞北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中京，还是在原有城市基础上扩建的南京、东京、西京，都聚集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其人口密度是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首先，五京既是全国的都城，又是各所在道的政治中心，既有中央设在这里的军事指挥等机构，又有各京、府、县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诸机构。各级文武官员、胥吏、驻军官兵在全部城市人口中占了相当的比例。其次，五京是辽朝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手工业生产者和大小商贾的人数当不会太少。第三，五京又是辽朝佛寺、道观最集中的地方，僧尼、道士的人数也颇为可观。第四，在五京城市人口中占有最大比例的是一般城市居民，包括了各民族的王公显贵到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各个阶层。胡峤在上京城中见到的汉族人就包括了“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因缺乏可靠完备的统计资料，我们对辽朝五京的人口数量知之不详，据《辽史·地理志》所记上京有户3.65万，如果按1户5口计算有人口近20万，这对于草原深处的新兴城市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东京有户4.64万，有人口约23万。五京中的城市人口以南京最多，约有30万之众。
五京中集中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城市消费品中最大宗的是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实际上有些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农民，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中，但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粮食消费完全是靠自给解决的。同时，辽朝的五京仍不能摆脱古代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窠臼，他们的大部分日用品是自己生产的，不足部分或自己不能生产的才到市场上去购买。城市中社会上层所需要的高档消费品或奢侈品，除去少部分本城市或本地区能够生产的以外，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与周边政权、民族以贸易的方式解决的。
（二）五京是商业贸易活动的中心。由于五京城市人口的聚集，对多档次、多品种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会刺激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活跃。这种商业贸易活动首先表现为以诸京城市为中心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和交易活动，是以满足最广大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种活动对周边城镇、乡村的辐射程度，则因诸京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结构和各消费层次人群的构成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辽史》等文献对此缺乏记载，难以进行深入的讨论。
南京城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越的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是辽朝五京中商业贸易最繁荣的城市，这里“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在城市内部功能性结构的布局上，南京依然基本保持了坊市有别的制度，商业贸易活动仍然在“市”中进行，即所谓“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胡峤陷北记》；《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上京和东京的商业贸易是在汉城中进行的。上京的汉城在皇城之南，彼此有城墙隔开，设城门以便出入，规模略小于皇城，在契丹、汉等族的居民区和上京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的所在地，东南角的回鹘营则是专门安置留居上京的回鹘商人的场所。东京的汉城即外城，有南北二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注：《辽史·地理志二》。）。中京的商业贸易区位于自南门朱夏门入城的街道两侧，“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注：路振：《乘轺录》，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4年影印版。）。
在五京的商业贸易中，除了辽朝与周边政权、部族的正常贸易外，朝贡和聘使往来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辽宋间的聘使往来为例，双方各种名目的使团都要携带许多礼物送给对方。当然，这些礼物多是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才有资格享用，与广大下层居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三）五京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契丹族的手工业虽然很早就产生了，但一直局限在为畜牧生产服务的狭小领域，而且一直是以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着。辽朝建立前后，大批有一技之长的汉族手工业生产者流入契丹地区，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工匠的到来，多少改变了契丹族手工业依附和服务于畜牧业的状况，行业扩大，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即使在五京城市中，手工业生产仍然未能完全脱离畜牧业和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许多手工业生产者又同时是牧民或农民，他们生产的手工产品首先是满足自用，有了剩余才会到市场上去出卖。
（四）五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奠定了辽朝国家财政运行的基础。辽朝统治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决定了辽朝国家财政运行方式的复杂性。由于五京城市比州县、乡村更具有经济实力和活力，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各部门、各领域进行调控和管理的重点所在，也是国家财政得以运行的主要基础所在。辽朝没有统一管理全国经济运行的机构，而在五京设置了以经济管理、财政运作为主要职能的机构。《辽史·百官志四》“南面京官”条下有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等。
三、五京城市的文化功能
辽朝五京城市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学校教育、祖先祭祀和宗教的传播三个方面。辽朝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在模仿了中原王朝的教育制度，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才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辽朝开国初即已设立国子监，《辽史·地理志一》在叙述上京皇城内衙署的分布格局时称国子监以北是孔子庙，而孔子庙是在神册三年（918年）修建的，这说明国子监、孔子庙都是在上京修建之初就已经存在了。需要说明的是，有了国子监不等于已经有了学校教育，这从辽朝初年频繁对外用兵进行征服战争，最高统治者尚不能顾及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的客观形势考虑是很自然的。设有国子监的京城还有中京和西京。五京中最早设立学校的是南京，又称南京太学，《辽史·百官志四》注明设于太宗时，当是石敬瑭进献十六州后由幽州州学升格而成的。清宁元年（1055年），辽道宗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注：《辽史·道宗纪一》。）《辽史·百官志四》中所记上、东、中、南、西京学校当是对道宗即位后设学情况的记录。
上述五京诸学显然是以汉族士子为教育对象的，辽朝是否设有专门的契丹族学校，迄今未见有文献记载，不好妄下断言。不过，从契丹族已经有大、小两种文字，而且从《辽史》所见，许多契丹族官员、贵族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本民族文字来看，契丹族子弟的教育不会是以家庭教育的形式进行的。当时的高丽不止一次派儿童到辽朝学习语言，这种留学式的教育似乎也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应该设在上京或南京城中。
五京城市学校教育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城市中的人文气氛，而在寨北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中京和以军事重镇而著称的西京尤其如此，这与辽朝统治阶级吸纳汉族思想文化和中原王朝统治制度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同时，契丹族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已经对契丹族社会上层修身养性、治国抚民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里的祖先祭祀主要是指辽朝皇室的先帝祭祀，是辽朝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辽史·礼志》将其归于“吉仪”之中。
辽朝在上京有安置历代先帝御容的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城内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注：《辽史·地理志一》。）。东京宫城之北让国皇帝御容殿，世宗即位当年追尊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岁时祭祀。圣宗以后，因皇帝多行幸于南京、中京，所以先帝祭祀也多在南京、中京进行。统和四年（986年）圣宗幸南京，十一月冬至日“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这应是节辰祭祀的一种。清宁五年（1059年）十月朔日“祭兴宗于嘉宁殿”（注：《辽史·道宗纪一》。），这应是朔望日祭祀的一种。辽朝还在南京雕造了用于祭祀的历代先帝石像，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像）于上京五鸾殿”（注：《辽史·圣宗纪六》。）。八年（1019年）正月，于中京建景宗庙，九年（1020年），于中京建太祖庙，所以，《辽史·地理志三》记中京“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西京华严寺中也安放了历代先帝的石像、铜像，供岁时祭祀、拜谒。
辽朝的先帝祭祀在诸京的专门宫殿中进行，多少摆脱了契丹族原有礼仪制度的原始简单形态，赋于祭祀过程以神秘、庄重、肃穆的氛围，在思想上、心理上给参加祭祀的人以更大的震撼，这也是五京城市先帝祭祀的特别作用所在。
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保护下，佛、道在辽朝统治地区的传播速度和繁荣程度是十分惊人的。如果把宗教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特别是从城市文化功能的视野来考察辽朝五京宗教传播的状况及其在辽朝全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情。辽朝的著名佛寺主要集中在五京等主要城市中，这与城市人口密集，特别是更有条件讲究精神享受的各族社会上层主要居住在城市中，具备了良好的宗教传播条件有密切关系。在上京有天雄、大广、节义、安国、兴王、弘福诸寺，东京有金德、大悲、赵头陀诸寺，中京有感圣、报恩、镇国诸寺，南京有奉福、大延寿、法源、天宁诸寺，西京有华严、善化诸寺。在这些佛寺中涌现了许多对佛学有精深造诣的高僧，陈述先生《全辽文》所收高僧的墓志、塔铭中，有很多是属于五京佛寺的。
在通常情况下，僧人比较世俗百姓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就寺院内部对僧众的教育和面对世俗进行的教义宣传这一点来说，一座寺院就是一所学校，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文教落后的塞北草原上，说五京的佛寺和僧人是当地人文的一道独特景观颇不为过。
辽朝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是咸雍四年（1068年）在南京完成的579帙《大藏经》（契丹藏）的印刷，这是继北宋初年雕印《大藏经》之后对佛教经典的又一次大规模汇辑、整理和刊印。辽朝曾经多次向高丽赠送自己雕印的《大藏经》。南京僧人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为《开元释教录》以来的佛经注音，是与行均撰《龙龛手鉴》齐名的音韵学著作。
综上所述，辽朝的五京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功能，是当时辽朝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产物。城市功能的不完善和独立性差的弱点，是由于居住在五京中的各族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都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而形成的，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共同性。然而，辽朝五京，特别是在塞北草原上建立的上京和中京，无论是对于契丹族来说，还是对于辽朝统治下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五京对于辽朝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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