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10)01-0009-05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国家政策和学校行为。无疑，这一政策和行为在未来还将不断强化。因此，对学界来说，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深入地研究中国如何建设和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本文试图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逻辑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检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并结合清华大学的案例，概括和剖析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辩证关系。
一、伟大与平常
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论对民族和国家还是对大学本身来说都是伟大创举。
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华文明和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灿烂辉煌。但在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中华民族和文化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和奋斗，到20世纪中期中国终于摆脱了受西方欺凌的屈辱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自尊。但真正的、全面的复兴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雄霸天下的强大力量，更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无穷和惊人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不仅自己能保持和生长先进强大的文明和文化，而且会向外输出代表了人类前途的文明和文化。而在20和21世纪，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在当今的社会机构中，最集中地承担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职责的就是大学，最集中地从事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创新的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无论是从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来看，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终标志来说，中国都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当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对国家来说，中国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来自强大的高等教育，来自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只有有了一流的教育，我们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
但中国的大学目前还不是世界一流，还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很少，很多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差距，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自主和国家安全。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很落后，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也缺乏提出议题的能力，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受制于西方强权。中国大学培养的技术人才难以满足企业和国家的要求，培养出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很少；中国的大学还培养不出和产生不了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和科学家；中国顶尖大学的教师还指望着从海外引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送出了120多万留学生，中国高层次学术人才都靠国外来培养，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校长的77％、长江学者的94％都是留学回国人员[1]。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这种状态是不可能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任的，是无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就大学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矢志不渝的追求。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自始即把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作为自己的使命。梁启超说：“学术独立虽赖全国学界的分工协作，但清华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此即清华的第二期事业。”[2]罗家伦到清华的目的就是“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3]。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更借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和历史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9年清华大学将学校的奋斗目标定为“到2011年，即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清华数代人的梦想和追求，也是清华数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伟大，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是站在未来的景象中。也许若干年后，如果清华、北大等真的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现在的这一段历史就必然会被称为“伟大”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平凡的。实际上，无论中国的大学还是国外的大学，在创建一流大学的实际进程和具体的办学过程中，其实都是琐碎、繁杂和细微的，很难称得上“伟大”。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的伟大的事物总是由无数渺小的人和事积淀出来的，伟大只是最后的辉煌和荣光。
美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当吉尔曼、哈珀等办学时，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伟大，他们及其同事成天都在过着教书、写作、养家糊口这样的日常生活。当斯坦福大学在特里西德、斯特林校长领导下对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进行改革时，他们每天所应付的都是无穷的琐事和烦恼——钱、利益、教授职位、管理职位以及与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争吵、倾轧和斗争。但吉尔曼等人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到了大学发展的方向，理出了办学的思路，虽然这方向和思路可能不那么清晰，但引领着同事和学校按照这个思路向这个方向走。等他们这么坚定地走了10年后，那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就有意义了，他们就伟大了，斯坦福就伟大了。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也只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指望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作是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每天都有新闻发生的大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实就落实在平常中，在一项项具体的工作、一件件细微的事情、一条条实际的制度中，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
二、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理论的和实践的都有，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也在不断提升。然而，仔细地检视一流大学研究(包括研究型大学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的多，中观和微观的少；理论的多，国内实践的少；国家政策的多，院校建设的少。
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课题来说，理论研究当然需要，因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经验之上的认识和洞察。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遍原理，即使有，也还在研究和形成过程中，正需要我们去认识、提炼和抽象。从历史来看，德国和美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连“一流大学”的概念都没有，更谈不上靠什么一流大学的理论来指导其建设了。塑造美国一流大学原型的吉尔曼、哈珀，把哈佛办成一流的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将斯坦福建成一流的特里西德、斯特林，都没有什么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而那些高等教育理论家如纽曼、赫钦斯、克尔作为大学校长与他们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在根本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是思辨的问题，而是经验的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疑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环境等关系很深，而且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很多国家都已成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但这些都是大学的外部环境和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终只能落实到大学自身，落实到大学的办学实践上，即中国如何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付诸实践，一所大学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恰恰在一所大学怎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上，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是最薄弱的。我们不乏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现象描述和静态考察，例如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研究成果、充足的经费、杰出的校长，等等。但学术界的研究似乎也就在此止步了，关于一流大学的深度探索和动态分析则付诸阙如，如对一流大学崛起的具体过程、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方法、一流大学创建的具体策略、一流大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流大学起飞的动因，等等，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如果说对西方一流大学崛起的研究虽然也很浮浅平淡，但多少还有些研究(如关于柏林、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MIT、伯克利等大学发展历程的译作和论著近些年开始出现)，那么关于中国大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真是少之又少，不但对中国一流大学崛起的经验、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而且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方法、路径等更缺乏必要的探索，即使有一点研究，也多跟在办学实践后面。
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大学领导者来说需要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能力，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胆识和策略、计谋和方法，特别是改革能力和制度创新的魄力。当一所大学规模较小时，引领和改革一所大学是相对容易的，但今天大学变得如此之大而多样，要改革大学和创建新的大学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当代虽是中国大学校长成就事业的黄金时代，但大学校长要作出杰出成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深入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而且更应把关注点投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一般的理论研究不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是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出发的，最终也要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上。因此，应高度重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做法，密切关注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动态和进程，具体研究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和举措。研究者放眼世界、心怀中国是必要的，但尤其要立足于院校，研究院校的实践。
三、本土与世界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疑要向西方先进大学学习、模仿和借鉴，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必备大学之通性，而且大学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
大学是西方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产物，正如欧洲大学的作者所论述的，“大学是一种欧洲制度/机构”，而且是欧洲最好的机构/制度。因为：(1)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被授予自治、教学和授予学位等权利，这是中世纪欧洲的创造；(2)大学是欧洲唯一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持、加强和扩展其基本模式、社会作用和功能的机构；(3)大学在社会角色上对整个欧洲社会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大学发展和传授的知识及方法来自欧洲共同的思想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同时大学也塑造了一种学术精英，其气质源于欧洲共同的价值观，超越了所有的国界[4]。
大学无疑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在近代因为西方强权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殖民，也把大学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大学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兴起的，自然也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而要模仿，当然就应把大学最实质的东西学过来，把大学理念和制度的精髓完全学到手。
而且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仍然是最发达的，世界一流大学更为西方国家所垄断。西方顶尖大学在大学的办学、管理、运作上极为娴熟，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和社会上也成果倍出，西方正是凭借一流大学控制着了学术霸权，支撑着其军事和综合国力。此外，科学是无国界的，科研成果在全世界只有一个标准，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可能关起门说国际领先，而只能以全世界的普遍标准和最高成就来衡量。因此，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竞争，而且竞争的成败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而要由全世界承认，为最顶尖的大学认可。这就必然地要求中国大学的国际化。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并不排斥本土化，因为各国大学一方面循世界大学之通例，一方面也融入强烈的本民族特性，而中国更具有悠久辉煌的教育传统。
从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史来看，高等教育的进步常常是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突破压倒原来的高等教育强国而实现的，一流大学的崛起更是以新的大学制度和模式取代旧的而成功的。而创新和成功的因子恰恰在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物，柏林大学也处处体现了德意志的民族性。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但因为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只能在精神王国里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思想革命。其结果就形成了德意志近代与政治脱节的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的精英认为即使不能立即实现政治实体上的统一，也必须保证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存在。而要实现文化统一体，培育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在高唱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的鼓吹下，柏林大学就诞生了。而洪堡等人又都是新人文主义者，信奉“文化国家”的观念，“有一种感觉认为民族的真正力量存在于精神和文化的领域”[5]，强调通过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意识，而新的民族意识是通过一种新文化的出现而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存在的。“他们十分珍视这种新文化，把它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东西，而不是地方性的大学。新文化主要是指文学和哲学方面，即语言方面的创作。”[6]结果，在柏林大学哲学取代神学成为所有学科的王冠，同时，柏林大学也不像法国的大学校专注于技术的教学，而致力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正是通过柏林大学，近代自然和人文科学才成为大学的学科，而柏林大学无疑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新大陆的熔炉中铸成美利坚民族，形成了其多样性、民主和平等的特性，以及不受传统羁绊不断向未尽的领域冒险探索的精神。在高等教育上，美国先后借鉴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经验，英国的本科学院、法国的公立高等教育制度、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被引进到美国。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却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不同。它们都不过成为美国多样性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最终铸造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美国模式中，公立教育制度被设计为州立高等教育体系，但联邦政府则不控制和管理高等教育，同时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相互竞争，既保证了公平，又促进高等教育的优异；大学制度按英国学院制构建本科教育，又把德国讲座制创造性地转换为研究生院，再使大学古老的职业学院适应现代专门职业的需要发展为专业学院。美国模式不仅吸收了欧洲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而且完全按照美利坚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将之美国化，适应了美国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来自本土的现实问题和需要，当然也要合乎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特性。这就要求我们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都吸收过来，根据我们的需要、传统和特性，创造性地建立起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中国照搬照抄了太多的外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制度，日本的、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国的都曾在中国风行一时。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优秀传统完全当作是负面的因素而加以全盘否定，结果中国就不能发挥深植于民族根基的教育传统精神，根据中国特性和本土需要，开辟出有生命力的现代中国教育制度。今天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循世界大学之通例，创中华大学之未来。
四、形似与神备
有史以来，对大学改革和发展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恐新症，一种是恋新症(笔者这里借用涂尔干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的思想，并将之转化为对待大学和教育改革的两种态度)[7]。从中到西，对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态度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官员和领导；一个是人文学者、历史学家、文化和宗教人士、普通教师。前者一般是恋新症者，后者大多是恐新症者。前者以经济目标、功利主义、绩效主义为导向，崇尚改革，而且常常是激进的改革，口中说的都是“成本”、“效益”、“创新”等流行的新词和时尚的话语。后者则以人本目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为导向，要么对改革持保守的态度，要么对改革充满疑虑，即使赞同改革，也多是持温和的立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等人，挂在嘴上的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诸如“真理”、“智慧”、“美德”、“心灵”等概念。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其实也存在着这两种态度和学者分野。人文学者大多强调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文化，多是大学的一些较虚的、质的、软实力的东西。他们所援引的常常是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的论点和思想，或者是近代崇尚古典和自由教育的纽曼、赫钦斯等人著作和大学理念。而理工和社会学者则多偏向大学的物质资源和绩效指标，大学的经费、大学的实验室、大学的科研成果等等，多是一些实的、量的、硬实力的东西。人文学者所论的东西是只能意会的，难以具象化和具体化，也是无法分解的，更不能分步建设，并测量验收的。理工和社会学者所论的是清楚明了的，可以具象化和具体化，可以分解，按项目建设并验收。他们用来加强自己观点的是国际竞争、国家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不足以及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特别美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惯例和成法。
实际上，双方都是对的，因为一流大学的确应该具有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但双方也都是错的，因为他们都只论及一流大学的一端，未得其余。世界一流大学的真实面貌乃两者兼备的，数量与本质、虚与实、软实力与硬实力、本土与国际、物质与文化、形体与精神同时存在，不可或缺。
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其基本路径则是由实而虚、由硬而软、由数量而本质、由本土而国际、由物质而文化、由形体而精神，循此，一流大学建设水到渠成。若反其道而行，则凌空蹈虚，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哈佛的理念别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真切地体会到，但别人却学不到它，因为大学的理念不是校长口头说的、学校文件里写的东西，而是大学蕴涵和内在生长出来的东西。但哈佛有多少经费、发了多少文章、招了多少研究生、延聘了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这类东西你是准确知道的，也是可以学的。一旦你把这些物质数量“形”的东西学得差不多，那些理念等“神”的东西你也似乎多少具备了一些。
从理论上解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其实正吻合了文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而人类创造文化是从敲打石头开始的，即最先创造器物或物质文化，然后建立制度文化，进而再发展出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等，创造出人类的精神文化。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遵循此一规律，首先从工业(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起步，进而建立现代工厂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推进制度的现代化，由此现代的物质和制度，带来人的观念、思想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
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实际上高度体现了文化理论的精髓，也是现代化理论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步是调整结构，奠定基础，主要是从学科结构、教师队伍、教学科研设施等入手，创造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学科和队伍基础，进而以美国AAU大学为参照系，制订清华大学在科研经费、科研论文、研究生数等方面的数量指标，在硬实力上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的冲击，打响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枪。
随着清华大学在学校硬实力上的进步和结构变化，学校原有的制度严重不适应这种发展要求，而且有很多方面制约，因此清华大学及时提出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第二步战略。在此阶段，继续强化第一步的数量要求，特别选定若干领域和方面作为突破口，同时已要求数量中的质量，如在SCI论文上侧重原创性研究和“高引用率”论文。而这一步的重点则逐步移到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上的突破与创新。因为现代一流大学是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组织，是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没有良好的制度和管理，连良好的运行都做不到，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命脉，不但能使一流大学内部的各个要素和谐成长，且能使大学与外在环境协调发展。若不能建成现代大学制度，也就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一步，是“形似”迈向“神备”的桥梁。
在一流大学的硬实力的增长中，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中，一流大学的理念、精神也必定在其中潜滋暗长，且在完善的大学制度下，大学的整体发展也就具备了条件。因此，清华大学将在完成大学制度建设后，实施全面提高、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独特丰富的精神文化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核心，是大学成员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它使大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能在不断变革的世界中调整、发展和完善自我，并对外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不仅是清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目标，最终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军事上居世界前列，而且要在文化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全人类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产生影响。那时，清华不仅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而且也“神备”。
总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过程，分步骤，分阶段，有选择，有重点，是从物质条件、数量指标到质量要求、制度建设再到精神塑造、文化复兴的过程，也即从“形似”到“神备”实现形神兼备的过程。
伟大与平常、理论与实践、本土与世界、形似与神备，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也是最关键的几对辩证关系。如果我们对这几方面有了透彻的认识，能很好地驾驭它们，利用其矛盾运动规律，那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能事半功倍，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可望又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