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波[1]2001年在《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研究唐代的“小说”观念及高祖至玄宗间唐代小说的兴起。全共分叁章。第一章研究唐代的“小说”观念。唐代“小说”一词,主要出现于叁个领域:一是史学家及学问家的着述,其中刘知几的《史通》尤为突出。二是在创作中的运用,从南朝的殷芸到中唐的刘餗、段成式,都或以“小说”作为书名,或在自序中公开声称自己的作品为“小说”。叁是《隋书》及两《唐书》中的《经籍志》和《艺文志》。在这叁个领域中,唐人的小说观出现了两个倾向,一是小说的历史化,这使小说在文学领域最终走入了死胡同,以致唐人创作文学小说时,多数抛弃了小说这一名称。二是小说的多样化,出现了宗教、志怪、曲艺等不同领域的“小说”,为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第二章研究唐代前期历史叙事与小说的兴起。初唐八史尤其是《晋书》大量运用小说资料,使小说得到历史叙事的丰富滋养。唐初的《古镜记》和《白猿传》就采取了历史叙事的文体形式。玄宗时期张说的四篇作品,表现了单篇传奇文对历史叙事的超越。张鷟《朝野佥载》本是一部野史笔记,但在叙事趣味和叙事技巧上表现了小说意味的兴起。第叁章研究唐代前期宗教叙事与小说的兴起。这个时期,道教小说虽然作品不少,但少有创新。佛教小说以唐临的《冥报记》为代表,在人生表现的主体性、叙事本质的虚构性、情节构成的完整性叁个方面体现出新的创伤倾向,促进了唐代小说的兴起。最后,肃宗以后,牛肃《纪闻》和戴孚《广异记》将历史、宗教和志怪等多方面因素融为一炉,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紧接着,唐代成熟形态的小说,就在建中年间以传奇文的大量涌现为标志,大规模地兴起了。
陈勤斯[2]2010年在《唐修《晋书》中的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修《晋书》(以下简称《晋书》)集前18家晋史之大成,史料之丰富,蔚为大观。然《晋书》自成书以来,因其大量采小说入史导致史笔不纯而饱受各家批评。本文从叙事角度出发,以《晋书》与其所采小说材料的集中出处——《世说新语》、《搜神记》——的对比研究为基础,力求描述出《晋书》特殊的叙事面貌,并以宏观的史的眼光,将《晋书》放置于唐前史学发展与小说发展的动态流程中,以此追溯《晋书》叙事特殊性的根源及其小说史意义。本文分为绪论、正文与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晋书》的成书背景、主要叙事特征,以及历来对于《晋书》的研究情况,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与没有涉及的层面。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向加以说明。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唐修《晋书》与历史叙事。本章首先以刘知几《史通》为蓝本,从叙事内容、叙事风格以及叙事态度叁方面界定出历史叙事的特征。然后立足于《晋书》采小说的史学合理性层面,通过分析《晋书》筛选小说材料的标准及其对小说材料的剪裁、校正、统编等具体处理方式,探究《晋书》之于正统历史叙事所持有的态度。第二章,唐修《晋书》与小说叙事。上一章着重分析了《晋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本章在此基础上对《晋书》采小说材料造成的实际叙事效果加以分析,着重考察了《晋书》中大量存留的违背历史叙事原则的两大类小说材料：以丰富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的各种琐闻轶事,以追求奇情怪趣为主要目的的各种神鬼怪异的传闻,归纳总结出《晋书》叙事所具有的小说化倾向。同时,本章还对《晋书》叙事态度的偏移情况进行发掘,从《晋书》对所采小说材料的增芜和改造两方面入手,以求明晰《晋书》的叙事态度在小说材料审美情趣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转变。第叁章,唐修《晋书》特殊叙事面貌的成因。本章着眼于《晋书》本身,从其编撰流程、编撰群体两个方面切入,讨论了《晋书》在叙事特征上呈现出历史化与小说化融合,在叙事态度上呈现出于崇实与虚构之间摇摆的原因。其间主要包括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的分析。《晋书》因保留大量繁琐芜杂、荒诞不经的小说材料,致使其叙事具备小说叙事特征,这一层面与其编撰者的疏忽以及编撰过程的仓促有关,属于客观存在且在所难免的情况；而《晋书》叙事态度出现的摇摆,则与编撰者自愿接受或者说主动借鉴小说叙事的主观能动性密不可分。第四章,唐修《晋书》特殊叙事面貌所呈现出的意义。本章分别对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发展以及小说观念与小说叙事发展两条线索进行梳理,以此确定《晋书》在两条线索中所处的转折位置,并由此明晰《晋书》在历史观念纯洁化、小说观念明确化,以及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最终走向分化,各自独立的过程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凸显其中间意义。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这篇文章的研究思路,其中包括在文章形成中不断修正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以及对该课题如何做进一步深入探究的思考。
徐婷育[3]2014年在《张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鷟是初唐时期名重一时的文人,生活在高宗永徽初年到玄宗开元前期。张鷟家世普通,门第不高,虽早负文名,但是一生沉沦下僚,仕途坎坷。他一直在外迁转,并非宫廷文人。张鷟相与交游的人物大多都是清正有文名之士,其中不乏台阁重臣。交游圈对张鷟的性格和其作品的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张蔫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喜好谐谑,同时性格中也有偏激的一面。张鷟完整传世的作品有《游仙窟》、《朝野佥载》和《龙筋凤髓判》,另有诗文若干。《游仙窟》在我国处于失传状态,但是唐朝中期已经传入日本。《游仙窟》在日本大行一时,但其在日本流传的过程中,地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经典的美文学逐渐变成了低俗的狭邪小说,这可以从日本的书目着录中找到证据。《朝野佥载》和《龙筋凤髓判》我国历代书目都有着录,考察其传世版本和历代流传情况,可见出其版本源流。《游仙窟》、《朝野佥载》和《龙筋凤髓判》叁种作品在文体上都各有创新之处。《游仙窟》首创骈体小说的形式,其文体成因可从文学传统、时代风气、作者性格叁方面求得解释。《游仙窟》后为日人所托明人而作的汉文小说《春梦琐言》所效仿,两者在多方面都极为相似。《朝野佥载》兼具“笔记”与“小说”二体性质,此书致力于揭露讽刺,体现出不同于同时代史料笔记的特点；同时从个人感情、描写手法、故事情节、谐谑风度四个方面又能见出其“小说”性质。《龙筋凤髓判》作为唐代骈判的典型代表,是铨选试判的典范之作。同时,该书重文尚词,典雅精工,从对仗、声韵、用典、藻饰、感情五个方面能见出其浓厚的文学性。另外,《龙筋凤髓判》从文字游戏、形式创新、华艳之风叁方面影响了后代的判词创作,为判词从实用性文体向文学性文体的转化开拓了道路。张鷟在文学上多有创新,其文学成就与贡献值得肯定。
王秀娟[4]2013年在《宋代文言小说叙事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小说史中,宋代文言小说一直不受重视。鲁迅评论：“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以后,研究宋代文言小说的学者更是不多。夹杂在唐五代小说创作高峰期后,同时代又有新兴的“话本”,宋代文言小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但并非毫无价值的。作为小说发展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无论是持褒义或贬义,宋代文言小说研究其实应该获得更高的重视。本文主要通过文本细读、叙事学、传播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去探讨宋代文言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演变的缘由。本论文共分五章,前叁章谈论宋代文言小说的叙事艺术与发展,后两章则谈论宋代小说发展的因由。第一章主要讨论宋代文言小说的叙事。本章是属于分类法,把宋代文言小说依据其叙事归入五大类并加以分析,以方便分辨宋代文言小说的创作类型。本章根据小说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分为五节,前叁节以谈论北宋小说叙事较多,后二节则较为集中分析南宋的文言小说。第二章是宋代文言小说的叙事艺术。叙事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环,谈论小说不能避免谈论其叙事艺术。文言小说在史学的发展上演变而来,宋代文人们对小说的叙事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都回归到史学的认识,因此本章主要从史学观与小说观入手,探讨宋代文言小说的叙事。第叁章宋代小说语体的变化,从小说的语体出发,研究宋代文言小说语体浅俗化的缘由。本章首先谈论文言与白话的演变现象,进而对小说语体变化的影响。宋代文言小说较之前代的文言小说而言,其叙事语言中夹杂了大量的白话语体,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成。小说语体的变化直接地影响小说的艺术特色。因此本章大量地引用了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去探讨。第四章谈论的是科举与文人对小说发展的影响。科举制度的产生颠覆了宋代的社会阶层。贵族们不再永久性地保持他们的贵族地位,下层农、工、商,百姓阶层也有识字仕进的机会。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小说中也有反映。文言小说的作者阶层也开始有所改变,除了处于上流社会的士大夫以外,还有从下层社会上升的普通文人。他们原处于社会底层,对底层社会的熟悉,往往反映在小说里面,使宋代文言小说的内容更全面化。第五章“宋代文言小说地位的确立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兴起”以宋代类书《太平广记》的编撰确立文言小说在宋代的地位,并推进了宋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宋人对小说的喜爱比起历朝历代更来得光明正大。他们不因为小说是不入流的文体而加以排斥,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对小说也甚为欣赏,上行下效之风,把小说抬到一个较高的地位。宋代欣赏小说之风,也促使了小说理论的发展。文人士子们热衷于创作与谈论小说,较为系统的小说观念雏形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些观念对宋代文言小说创作的影响并不大,但却促进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陈际斌[5]2013年在《唐传奇与唐代文风》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重点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的互动关系：其一,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文风之间有无影响,如果两者存在影响,是前者影响后者,还是后者影响前者,抑或相互影响。其二,研究互动方式,即研究唐传奇与唐代文风在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叙事动机、叙事地位、叙事艺术、叙事语言等不同层面上如何相互转化、相互渗透。其叁,研究互动过程的阶段性,唐传奇的发展分初盛中晚四期,不同时期的互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四,研究互动原因,本文主要从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与优势互补、唐传奇与唐代文风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传奇与诗文作者的交往等角度研究互动原因。其五,研究互动结果,互动促成了诗文与小说的相互渗透；促成了文学主流从诗文到小说的转向。全文共十叁章,前加绪论,后加附表。第一至第叁章论初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一章论述传奇初兴和文风生成的背景；第二章论述初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主要是比较初期传奇与体现文风的诗文特别是最有可比性的叙事文的文体特征差异；比较二者在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叙事动机、叙事地位、叙事艺术、叙事语言和描写语言等不同层面上的差异,其目的是分析不同文体之间的优势互补。第叁章论述初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文风影响传奇：其一,诗文之儒家主导思想确立了传奇的人间化性质、道德底线和阶段定位。其二,“唐初八史”之编纂使得重史文风盛行,并为传奇所借鉴,使传奇的史传体叙事框架得以确立。其叁,文风之文质并重与传奇的阶段定位相适应。一方面,此期文质并重,骈文、赋特别是诗等辞章因素向传、记渗透,此期传奇已经处于初期。另一方面,此期文质并重,又反对片面讲究文采,反对南朝绮艳文风,此期赋和骈文受到正统诗文作家、史学家、古文先驱者排斥,初期传奇的辞章化程度远不如盛期。体现文风的诗文也会受到传奇影响。其一,史传采用传闻材料,运用小说笔法,如“唐初八史”之《晋书》可能受王度《古镜记》之影响。其二,碑传也多体现小说因素,碑传文特别是僧人、道士碑传多存异闻。第四至第六章论盛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四章论述传奇鼎盛与文风生成的背景；第五章论述盛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第六章论述盛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盛期传奇与文风的互动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贞元文风尚荡直接导致了单篇传奇的兴盛。贞元文风尚荡表现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儒家思想束缚；在艺术上文笔放纵而不受拘束。这种文风会导致佛道、神怪、艳情、豪侠传奇的兴盛,并且艺术水平特别高。其二,元和文风尚怪,是受到传奇的影响,表现在：传奇“作意好‘奇’”之创作动机渗透到诗文中,险怪诗派追求怪奇；传奇吸收多种文体之优长的写法,必然会启发韩孟诗派打破文体界线,以散句、赋句入诗。其叁,写实文风兴起对传奇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写实文风促进了唐传奇的人间化倾向。在艺术上,写实文风促成了传奇纪传体叙事形式的成熟,传奇采用易于让人相信的纪传体框架写虚构的内容。其四,叙事文风兴起有利于唐传奇的兴盛。因为唐传奇本质上就是一种叙事文体。第七至第九章论中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七章论述传奇中兴与文风生成的背景；第八章论述中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第九章论述中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中期传奇与文风互动,表现出下列特点。其一,单篇传奇文开始衰落,传奇集兴起,这与晚唐文风的衰退和审美趣味的转变有关。其二,爱情传奇的衰退与杜牧对元稹、白居易淫艳诗风的批评相一致。其叁,托神鬼影射现实,寄托政治情怀或人生感悟的传奇与旨意隐晦的文风一致。大和至大中年间出现了旨意隐晦的文风。如李商隐诗歌艺术和李玫《纂异记》风格一致。其四,诗文抒情性开始向传奇渗透。传奇由娱乐转向抒情,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受到诗文的情绪化影响,传奇开始情绪化。二是与咏怀诗一样,唐传奇也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怀,如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罗隐《中元传》、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李俊》都是自抒怀抱之作。叁是受到政治抒情诗、咏史诗等影响,出现政治抒情的传奇集：李玫《纂异记》。其五,变文对传奇叙事情节有影响。变文对唐传奇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言通俗上,还在叙事情节的曲折和人物的道术色彩上。第十至第十二章论晚期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第十章论述传奇衰落与文风生成的背景；第十一章论述晚期传奇与诗文的风尚之异；第十二章论述晚期传奇与诗文文风的互动。晚期传奇与文风的互动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此期过分强调真实、议论的文风促使传奇衰落和笔记小说兴起。其二,受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之影响,此时小说如《潇湘录》、《大唐奇事记》托神怪褒忠骂奸,亦表现为：以讽刺时弊为主,叙事情节极为简单,使用散体语言。其叁,此时指陈时弊的文风促使传奇关注大事,成历史、讽刺、公案小说之滥觞。第十叁章论述唐传奇文体及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纵向比较初盛中晚期唐传奇的文体特征、互动的阶段性特征。总之,唐传奇与体现唐代文风的诗文,特别是最有可比性的叙事古文之间存在系列差别；传奇与诗文特别是叙事文等不同文体之间可以互动；传奇与诗文也会在同一文体内部发生转化,推动着叙事文和小说的演进,推动着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的转化,在此转化过程中,叙事对象由以帝王将相为主转变到以下层民众为主、语言也由骈体或骈散兼行转向以散体为主。
郝敬[6]2012年在《宋前小说观念流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采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依据可见文献资料来考察中国小说观念在宋代之前的原貌,梳理出小说观念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在结构处理上,既从宏观研究的层面对小说观念的流变作纵向考察,也从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对其中反映的小说观念作个案研究。论文的研究注意点面结合,从问题出发,力图避免流于一般的小说史书写模式。正文部分共分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两个误区进行辨析,认为神话与诸子寓言都非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通过对这两种误解的产生进行分析与讨论,指出以西方叙事小说观念为标准衡量中国古代小说，不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违背了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忽略了方法论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指导意义。在厘正讹误的基础上,梳理了先秦时期小说的原貌与特征,认为先秦小说的观念与特征,大致和《汉书·艺文志》所体现出的汉代小说观念相符,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小说的主要表现方式是记言和记事两大类型,而以言说理和以事说理的社会功能成为小说观念在形成初期的核心特征。第二章主要讨论汉代小说观念。刘向、刘歆父子对西汉校书成果的总结,即《七略》和《别录》中的学术观点,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继承,并基本建立了中国小说学体系的最初规模,奠定了以“小道”为其性质及判断标准的核心特征,成为中国小说学后来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在讨论过程中,又利用出土文献重点探讨了目前研究中“稗官”与小说发展的关系。此外,对小说最初的性质类别归属(在子史之间的游移状态)进行了剖析,认为小说在产生之初,较之诸子之说,更贴近于古史的特征,只是由于《汉书·艺文志》将史籍依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类,史学尚未独立于经学,加之小说由于形制及功用的局限,无法再依附于经学之下的史学,只能归属于“诸子略”的九流之末。第叁章对魏晋时期的小说发展状况进行探讨,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对曹植“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之事的厘正分析,利用出土文献中的人物俑和画像石等实物资料,认为“俳优小说”是小说称谓的第一次泛化使用,其内容并非俗赋,其表现是早期曲艺形式。其次讨论了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即追求史书书写的实录原则,而史书的编撰却出现了不再固守狭义实录的趋向,尤其是记录鬼神题材的作品大量入居史部。通过讨论,认为本时期的小说已经出现了新变的因素,小说的流变发展已经萌发。第四章对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流变展开讨论。学界以往对南北朝小说发展的考察,大抵沿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布置,以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题材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缺乏对小说发展总体脉络的宏观把握。本章突破了上述研究瓶颈,认为中国小说观念的重要嬗变与体系构建的逐步完善,都可以在这一阶段找到奠定其基础发展的线索。因此集中从史注对小说的接受、文论对小说的接受、文集对小说的接受等问题出发,努力突破既有研究思维的框架桎梏,从宏观上对该时期小说的流变和风貌作一系统考察,力图还原这个时期小说发展的真实面貌。此章选取本时期出现的第一部小说书的注本,即《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本时期出现的第一部汇集各类题材的小说总集,即殷芸《小说》,这些往往不同程度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对象,并重点考察了介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间最能反映本时期小说观念的唯一书目《七录》,从文献与文学的角度重新解读这篇书目所体现出的南北朝小说观念。第五章阐述了唐人编修《隋书·经籍志》所体现的小说观念,认为唐人总结了汉代以来小说观念,小说学体系构建趋于完善。《隋书·经籍志》的编成,反映了唐人小说观念的最终确立,唐人从叁个不同层次丰富了汉人建立的小说体系,给予小说发展的合理性支撑点,为小说体系的完全建立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唐人小说观念建立后的接受与改造情况。一方面,以刘知《史通》作为研究个案,考察刘知几的小说认识没有超越《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所表现出的唐人小说观念,他在《史通》中的论述,除去涉及到的一些“小说”名称,往往只是对正史之余的史料的泛称,并没有体现出独特的小说观,更不能说对小说进行所谓的分类。今人研究小说的误区,正在于对刘知几援子入史的泛史料观没有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文选》李善注为例,考察其中援引小说的情况,借以从不同的角度,从观念接受的侧面,探讨唐人小说观念的滋生与发展。最后,以《日本国见在书口录》着录小说为例,对唐人小说观念在本时期内的域外影响作出初步分析。第六章主要讨论了宋人对汉唐小说观念的突破。首先通过宋人对《崇文总目》及《新唐书·艺文志》的编撰,引杂传入小说,为小说赢得了一种标志性的文体依据。叙事文体的引入,不啻于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而这正是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关键。接着考察宋人小说观念下的唐代传奇作品的接受与认知情况,对杂传体作品与传奇作品的关系作深入思考,并指出其文体的相承性。对宋代小说观念建立后的小说发展与接受情况,选取杜诗赵次公注引小说之例,作个案研究。最后,运用文献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以“牛郎织女”非殷芸《小说》佚文,作出详细考察,讨论宋代小说指称的进一步泛化,及学界长期以来对古小说辑佚方法存在的误区。
何轩[7]2006年在《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文中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两者内容上似乎存在所谓“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但实际上它们是“裂而未断”，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从儒家文化与传统小说之间功用关系的变迁来看，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道”与“器”二分格局中，小说家作为“小道”，处于“大道”与“器”之间的过渡定位，决定了小说家具有“道”与“器”双重功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下移，在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重道轻器”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儒家与小说家的传统功用定位结构出现了位移与裂痕。与此同时，儒家经典与传统小说经典发展到19世纪末期的晚清，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用也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传统文化自身功用结构的历史变迁为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铺垫。作为晚清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梁启超，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小说新民的实用功用，并在实践上推进了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梁启超在理论上对小说功用的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发现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包含“势力”与“效力”两部分，“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现实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还包括政治启蒙宣传和社群想像。梁启超对小说“势力”的发现与论述，是对传统文论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就继承来说，梁启超化用传统文论《文心雕龙·定势》的“体势相须”观念来谈论小说的“势力”，使小说与传统诗文的“势力”进行对接，从而将小说抬进文苑，进而改变了小说千余年来被轻视的命运。就发展来说，梁启超引进了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理想派”与“写实派”来表述小说“移人”的“二体”，使他的小说观具有现代特色，从而使中国近代文论开始融入世界文论的潮流之中。梁启超小说功用观在晚清理论界产生了叁种回响。第一，实用取向；第二，审美取向；第叁，宣泄取向。这完善了晚清小说功用理论，为新小说的兴起准备了广泛的接受基础。梁启超小说功用观的形成及其理论阐释建立在他的“应用佛学”知识基础上。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他的孔孟儒学、阳明心学知识背景相互激荡，应合时代的呼唤，孕育了梁启超小说观的经世济民思想。“群学”是梁启超“新小说”社群想像的思想资源。推动梁启超新小说对民族国家想像的资源，既来自传统的“群学”，也来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正是这种融合，为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提供了话语的合法性和目的地。梁启超把政治小说纳入“新民”启蒙宣传的领域，进而引向市民阶层，客观上扩大了新民宣传的广度，有利于晚清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接纳。在文化传承方面，政治小说将儒家文化“文以载道”精神通过新小说这一文类延续下来，并给予后来的五四新文学，乃至20世纪革命文学以深远的影响。
郭丽[8]2010年在《元前小说观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仅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在中国古代,文类的小说概念也在不断演变。这一点,我们都比较清楚,所以在论述古代小说时,一般都采取古今兼顾的科学态度。不过,实际情况是,我们往往会更执着于今人的观念,大谈特谈一些文学性较强而其时并未纳入小说范畴的作品,同时又对当时那些很少或完全不具有文学特征的小说只字不提。这样不仅会影响对古人小说观及其演变轨迹的“了解之同情”,还会让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变得复杂含混起来。比如：小说创作发展到宋代,越来越远离文学,似乎宋人不如唐人懂得小说艺术,但小说概念却是在宋代首次明晰化,不仅大量文学小说被接纳进来,其文体特征也得到较深刻地体认；古代小说的史学化,在魏晋南北朝时还不曾作用于与史书泾渭分明的轶事小说,唐前隶属于史部的志怪小说、唐五代作为史补的大小说文类及宋代的子部小说,它们都受到了史学因素的影响,但原因与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宋代小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通俗倾向,这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小说的史学化、小说与其他文体间的互动等等都有关,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小说传播中商业与娱乐因素的强势介入及其带动的小说传播的繁荣,是导致宋代小说创作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等根本转变的重要因素。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发展、兴盛于元代之前,宋代又是其创作的转型期,所以笔者选取元前的文言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小说观嬗变中的文学因素、小说史学特征的具体内涵、宋代小说传播的繁荣与小说观的转型等叁个方面,将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上、中、下叁编：上编分为两章,主要论述元前小说观嬗变中文学因素的逐渐凸显。第一章以史志小说作品及其他时人的小说传播思想为基础,分析两汉经学视野下的“小道”小说观与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的文学特征,并从中透视唐前小说由子部向史部的靠拢。文类小说概念首次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通过考证其“诸子略·小说家”十五家作品,笔者认为,它们是汉武帝以后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促生的不本经艺或内容无关军国的典籍,不一定都出于方士之手；刘歆、班固等汉代文人只是从学术和儒家功利角度对其进行定位,认为它们价值不高,但又予其一定存在空间。所以《汉志》“小说”内容庞杂,没有文体规范。这也符合其他汉代人对“小说家”的理解。《隋书·经籍志》是对前代目录学成果的总体继承,基本反映魏晋南北朝的文献分类观,其“小说家”隶属子部,主体是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从这些轶事小说文本可知,它们并非为某家理论服务,取得了文体独立品格,初步具有娱乐审美特征；记载人物言行时不加评论,创作态度近于史家,叙事特征开始突出。特别是梁代殷芸,把编《通史》所余的史料纳入按朝代编集的《小说》,在实践上把史部记事的“杂传”和子部偏于记言的“小说”结合起来,使小说从子部向史部靠拢。《小说》主要记载与正史大相径庭的帝王名士的传闻异说及民间故事、笑话,具有虚构性、奇异性、趣味性等文学特征,亦启发了唐代的刘知几把正史之外的史部作品与子部“小说”都划入“偏记小说”。但《隋志》“小说家”多与“说”有关,又着录一些无类可归、与方士联系密切的杂艺术类作品,既符合《汉志》“小说家”“小道杂说”的价值评判,也与《汉志》的归类原则一致。《隋志》“小说家”序持论仍是沿袭《汉志》,不过鉴于当时小说创作的实绩作了部分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其他时人的小说观多承袭《汉志》,但具有明显叙事性、娱乐性的“俳优小说”已经被视为小说,“俳优小说”之外的轶事小说在当时的传播,开始体现出史学标准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较量。总之,唐前小说基本上属于子书末流,轶事小说记事时不加评论,近似史书,但其创作宗旨与史书相去甚远,也很少像当时的志怪小说那样介绍材料来源以证实录,对“虚”、“实”还几乎没有自觉的体认。不过小说正逐步从以说理为宗的子部走向以叙事为宗的史部,这样既能寻求史的庇护,也可以得到史书叙事艺术的滋养,当然,其娱乐审美也会在史的压制下慢慢萎缩甚至消失,这正是唐代以后轶事小说的走向。第二章从唐五代大小说文类的形成、唐五代轶事小说对文学性的有限追求、宋人对小说文体特征的发掘叁个方面来论述子、史合流中的唐宋小说观。《隋志》、《旧唐书·经籍志》的小说观过于保守,不具有代表性。初唐刘知几的《史通》继承了殷芸的“史余”小说观,抓住记事这一特征,将正史以外的所有史部作品与子部的轶事小说都归入“偏记小说”,使小说从唐前的庞杂文类中凸显出来,靠近了现代小说观念。刘知几以纯正的史学精神,紧扣真实和雅正这两大史学要素批评小说,又把唐前小说中潜在的虚构性、娱乐性等小说因素挖掘了出来。刘知几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包容子部轶事小说和史部志怪小说而又统属于史书之下的大小说文类。志怪题材的加入,给唐代的大小说文类平添不少文学气息。轶事小说成为以补史阙、示劝诫为主要创作目的并如实地记录传闻的史化小说,从而顿失“玄韵”。不过助谈笑等目的,又为其在史学功能外开辟了一方可以发挥作者主体性、发掘作品趣味性的文学空间；强调实录传闻和适量的志怪记异既为小说虚构打开了缺口,又增加了趣味性和奇异色彩,表现出与传奇小说、志怪小说渐趋融合的特色。唐初史书修撰者对《世说》内容的采录及唐代的《世说》仿作亦体现出史学倾向的增强与文学审美的弱化。从《太平广记》等小说选集、宋代的目录文献及时人的言论来看,宋人所谓“小说”,大抵包含我们现在惯称的“笔记”与“小说”两类,小说概念并不完善。但宋人进一步明确了子、史合流的小说观,并首次在理论上发掘出小说的诸多文体特征。他们对小说的虚构本质、结构艺术、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独特审美效果等文学特点的体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艺术审美。中编用叁章的篇幅来描述元前小说创作中史学特征的具体内涵。第一章从志怪小说的实录观与审美观角度解析唐前志怪小说的史学因素。我们习惯于用“实录”、“补史”等词语来笼统概括古代小说的史学特征,其实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受到史学的影响,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小说,史学化的原因及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多记现实人事,所以被当时的史书采录,但它属于子部“小说家”,其创作基本上没有明显受到史学的影响。而唐前隶属史部、与小说概念无涉的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脱胎而来,又受到世界观的限制,把神怪内容当做实事,自然会在作品取材、创作体例及创作手法等方面显出一些史学特征。不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妖祥卜梦叙事模式直接来源于史书,而且作者常常像史学家一样,希望通过灾祥关注现实政治。但此时的志怪小说还没有刻意模仿史书的叙事原则或追求劝善惩恶的史意。志怪小说在唐前主要被当做史书来传播接受,并开始有接受主体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衡量其价值。不过,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实录”并非史学之“实录”精神,具体叙事也与史传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者喜欢以“怪”、“异”来命名作品,对自己的好奇心理并不讳莫若深,有时还从作品传播的角度照顾到读者的同样心理,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理论中想像、虚构论的逐渐成熟,对志怪小说创作也产生影响。一部分志怪小说已经悄悄的逸出史的规范,萌生娱乐审美思想,并开始关注与反映现实人生,在叙事中融入诗化意蕴,情节设置、形象刻画等方面也较为出色,为唐传奇的出现开了先声。此时的接受主体也开始怀疑部分志怪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显露出把志怪小说与史书相区分的意向。不仅如此,萧绮等人已经将文论引入小说领域,试图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品评和认识小说。这对以后小说摆脱史的束缚,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具有重大意义。第二章从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与文学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唐五代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大批志怪题材的小说集进入唐五代大小说文类中,但史补的价值定位,并未使它们远离史学。由于唐人的世界观和史学观的进步,神怪内容的虚诞本质日益暴露出来,这就需要志怪题材小说为继续存在寻找其他的荫蔽,于是有根有据的史家记事笔法、知识价值及史书的鉴戒目的开始成为其护身之符。此时兴起的传奇文本来就是从史部的单篇散传发展而来,史学化倾向在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唐五代志怪题材小说作者还借鉴了史书中纪传体写人物的方法,并且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实录”原则,利用小说批判、揭露现实,全方位地展示人世生活,在虚幻中体现艺术的真实；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以“宵话征异”的娱乐性来统制史学的“劝善惩恶”,用摇曳多姿的文笔、真挚浓烈的感情、深邃浑厚的历史意识,创造了“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的艺术瑰宝。志怪题材小说数量的猛增及艺术上的飞跃,使文人对小说的兴趣与日俱增。虽然儒家小说观、史家小说观和文家小说观在同时流行,但唐五代小说的读者也与其作者一样,主要是当时擅长诗文的士大夫,同样表现出征奇话异、消遣娱乐的心理需求。柳宗元以“味”设喻,劝人们读读语怪之作；陈翰编《异闻集》,专选唐代传奇文中的佳作；唐五代小说读者还常常表现出参与创作的巨大热情。唐五代的小说读者是一个成熟的阅读接受群体,他们对小说的赏识,代表了社会对小说作品的接受和认同,为小说作者创造了能够充分施展想象力和才情的创作氛围。第叁章从小说的史学化及其对轶事小说的影响、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两方面探讨宋代小说的史学倾向。到了宋代,小说文体已经脱离史部,但小说观仍然依附于史学。诸多原因如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受到威胁及文人的忧患意识、学术研究中的考据之风与借小说以施污蔑的现象、私史修撰的繁荣与小说以修史或补史为目的等,都推动宋代各体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沿着唐末五代以来的由虚入实倾向继续发展。宋人小说的史学化表现在轶事小说中,是作者的私史修撰及补史意识的强化,轶事小说在唐代史化小说基础上继续向写实性、杂俎性的笔记退化。现实题材的传奇文也排斥创作主体的感情投入,过分地以学问、知识、理念去组合材料,叙事重史才而不重诗笔；但多讲古事,与轶事小说侧重时事有所不同,这也影响到志怪题材的传奇文。已暴露出虚妄本质的志怪题材不再被宋人视为修史的材料来源之一,但唐人还不太较真的劝善惩恶之史意、知识价值以及不断强化的“志异审实”的创作态度、叙事首尾完整的创作手法都在自觉的道德追求、求实求知观念中变得异常切实和真诚,平实化、道学化成为志怪题材小说创作的两大特征。不管何种文体的小说,都被宋代的重理节情、崇尚博学倾轧肢解。宋代小说集注重记载耳目所接的新见新闻,取材范围远比前代广泛,不少作品开始涉足市井题材,审美逐渐世俗化,语言也趋于浅显通俗。小说形式与内容的趋俗,开始吸引着普通市民,一些民间艺人也将其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及提高素质的基础读物,这一接受取向势必影响小说创作的进一步俗化。下编的两章内容主要分析宋代小说传播的繁荣及其对小说观转型的影响。第一章论述宋代在经济基础、必要场所、技术条件、文教政策等方面为小说传播提供的适宜环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两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无疑已经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他们对多种娱乐方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第叁产业的繁荣发展。除酒楼妓馆较前代增多外,城镇中还首次出现了大量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涌现及其中的演出盛况,促进了戏剧和说唱伎艺的发展。梨园由宫廷走向民间、走向市场,为小说通过表演形式进行传播创造了条件。经济的繁荣,也带来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的提高。雕版印刷成为宋代书籍的主要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复制效率,降低了图书成本。造纸技术的成熟与规模的扩大,使得纸张供应也较为充分。官刻、坊刻、家刻叁大刻印系统渐趋成熟,围绕诸多刻印中心,书坊、书铺大量出现,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图书销售基地。坊刻本作为商品,大量流入市场；书坊为迎合文人及普通市民的需要,喜欢刻印类书、小说及话本、剧本等各种民间伎艺的底本,使小说的大众传播成为可能。因为书籍刻印、买卖的兴盛,宋代的馆阁藏书与私家藏书均十分丰富,而私家藏书者多向外开放借阅,推动了图书及文化的传播。统治者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培植出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基本保证。宋代统治者还非常重视的文献整理与刊行,鼓励民间刻印收藏小说,改善了小说的生存环境。第二章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与小说传播的商业化、娱乐化两个方面论述小说传播的繁荣与小说观的通俗化。在传播活动的整体结构中,除传播环境外,其他层面的变化往往是由传播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播方式不仅决定着小说的普及程度,还制约着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影响着小说文体的发展。宋代的适宜环境使小说传播方式顿时丰富起来。小说传播的文本形态如选辑、笺注、改编、着录、引录、仿作等,借助发达的刻印技术和庞大的销售网络,使得小说传播空前繁荣。不少小说选本(特别是类书体小说选本)问世之后即付诸刊印。宋人还常搜集前代小说善本整理后印刷推广,一些散佚的小说集也得到重编并刊印。书坊刻印小说是把小说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来传播,必须考虑尽量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费心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于是乐于选择内容通俗者；而部分小说作者、编选者为了其作品得以出版,也开始受此影响,小说观自然发生了转型。与雅文学相比,小说在分享书面传播资源上受到较大限制。唐、宋人通过改编、笺注等把小说引入诗词等韵文,通过歌妓的演唱,将小说引渡到多维度空间。宋代小说口头传播的亮点在于将小说改编为诸宫调、说话等说唱伎艺或杂剧、南戏等综合艺术。说唱伎艺到了宋代才开始大规模的商业演出,其中说话在宋代盛极一时,其足迹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出现了不少职业说话艺人。杂剧是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杂戏组合而成的,两宋时也比较盛行。两者同在瓦舍勾栏中生存、发展,在其他场合也常常相伴演出。通过民间艺人的表演,小说进入商业演出领域,既突破了文化层次的限制,又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审美的即时性和感染的普遍性”,小说从此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市民文艺追求耳目刺激的审美取向又影响了文人阶层,使其小说创作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都向世俗化、通俗化靠近。
邱昌员[9]2004年在《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关注的是唐代文言小说与唐代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用唐诗文化、唐诗精神来阐释解读唐代小说，发掘唐代小说的美学意蕴和文化价值，寻绎唐代小说繁荣兴旺的成因，探究唐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后代小说的深远影响等。 唐代文言小说是在兴盛繁荣的唐诗文化氛围中发展成熟的，因而受到了诗歌多方面的辐射和渗透。这首先表现在创作小说的是一代诗人，他们用诗的精神和诗的激情来观照小说，关注小说的消遣娱乐特性和审美愉悦特性，提出了“小说戏谑说”和“小说奇味说”等新颖的小说观念。他们学习、借鉴诗歌想象虚构、词藻运用、抒情言志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以培育小说着意好奇、文辞华艳、叙述婉曲、情思热烈等审美特征，使唐代小说挣脱了对史传的依附而成就了一种新兴文体的灵魂和品格。他们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常常直接引入诗赋韵语，并把人物的描写和刻划、情节的设计和配合、环境氛围的渲染和衬托与浓烈的情感抒发融为一体，营构了圆融浑成的诗的意境，为小说增添了诗的意趣，使小说的叙事职能、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都有着浓厚的诗的质性，洋溢着诗意之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民族形式的开端和发生。 唐代文言小说作为诗歌时代的小说，创作它的是一代诗人，接受它的也是诗人群体。共同的行为方式、精神心理和文学风习促进了唐代小说创作群体和接受群体间的交流，为唐代小说营造了良好的创作和接受氛围，促进了唐代小说的发展。同时，诗还成为了唐代小说重要的传播媒介，唐代小说借助诗歌走近了平民百姓，诗歌也因此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唐代小说对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唐人的诗歌也作了多侧面的记录和反映，它们再现了唐代文人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唐代诗人的仕宦生涯、情爱艳遇和文化生活都在小说中得到生动的展示，唐代诗歌的物质与精神价值、现实与历史功能、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都被唐代小说一一揭示。 总之，唐代小说与唐诗有着共同的精神旨趣，它们都反映了唐人昂扬向上、自信乐观的时代精神，抒发了唐人丰富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唐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唐代小说和唐诗一样都是唐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都是唐代气象和时代风貌的载体。
何秋瑛[10]2006年在《东汉叁国汉译佛经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汉叁国的汉译佛经叙事有着与中国本土叙事迥然不同的特点。本文从叙事逻辑、叙事时空、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四个方面对早期汉译佛经进行分析，并简要地探讨了其叙事影响。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分析东汉叁国汉译佛经的叙事逻辑。因果报应的观念贯穿了整个佛经叙事，因果报应观念成了汉译佛经的叙事逻辑。叙事逻辑有二种表现方式：一、作恶得恶报、行善得善报的叙事逻辑；二、弃恶即可从善的叙事逻辑。 第二章分析东汉叁国汉译佛经的叙事时空。东汉叁国汉译佛经对时空的描述体现为超现实的叙事时空观。在叙事时序上，频繁采用倒叙、插叙、预叙的手法。 第叁章在叙事方式上，东汉叁国汉译佛经采用多种叙事视角，其中第一人称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运用是佛经叙事视角的显着特色，全知叙事视角与限知叙事视角的交替运用，构建了神奇的佛经故事；=模式化叙事是佛经叙事的特点；叙事修辞方面，譬喻大量使用，充分体现了佛经叙事丰富的想象力。 第四章东汉叁国汉译佛经的叙事结构包括两方面：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思想构成其深层结构(即结构：艺道)；与果报观、轮回观相适应，其浅层结构(结构之技)表现为分层叙述的葡萄藤式结构。 第五章东汉叁国汉译佛经叙事影响简论。佛经虚构叙事迥异于中土真实的历史叙事，对小说叙事的产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佛教的果报观、轮回观成为小说结构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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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东汉叁国汉译佛经叙事研究[D]. 何秋瑛. 西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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