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日本化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06-0125-04
观之日本文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难看出“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作品是同 时成为日本人模仿的内容的”[1](p.639)，而中国文学理论则由被模仿、借用、融合到 结合日本本国文化进行创造，进而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日本文学理论。由此，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文化及文论的形成过程，即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论的日本化过程， 这个过程也即日本文化和日本文论对中国文化、文论的模仿、借用、融合和创造发展的 过程。
一
伴随汉字及典籍的传入，中国文学进入日本。汉字和文学一经传入，便受到日本民族 的极强的吸收和融化。那时日本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研习汉字、汉文，“蔚为 风尚”；在汉诗文的影响下，日本文学开始发萌。
这一阶段日本文学及文论的特征是模仿。小说的模仿表现为“以中国文学作品为原型 ，取其主题、情节、人物和故事，换上日本的名称，重新编制成篇”[1]。比如，成书 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有学者认为是日本古代小说的源头)，从主题、内容、情节 、到写作技巧，皆取之于中国的《山海经》、《搜神记》等神话和志怪小说；诗歌的模 仿则首先表现在对汉诗原文的习诵，遍及宫亭内外及民间的诗会、诗宴，使中国的诗文 得到最大限度的推广，竟至到了“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的地步 。[1](p.640-658)
其次是在对汉诗写作技巧的学习、模仿和传授中，日本早期文论大多仅是寥寥的几句 诗句，这便是对“以诗论诗”、“画龙点睛”式的中国文论的批评方法形式的模仿，比 如，《古事记序》中的“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怀风藻序》中的“神纳 言之悲白鬓，藤太政之咏玄造。腾茂实于前朝，飞英声于后代”等散在的文学批评文字 中。
此外，模仿还体现对在文学理论的接受上，比如《怀风藻序》的“腾茂实于前朝，飞 英声于后代”，就是对《文心雕龙》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认识和接受 ；稍后的《万叶集》，评价文章用“智水仁山，既韫琳琅之光彩；潘江陆海，自作诗书 之廊庙。骋思非常，托情有理，七步成章，数篇满纸。巧遣愁人之重患，能除恋者之积 思”的句子，正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缘情而绮靡”，“摇荡性情”、“感荡心灵 ”的文学思想的演化；用汉文写成的第一部日本和歌理论《歌经标式》里论及和歌的意 义，“原夫歌者，所以感鬼神之幽情，慰天人之恋心者也”，这和中国文论“故正得失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大序》)[1](p.640-658)对诗歌的作用的表述是一 致的。而模仿沈约的诗歌八病，去提出日本和歌的七病，并试图将音位律和音韵律的中 国声韵规则原封不动地引进日本，则更是不顾汉字和日文在语言规则上的差异，而将建 立在汉字基础上的生病原理硬套在拼音文字上，进行的脱离实际的模仿。
此外成书于公元前814年的汉学家小野岑守撰写的《凌云集序》开篇便曰：“魏文帝有 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尽，荣乐止乎其身。”便直接吸收了曹 丕《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乃经国大业”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日本贵族阶层受汉诗及 汉文论，追求立德立言、追求“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观的影响而产生的人生追求。
二
日本文论在经历了短暂的模仿期后，便很快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借用和融合，即中国文 论的日本化时期。这一时期即日本文学界所谓的“国风黑暗时代”，因为此时是汉文学 及汉文论在日本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日本汉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平安朝文学时期 。中国文论日本化特征表现为日本文论对六朝以来的文学批评的借用。在借用的过程中 ，中国文论开始逐步深入到日本民族的文学思想之中。
此时中国文论的日本化表现为日本僧人空海从唐留学归国后写成的《文镜秘府论》。 《文镜秘府论》是在删掉梁沈约《四声谱》，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唐王昌龄《诗格 》、皎然《诗式》、《诗评》、《诗议》，崔融《唐朝新定诗体》、元兢《诗髓脑》、 《古今诗人秀句》、佚名《文笔式》、《帝德录》，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 龙》、唐殷《河岳英灵集》等等文论的一些语句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日本文论，所以“ 唐人卮言、尽在其中”。[2]此书对日本歌论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文镜秘府论》中的 四声、八病、论文势、谈格式、辨体裁之内容，成为日本韵律学的发端。
《文镜秘府论》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规则的层面，为中国文论的成功引进铺就了坚 实而重要的道路，其一《文镜秘府论》从“调四声谱”入手将汉字诗歌创作的四声、八 病的声律理论引入日本，指导了日本民族的汉诗文创作实践，并通过诗歌创作实践树立 了他们的前理解时期的音韵、音律观，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规则的差异在早期中国 文论走向日本民族的过程中被消解了；其二《文镜秘府论》是将所携回的大量中国文论 著作，删取其中有关诗文写作者撰为此书，首次较系统地引进了中国文论的诗学话语体 系，对后期日本文论，乃至在日语语言创立后的日本文论创建都产生了的本体论式的影 响。
产生于9世纪初的一部日本和歌文学论著《孙姬式》，就是在《文镜秘府论》的直接影 响下，借用中国文论的思想和论点，结合和歌的史实，对和歌的本质、起源、作用、流 变和品评进行日本文论建构的：首先，它套用《毛诗序》关于诗歌的本质来说明和歌的 性质：“夫和歌者，所以通达心灵，摇荡怀志者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歌”；接受了 中国文论中“文学应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观点，将和歌的形成和兴盛与君德与“王泽” 联系在一起，“自从国家践祚，海内顷注，君德彰而颂声兴，王泽裕而和歌盛”。《孙 姬式》文论和前期文论所不同的是，它没有仅仅拘泥于中国诗学，而是在对中国诗学的 借用上，将中日两国文论进行融合，提出了更适合日本和歌创作的民族文学理论观点， 比如论及和歌的流变，《孙姬式》说：“上古人淳俗质，缀辞疏浅，专以意为宗，不能 以文为本。”将“意”和“文”作为对立的概念提出，强调了重意轻文的局限性，同时 指出了“歌病”与“清词丽句”的矛盾，提出了在日本和歌创作实践中，忽视本国语言 特征，而出现的一味强调模仿汉诗的四声、八病的弊端。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论 与日本文学创作实践和日本文论的冲突与交融。
这段时期的日本文论，在吸收中国文论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可贵的创新，如菅原道真 的《新撰万叶集序》中，首次提出的日本文学理论的“花”、“实”文学观，“倩见歌 体，虽诚见古知今，而以今比古，新作花也，旧制实也”，并进一步阐明：“以花比实 ，今人情彩剪锦，多述可怜之句。古人心绪，织素少缀，不整之艳。”认为古人之歌， 易觉难知，随时有兴，“然则有识之人，撰文书之艳句，咏当时之美怜，或秀才之者， 取诗章之丽言，赞梅柳之可怜，遂使文花开于翰林，凌学就笑辞林。”这正是将元朝的 “情兼雅怨”与日本民族情绪相联；将“意悠而远”“文多凄怆”、“怨深文绮”等中 国文论的哀怨、愁惨、怨恨之情，申发为“艳句之美怜”，“丽言之可怜”的清新、清 朗、冷艳之意，这是对中国文论的深入解读；此外受白居易诗歌和诗论的影响，菅原道 真作为平安时期的文章大家，其诗以平易畅达的风格，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生活，而其诗 则摆脱了单纯从题材、修辞方面模仿中国诗歌的范畴，树立了创作主体的表现方法和独 特的格调”(曹顺庆《东方文论选》1996年5月)，“同化唐诗为和诗”，成为“从汉诗 全盛转移到和歌勃兴的境界线”。
紧随其后的《古今和歌集》有纪淑望所作的“真名序”(汉文序)和纪贯之所作的“假 名序”(和文序)。这两篇序文论述了和歌的起源、特征，提示了和歌发展的历史。在序 中，纪淑望品评了历代歌人的优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创作及和歌批评的 观点，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学的基础，被尊为日本和歌理论和散文文学的开山鼻祖，其《 古今和歌集序》成为千余年来日本歌论的宝典。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和歌集序》便是一 部在全面学习、继承、因袭钟嵘的《诗品序》的基础上写成的。太田青丘在日本歌学和 中国诗学中曾指出：“《真名序》是以《诗品序》作为直接依据写作的，而《假名序》 是进一步消化了《真名序》，并将其变为日本风格的”。除了诗论的结构完全相同以外 ；在谈到文学的功能时，《真名序》认为“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 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并结合日本民族的情绪和审美意识提出了“夫和歌者， 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都是和中国文论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借用的具体化表现，“心”、“词”即成为以后和歌理论中，难以 动摇的文学观念。[1](p.639-654)
《古今和歌集序》从思想观点、语言文字和表现形式，多方面地借用了我国的诗学论 著，尤其是《诗品序》、《诗大序》和《文心雕龙》，结合了和歌的历史和现实，触及 了和歌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对和歌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三
日本民族文论的形成的第三个阶段，即创造发展时期，这段时期有壬生忠岑以及他的 《和歌体十种》，藤原公任及其《新撰髓脑》、《和歌九品》等。这段时期是日本民族 文论加速发展时期，也是中国文论对日本文论影响的厚积薄发阶段，表现为日本文论在 借用融合中国文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国文论的创造，也即中国文论的日本化最终实现期。
首先是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这样的语言体系使汉文学和汉文论能 保持持续的发展和影响力，使日本文论可以沿着中国文论的传统发展下去，并在中国文 论的体系中进行创造、发展。
比如壬生忠岑在《文镜秘府论》和《歌经标式》“诗十体说”的基础上，在和歌分类 中强调余情、写思、高情、器量四体，尤其是将“心”、“词”作为文体归类的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幽玄”文学概念，对后代歌人有较大影响；紧随其后的藤原公任 在“心”“词”的基础上，提出了“姿”的概念，认为一篇好的作品，应该是“心深” 、“姿清”，且“词妙而有余情者”，较“华实相兼”的理论前进了一步，具有了日本 民族文论的特色；他对日本诗歌创作实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理论思路 ，为日本诗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为日本民族文论的建立迈开了可喜的一步。[3]
随后在日本和歌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藤原俊成、藤原定家为主线的和歌理论创作者 ，不断完善前人的理论，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观点，比如藤原俊成提出了“文体之变”的 观点，认为和歌要因时代、季节而改变，不同的时代要有新的文体、文风；创造了优美 、清新、温雅的“幽玄体”，追求“妖艳娇冶趣味”的神秘色彩以及提倡“歌佛相通” ，认为依《天台止观》必能通晓“和歌的优劣与深奥的道理”，达到“从心自悟”，强 调由佛法的修炼而近和歌创作；藤原定家重视歌心、声调、词意、情趣，推崇简古雅正 而具有“余情妖艳”之体的作品，提出和歌用“有心”进行创作的原则，即要求在作品 中创作中展现浓厚的情味，认为这是优秀歌作最主要的条件，所谓“心神澄静，才能偶 尔咏成这一体和歌”等和歌理论观点。[3]但不难看出藤原俊成等人对白居易、梅尧臣 、刘勰、朱熹、以及严羽文学思想的关注和借鉴；中国文论在日本文论发展中与民族文 学日益融合。
14世纪中叶，日本民族另一诗歌样式，“连歌”产生，同时产生的还有戏剧(能)。
此时，中国的禅宗、理学和宋诗学传入日本，对日本歌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是 花山院长亲，他精通汉学，尤专汉诗和理学。比如他提出“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 ，上也。”可见理学和《沧浪诗话》的影响；同时它还强调“心悟”与“兴趣”，“无 他，唯出之于我心，以心悟之，大约领会兴趣，只在风雅之一志也”。而连歌的创作则 为“咏出之歌，以适六义、和人伦、感鬼神，为此道之诠要”。这里既可以看到儒家的 诗观，也可见《沧浪诗话》的“妙悟”，“唯在兴趣”的精神。亲还将连歌创作的主体 分为有才者和不才者，提出，如“恃才而不累积此功，最终亦不出秀逸之作”。这正是 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 其至”(《沧浪诗话》)的思想体现。
镰仓后期的正彻，倡“定家复归”说，并认为学习应从“对风骨之用心”而到语言， 要“学上道，得中道”；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云“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 ，仅得其中”。正彻认为歌的妙趣“并非用词说与人听者，只应是自然领悟”。此妙境 ，“不充之以理，幽而优美方为佳歌。而且，至极之佳歌，在理之外”，“咏歌不能只 想到知识、才学，唯有透彻领会歌心而加以理解为宜。所谓透彻领会，即心悟也。能设 法领会之人方能上进。”这正如《沧浪诗话》所说“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是“水中之月，欲取虽易，但取之不及”，诗趣在言外。[3]
镰仓后期的另一为禅憎心敬，精通汉诗文，尤其谙熟《论语》和理学。他在《私语》 中提出的“长高体”，受汉诗气韵的影响，如“效寒岛瘦”，李杜王苏黄等的古高雄劲 ，并在理学、禅宗影响下，形成了寒淡枯寂的艺术风格。他关于“疏句”的论述，与禅 的妙语(心法)相通，所谓：“西行上人之歌道，可以说只是禅定修行之道。诚然，至道 之法，应为顿悟直路”，强调“无师自悟”，“歌禅一致”的思想。[3]
江户时代，经济发展起来，文学繁荣，诗歌和戏剧逐步成为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学 样式；此时小说在“学习和运用唐话的深化”中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文坛基本上 被朱子学文学观所统治”[1](p.648-651)(曹顺庆《东方文论选》)。从汉诗、和歌到从 连歌中派生出来的悱谐，都打上了理学的烙印。此外前期的汉诗坛，则“一味模仿王李 ，盲目尊尚唐诗贬斥宋诗”，甚至诗歌创作完全受中国明代文学批评标准左右，许多诗 论皆追随王士禛、沈德潜、袁枚；中期以后清代诗论逐步流传，受其影响，日本文论 在借鉴中创造，江村北海移用胡应麟德“气运说”来解释中日诗风时间差的现象；祗园 南海仿严羽的“入神”和王士禛的神韵说创造了“影写说”，其云“诗乃境趣二者外 无形者也”，认为“无处非景”，但诗“虽触境而作，然皆止乎我心所感之趣向”。[1 ](p.648-651)
日本近代小说在传统物语和对中国明清小说的学习模仿中开始，在这一过程中，催生 的动力是明清的小说理论，比如江户时代极有成就的小说家龙泽马琴，一生著述达二百 八十余部，在创作中他就常用明清小说家的艺术见解和写作经验指导其创作实践。他主 张作品要“义发劝惩，取事凡近”，历史小说要“虚实相半”、“以怪谈立趣旨”；在 结构上根据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总结出了元明才子俾史的“七法则”，重视情节 结构；文体则提倡“雅俗折中，和汉混淆”等等，其中可见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 李渔等人文学理论观的踪迹。
此外产生于江户时代后期的《拙堂词话》则直接对中国散文和日本汉语散文发展的各 个流派及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论述，“乡也物茂唧辈以乾隆七子为标的，诗则青云白雪， 文则汉上套语，陈陈相因，固可厌恶”，揭示了中国文学、文论对日本文学的深刻影响 ，表现了日本文论的创建中的自觉意识。而在其后相继产生的津阪东阳的《夜航余话》 、菊池五山的《五山堂诗话》以及海保渔村的《渔村文话》等日本文论，皆言必称秦汉 唐宋，撰文则宋沈严朱。
从中国文论的日本化历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
第一、日本文化缘起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同根、同源的特点，这便为中国文 化能根本性地走进日本文化，融入日本社会提供了现实的实质性条件；同时也为中国文 化的他国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二、语言文化规则的适应和融合。一国文学的他国化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是打通 语言障碍。通常语言的瓶颈是由翻译来解决的，但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翻 译中的误读就难免，因而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就会出现转换的隔阂和陌生化，从而导致 异国文化从宏观体系到微观概念的异化传播；同样一国文化是否能被他国所接受，而成 为他国本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内容，成为他国人民的思想文化理念，关键在于作为一 国文化载体的语言表意体系与他国的语言表意体系是否接近、相融。中国文论能日本化 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从语言的全面掌握介入，进入汉语话语体系，建立起了日本的汉文字 和汉学体系以及思维方式。这是否可为当今中国文论的构建，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提 供一种借鉴和思考。
今天我们反观历史，正是想通过对日本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理论发展历程的探讨剖 析，去理解中国文论的他国化论问题，去探源异国文论是否他国化以及他国化的基本路 径，从而为当代中国文论的构建，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提供一种借鉴和思路。
收稿日期：200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