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之殇与商办之伤——论清末香洲商埠衰落之因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埠论文,因由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0－0098－09
1909年的香洲开埠，无疑是广东商界横空出世的大举动。其创办典礼，粤省政界要员、广州及港澳绅商齐集莅临道贺，盛况空前，及至1911年开创了全国无税口岸的先例，轰动一时。如是大观势头何以在未及3年间步入式微(其“根脉”延至1949年，则不属本文论及之范围)？何以败在风骚于商潮前沿的香山商帮之手？又何以在盛满商机沃土的香山之地夭折于半途？
本文试图透过清末地方自治与商战救国之大势，结合宣统初年政局、粤省民情以及商埠自身的资本筹集等作一考察，以梳理香洲商埠殇之于“官督”的潜在因由。
一、香洲商埠生逢“其时”
论及香洲商埠的衰落，且先观览其20世纪初年出世之背景与“势头”。
(一)地方自治的呼声日渐高涨
1900年底，《中国旬报》载文高唱地方自治：“官之治民，不如民之自治，如此则一方自有一方之治法，政治因地则制宜，纲举目张，国内方能渐次条理。”[1]1909年1月18日，《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行，许多地方绅商跻身于地方自治运动之中，朝廷此间也钟情于推行地方自治，期望借此达到集权中央、改善吏治与摆脱财政困境三个目标。[2]自是，一场自上而下、由京省至府县的地方自治运动的实践渐次展开。
广东一域，地处岭南，偏离中央政权重心甚远，而这里近代中西文化交汇最早、商品经济最先孕育，因此，地方自治的呼声比中原腹地愈发高涨。1902年，欧榘甲率先提出“新广东”之倡议。1905年，受日俄战争影响，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地方自治的声浪。一些乡镇也闻风而动，请缨自办乡村自治，“择地建设自治模范村”。[3]
1907年，广东商人自发成立“粤商自治研究会”，旗帜鲜明地标示“以商业目的组合而成，凡内地工商营业与外洋各埠侨商均在范围之内”为宗旨。接着，又成立由士绅与法政学堂教员等组成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申明其趣旨为：“以忠君爱国为首务，以研究宪法为宗旨，上以副朝廷求治之盛心，下以养国民自有之能力，广通音问，交换知识”。①这可以视为粤省初步进行官方主导、有计划训练城镇乡自治研究与实践的尝试。香山县也随之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所。香洲开埠，正是乘此大势应运而生。
与地方自治俱盛的是商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晚清以降，各地自开商埠渐起，与先前被动的条约商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由官督商办，“以官力提倡”“靠官绅进行”，成为各省的显著特点，香洲商埠作为由商人开辟的自办无税口岸，则属首例，②既是清末地方自治的硕果，又是商战救国思潮“本土”实践的开先。
(二)地方“商战”实践风气初开
清朝末年的商战实践多是受郑观应《盛世危言》启发，“习兵战，不如习商战”。[4]《香港华字日报》有载：“二十世纪之天下，一商战之天下也。群雄角逐，智术矜奇，商战惊人，乌有宁日，是故商战胜国事随之则兴，商战败国事随之而危。”[5]传统士大夫谋求自强，兴办实业，与外国商战。“自商战之局开，铸成一优胜劣败之定例，影响遂及于国势。我华商如梦初醒，莫不振刷精神，欲得一善策以谋商界前途之地步，此亦穷变思通之渐也。”[6]欲行商战，则必学习西方商贸之法，“任商人择定地段，报明官署，定限升科。在商人于领垦界内，有便宜整理之全权。在公家于课税之余，有保护利益之实力”，[7]国家设立商埠，地方设立商务局，“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8]政府民间相互力促，官督商办，渐见起色。
与港澳接壤相邻的香山县，早年受西方商品倾销的冲击最惨烈，由是与洋人商战的意识亦最浓烈，自办商埠则与“商战挽利权”之呼声并起。1908年底，已有香洲开埠之议：“垦荒殖民，振兴商务，实行公益”。[9]1909年4月22日，香洲商埠创办者王诜、伍于政等“不惜巨资经营，缔造将来，聿观厥成，实有厚望”。[10]自葡萄牙租据澳门、英国强占香港以来，清季政府“递年漏卮外溢，言之涕零，即以华侨往返费而言，每年溢出之款，不下数百巨万。查粤民侨居海外经商者，以数百万计，一往一归，无非取道香港，年以十之一出入计之，已数十万人，人以十元消费计之，已失数百万之巨款”，民众热切“振香洲以制港澳”。[11]1911年，朝廷谕令香洲商埠辟为无税口岸，自5月1日起，“所有出入口税概行豁免”，绅商一片喜色。[12]
先是，王诜、伍于政、戴国安、冯宪章等香山县绅商自筹资金在吉大、山场两乡中间的沙滩环荒地上初辟香洲商埠，“以期振兴商业、利便侨民”。[13]且该埠“前环大海，后枕群山，外接南北洋，内连东西省，车轮轨樯，水路交通，异日商务之胜必操券而待。”[14]所有一切新政归商筹办，官款系护，俟商务既盛，再行设关征税，必可将本息清还，又可“挽回利权”。
香洲作为地方绅商自筹资金创办的通商口岸，正是基于上述大“势”而顺兴。创办人之所以选择香洲，如其奏折所称有三利：其一，天然良港：“外滨大洋，内接腹地，平原一片，土质坚凝；陆地则近接澳门，水路则直达省港，而且港湾辽阔，可以停泊渔船，河道流通，可以聚集商艇。”[15]其二，侨商故里，可作吸引华侨资本的集散地：“粤省侨商称盛，每挟巨资，倾心内向，习于外洋风土，不耐居住城厢乡镇。闻开埠之议，多喜色相告。若成，来归必众，实可为地方培元气。”[16]其三，商战前沿，便于与外商争利权。开埠贸易初期，“日起有功”，效果一度立竿见影，曾致澳门拱北关全年贸易“颇形退步”。[17]香洲开埠，可谓尽享天时地利人和。
二、前人对香洲衰败因由之论说
作为商人自办通商口岸，经获朝廷批准，既系载沣摄政之初对地方自治高涨呼声的回应，亦是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商战”思想在“本土”的实践。乘此“大势”，朝廷理当尽快敦促商务，施与利便，以收利权。但历史却与之开了一个大玩笑，直至1911年4月，无税口岸才获批施行，此时已是天朝垂暮、政局飘摇。自香山县绅商奏请开办商埠(1909年3月)至申请香洲免税，再至无税口岸获批(1911年3月)，时隔近3年，几乎贯穿宣统朝局。无税口岸为何迟迟未获朝廷批准？香洲商埠的初期发展并非呈现如民众所期望的商贸繁荣，其衰败因由何在？③
商埠衰落之因由众说纷纭，最早见诸九龙新关税务司夏立士，把症结归咎于“地势”。他在香山县绅奏请无税口岸时就预言：“香洲只可作为中国自开之通商口岸，若作为无税商埠非特于各处定章不符，兼与国家大局并无进益。”[18]商埠港口自身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非天然良港；且与港澳商埠相比，缺乏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有论者认为失于“天灾”：1910年8月，香洲遭遇一场大火灾，“八百多间寮屋付之一炬，顿成一片废墟”；[19]有论者强调祸于“内耗”：“吉大、前山当地势力一直试图介入新崛起的香洲商埠利益分割中，不间断的内部争斗与诉讼，抑制了商埠的发展”；[20]还有论者论证香洲商埠衰落于“大背景”：“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很难发展的”；[21]还有不少学者指出，商埠败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支持”，[22]持此论者多是提出了问题，但概括有嫌笼统，流于蜻蜓点水，对如何缺乏政府扶持未见系统的分析。不可否认，新政时期，官方对商业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而政府为何迟迟未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似乎留给我们不少的思考空间。
平心而论，开埠之初衷本是力争利权，选址于香洲，旨在与澳门对峙竞争。但“一山”难容二虎，宣统政府无暇顾及，而澳葡政府竣通河道等强化性举措比香洲来得更有力；香洲商人自办，资本单薄，募集不足；或抵押土地举借外债，却难以为继；商埠的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与当地民众、士绅的冲突，难以缓解。
香洲开办商埠，从商贾心理考察，原寄望于自办，以摆脱时人所深恶诟病的官督模式；但创办所需的巨额资本以及无税的特殊优惠政策，又得企望官督的加入以提供难能的保障。但清季官督的先天弊端与商办的势单力薄成为一对难以共存的矛盾，任何一方的“弱化”都有可能导致商埠的失位。
三、无税口岸“官音”迟到
时局的发展果然未能向着有利于香洲商埠的兴盛而倾斜，尤其是宣统初年政局动荡未稳——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逝去，接继的监国载沣初掌国政，他们为避免与列强摩擦冲突而引发外患，采取严内而宽外，无税口岸的特许一直迟迟未能获准。因而，香洲开埠以后，失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官的持续推动与催化。缺乏官方维护与支持，商人自办商埠顿见步履维艰。
(一)朝廷官员无暇旁顾
宣统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两宫去后的权力空间需要调整过渡。载沣的岳父荣禄曾是袁世凯的上司，载沣又是光绪帝的胞弟，西后本欲借此层关系来缓冲各方矛盾以妥置朝局。[23]1909年1月2日，摄政王以“回籍养疴”为辞罢免袁世凯，朝局失衡，无疑加剧了政局的诡秘。宣统即位之初的官员更迭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令载沣不得不谨慎从事，尤其是关系中外纠纷之事，以免“失其外援”。
为安稳政局，“严内”成了摄政者的首选。“今之谈救时者，莫不曰首重外交。然天下未有内政不修而可以言外交者”，[24]在皇朝内部，为避免事端、缓和政局，一切政令皆从紧、从旧，趋于保守稳妥。于是舆论有“预备立宪将缓行”之说传出，[25]其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则被以“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且“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托辞而未获准行。朝中政局之微妙，有如张之洞在遗折中所称：“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26]
香洲开埠，其缘起之一，乃是因澳门界务而与澳葡争利权。以“官方”扶助商民建埠香洲，“至请作为无税口岸一层，亦以是处密迩香港澳门，借此招徕，为挽回利权之计。”[27]广东劝业道陈庆桂亦持此说，强调开埠“为釜底抽薪之计，使彼狡谋莫逞”。[28]香洲要与澳门争利的焦点在于建立无税口岸，而无税口岸作为政令颁行，则直接将朝廷与港澳背后的英葡等列强直接对立起来，这与摄政王欲先稳定局势的初衷是明显背离的。澳门界务问题，一直是中葡两国敏感的触点。宣初朝局不稳，朝廷不免会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而地方绅商则明显无及于此。1909年3月8日，香山县各界集会北山，成立香山县勘界维持会，随后广州、香港等地纷纷组织勘界维持会，致电外部“据约严拒，勿稍退让，以振国权，以安边氓”，抵制澳葡。7月15日，中葡澳门划界谈判在港举行，香山民情涌动，集会声援。因此，朝廷谕令袁树勋“严防粤人因争澳门界事暴动致起交涉”。[29]澳门勘界问题“均以葡人不遵原约，恐酿事端”，[30]一直持续数年。民间不断请愿、华侨极力声援，而朝廷始终未及表态，以至正果难修。
值得多提一笔的是，澳门勘界事务葡方大臣马楂度在1909年9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香山兴建新城与港口，他们在那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因发现远远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便嫁祸于澳门。他们要求政府将香山确立为自由港。政府不能这么做，否则将使澳门消亡。”[31]看来，马楂度的话语并非空穴来风，它披露了香洲商埠作为无税口岸对挫伤澳门贸易的“危机”所在。澳葡当局其间做了多少“动作”，以阻滞清政府对“无税”的审批，似乎“洞中大有乾坤”。
(二)各部间权限牵制
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旨在“廓清积弊，明定责成”，[32]以提速各部间处理政令的效率，但是事与愿违。如外务部与学部关于留学生选派：④军谘处与陆军部关于民变情况的上报，“近日各省饥民土匪时常起事，军谘处未立以前，各省督抚往往电致军机处请示，从不知会陆军部。现在本处为军事最高机关，凡关于各省调遣军队均负专责。涛贝勒未出洋以前，经提议嗣后凡关各省军报，除一面电告军机处外，一面须立即电告本处以为计划”；[33]农工商部与邮传部之间的权限也常混淆不清，“现闻两部堂官有奏请划分之意，彼此正在磋商”[34]等。
香洲商埠申请无税口岸时，明显受制于各部间权限交织不清的阻滞。对商人自开商埠奏报的处理尚属正常，但当“香洲商埠拟为无税口岸”奏请上报后，却在外务部、农工商部、税务处等部间游走。职能权限不清晰，降低了对商务处理的力度与效率，也容易成为各部推脱责任的借口与托辞。鉴于香洲商埠“作为无税口岸，事属创行”，[35]朝廷极为慎重，讨论时多方意见难以一统，各有歧义。又，因粤督奏折致外务部、咨呈税务司、关务处、农工商部等。“将商埠作为无税口岸已奉前督宪张电准外务部、农工商部、税务处核覆，拟由税务处箚饬总税司于粤关税司内选员前往查勘”，[36]九龙新关税务司夏立士极力阻挠，粤海关务处则与其同一战线。广州将军兼两广总督增祺、广东劝业道陈望曾、⑤广东布政使司陈夔麟、香山县局绅商等为代表的粤省地方游说团一一驳斥前论，其后税务处与外务部、度支部、农工商部联合办理，香洲商埠无税口岸才迟迟获准。⑥
(三)地方官员心猿意马
朝官走马，粤省官员随之替换频频。以粤督为例，宣统不足3年间，张人骏、袁树勋、张鸣歧三届换任，尚未统计其间长期“署理”之职。[37]申办香洲开埠自张人骏始，其声誉最佳，“阅历政界二十余载，累居要职，年在六十，有奇精力素强……老于任事，必系有猷有为者也。”[38]粤督是地方政府对香洲商埠鼎力支持的象征，张人骏“对于该埠各事，以办理缉捕、设置巡警、扩张利权、振兴实务四事为尤注重，并探察该埠沿海一带形势险要，所有照料夫马各事，悉由善后局派员前往预备”，[39]因其属袁(世凯)系而调离广东，以袁树勋顶替。摄政王极其看重袁树勋，予以专权：“如遇地方事过急，准将文武官员先行撤任，如地方有变乱，先调遣大兵，然后出奏。”[40]袁树勋督粤期间，“所拟治粤新政策不独财政一项，惟于整理财政为最注意，此外则首以博采舆论为整顿之根据”，[41]其欲励精图治，却始终没有重大举措，深为时人所诟病。[42]香洲开埠初期处于张人骏督粤(1907年8月12日至1909年6月28日)任内，无税口岸的申请与批准，直至1910年底广州将军增祺署理广东总督(1910年10月29日至1911年4月14日)时期。频繁的人事变更，对商埠的支持力度与连贯性无疑受到某种程度的延缓与削弱。
需要指出的是，1910年10月，葡萄牙本土政变，民主革命兴起，第一共和国成立。宗主国的政治局势未稳，澳门总督曾多次上书力辞其职，澳门也因此波动而趋于缓和，与香山的对立情绪稍解。而朝廷内部，经过制定摄政王礼节、控制禁卫军抓军权、满族亲贵集权等一系列举措逐步稳定政局。[43]外部对立情绪和缓，此时批准香洲商埠为无税口岸既无大碍，亦可借此恢复国力，渐收利权。
香洲商埠自1911年5月1日起，“奉旨无税……准作通商口岸，至各行捐务如酒捐、烟丝捐等，亦由埠商王诜等禀请各宪恩免，计此三条实为中国商场特别创举”，[44]香洲埠公所总理王诜、伍于政又邀请香港四邑工商总局“担任介绍。俾达速于进行之目的”。[45]政府无税口岸政策的下达，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件迟到了的“官音”，毕竟这一“官音”的迟到，又无形中于“迟到”的时段内弱化了社会对香洲商埠的轰动效应，也无形中减退了社会对商埠应有的支持力度。
(四)资本之源缺失官助
资本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洲商埠发展的关键，直至清朝寿终正寝，也没有得到解决。
回眸历史，对于香洲开埠，“百数十年来，曾无人筹议开辟者，一苦于资本不足，欲举办而无从；一苦于创始维艰，因畏难而却步。”[46]香山绅商预算“开埠经费，约略核计需银一百七八十万元”，王诜、伍于政、戴国安、冯宪章“自备开埠经费十万元，另由外部承认已有名有数者四十八万元，起于俟发布再行招认”。[47]至1911年，经费问题仍未解决，“因无资本开办，实欲收入认地之款作开办费。是以禀请七百余亩开埠，现则将一千二百余亩全地圈入，与附近乡人大生恶感”，[48]本地绅商多有微词，自“宣统元年三月开基，至今将及两年，资本既未呈验，埠内所建铺户寥寥数间，至于填堤筑坝，各大工更属无闻无见，千余亩之埠地，工役三五十人，日中则铲草扒泥，仍属时作时辍，自顾魄力不足，又不招股兴办”，[49]“所需经费在一百七八十万元，除先备开办费十万元外，其余若何招收集股，所筹各节是否确有把握”，[50]应查明“该商是否殷实、资本是否可靠、商情是否仰□、埠地有无
、界至是否划定、舆论是否洽合”[51]等问题。商埠创办人曾多次登报告白，“本埠各铺地价，经于去年催收，登明各报，计现下经已挂号未交地价者尚属不少。兹再登报催收，限至本年三月初三日止截，如过期不交，以前所交之挂号银概行充公，无得异议。”[52]但香洲商埠的经费问题仍未解决，这与清末政府财政、粤省风气与时局密切相关。
晚清政府本欲借兴办商埠之机，增加财政收入。香洲商埠“开办之初，只岁筹数万金以作利息，假如筹款百万，约以七厘，行息在官中不过岁挪七万金，民间有七厘之息，必争于出资，计日可以成事，是国家费有限之资，他日收无穷之益。”[53]时朝廷财政匮乏，举步维艰，无力支援。宣统元年六月，吉林省长春府开为商埠，请拨款项，度支部并未批准。[54]军备预算也颇为拮据，“政府为筑设军港及制舰费需用一千八百万两，海军常年经费三百万两，补助东三省二百万两，北京各官衙请款二百万两，及因禁鸦片而起缺款求补充之件，度支部与各省皆因财政不敷所用”。[55]1910年7月，“邮传部预拟振兴实业，缺款壹千贰百万，现尚无着。”[56]缺乏政府财政支持，自办商埠的香山绅商只得筹募民间资金，以谋出路。
原本寄望于华侨归国投资，因时局动荡而成画饼。“近年以来，寄居外洋之华侨欲回内地，每苦于无可置产，又迫于外人之欺凌，不甘忍受……今得另开新埠，实力保护，广为招徕……操券可期”。[57]登报告白广招华侨集资兴办商务，却发现观望之士极多，皆因“惮本国文法之繁、官吏信用之失、且生长外洋、不谙中国风气，若非示以简易之趋、优其保护之法，断不能坚其信从之心，且恐前者失意而归，后者相戒裹足于朝廷一视同仁之意。”[58]集资一直未能显见成效，初期又有“不招散股，不招外股”之说，[59]埠商只得另择他策。
因资本不到位，致原有的业主信心渐失。香洲埠商鲍万鹏于1910年3月3日即登报售卖，蚝塘“自先父管业以来，所有放石牧蚝筑拓等项共费去本银二拾万有余。盖于四月时案经劝业道陈廉访邀传王伍二埠商及弟到署会议，当时弟以开埠一节为莫大公益之举，弟亦乡人一份子，敢不赞成！故极力减于拾五万元，以冀稍助埠商之公益。讵当时王伍埠商游侈其词，并无切实解决，弟亦听之。今蒙列宪暨商董诸君到场查勘一切，并云：该埠商在蚝塘搅扰，大坏蠔业，并因此缠讼数□花费不少。然因公益起见，劝弟收回拾万元，并着埠商另将先父经税之铺地，割回七亩，与弟彼此了结。弟当时乍聆之下，忧惧交集。忧者，忧其讼，则终凶案无了日；惧者，惧其利权浸失，巨债难填。故筹审再三，宁割子孙之衣食以助合群之公益，故特减实拾贰万元，并铺地七亩，以作归还各揭款之用，此当日是在情形也。”[60]
为拓展财路，筹集足够资金以规模商路，业主可谓煞费苦心，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一是欲“以地权抵押”举借外债，二是申请弛禁开赌。
1.举借外债。时中国借外债之额度惊人。截至1909年6月30日止，计政府所欠洋债，共有英金136223590镑，合银子908163933两，以4.5亿人计之，每人须出银二两，始可偿清。另有各洋行借与各省官场小数借款尚未计算在内。[61]但是，舆论抵制外货、拒借洋债之风潮渐起，时有某埠欲借外债之传闻，舆论即一片哗然，反对声浪连续不断。[62]因为此间“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憎恶情绪正在日益增长”。[63]“中国人的仇日情绪正在增长，而日本人在中国也确实蒙受严重的损失。”[64]粤省绅商集议之地广雅书院“仇视洋货……院中用品，俱无洋人制造”。[65]各地争相风行：“抵制外货是中国的主要武器。中国已在用抵制日货来对付日本，虽然日渐减弱，并且还在抵制英货”，[66]俱为官员所阻拦，“天津某报发起提倡抵制日货，直督端方已饬令邮局不准代递”，[67]“沪道示禁抵制英货”。[68]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与民众仇视洋货、洋债相悖，政府官员是支持外货和外债进入中国的。但是，香洲商埠举借外债却困难重重。
香洲绅商欲以地权抵押借外债，为邑民所阻。香山自治研究所奏报：以香洲地权抵押外国洋行，获得丰裕的资金，以便加快完成商埠与港口的建设。这与举国“抵制外债，提倡土货”[69]之舆论明显相背。因此，有报载香山埠商王诜等拟“向日本台湾银行息借洋银六十万元，月利六厘，以本埠已筑洋楼长堤及渔船等为抵押，订明分摊三年归还。”[70]此议若不急为禀陈劝阻，“是为放弃□□□属事关地方□安问题，私借洋债将地抵押，主权失，关系大局。”香山地方自治研究所集议“将该埠商私借洋债流弊，呈请当道禁阻，以维持大局而尽义务，究当如何办理，请公决。众议应用本所名义先行呈县，请转详禁阻。”[71]此事迄今虽尚未找到官方有关表态的史料，却从其无疾而终的结局中，可窥视到官方的动向。
2.申请弛禁开赌。香山绅商要求在香洲“驰赌禁”，以筹募资金，显然与时局“禁止开赌”相背。但事实上，这种“合理”不合法的阳奉阴违，其时是路人皆知的“潜规则”。
但是，坊间禁赌的呼声不绝于耳：“香洲开埠，首以禁赌为先务，良以赌风一盛，人多嗜好，咸薄于储蓄之愿望，而商务受莫大之影响也。”[72]广东臬台魏荫伯“以粤中赌博为忧，谓臬司所理命盗案件，强半由赌起事。赌者，盗之源，不从禁赌入手，盗事未有能办者”，粤省民风善赌，“广东近日百害而无一利，皆赌博所影响，谓为盗之源，尚未窥赌害之全也。”“赌饷一年抵数百万，倘绅民热心桑梓，大可提倡筹款抵此一项，则粤赌可永禁绝矣……我所可禁者只博场，我所不敢干预者赌饷也。夫缴饷至年数百万，岂能一日无此饷以充公用。”[73]
还有论者以为广东富庶，民风好赌，赌饷必丰。“广东真财富之区乎，有名无实久矣。若绅民能岁筹数百万金，则铁路不至迄今未成，工艺不至日见退化……夫二十余省皆国土也，何以广东独加派此种种巨款，谓广东富裕。民穷财尽罗掘已空，何富之有！谓广东有赌博可多派款与，吾尤不能无言。”[74]
言与行俱者，有旅京粤人筹议设立“筹禁广东赌博研究会”，[75]鉴于粤东地区“百物之腾贵，社会之日见劣败……旅京粤东官商各界设立禁赌研究会，务期达到目的，使赌博早日禁绝，以苏粤民之困云。”[76]1911年初，粤督张鸣岐亲临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与地方绅学讨论禁赌问题，“陈说禁赌之必要，及勉励绅商各宜担负责任，以补官力所不及，并申明定期三月初一日概行将赌禁绝，决不展期”。[77]香洲商埠奢望借“弛禁开赌”以兴商务之策，政府必定极力阻禁。果然，粤督袁树勋对香洲埠主王诜的禀报作了如是批复：“请驰赌禁一层，见解大误。香洲埠新辟商埠，断不能于开幕之始，即先种此恶因，纵令将来禁绝，亦永为该州历史上之一大污点，此节应毋庸议。”[78]
资金无着，拓展难为。至1909年底，商埠“惟疏浚港口一事尚付阙如。至上年所论之石堤，本年初时亦踊跃兴修，嗣以乏资，因之半途而废，未卜何时始能赓续兴工。目下该埠户口寥寥，约止五百人，境内生意冷落，与他埠又少交接；且附近香港、省城、澳门等处，亦无依期灵便交通，只有民船来往而已……惟注意该埠者，仍存奢望，闻倡首各董事亦思竭力筹款，以期遂其初愿。”[79]祸不单行，流言不止，“近闻大吏以香洲埠被该处绅士纷纷禀攻，特札派五委员迅往查办。又，埠商将该处石料搬运往单水口发卖，该处绅士已赴前山厅指控。”[80]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
与蹒跚起步的香洲商埠相比，澳门埠则是另一番景象。澳人叙议“香洲开埠或有碍于澳门，然为时尚远，非一朝一夕所成。唯望我澳门从速整顿，勤修善政，力除积弊，务使商民乐业。”[81]葡萄牙政府派50人到澳门办理扩充港口，[82]且汇款“银四万元，故澳门政府向上海购得浚河船一艘，不日可到。……拟浚全海，须工程四百万元，欲借债成事。”[83]可见，“官”之助否，不言自明也。
如果把目光移向外地，清季商人自办之商埠，发展亦非乐观：“山东济南西门外商埠开辟有年，界内惟有德商六七家，已租地建屋……至中国人之营业有女戏园三座、娼馆数十家……并无经营商业可与外人争利者，每当夕阳西下，自城内往商埠观剧及作洽游者，车马络绎不绝，商埠耶抑销金窟耶。”[84]
商办无力自强，时论多有辩争，郑观应似乎早有“谶语”：“全恃官办，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扰；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露；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殊求。则上下相维，两弊俱去。”[85]
商务何去何从，收归官办抑或官督商办？张之洞病榻之际曾奏安徽铜官山矿交涉案宜借款归官办，[86]建议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股本的筹募也应坚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藉为利用厚生之资。”[87]
存在决定意识，这便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①《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第1期第37页，转引自贺跃夫：《清末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关于清末自开商埠研究，参见杨天宏《清季首批自开商埠考》(《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其专著《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对清末地方自开商埠的论述更为系统。
③通过“香洲”一词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外交档案进行检索，与“香洲商埠”相关的有14件，系两广总督、广州将军署粤督、外务部、农工商部、税务大臣等奏折。上奏集中于两个时段内：1909年6月3日至17日，1911年1月4日至2月13日。又，《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关于香洲开埠的档案也多集中于此问。
④时际留美学生选拔考试，外务部与学部因权限问题而致考试无法进行，直至美国照会期限方由学部草草举行。
⑤陈望曾，字省三，台湾台南府人，清末任广东劝业道。
⑥《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第912－937页。关于“香洲自辟商埠定为无税口岸”的奏折、咨呈涉及多个部院，因税务问题又涉及总税务处，中西争论多见于该奏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