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比俄罗斯更不平等？(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更不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从收入来源来分解收入不平等
在这一章我们根据收入来源对总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以此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存在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可以看作是各种收入来源的浓集系数(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的加权总和。这个权重指的是人均总收入中收入来源的相对份额，因此我们有如下公式：
在我们的数据库所承认的六种收入成分(中国的数据含有小部分其他成分)方面，我们把两个国家定义为情况类似。表3揭示了整体上的中国和整体上的俄罗斯的结果，在转向探讨这种分解是如何能够解释两国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差异之前，我们先对收入成分一一进行评论(表4)。在两个国家，工资收入都占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但工资收入在两国都不平衡，而中国的程度更大。上述现象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正如在表5和表6中见到的那样，工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手里，在这两个表中，我们按收入来源把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依据我们的数据，从整体上来看，在中国非农自主经营收入是其中的一个较小的收入来源，而这一收入在俄罗斯则非常小。这一收入成分在整个中国是均衡的，因为这一成分中较大的份额在农村地区(对比表6和表5)。农业收入是指居民利用土地使用权获得的农产品收入，而不管产品是自己消费还是卖给别人。在中国，这部分收入占了人均总收入的13％，因而并不奇怪，俄罗斯收入中相类似的份额不到中国的一半。中国的农业收入更加均衡。
在整个俄罗斯，公共转移支付占了人均总收入的18％，但这一比例只是中国的一半。在西方国家，公共转移支付是非常均衡的，俄罗斯亦如此，可以见到它的累积系数低至0.18，这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与总收入的正相关关系较弱。不像俄罗斯，整个中国的公共转移支付累积系数高达0.67，因而非常不均衡。这表明是更加富裕的城市居民而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在从公共转移支付中获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私人转移支付较为均衡，它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俄罗斯大，其累积系数为0.21。表5和表6表明，中国的私人转移支付对于贫困的农村居民而言比对城市居民更为重要。或许在中国有相当部分的私人转移支付由农村外出人员寄回家乡的汇款所构成，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最后，在我们的数据和定义中，我们指出作为收入来源的估算租金和住房补贴在两国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且也不均衡。
现在我们转向表4，它将指明收入成分的分解是如何解释中俄两国人均总收入基尼系数之间的差异的。我们发现累积系数的差异决定着相对份额的差异，如果中国的工资分布状况与俄罗斯相同的话，那么，我们所研究的两国基尼系数间的差距将会减半(从12个百分点减少为6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公共转移支付的分布状况与俄罗斯相同，那么若按中国的收入份额计算，中俄两国基尼系数间的差距将会缩小4个百分点，但若按照较高的俄罗斯的收入份额计算，两国基尼系数的差距将会缩减9个百分点。若中俄的估算租金和住房补贴分布状况相同，那么，两国基尼系数的差距将会缩减3或4个百分点。在收入来源中起相反作用的成分之一是农业收入，它在中国比在俄罗斯更多地集中在低收入者手中，另外一种收入成分是非农自主经营收入。但是，每一种成分单独所起的作用非常微小，若用俄罗斯的系数取代中国的话，最多也就是把基尼系数的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
表5对中俄城市的基尼系数的分解展示了一些有趣的差异。在城市中，中国的工资收入在人均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俄罗斯，工资在中国的城市较为均衡，而在俄罗斯则不均衡。两国的公共转移支付都比较均衡，但俄罗斯要更加均衡一些。两国城市里的私人转移支付相对都比较少。估算租金和房屋补贴在中国城市并不均衡，但其在俄罗斯较为均衡。导致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中国更高的人口密度导致市场住房价格偏高，与之相伴的就是私有化进程的差异。
最后，表6中对农村地区收入成分的分解提供了一些补充性视角。人们在评论是什么折射了两国的不同情况时存在着诸多差异。收入结构中的差异是明显的：在俄罗斯的农村地区，工资占了收入的最大份额，而在中国担任这个角色的是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在中国农村显然分布均衡，但在俄罗斯的农村并不如此。另一方面，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长时期的转型过程体现为非农自主经营收入在收入中所占份额要高于俄罗斯，同时与中国的城市地区相比，其份额也是高的。令人惊奇的是，公共转移支付在俄罗斯农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高达24％，且其成分在农村中是均衡的。与此相对应的是，私人转移支付在中国农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高达14％。伴随中国农村私人转移支付的就是中国农村不平等的产生，私人转移支付在俄罗斯农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仅仅是5％。
六、居民特征与收入
在本章中，我们通过对收入功能的评估来对比生活在中俄两国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的收入状况。解释变量包括年龄和性别、户主的教育水平、家庭成员数量以及城市哑元变量(urban dummy)和地区哑元变量(region dummy)(中国3个，俄罗斯7个)，表7和表8分别是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这两个表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底层20％的样本和顶层20％的样本的构成成分的连续性变量，由此可以弄清楚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人处在收入分配的两端。
让我们从分析个体的年龄入手，可以见到在中国的样本中儿童所占的比例略大。在两个国家里，最底层的20％的样本中儿童所占比例过高，最顶层的样本中比例又不足。许多西方国家都有相对雄心勃勃的家庭津贴制度，但在中俄两国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制度。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在中俄两国中发现下述迹象，即老年人(其中许多生活在三世同堂的家庭中)平均享有的权益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还少。可以预想到的是，俄罗斯的家庭户主所受到的平均教育年限要长于中国的户主，我们发现在两国教育与处于分配最顶层的20％的那部分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人口统计数据显现的一致，在俄罗斯的样本中我们发现女性的比例要相对大于男性，但在中国样本中性别构成比例要均衡一些。在中国的数据中，家庭规模通常要大一些。最后转向地域，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分配中处于最顶层的20％的人中有2/3居住在东部地区，而俄罗斯最顶层的20％的人中有2/5生活在中部(包括莫斯科)。在收入分配的另一端，中国样本中的微弱多数生活在西部，而俄罗斯样本中的微弱多数则生活在南部或伏尔加河地区。
在表9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家庭特征与对等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两国采用了相同的标准，列出了关于收入对数的功能(log－income function)的OLS估量值。这引发了如下评论。第一，在两国，即使在控制了各种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变量之后，地域还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两国，城市哑元变量的系数都被估值为一个高的T统计量(T－statistics)，但中国的系数要高于俄罗斯的两倍。这符合常理，因为在中国从农村移民到城市会得到较大的潜在利益。毫不奇怪，我们发
现在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里，地域因素影响着收入。先看俄罗斯，与中部地区相比，生活在西北地区和远东地区的正系数值小。这与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较高这一情况相一致。就俄罗斯而言，最大的负系数出现在南部地区和伏尔加河地区。然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系数仍然较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就像这里所估量的那样，在中国，地域对一个人的收入的影响要大于俄罗斯。
第二，户主所受到的教育在两国都很重要。虽然前面指出的从对工资的分析中得到的结果会使人们期望俄罗斯有一个较高的系数，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方面的许多系数在中国要更高。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教育对那些赚工资的人影响更大，因而教育带来的人均收入在中国相对要高于俄罗斯。这个结果表明，在两国对教育的投资所获得的私人利益是相同的。第三，我们发现两国的工资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到46—55岁以后工资开始下降。在俄罗斯曲线的第一部分较陡，然而在较高的年龄段情况并非如此。当对两国的城市和农村的次级样本运行对立的函数时，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诸多差异归咎于农村地区。在俄罗斯农村，我们的数据显示那里的大多数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在55岁以后年龄并没有给收入带来负面影响，而在中国农村则会发生这种情况。第四，我们发现家庭规模对两国的人均总收入都具有负面影响，而中国的系数要更高一些。最后，在两国女性性别具有的负系数都被估值为一个高的T统计量，但实际较小。
依据估值，我们先预测出被选择的具有代表性个体的对数收入，然后把预测的收入数据分别转换为人民币和卢布，最后把这些数值表述为平均值的百分比。我们对每个国家的城乡地区和贫富地区之间的四种组合进行了这种处理，具体数据见表10。我们作为基数样本的个体具有如下特征：年龄为36到45岁，居住在一个三口之家且男性家长的教育程度为中等，生活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个体会得到一份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除非这样的人生活在非常贫瘠的农村地区。对比之下，这样的个体在俄罗斯只有住在城市化的和富裕地区的人才能得到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这种跨国比较表明，俄罗斯人在总体上比中国人更具有创收的特性。
这种预测也说明很大程度上的收入差异仅仅是由地域造成的。如果上述样本个体生活在富裕的城市而不是贫困的农村地区，那么，他的收入在中国将会增长3倍，在俄罗斯会增长2倍。与地域差异相比，不同的家庭特征所造成的差异实质上要小的多。在改变家庭规模(个案b)和家长的教育水平(个案c)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与年龄相关的变化也较小(个案d和e)。
七、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统一的微观数据来研究在新千年伊始中俄两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要更加不平等，研究指出中国在2002年整个国家的人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3，而根据我们的数据，俄罗斯在2003年的基尼系数却低至0.336。后者大大低于先前对俄罗斯在转型时期的基尼系数的估计，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低数据。理解这种差异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因此我们描述了人均总收入的分配，把每一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根据收入来源分解了人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同时以对数收入作为自变量对回归模型进行了评估(在其中对被调查的两国使用了相同的分类)。
依据本文的分析，中国城乡差异过大是中国收入不平等更大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程度对收入分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推测性观点是由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1955)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现在已成为许多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的基点。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是造成在新世纪伊始中国城乡差距大于俄罗斯的唯一原因。与俄罗斯相比，从20世纪60年代起，户口制度在中国已成为一个更大的障碍，它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而在我们收集数据的时期，75％的俄罗斯人生活在城市，而中国却仅仅只有39％。我们指出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的3.1倍，而在俄罗斯是1.7倍。我们的回归分析表明，虽然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上述差异，但在中国仅仅是居住在城市这一点依旧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中国，城乡区分的重要作用可由计算累积性可分解不平等指数的结果说明。如果中国城乡平均收入相同的话，即使城乡内部的不平等维持不变，在整个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将有43％的不平等会消失。对于俄罗斯，类似的不平等要小一些。
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小，这就意味着与俄罗斯相比，工资在中国是一个更加不均衡的收入来源。俄罗斯的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收入不平等，而中国的公共转移支付却增加了收入不平等。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农村的老人有养老金，而中国的情况不是如此。
虽然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要大于俄罗斯，但我们也看到了转型过程中的差异。在中国农村20多年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阶层——非农业自主经营户。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得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比俄罗斯更加不平等，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计算，这个阶层的扩张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而在整体上减小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
尽管中俄两国在收入和不平等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众多不同，但两国间也有相似的地方。中国城市居民之间以及俄罗斯城市居民之间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在两国，户主的教育水平都对家庭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家庭规模却对之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相关关系的程度在两国也相似。在两个国家，儿童构成的群体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而在生命周期的尾端，平均来看，老人的境况并不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差。对俄罗斯和中国城市地区而言，这很大程度上是养老金制度带来的结果。在中国农村，与晚辈居住在一起(这很可能是在获得私人转移支付)解释了为什么老人的状况平均看来不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