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的人格魅力——纪念马思聪诞辰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人格魅力论文,周年论文,马思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89(2002)03-0004-04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的90岁诞辰，也是他逝世15周年，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出走的1996年也已经过去了36年。
作为音乐家的马思聪是不朽的，他的作品证明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作为中国民族乐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的地位也是确定无疑的。随着对他的作品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及对一个多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历程的回顾，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马思聪在中国音乐史上所处的位置和价值。
作为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时代良心代表的艺术家，马思聪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他为人真诚、正直、宽厚，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从不趋炎附势，也从不介入无谓的派系纷争。道德、文章、作品都令人敬仰。马思聪身上的人格魅力也使人们的心灵为之净化、升华。
20世纪30年代，马思聪从法国学成归国，在香港、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了多次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引起了轰动，被誉为神童。但当时的旧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饥寒交迫，国难临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音乐活动谈何容易。但马思聪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进行音乐的普及工作，他除了演奏小提琴外，还创办音乐学校、组建交响乐团、进行音乐创作，并先后担任过重庆励志社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台北交响乐团的指挥。
他并不像当时一些留学生归国后走上层路线，奔走于权贵、豪门之间，希冀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弄个一官半职。他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是扎扎实实的工作，为的是中国的音乐事业。他也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他在励志社交响乐团工作时，为了维护音乐家的尊严，反对搞堂会、反对为“贵宾”在席间演奏，竟被社长解职，乐团也被解散，他义无反顾，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但为了60多名乐团成员的前途和生活，马思聪又出面找时任立法院长的同乡孙科接洽，成立了中华交响乐团，他担任首任指挥，在中华交响乐团存在的9年中，做了大量的音乐普及工作。
马思聪回国时，日本已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并继续向南进攻，中国的存亡已到了生死关头。他过去一直崇尚室内乐等纯音乐，但他认识到“民众……要藉抗战歌来发泄他们革命的情绪。他们奋起来解除枷锁的激昂。”“抗战歌是民族斗争中宏伟的推动力，所以民众需要吧。”在“七七事变”时他写出了《卢沟桥之歌》，在“八一三淞沪战争”时他写出了《战士们!冲锋啊》，直接配合了当时的抗日战争。他总共创作了20首抗战歌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部分的抗战歌可以说全是在炸弹爆发下孵化出来的。”他还常常亲自指挥歌咏队演唱抗战歌曲。可以说，作为爱国主义者的马思聪这时已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
20世纪40年代，马思聪到了桂林，当时中国进步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都聚集在桂林。他参加了民盟组织的“阳朔之游”和在柳州举行的大后方新音乐工作者年会等活动，感受到真挚、亲切的同志情谊，心情十分愉快。他为李凌办的《新音乐》杂志写稿，还为群众在露天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马思聪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起逃难，一路上颠沛流离，他亲自体验了人民的苦难，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腐败、蛮横以及革命青年对理想的真诚追求和对人民的同情。在逃难的路途中，他有时就住在老百姓的家中，还为他们拉琴。
正是有了自己亲自深切的感情体验，他才写出了描述国民党抗战失误、人民苦难深重但决心抗战的《抛锚大合唱》和揭露“东方暴君”压制人民抗日的罪恶行径的《民主大合唱》。用音乐来表达人民要求抗日、争取民主的心声，可以说这时的马思聪已经成为一名争取民主的斗士了。
从1947年到1949年，马思聪担任广州艺专音乐糸主任兼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在这期间，他与进步的音乐工作者、青年学生关系很密切，对革命和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这个时期创作的《祖国大合唱》和《春天大合唱》就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和渴望。
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强迫文化界人士在反共的《戡乱宣言》上签字，马思聪拒绝签名，并搬到香港居住。据说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邀请他去美国当教授，法国里昂音乐学院也拟聘请他去教学，但他都拒绝了，因为他心中最向往的是新中国。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马思聪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和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为庆祝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他创作了《欢喜组曲》。他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请他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马思聪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除了教授小提琴、进行创作外，还对教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一定要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视唱练耳采用固定唱名法、同时也要掌握简谱，要派青年出国学习、进修，聘请苏联及东欧各国专家来院任教，重视艺术实践，建立合唱、合奏课等。此外，他还响应党的号召，去抗美援朝的前线为战士慰问演出，到淮河的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为工人、农民们演出。
但是，马思聪是一位正直、有良心、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正确的意见，他一定接受，对周恩来总理，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他也决不盲从，不屈服于权威，说违心的话。例如在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主持大会的某位大诗人建议向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三鞠躬，以示效忠，马思聪对此极为反感。有一次毛泽东和马思聪谈音乐，毛说：艺术必须为人民乐于接受。马说：不，伟大的作品往往要经历多年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他举出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为例。马思聪是敢于当面对毛泽东说“不”的极少数人之一，由此可以看出马思聪的胆识和勇气。然而，有的大文豪为了保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表态时，说自己过去所写的几百万字，应该全部把它烧掉，
没有一点价值。有的科学家明知大跃进时期所谓亩产几十万斤粮食是不可能的，是违背科学的，却违心去大唱颂歌。相比之下，马思聪的品格是何等高尚!
(马思聪说的话确实是真理，解放初期，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曾演出芭蕾舞《和平鸽》，但在当时的一本权威的音乐杂志上却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大腿满场飞，工农兵不要看》，今天看来简直是笑话，不愿看芭蕾舞的人已很少。这里确实有个提高欣赏水平的问题。)
马思聪对聂耳和星海两位中国新音乐的先锋是很尊重的，并给他们以很高的评价。1941年7月，在桂林举行了“聂耳纪念节”，由田汉主持，马思聪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颂了聂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贡献。他对星海坚决抗日并去延安是赞许的，他看到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作品后很感动。他在《忆洗星海》(1946)一文中写道：“他向人民学习，人民滋养了他的灵魂，于是，他讴歌人民的苦痛、希望与光荣。这些，在中国乐坛上没有人比他表现得更淋漓尽致的。”他在《纪念聂耳、星海》(1955)一文中写道：“聂耳的音乐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要求，充满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的那些充满生命的旋律激励着全国人民。……聂耳开始这条新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但马思聪是实事求是的，他也承认星海有不足之处，在前面的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严格地说，星海的某些作品在技术上是存在着缺陷的，是还不够成熟的。”在《新音乐的新阶段》(1947)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在我看来，给我们做榜样的，他们两位(指聂耳、星海)的不满足与学习精神的价值是相同于他们作品的价值，为了学习，他们都用勇士的精神向环境搏斗。”
马思聪对解放前的音乐派别之争，是不太感兴趣的。他曾对李凌说过；“提倡抗日救亡的朋友们做的，好比黄河，汹涌澎湃，宏伟壮丽，它记刻中华民族的灾难、喜悦和人民世世代代不甘心灭亡的战斗精神。另一些人做的工作，有如浩荡的长江，源远流长，一波万顷，灌溉宽广的田野、农庄，养育无数百姓。此外还有宁静、秀丽的珠江，汇合西江、漓江、北江，为南国人民造福不浅。像郑志声、杨荫浏、刘天华等人，犹如黑龙江、闽江、红河、辽河……各有功德，各有优胜，没有必要长久地势不两立。”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远大的眼光。如果我们文艺界、音乐界的领导能够像马思聪这样看问题，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很可能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极左的思潮却愈演愈烈，群众运动不断。文艺界受到的冲击更大，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至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派运动……等。据说马思聪也曾列入了右派名单中，只是由於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他才幸免于难。
在20世纪50年代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一篇文章《论音乐的创作和批评》发表后，在音乐界引起了争论，实际上是对贺绿汀进行了一场围攻，重点是批判贺的“纯技术观点”，并上纲为“音乐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技术至上的观点”等。马思聪也知道这场围攻是有来头的，但他仍然仗义执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对他不利，但为了维护真理，他无所顾忌。在《作曲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1956)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比如关于贺绿汀同志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论，就用不着那样大张旗鼓地搞。贺绿汀同志提出加强技术学习是对的。他并没有否定学习政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否定体验生活的重要性。他也曾明确地谈到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学好技术并不等于就能创造艺术。而实际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很不高，急需加以提高，难道我们仅仅满足于目前较低的技术水平而不想前进了吗?所以我认为这次争论并没有解决音乐上的主要问题。”
虽然马思聪未被打成右派，但是，从1959年2月到7月，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展开了一场“马思聪演奏曲目的讨论”也对马思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它最初是由西安师范学院的董大勇一篇文章《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引起的，文中对马思聪演奏的曲目提出批评，说音乐会的节目除了马思聪解放前的作品外，其余都是西欧古典音乐家的作品，责问：“马先生对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学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但讨论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不太同意董文中的观点，《人民音乐》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作了小结，指出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对艺术为政治服务不能作狭隘的理解等。但是，到了1961年4月，一位年青的阶级斗争勇士写出了批判《人民音乐》小结的文章，并将这次讨论升格为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轰轰烈烈的学术批判运动。
马思聪对这场矛头直接指向他的讨论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是保持沉默。这与他一贯不愿介入纷争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这一期间正是他全力以赴、创作《第二交响曲》的时候，如果去与阶级斗争的年青勇士们争斗，那一定会大大分散他的精力，影响到他的创作，而《第二交响曲》正是马思聪创作生涯中首次将革命历史题材作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1961年7月在马思聪亲自指挥下，中央乐团演出了这部作品，取得了成功。也可以说马思聪以自己的新作品，回答了勇士们对他的指责。
到了“史无前例”的那个年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之一，阶级斗争的勇士们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干着无法无天的勾当，指导他们行动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是领导，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是专家，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要是坐过国民党监狱的人，就是叛徒；只要是从海外归来的，就是特务。对这些“牛鬼蛇神”都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上面虽然说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还有传播得很广的几句，鼓励勇士们去打人，据说是“林副主席”说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锻炼。”于是，打人之风盛行，多少知识分子、干部屈死在红卫兵勇士的棍棒之下。
马思聪虽身为院长，但因文化部同意他专心进行创作，所以他平时很少过问学校的工作，“走资派”的帽子戴不上，因此给他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从文化
部的集训班回到学校，像其他院领导一样，被红卫兵往头上泼浆糊，随之而来的就是剃光头、泼墨汁、戴高帽子、用棍棒殴打。并编入“一类劳改队”，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住在校中，由红卫兵看管，实行专政。有一次，马思聪的光头被红卫兵手中带有钢环的皮带打得直冒鲜血。据说一名造反派工人曾强迫马思聪吃草，“你是匹马，就得吃草”。面对这种对知识分子空前残酷的迫害、虐待、人身侮辱，马思聪曾经想自杀，他家中的厨师、心地善良的贾师傅劝阻了他。
1966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内战正酣，“黑帮”们获准可以暂时回家，马思聪在家中与逃到广州又潜回北京的女儿马瑞雪相见，父女彻夜长谈，最后马思聪终于同意离开北京，到了广州。本来马思聪就想在广州避避风头，等运动过去再说。但看到广州也很乱，北京红卫兵已到广州来点火，当时的广东省委也被红卫兵冲垮，省委书记赵紫阳也已朝不保夕。马思聪在广州也无安全可言，如果被红卫兵抓回北京，后果更不堪设想。正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马思聪被迫走上了出国逃亡之途。
在到了美国之后，马思聪一家曾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多次盘问，甚至还对他们使用过测谎器等。但是，最后美国的情报人员大失所望，说道：“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马思聪夫人王慕理骄傲地回答说：“我们是音乐家，不关心政治。”按照美国的规定，如果马思聪申请政治避难，就可以领难民救济金，但马思聪拒绝了，他来美国只是为了逃避“文化大革命”对他的迫害，为了过平静的生活，为了能继续进行创作。他绝不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人格，他表示要靠自己的本事来维持生活。后来他得到美国作曲家基金会的支持，只要他进行创作就可以得到资助。因此，马思聪在美国的物质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但他仍然在想念自己的祖国，并且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对马思聪来说，祖国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启发了他的灵感，也是他创作中永不枯竭的源泉。他渴望重新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他去世后，家人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思乡》是它的标题。可惜由于病魔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未能回到祖国，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马思聪在美国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当时在国内外曾引起很大的反响，四人帮曾以此作为马思聪“叛国”的重要依据，也曾引发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和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联合冲击苏联大使馆(因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了此文)的行动。但是，这篇文章叙述的完全是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遭遇，和他的所见所闻，并没有丝毫的夸大。而且他并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的只是可恨、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而已。事实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比马思聪还严厉得多。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思聪的这篇文章还具有历史意义，这是第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写出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讨伐书，它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揭发并控诉了红卫兵的暴行、践踏人性……相比之下，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等说真话、揭露“文化大革命”的书，出版时间晚得多。
马思聪是一位视音乐为生活中第一需要的音乐家，他每天都要拉琴、作曲，而且将音乐创作当作神圣的工作，严格要求、精益求精，仅舞剧《晚霞》(即《龙宫奇缘》)就写了8年，修改了8次。歌剧《热碧亚》也修改了多次，手稿就有9寸厚。直到开刀前一天住院时，他还在谱曲。他在中国乐坛上几十年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又具有自己的个性。他是中国民族乐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马思聪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是他留给中国音乐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是，马思聪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还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在日寇侵略下，中国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他没有绝望、悲观，也没有逃逸到他乡，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用他的歌曲、琴声来鼓舞人民进行抗日。
解放后，马思聪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并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以表达他的心声。他还走遍全国，使广大观众在他的小提琴琴声中受到音乐的薰陶和启示。他的《思乡曲》更是人人皆知，勾起了无数海内外华人的乡思。
马思聪为人谦逊、忠厚、平和，解放后他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应该说是中国音乐界的大人物了，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摆领导、权威的架子，他的老同学陈洪教授回忆说每次他到北京，马思聪一定请他到家里会面、吃饭，十分亲切，没有一点架子。
当“左祸”在中国愈演愈烈时，他仍然潜心创作，不为所动。他决不说假话，他曾为贺绿汀受批判仗义执言、敢说真话。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出走到美国时，仍然坚持自己的人格，不申请政治避难，不为五斗米折腰。
纵观马思聪的一生，无论是在鲜花、掌声中生活的巅峰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与人民共患难的时候，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以及晚年在美国居留时，他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的人格，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优秀品质。在纪念马思聪90诞辰的今天，我们应该永远向他学习，做一个真诚、正直、谦逊的人。
收稿日期：2002-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