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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125-07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总会出现一些哲人，运用不同的文体形式，来揭示真知，发蒙启聩，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中国上古哲人就是用格言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宇宙、历史、自然、社会、人生、军事、政治的认识。所谓格言，是指可以作为行动准则的语句。格言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对世人起到指导、教育、规劝、警诫等法式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格言就是上古时期说理的“子书”。由于上古文献大都亡佚，特别是像《仲虺之志》、《史佚之志》这些格言专集早已失传，我们无法复原中国上古格言的原貌，看不到上古格言发生发展的真实情形。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它遮蔽了春秋战国时期某些诸子散文文体的真实源头。例如，《老子》为何要采用格言体写作？《孙子》为什么要采用格言体表达军事思想？《论语》中的部分语录为何要运用格言形式？说理散文文体在春秋战国之际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这些问题如果不结合上古格言，是说不清楚的。因此，从现存文献中爬梳上古格言材料，结合春秋战国之际子书的发展情形，梳理先秦格言体的发展源流，就很有必要。 一、上古“子书”：格言 今人在写文章时喜欢把一句话拉长为十句话，而古人则追求将十句话浓缩为一句话。翻开先秦文献就可以看到，愈是接近上古，人们就愈是慎于立言，文章就愈写得精粹，宁可少写十句，决不多说一言。上古时期著述中这种惜墨如金的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观念上说，上古作者著述贵精不贵多，尚简不尚繁；那时书写工具简陋，著述十分困难，这就要求人们对语言进行精雕细琢、千锤百炼，最终达到一字不易的水平；至于那些巫卜兵书，因其语涉天道、阴阳、权谋、用兵之事，话不宜说深说透，而应语藏玄机，以便为读者留下参悟、揣摩、想象、发挥的空间；从传播角度看，精炼的名言隽语更易于诵读、记忆。由于这种种原因，上古哲人往往将其毕生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高度浓缩，凝聚成数句格言，而这些格言一经锤炼出来，便成为千古名句，给后人以无穷的启迪。 在上古格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迟任、仲虺、周任、史佚等人为代表的商周史官和贤哲格言。这些上古史官往往将他们对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观察，概括、凝练、浓缩成短小精辟的格言警句，以此昭告当世，警示后人。从文献所载《仲虺之志》、《史佚之志》来看，这些上古史官应该有格言著作流传于春秋之世。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见于文献的商代著名贤哲有迟任、仲虺。迟任是商代前期的一位贤人，他的政治格言见于《尚书·盘庚上》：“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1]迟任以人、器对举，以器物衬托人才，强调用人不同于用器，用器求新，而用人从旧。盘庚征引迟任的名言，意在安抚朝中老臣，表明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希望他们能够共襄迁殷大业。仲虺是商汤时期的一代名臣，《伪古文尚书》中收了一篇《仲虺之诰》，其文虽不足征信，但作伪者借他的名字著文，足以说明他是商代有名的智者。仲虺比较可靠的格言见于《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载《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2]《左传·宣公十二年》载仲虺“取乱侮亡”，当是“乱者取之，亡者侮之”的浓缩。此外，《左传·僖公十四年》也有相同的征引。仲虺此语是在总结商汤伐桀军事斗争经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它被春秋战国那些志在攻伐的诸侯大夫奉为圭臬。史佚和周任都是商周之际的著名史官。史佚是由商入周的史官，为周人灭商和稳定西周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大戴礼记·保傅》将他与周公、太公、召公并称为“四圣”，堪称商周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春秋时期，史佚的政治格言在政治、军事、外交界广为流传。例如，《国语·周语下》载：“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静，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3]《左传·僖公十五年》载：“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左传·成公四年》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格言或被人们奉为言行准则，或被世人当作观察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点，或被政治家们作为重要决策的经典依据。周任的影响力虽不及史佚广泛，但其言论也常被后人征引。他的格言大多是从政智慧的结晶。例如，《左传·隐公六年》载：“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昭公五年》载：“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论语·季氏》载孔子征引周任之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4]以此驳斥冉求不能阻止季氏征伐颛臾的辩解。这些史官贤哲深沉睿智的格言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理性思维的水平。 上古时期还有一些以《志》、《前志》、《礼志》、《周志》、《故志》等名目出现的格言，这些格言不著撰者姓名，它们在性质和功能上与迟任、仲虺、史佚、周任等人格言相近。“志”有记忆、记载、记录的意义，引申为书籍之称。先秦文献中以《志》为名目出现的格言最多，兹举数例：《国语·晋语九》载：“《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左传·襄公四年》载：“《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传·昭公三年》载：“《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无所福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载：“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哀公十八年》载：“《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六条材料中，有两条格言为孔子所征引，甚至连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名言也是来自古人，可见这些格言对后代思想家影响是何等深刻。以《前志》为名目的格言共有两条材料：其一是《左传·文公六年》所载：“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其二是《左传·成公十五年》所载：“《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这两条格言都是讲述做人的伦理道德。其他《礼志》、《周志》、《故志》或讲礼义，或载礼规，或述伦理。例如，《国语·晋语四》载：“《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左传·文公二年》载：“《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昭公元年》载：“《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这些《志》广泛涉及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哲理，凝聚了上古哲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智慧。 中国上古有一类《志》叫《军志》，《军志》犹言“兵书”。上古时代中华各部落之间常有战事爆发，烽烟战火连绵不断，因此很早就出现了以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指导用兵打仗为旨归的《军志》。《军志》的作者堪称中国上古时代的兵家。先秦文献中有四条《军志》材料：《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也有相同的记载。《军志》与其他“志”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有区别的是内容，因此《军志》可以看作是军事格言。 先秦文献中还有一些以“古人有言”、“先民有言”或“古之人有言”名目出现的上古格言。例如，《尚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周武王在牧野誓师之词中征引“古人有言”，原本是古人从日常畜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禁忌，他创造性地运用这条禁忌格言，指责殷纣王信任妲己残害人民，由此将畜牧格言改变为政治格言。又如《尚书·酒诰》载：“古之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治国牧民之人。治国之人不要以水为镜，而应该以民为镜，这是上古政治家从长期政治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如《尚书·秦誓》载秦穆公曰：“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意思是说人们一般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所以往往出现差错。这是对拒谏饰非、刚愎自用者的警醒。再如，《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这条先民格言意思是说，死者身份改变了，丧葬礼数也要随之变化。周襄王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晋文公僭礼的要求。 大约作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卦爻辞在形式凝练、言简意丰方面与上古格言相通。《周易》卦爻辞往往借解说卦象来揭示某一道理。例如，《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5]这是说大军行动应该纪律严明，否则就会遭到凶咎。这一条爻辞其实可以当作兵家格言来读，《左传·宣公十二年》即载知庄子引用这条爻辞，以此预测战争的成败。又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谓没有平坦不走向倾斜，没有一去而不再回来。这条爻辞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某些循环往复(如日月运行、四季往复)的现象。与此条爻辞意思相近的还有《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又如《谦卦》初六爻辞：“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这条爻辞说明了一个道理：谦虚的人可以走遍天下。再如《蛊卦》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中国早期社会就有一些遁迹山林的隐逸之士(如许由、卞随、务光等)，战国时期更出现一批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高士，《蛊卦》上九爻辞可以作为这种社会现象的精辟概括。 商周铭文是一种记载勋德、表示戒勉的文体，在简深博约方面与上古格言相通。如《礼记·大学》载商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九个字表达了日新其德的精神。《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先人正考父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7]正考父三命而恭，鼎铭将其恭敬风范凝聚成格言。《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周武王即位之后，在日用器具上广隽铭文：“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诟，口戕口。’鑑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嚏。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屦履之铭曰：‘慎之劳，劳则富。’觞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则逃。’户之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獶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闲弗忍，终身之羞。’”[8]这些铭文都凝聚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可以作为格言来读。 通过梳理这些散见于先秦文献之中的格言材料，我们可以揭示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事实：上古时代存在为数不少的以格言为体裁的说理文章，格言是上古哲人说理的主要体裁。这些格言一般只提出观点，没有论证和论据，句式简短，大体整齐，有些格言还有简单的韵律，易于记忆、背诵和传播。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三部与格言有关的子书：《老子》、《孙子》和《论语》。先秦格言创作在这些子书中达到高峰之后，又迅速走向衰落。在先秦文体发展史上，《老子》、《孙子》、《论语》这三部散文作品的文体影响走向是不同的：《老子》、《孙子》的文体影响是向着前代的，它们是商周以来史官格言、兵家格青的一个总结，是商周以来格言体散文的一个顶峰，但它们对后来战国散文文体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论语》的文体影响走向则是向后的，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 二、史官格言的集大成之作：《老子》 《老子》一书是采用商周史官迟任、仲虺、史佚、周任等人所开创的史官格言体。传世的《老子》版本主要有竹书本、帛书本、王弼本三种，其中郭店竹书本《老子》最早，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次之，王弼本《老子》最晚，这说明《老子》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变动的本子，但它的初稿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老子》是先秦时期格言创作的一次最成功，也是规模最大的尝试，堪称先秦时期史官格言创作的集大成者。它既是典型的格言，又是标准的诸子说理散文。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五千言是东周史官老聃在出关归隐之时应关尹喜的要求而创作的。这五千言应该是老子毕生观察、思考、体悟所得，久久蕴藏于胸中，而绝不可能是老子一时灵感的产物。《老子》五千言广泛地涉及宇宙、自然、历史、人生、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内容，尤以谈人生的格言最多。 与上古史官格言相比，《老子》格言呈现出以下几点进展。第一，《老子》格言抽象思辨水平更高，哲理色彩更为浓厚。像“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9]等格言，都概括了事物运动的规律，浓缩了丰富而深刻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唯其如此，《老子》格言才成为后人永不枯竭的智慧宝库。第二，《老子》以格言的形式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由于《史佚之志》、《仲虺之志》已经亡佚，我们不知道上古史官格言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老子》的格言是自成体系的。《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特点是自然、无为，是有无结合，虚实相生，“道”的运动规律是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老子就是站在“道”的高度来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第三，《老子》格言中有一些简单的论证。此前的上古格言，由于只能见到片言只语，所以看不到论证。《老子》部分格言像上古格言一样，只说思想观点，而省略了论证过程，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但《老子》八十一章中，有相当多的格言会作一些简单的论证。例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作者先用三个排比句，从车、器、室三个方面列举了“无”和“用”的关系，最后从中得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结论。第四，《老子》格言中运用了一些描写、排比、比喻、设问、顶针、对偶等修辞手法。例如：“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这是用橐籥(即风箱)来比喻天地。“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第十三章)这是用设问的手法来解释什么叫宠辱若惊。“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第十五章)这是对“善为士者”所作的形象描写。“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第二十七章)这是一连用五个结构相同的句子排比而下，说明什么是善。《老子》格言有时运用顶针的手法，如“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作者一连用六个顶针句式，前一句的最后一字与后一句第一个字相同，六句在意义上构成因果关系，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只有满足了前一个条件，才会出现后一结果。“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第二十章)这里运用的是对偶手法。《老子》格言使用各种修辞手法，这在上古格言中是不多见的。这可以看作是老子对格言这一文体形式的发展。第五，《老子》格言往往具有诗歌韵律。例如第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其中“腹”、“骨”、“欲”押韵(幽部)。又如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元牝。元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门”、“根”、“存”、“勤”字押韵(文部)。①正因为《老子》格言音韵谐美，所以被人称为哲理诗。第六，《老子》格言的篇幅要比上古格言大得多，它的一章由多句格言组成，分开来每句格言可以独立，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如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本章可以划分为五个格言，前两个格言是从人类、草木生死现象中概括出来，第三个格言是从前两个格言推理得出，可以视为本章的核心观点。第四个格言又再次以兵器、树木作为论据。第五个格言是对中心观点的回应。全章五个格言，每一个都可以拆分开来独立使用，但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彼此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老子》以后，史官格言因后继无人而走向终结。 三、军事格言的集大成之作：《孙子》 《孙子》是商周以来《军志》的集大成者。先秦时期有两个孙子，一个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孙武，被人称之为吴孙子；另一个是战国前中期的孙膑，被人称之为齐孙子。本文所论的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孙武。孙武兵法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广泛地探讨了军事斗争中各个方面的问题。 孙子的生活年代与老子相当，将《孙子》格言与《老子》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春秋战国之际史官格言和兵家格言各自的特点。本文认为，《孙子》、《老子》两书的格言有三同三异。 先说相同的一面。第一，《孙子》格言与《老子》一样，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例如：“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攻篇》)“以逸待劳。”(《军争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谋攻篇》)“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实篇》)“陷之死地而后生。”(《九地篇》)[10]这些军事格言都被人们广为传诵，有些被后人提炼为成语。第二，《孙子》格言与《老子》一样广泛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如《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者用水行来比喻兵形，以水形来比喻兵势。又如《军争篇》：“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作者一连用了六个“如”字，来比喻不同情景下的军事行动。《孙子》中对偶的例子更多，诸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军争篇》)、“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等等，都是对得很工整的句子。至于排比，在《孙子》中更是俯拾皆是。第三，《孙子》格言像《老子》一样运用语气词。《老子》中的语气词有“兮”、“乎”、“邪”、“哉”、“矣”、“欤”等。《孙子》中常用的语气词有“乎”、“矣”、“哉”等，这些语气词用在冷峻、理性的格言之中，适当地表达了作者各种情感，例如：“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虚实篇》)“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用间篇》)这是作者在做出细致入微的剖析之后不由自主地发出由衷的感叹。 再看相异的一面。第一，《孙子》格言在哲学思辨方面不及《老子》，但在说理详尽周密方面则明显过之。《孙子》不少篇章就是用格言形式写成的论文。如《九地篇》开头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全篇主要内容：“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下文逐层对“九地”作了细致的论证，具体说明什么是“散地”，什么是“轻地”等等。接下来又对军队在不同处境下应该如何指挥作了说明。《地形篇》、《火攻篇》、《用间篇》也运用了类似的论证方法。第二，《孙子》有些篇章的格言比《老子》更富有气势。这一点，主要得益于排比手法的运用。《老子》格言的排比一般不超过六句，而《孙子》排比的格言远远超越了《老子》的规模。如《行军篇》：“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者，易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诡而强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倚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言人入者，失众也；屡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作者一连用了31个“……者，……也”的判断句式，排比而下，对敌方行军过程中的各种表现作了无微不至的剖析，这种气势在同时代的《老子》中是看不到的。第三，《孙子》格言在句式上不及《老子》整齐。《老子》格言以四字句居多，《孙子》虽然沿用上古《军志》的形式，但并不严格恪守四字句式，而是根据表意的需要，句子可长可短，这使《孙子》格言句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散文化倾向。如《虚实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一节杂用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九字句、十字句，显得参差错落。因其散文化，所以《孙子》格言不像《老子》那样具有韵律。 《孙子》之后，兵家虽然不乏作品，传世的战国兵书有《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鬼谷子》、《六韬》等，但这些兵书都不像《孙子》十三篇那样运用纯正精粹的兵书格言进行创作，散文化是《孙子》以后兵书的大趋向。 四、承前启后之作：《论语》 大约成书于战国前期的《论语》，是继《老子》、《孙子》之后深受上古格言影响的另一部重要散文著作。《论语》共有486章语录，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篇章与格言形式相近。部分原因可能是孔子在发表言论时有意地学习上古哲人的精炼含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子后学对孔子长篇言论作了格言化的加工与改造。② 《论语》中的格言语录高度凝练，语约意丰。例如：“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君子不器。”(《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仁不让于师。”“道不同，不相为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尧曰》)《论语》有些格言语录两两相对，呈现出骈偶化倾向。例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这种骈偶化可以看作是孔门七十子后学对商周史官格言形式的发展。《论语》中某些格言语录呈现散文化倾向。例如：“巧言佞色，鲜矣仁!”(《学而》)“朝闻道，夕死可矣。”(《八佾》)“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诸如此类，还可以举出很多。有意思的是，七十子后学不仅对乃师孔子言论进行格言化改造，而且对他们自己的言论也做了类似处理。《论语》中收录了曾子、有子、子夏、子游等人的若干言论，有些言论也是以格言形式出现的。兹举数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这是子夏的格言。“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这是曾子的格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这是有若的格言。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这是子游的格言。七十子这些格言在风格上与孔子格言相近，可能是出于对孔子的有意模仿。 与《老子》、《孙子》纯粹格言体著作不同，《论语》的格言只是全书之中一小部分，它的绝大多数文章采用的是自《尚书》、《国语》以来记言的“语”体，有些格言蕴含在“语”体散文之中。上古哲人说理，主要采用两种文体，一种是格言，另一种是“语”体。《论语》是这两种文体的汇合。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进入战国以后，诸子百家为探寻治理天下之道而展开激烈的学术争鸣，短小的格言已经无法适应说理、论辩、游说的需要，因此再也难以产生那种纯粹的格言著作。但这并不是说格言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战国诸子百家虽然不再用格言形式说理，但他们吸取了上古格言的用语凝练、形式整齐等成功的经验，力求将文章写得整饬精炼，有些句子还富于节奏和韵律之美，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我们读《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优秀篇章，不难从中体会到上古格言的风采神韵。 注释： ①关于《老子》韵律，参见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这在上博简竹书中可以找到旁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收有一篇《君子为礼》，记载孔子与颜回讨论如何为礼。篇中孔子说：“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而不义，身勿动焉。”这几句与《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中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相近。这应该是孔门七十子后学对孔子言论进行格言化加工的结果。标签：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孔子论文; 论语论文; 读书论文; 虚实篇论文; 国学论文; 九地篇论文; 军争篇论文; 子罕论文; 左传论文;